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大会观察（一）：气候变化认识和行动历程

【编者按】今天（2021年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在中国昆明开幕，再过20天，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目标都是支持和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无节制的索取和消耗，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愈演愈烈，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但人类挤占其他物种生存空间、依赖高强度能源资源消耗的发展方式还难以迅速改变。在巩固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能源行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化石能源消费支撑了现代工业文明，但化石能源利用产生的排放又带来了负面影响；加大非化石能源利用是发展方向，但非化石能源自身还难以承载人们的所有期望。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到能源供应安全、可靠、高效、灵活、经济、清洁和低碳等多重目标的平衡，就是能源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近期出现的拉闸限电、煤炭短缺、油气价格上涨等情况告诉我们，能源转型发展任重道远。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2020年9月对外宣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掀起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新高潮，也引发了一些过激行为。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本系列文章将回顾过去、观察现在和展望未来，希望对国际和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和格局有更多认识和了解，更好地参与国际气候事务，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联合国气候大会观察（一）

气候变化认识和行动历程

文 | 白 俊

气候通常是指包括空气、雨水、光照和风力等大气物理特征在30年及以上更长时期的平均状态，气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气候变化是指这种长期平均状态出现改变，进而对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造成影响。从地球漫长历史来看，气候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太阳辐射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等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也会引起气候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专门将气候变化限定为“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一、气候变化认识过程

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 将地球描述为一个温室，如果没有大气，地球会冷很多。美国科学家富特（Eunice Foote）发现二氧化碳和水蒸汽使得空气在阳光下变暖，她的研究成果1856年在一个会议上公开。1859年，英国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测试分析温室效应的原因发现，氮气和氧气作为大气的主要成分，并不会阻止热量散发；但是二氧化碳、臭氧和水蒸汽等其他三种少量成分会影响热量散发，并猜测这些气体数量下降会带来地球降温。1896年，瑞典化学家阿里纽斯 （Svante Arrhenius）首次通过量化测试分析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地球表面温度的影响。他指出人类燃烧煤炭产生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最终会对大气产生影响，可能导致地球变暖。

1938年，英国煤炭工程师卡伦德（George Callendar）通过汇总分析已有的二氧化碳和温度数据，发现二者都在上升，美国和北大西洋地区自工业革命后已经明显变暖。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意味着冰河期的回归将会被无限期推迟。1958年3月，美国科学家基林（Charles Keeling）开始在夏威夷莫纳罗亚山进行每日二氧化碳浓度实测，首次测量浓度为313ppm（该实测指标在2013年5月9日首次达到400ppm，2021年5月的实测值平均已达到419ppm）。1966年，从格陵兰岛钻取的冰芯展示出过去8200年积雪状况，使得科学家首次能够据此初步重现古代气候变化（1985年从南极冰盖钻取的冰芯可以把二氧化碳和气温的协同起伏变化追溯到15万年前）。二战后，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气溶胶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太阳光散射随之增加，大气温度曾出现下降。二十世纪70年代初还一度出现了对气候变冷的担心。但随着空气污染的控制和气溶胶排放减少，大气温度再次上升。

计算机用于模拟分析和预测大气系统的变化从60年代已经开始，随着70年代后电脑计算能力快速提高，气候模型也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分析预测能力也逐步改进。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的一个专项研究工作组发表了《二氧化碳与气候：一个科学评估》的报告，该报告主要依据利用三维大气环流模型所做的5个预测，认为如果21世纪上半叶某个时候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工业革命前的两倍，地球可能会变暖3摄氏度（存在正负1.5度的误差）。依据的这5个预测里面有3个来自当时美国国家大气和海洋管理局下属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和其同事的研究成果（2021年10月5日，真锅淑郎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气象学研究所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因“对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可变性和可靠地预测全球变暖”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发现了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无序和涨落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帕里西（Giorgio Parisi）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1985年，来自29国的气候专家在奥地利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考虑达成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性协议。

随着近年来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观察、分析和预测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过量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温升已经造成陆地冰川和北极海冰融化、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消失，以及包括干旱、洪涝、火灾、热浪、极寒、暴风雨雪等各种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增加等多方面问题。这不仅造成经济损失甚至人身伤亡，也可能导致全球或局部区域宜居性变差或不再宜居，甚至造成国家或地区生存资源争夺风险加大、暴力和战争风险上升的可能。

科学界也对气候及其他人类生存环境条件恶化发出预警，并提高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认识。1992年11月，包括10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71个国家1700多名科学家联署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正在走向和自然界冲突的道路上，人类活动和无节制的人口增长对环境和关键资源造成了剧烈并且经常是不可逆的损害，使得大气、水资源、海洋、土壤、森林和物种等环境因素都遭受了沉重压力。呼吁要把对待地球和生命的方式做出重大改变，以避免巨大的人类灾难。

