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称，从2019年到2022年上半年，美国个体经营者在总就业人群中的份额增长了4%，人数增加了60万人，其中女性成为新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大约是男性的两倍。从表面上看，自雇工作时间自由、地点不限，似乎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好处，包括员工在疫情时代最渴求的灵活性。然而，数据背后还有一个黑暗的现实。对于一些女性来说，离开传统工作岗位，似乎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决定。在新冠疫情之后和持续的儿童保育危机中，女性，尤其是母亲，不得不进行自主创业。阿马卡·纳马尼博士很喜欢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好时市担任儿科医生的工作。她将其描认为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38 岁的纳马尼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分别是8岁和6岁。当新冠疫情爆发时，她还怀上了第三个孩子。2020年夏天，她的小儿子出生了。她不得不在进行产后恢复的同时，照顾在家上学的孩子，这让她深受打击。“我们无法获得太多帮助。”她说。到10月，纳马尼和她的丈夫都重返了工作岗位。由于在疫情期间无法找到托儿中心，这对夫妇在没有找到人定期照顾孩子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很快，纳马尼说：“这对我来说负担太重。我还是很爱我的病人和我的同事，但我难以坚持。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后，我递交了辞呈。”如今，纳马尼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她担任顾问、母乳喂养教育家和作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她加入了离开传统工作岗位的人的行列。
根据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自由职业者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增长人数最多的人群是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以及和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员工。当然，创业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好处，包括员工在疫情时代最渴求的灵活性。然而，数据背后还有一个黑暗的现实。对于像纳马尼这样的女性来说，离开传统工作岗位，似乎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决定。在新冠疫情之后和持续的儿童保育危机中，女性，尤其是母亲，不得不进行自主创业。据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称，从2019年到2022年上半年，美国个体经营者在总就业人群中的份额增长了4%，人数增加了60万人，女性成为新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大约是男性的两倍。美国堪萨斯大学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米斯蒂·赫格内斯说，比例飙升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选择“重塑自我”，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对母亲来说，即使在远程工作，当你的孩子还在家里的时候，也难以集中精神去负担。”赫格内斯补充说，对更大灵活性的需求使得自雇职业尤其受到妈妈们的欢迎。“有些妈妈因为要兼顾这一切而筋疲力尽，但她们仍想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于是她们决定通过自雇职业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成为自己的老板，来找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赫格内斯说，这种对更好工作环境的追求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让数百万美国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原因。她认为，有些人离开只是因为她们可以离开。“当这一切压力都压在她们头上时，她们要么有足够的资源和储蓄，要么配偶的收入足够高，才能够退出工作市场，去照顾孩子。”赫格内斯说：“这就像受约束的选择。很多母亲无法停止工作。他们的收入对于家庭来说至关重要。”参与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的经济学家朱莉·蔡表示，女性转向自雇工作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她们是否有小学适龄的孩子。蔡说：“数据显示，家里有6岁以下孩子的父母更有可能成为个体经营者。”在收入较低的女性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中，尤其如此。正如她解释的那样，在新冠疫情期间，低薪工人最难保住职位，因为这些工作最不可预测。“其中，一些小时工的工作时间非常不稳定。雇主可能会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要求他们挤出更多的工作时间，或削减他们。”
蔡补充说，种族差异也在起作用。“在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非白人女性在新冠疫情期间工作时间更有可能不稳定。”事实上，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显示，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自雇率总增幅最大的人群是有色女性。蔡说，她们成为做出这种转变的最大群体是有道理的，因为有色人种女性的工作相对难以预测。不稳定的工作时间让家长寻找托儿服务变得特别困难，这是这些女性离开的主要原因。赫格内斯也同意：“这个国家有很多女性首当其冲受到这种就业障碍的影响，她们正在尽其所能，围绕自己的职业做出选择，以试图应对她们家人面临的这场危机。”当纳马尼在2020年生下了小儿子。在当年年底，她第一次重返工作岗位时，她和她的丈夫试图拼凑出一个时间表，让他们俩都可以在没有托儿服务的情况下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但由于新冠肺炎的封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丈夫从下午3点开始轮班工作，到晚上11点。在我下班回家之前，我的邻居会看孩子一两个小时。这一切都非常疯狂，而且压力很大。”最终，缺乏托儿服务让纳马尼处于边缘，她最终决定辞职。她并不是一个人。托儿行业持续的劳工危机，使许多家庭在工作时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合适的照顾人选。
赫格内斯说：“育儿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托儿服务非常昂贵，而且在美国很多地方，托儿服务非常有限，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有时候，在婴儿出生之前，人们就要在日托中心的候补名单上排队。”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超过51%的人生活在“儿童保育沙漠”中，美国进步中心将其定义为人口普查区，那里的儿童数量是日托中心的三倍多。而且，美国大约有638万依赖托儿服务的父母。其中，2020年的数据显示，57%的父母每年支付的托尔金额超过了一万美元。托儿中心长期人手不足，这加剧了想要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妈妈们的问题。即使随着新冠疫情的消退，托儿中心的消费依然高昂，并且未能回到疫情前的局面。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2月至2022年9月期间，该行业失去了 10万多个工作岗位。很多员工流失到了零售和其他服务职位，在那些行业，许多公司提供高时薪和奖金。
尽管如此，一些妈妈仍然在寻找自雇职业的一线希望。纳马尼说，她能够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并继续用母乳喂养她最小的孩子。为了获取收入，她成立了一家围绕母乳喂养教育的公司。她还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医院系统提供咨询，最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该主题的儿童读物。这位前儿科医生说：“我确实很想念在办公室看到自己的病人的日子。我很喜欢现在时间的灵活性和我拥有的自由。但我也很想念我与病人的关系。”然而，赫格内斯说，这种灵活性也可能存在潜在的缺点。“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这样的职业，可以灵活地选择工作的时间和方式。但不利的一面是，有时我们会引导人们从事使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作。”她解释说，自雇人士无法拥有医疗保险或退休储蓄计划，这两项福利主要由美国的全职工作公司提供的。“成为一家成熟公司的员工会带来很多好处。”她说。她补充说，单打独斗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漏洞。自雇人士的收入中位数比为雇主工作的人低6000多美元，而初始投资和创业成本意味着自雇收入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增加起来。纳马尼感受到了这些差异。“其实非常怀念稳定的收入和安全感。我在家里收入较高，所以这对我们的家庭财务情况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不得不做出很多调整，我们要搁置为孩子们的大学基金和股票制定的预算。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总体而言，蔡说，防止女性转向非自愿自雇工作的最简单解决方案，就是雇主让她们拥有更加稳定的工作时间和稳定的儿童保育计划。她补充说，这对于收入较低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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