【本科田野调查】剑川田野日志5：“不会说话”的小女孩：双语教育的困境初探
摘要：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剑川县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环境显得更为复杂。傈僳族的小姑娘在白族社区中的汉语普通话学习，充满了未知与困难。双语教育的困境也在我的参与观察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如何融入、如何教学？每一个问题都在考验着语言学习者与教育者的相互适应，以及整个双语教育政策的施行。政策的指引与现实的教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客观存在的。语言学习者在这一大环境下的适应、融入，值得持续深入观察。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中强调调查者对本地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想要深入了解一个社区的文化建构，语言是敲门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信息获取量以及真实性的关键。语言，对内促进族群认同，对外划分族群界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发掘一个族群文化的钥匙。往往在人们初次相识之际，语言就决定了两个个体之间的文化距离。
今天我再次探访了xx幼儿园，我所关注个体——一个三岁的傈僳族小女孩。她的语言水平受到文化大背景、家庭教育、双语政策以及个人性格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其身上我更能够感知到：语言，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力量。双语教育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只是简单地通过这样一种教育形式达到某种最佳的效果，它更重要的目标是对人文价值观念的追求和肯定。
图1：老师带领她融入班集体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傈僳族女孩，3岁，从小生活于剑川弥沙地区，较为偏远。父母均为傈僳族，她的姐姐曾经也在这个幼儿园上学，据老师描述，性格也是较为内向。她的家庭并不和睦，父母时常闹离婚，对孩子的发展关注极少，妈妈等到孩子3岁，才把她从老家接到县城来，并且母亲有赌博行为。这个小女孩从小大多和爷爷奶奶生活，性格内向，第一次见面据老师介绍她不会说普通话并且也听不懂普通话。
同组同学朗小门批注：
了解了小女孩的家庭背景，我觉得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小女孩的家人在平日对她的语言使用情况，在后文可以看出小女孩其实具备一定的汉语表达能力，或许可以通过对其家人的了解，来认识家庭的语言教育对于儿童的影响以及他们自身的语言使用意愿。
图2：逐渐适应大环境的她不再那么沉默拘束
由于第一次见面只是远远地看过这个小女孩，再加上老师的描述，基本上对她的印象也就是：内向、沉默、不会说话、听不懂普通话。对此，第二次单独去幼儿园我还是有过抵触心理的，因为我觉得她连我说话都听不懂，而且又内向，肯定不会理我。我都已经幻想了多次一个人傻傻地被一群小朋友冷落的尴尬状态。当我今天一大早去到幼儿园想好好表现时，刚开始的情况还是与我所设想的比较吻合，小朋友都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上下打量，窃窃私语，我也为了融入他们主动和他们玩玩具、讲话，虽然经常被嫌弃。可是之后的发展让我有些措手不及，陪着小朋友吃了早点以后，老师开始带她们玩游戏，在这一整个过程中，我逐渐和他们熟络，小朋友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和我玩耍、讲话。由于幼儿园缺乏男幼师，并且我的性格脾气较为温和，小朋友们如“洪水”一般像我涌来，拖、拉、拽，使尽浑身解数让我陪他们。幼儿园的几位女老师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但也有些无可奈何。星期一本来小朋友就比较活跃，我的到来让小朋友们更活跃。能想象十多二十个个小朋友围着你让你陪他们吃饭、睡午觉、玩游戏的场面吗？并且还有些争风吃醋，一言不合就开始哭闹，这一整个相处过程倒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尴尬遇冷，相反，小朋友们过度的热情使我有些受宠若惊，搞得反倒是老师觉得我太辛苦了，有些不好意思，中午还请我吃了外卖。
带队老师批注：
田野调查就是这样，你预想了太多的场景和情境，但当你真正到了现场去，就会发现自己之前的预想与现实之间充满着距离。这就像我们在书斋里按照读书的方式去设想和设计田野调查的经验研究一样，我们费尽脑汁设计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研究计划，但当我们进入田野后，往往会觉得无所适从。
反过来说，能够在田野调查中自觉地去记录和反观自己的这种心理，也是我们田野调查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图3：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课外活动
在与那个小女孩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之前对她的预设是不实的。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时候，我所了解到的她是白族，听得懂一些白语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说。但是在与其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她其实能够听懂一些普通话的，比如老师说的“过来”、“安静”这样的指令。她并不是依据身边同学的反应来进行模仿，而是能够当即做出回应，这表明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受到过汉语普通话的熏陶的，并非我们所想象的以及老师所描述的她从小生活在一个“纯粹”的少数民族语言环境。和我混熟以后，我发现她并不像之前那般羞涩、内向了。她也会试着和我表达一些情感，比如说问她要不要吃饭、睡午觉，她能回答“不要”这样的简单词汇。老师在一旁听到她说话都会显得很惊讶，因为入学一周以来，她是没有说过话的，大家都默认她是不会说话的。都纷纷开玩笑说，她太喜欢我了，我来的这一天是她最开心最活跃的一天，话说的最多的一天。
带队老师批注：
这个预设本来就是非常有问题的。虽然她生活在较为偏远的弥沙，但是她的父母都离开弥沙在外面工作，而且弥沙这个地区本身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地区。电视、手机、报纸等各种样式的媒体在她的生活中应该多少都有，这些媒体，尤其是动画片，是她接触普通话的一个路径（这一点也应该是你做调研时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所以她所处的语言环境一定不是“纯粹的”。