2017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瑞珀（William J. Ripple）等人发出“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第二次通知”，得到全球184个国家15,364科研界人士联署。这个通知指出，距上次警告过去了25年，除了稳定大气臭氧层外，其他预见的问题都没有取得足够进展，很多甚至是在恶化。化石燃料燃烧、森林退化和农业生产等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由此引发的潜在气候变化灾难尤其让人不安。2019年，瑞珀等人发起“世界科学家关于气候应急状态的警告”，得到全球153个国家11,000多名科研人士响应。他们在2021年7月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关于气候应急状态的警告2021”中指出，2019年以来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前所未有地增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面我们正接近或越过了地球系统关键组成部分的临界点，他们追踪的31项指标中有18项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或低点。

2021年9月5日，包括《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英国医学杂志》等在内的全球230多家医学专业刊物联合发表社论，呼吁采取紧急行动限制全球气温上升，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健康。

当然，气候变化涉及地球整个气候系统的运动规律，以及和人类各种活动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相对于个人生命而言又是一个长时间变量，因此气候变化与个人直观的感受和认知会存在差异和脱节。对气候变化的量化分析还有很多局限和不确定之处，远远超过单一学科、局部小范围和短时期相对可控因素的科学研究探索，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给出更可靠、更确凿的答案，因此对气候变化科学性一直存在怀疑甚至否定的声音。

二、气候变化应对的全球协调行动

气候问题具有全球性，需要全球性权威机构牵头组织协调和应对。受当时现实经济发展工作重心要求的影响，以及对气候变化规律及影响认识不足的限制，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性组织，在1945年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并不特别关注环境和气候问题。1968年5月29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首次将环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决定举办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1972年6月5日至16日，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也称为首次地球峰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确立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原则，提出了行动计划建议，并正式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会后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会议同时首次提出气候变化问题，提醒各国政府注意可能导致气候变化的活动，并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可能性和程度。

随着斯德哥尔摩会议宣言的实施及气候科学研究的进展，在接下来的20年里，对大气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和认识逐步增加，行动逐渐增多。1979年，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主持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与会人士呼吁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和利用人类现有的气候知识，充实和丰富深化这种知识，预见和预防气候中对人类可能不利的潜在人为变化，科学家在会上警告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推动下，1985年3月《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获得通过，提出了臭氧层保护的一般性规定。1987年通过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对《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补充和贯彻落实，提出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做出具体限制，要求缔约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淘汰消耗臭氧层的近百种化学品物质的生产和进口；要求缔约方每年要报告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进出口情况，禁止与非缔约方开展这些产品的贸易，同时设立执行委员会跟踪和评估执行效果。《蒙特利尔议定书》还对发展中国家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给予宽限期，并设立多边基金进行支持。《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成功实施为后来的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有益参考（2016年10月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28次会议上，各国达成了逐步淘汰氢氟碳化合物的《基加利修正案》）。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各国科研人士定期总结、分析和评估气候科学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各国气候政策决策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参考。这一决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发布，认为人类活动正在显著地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已经造成过去一百年升温0.3-0.6摄氏度，并将导致2025年升温1度及2100年升温3度。1991年，联合国就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了多边国际谈判。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里约地球峰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21世纪行动议程》和《关于森林管理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重要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在保护气候系统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并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1995年，IPCC发布了第二次评估报告，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达成打下了重要基础。2001年发布的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适应与减缓议题谈判的依据。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支持了“巴厘行动计划”的出台。2014年完成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提供了主要的科学支撑。2021年8月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部分，全部报告预计2022年9月完成。

三、新冠疫情拖累COP26气候大会举办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年度缔约方大会（COP）1995年3月在德国柏林首次召开以来，已经连续举行了25次。《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两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重要里程碑就分别是在1997年第3次大会（COP3）和2015年第21次大会（COP21）上达成的。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原计划2020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推迟到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12日。目前全球新冠疫情尚未稳定可控，代表130多个国家超过1500家民间组织的气候行动网络（CAN）2021年9月7日表示，鉴于疫苗分配不公、交通和住宿成本上涨等原因，很多贫穷国家政府代表和民间人士事实上将被排除现场参会的可能，这将影响会议的代表性和结果的公正性，因而呼吁再次推迟COP26大会。COP26主办方英国则认为，会议已经被推迟了一年，气候变化形势逼人，不容再等，并表示将为注册参会代表提供必要的防疫协助。

COP26之所以被看重，主要在于《巴黎协定》达成已经过去了5年，到了开始实施、报告或更新各国贡献的时候。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各缔约方最晚2020年需要通报或更新为实现《巴黎协定》而自主确定的努力目标和实施进展，即国家自主贡献（NDC）。这项工作也因为新冠疫情延长至2021年。与此同时，各方面的研究分析都表明目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巴黎协定》目标之间的差距遥远，而气候变化的风险却在不断增加，多方都希望COP26能成为一个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雄心和行动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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