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性的媒介考古学：沃尔夫冈·恩斯特的物质主义媒介图解（下）｜ 尤西·帕里卡

作者｜尤西·帕里卡

翻译｜Mia

校对｜灰狼

操作性的媒介考古学

沃尔夫冈·恩斯特的物质主义媒介图解

时间先决的媒介图解

新一代的德国媒介理论家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一直追随基特勒、尼科拉斯·卢曼、沃尔夫冈·哈根、约臣·霍里施、诺伯特·波尔茨、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等人，他们的理论构想已经转向了质疑媒介先验（a priori of media）的历史性方法。如伊娃·霍恩（2008：9）所述，这与早期文化理论中忽视技术有关，也与文化理论转变为针对诸如“感觉”、“意义”、“解释”和“美”等人文概念的特定历史批评模式有关，它由此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之间构造出新的跨学科领域。正如霍恩指出的，虽然这类学者可能对“媒介是什么”缺乏清晰的认识，但是我认为这种“运动”（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并忽略其异质性）将广播媒介、数字媒介等规范化媒介研究清单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媒介行为过程中。霍恩对此表示赞同，并以“德国媒介理论”的名义，探讨了各种企业的流程性（processual nature）。伊娃·霍恩（2008：8）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这种构成的人类经验、文化实践、知识形式基础的异质性结构，就是“文化先验”（medial a priori）。将媒介视作过程和事件，观察它们的效果而非它们的技术形式或者意识形态内容，也同样意味着其分析框架的扩展，这变成了某种特定的质疑方式，而非其本身的一门学科。对媒介来说，或许这一反本体论的方法、一种从分析领域到任何媒介化过程的彻底开放，比任何试图证明“媒介是什么”的尝试都更富有成效，并且更有理论上的挑战性。

在我看来，这种转向本身并不反对本体论，即使它并未选定一个被学科和机构实体所认可的媒介定义。相反，这一工作的过程性导致了一系列本体论质疑，如“媒介是什么？” （参见蒙克和罗斯勒，2008）、更为激进的“媒介曾经是什么？”（皮亚斯，2011），以及关于技术媒介条件物质性的本体论说明。

目前仍然活跃且具备影响力的“1980年代初世代”的历史焦点，于最近通往更进一步的媒介考古学转向，正如我通过恩斯特的作品所概括的一样。此外像克劳斯·皮亚斯（2009）和科妮莉亚·维斯曼（2008）等作家（这里仅举两例）在重新思考媒介以及档案和时间性方面都开始具备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恩斯特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坚持媒介考古学的“时间先决性”概念，这一概念给媒介学者们提出了一种非常讲求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微观时间研究议程。的确，这种基于实践的方向试图回答这一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具体研究微观时间性”——而微观时间性仍然是一个晦涩难懂的概念。

对恩斯特而言，所谓的“操作性图解”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理解媒介研究对象的方式，以及这些对象进入“行动中的物质性”理论的方式。操作性图解是数学被整合到我们技术媒介机器中（因此也是现实世界中）的层次。恩斯特的媒介考古学将图表（diagram）而非故事、叙事、影像等作为一种技术媒介文化分析的起点：图表应该在高度技术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信息模式、电路和连接的可视化，这让我们能够明白如此复杂的机器是如何工作的。实际上，这是对他媒介考古学思想理论（属于洪堡大学媒介研究所的一部分）的一种补充。对作为福柯读者的恩斯特而言，档案并不是一个隐喻，他曾经对前东德的具体历史/文化深感兴趣，但档案的中心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也无法被过分强调。

旧媒介的媒介考古学收藏与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1990年代称之为 “死媒介”（dead media）的东西截然不同——后者是对已逝的、被遗忘的以及功能失调媒介的收藏。与这种列出过往媒介档案的索引式收藏不同，恩斯特的项目认为媒介技术的媒介考古学“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远不止于描述性和索引性。相反，它需要以其物质化的“过程性”来应对媒介技术——即只有起作用时，逻辑性和物质性的基本结构才是媒介技术化的。媒介考古学家的任务不再是成为文本阐释者或历史学家，而是成为能够对电路进行布线和图解的工程师和专家，这与博物馆展示技术之间的差异便显而易见了。在此我们通过福柯理解了“纪念碑性”：考古学关注痕迹的纪念碑性，它不涉及任何潜在的隐藏信息或意义，而是被视作一种方法论；所有一切都可以被看见、被呈现，而考古学家必须专注于那里存在的实际铭文（参见福柯，2002：122，125；德勒兹，1988：15）。