而有意思的在于，我们第一次访谈时，老师们对她来幼儿园之前的语言环境的描述就是这种笼统式的：没有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
暂且不提她到底会不会说话、能不能听懂。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不论是她个人的语言条件限制亦或是性格原因，她不说话已经无形中与班级上的其他小朋友划出一道距离了。在我整个观察过程中不难看出，她也试着融入小朋友们的对话、游戏中，她的眼神中是流露出渴望的，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们基本都自顾自地讲话、玩耍，并没有太多的互助意识。我也试着和其他小朋友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不和她玩呀？得到的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她不会说话。似乎只有会说汉语普通话才是能够融入幼儿园“主流文化圈”的通行证。
可她在和我建立信任关系之后，她是会表达一些简单的想法的，并且表达欲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在幼儿园一个星期她都不愿意和老师和其他同学讲话，而我仅仅半天时间她就能够和我打成一片呢？我回来以后和老师探讨了这个问题，找出了几点原因：第一，由于家庭原因，她和父亲相处的时间要多一些，对男性容易产生依赖，我想这也是为何她一直粘着我的一个原因。第二，我和她的相处包括和其他小朋友的相处并没有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我是深入到他们内部，和他们一块坐在小板凳上吃饭、玩游戏包括睡午觉的。在他们意识中，我并不是一名老师，是不需要敬畏的。可这和我所学到的田野调查方法似乎又有一定的冲突，建立边界就意味着有防备、有表演成分；可是没有边界，又太容易被观察主体影响。包括上次去甸南镇遇到的那一位倾诉欲较强的园长，我对双语教育政策的一些认知也被带入了她的思路。所以如何平衡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距离，也是我这一次田野调查需要学习的一大重点。第三，我发现幼儿园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不会刻意的顾及某一位小孩的，不论听不听得懂，她们是不会穿插少数民族语言的，这也印证了双语教学的一个困境，没有针对性，不管她能不能听懂，老师在课堂上都是会用普通话与其他小朋友交流，她能做的只能是去习惯、去模仿来弄清楚每一句普通话的意思。幼儿园中老师们创造的双语教学模式更像是一种大环境中的学习、模范，而不是像我这样单独地和她聊天，强化普通话的表达。所以她的表现欲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是有差异的。
傈僳族的小女孩在白语社区中学习汉语普通话，本身就充满了曲折，道阻且长，希望她能够尽快适应幼儿园的教学，尽早学会交流与表达。双语教育大框架下的一所幼儿园，其体现出的双语教育模式在我看来是不合格的。但幼师每日的工作量本来就巨大，不能把包袱全丢在学校。教育不仅仅只是学校的责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属于教育的范畴，三者需要达到一个有机的整体还需要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整个白族社会对本民族人文价值的追求与肯定。
同组同学程思泽批注：
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也让我对双语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阅读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之后，我不得不怀疑幼儿园阶段的双语教育困境其实是个伪命题。
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的目的有两点：1.推广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普通话以及统一社会思想文化；2.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语言文化。这就意味着双语教育的本质是正确、规范地学习、使用某种语言，而对处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们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学习社会规范、锻炼生活技能以及启蒙智力发展，至于语言的学习只要能满足日常的生活交流即可。
那么，在幼儿园阶段推行双语教育本就是一项相对次要的工作。从儿童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幼儿园阶段的语言教育是从属于社交准则培训的，所以，其重点在于教授孩子们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效的交流方式，而不是通过语言教育有目的传授文化知识。
就像文章中提到的小女孩，阻碍她融入幼儿园的因素与其说是语言不通，不如说是对陌生社会的交往规范的不熟悉。而与文章作者的互动中建立了有效的交流方式后，她的表达欲望逐渐展现，她开始向作者表露自身的情感，开始说话与欢笑，一如其他所谓的“正常”的孩子。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小女孩的故事本就与双语教育无关，而幼儿园阶段的双语教育也没有困境可言。关于她的教育，幼儿园老师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引导她融入这个小小的社会，至于语言不通，我想反而是次要、表面的。
另外，语言文化的传承更多是潜移默化的，语言文化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像一切有机体一样，一种语言文化或被传承、或走向消亡，都不过是一种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何必担心语言文化的消失呢？这个问题不过是独属于特定的一代的文化精英的，对平民大众而言，生存与生活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在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语言文化确实也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或许也加深了文化精英们无妄的担忧吧。不过，他们中的有些人或许只是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而编造“困境”、散布焦虑罢了。
文字/冯云
图片/冯云
主编：何明
编辑：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