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k）在一篇有关媒介考古学的极具洞察力的论述中指出，“在场”（presence）的概念不但没将胡塔莫等人代表的英美媒介考古学与恩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媒介考古学区分开来，而且将它们关联到一个通用的认识论框架中。两者都对索布切克（2011：324）所说的“将转喻性和物质性的碎片或痕迹从过去转移/中继到‘此时此地’”感兴趣，这准确反映了恩斯特所强调的具备一定跨历史性（transhistoricality）的操作机器的方式。的确，作为一个较为随意的注释，几位媒介考古学家对个人收藏的热情似乎表明了这种对物质机器挖掘之重要性的坚持，但对恩斯特来说，这较少涉及外部设计特征及相关界面用途，而更多涉及媒介的内部工作。

媒介研究所（柏林）的媒介考古学储藏室，在此旧机器被接收、维修和重新投入操作。从俄国潜艇采用的老式低频无线电设备到震荡器和光学媒介，所有这些物品的特征在于它们的操作性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元数据或设计价值而被收藏。

操作性媒介的档案包括20世纪的各种媒介技术，从无线电接收机到示波器、电视和计算机，所有这些技术的特征在于它们实际上是操作性的。只有在它们启动时间关联的那一刻，媒介才是鲜活的并在跨历史关联时间的意义上成为考古学的。这类设备的重要性绝不在于怀旧，而是由于它们具有保留时间（time-preserving）和将其进行重新关联的性质，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在和过去，以及它们与旧媒介设备的复杂纠缠。

一个建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时期的广播站（即著名的Volksempfanger[人民接收机]，因其用来播放政宣演讲而臭名昭著）在今天工作时仍能接收广播节目，因为广播媒介稳定的技术基础设施仍在运转。这一装置的功能不存在现在和过去的“历史性”差异（在模拟的无线电信号被数字传输完全取代之前，这种差异不会出现）；相反，在历史上明显被区分的时代之间，存在一种媒介考古学的短路/捷径（恩斯特，2011：240）。

纳粹德国的“人民接收机”（右上角）

有趣的是，在这种媒介研究模式下，档案成为了中心节点（central node）。媒介依靠它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相互传递的方式成为档案本身，这些档案需要被视为技术媒介装置，在此文化记忆会变成技术记忆。对考古学的凝视来说，诸如留声机、摄影和其他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媒介能够记录且传递远远超过人类的象征意义。恩斯特似乎是从基特勒对噪音所定义的技术媒介的理解中采纳了这一点，即噪音看似无法融入意义建构的人类世界，但都被留声机精准记录了下来；与话语表达一样，来自喉咙和身体的噪音以忠于真实世界的姿态附着在留声板上（基特勒，1999：16）。

恩斯特将技术媒介的这一特征作为方法论上的指导。留声机和其他类似媒介所承载的语义与它们作为噪音和刮擦等原始现象所承载的声音一样多、与任何人在留声机上发声的意义一样多。恩斯特指出，正是在这种麦克卢汉式关注的层面上，媒介考古学的工作首先是像聆听信息一样去聆听噪音，像关注介于人类和技术之间的媒介布线那样关注作为介于现在-过去之间的星丛（constellation）的媒介。对恩斯特而言，任何媒介分析都应该减少对媒介内容的关注，而应更多关注信号的数学统计性存在——这一信号本身无法从解释学意义上区别消息和噪音。“白噪音并非意味着无意义，而是信息持续流动中不间断的粒子流。”（恩斯特，2002：629）。因此，在科学设备上所记录的东西——脉动、磁场、波等场域是人文学科方法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意义之外存在一种无意义的体制，它通常仅被忽略为“纯技术之物”或噪音，它本身就在技术媒介时代对人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

爱迪生及其留声机

此外，它指向了这个媒介考古学品牌的微观时间层面，这似乎是柏林媒介考古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数据处理（同步）操作性中的微观时间取代了‘历史’档案的传统宏观时间（由历史话语的语义控制）——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量化’。因此，我们与过去和现在的关联成为了真正的‘档案’”（恩斯特，2011：251）。换句话说，对档案和考古学的关注变成一种对当代媒介进行分析和设计的模式，以此它们引导并与文化生活模式保持同步。

媒介考古学的核心不是历史，而是前面提及的福柯式的“让档案学家成为工程师”的冷凝视，也就是说他既挖掘历史物料，又对围绕他的技术层级现实感兴趣。奇怪的是，恩斯特建议将历史学家兰克的客观主义冷凝视方法论与福柯的谱系学方法相结合，而后者的理论实际上是兰克的新历史主义与新文化历史批评的关键支柱。在恩斯特那里，这一悖论仍然悬而未决，虽然他通过纪念碑式历史（monumental history）以及福柯的实证主义观点来强调福柯（他本人在其《知识考古学》[2002：14]中通过提及他的“实证主义”兴趣在于积累[accumulations]而非起源[origin]时所暗示的那样）的做法可能会是一种探寻出有趣且微妙联系的方式。

当恩斯特阐述包含媒介艺术和激进实践在内（诸如硬件黑客、电路扰动和其他开放技术等）的媒介考古学实践时，关于分层和积累的观点、以及非线性和非连续时间性的观点就变得越发清晰。如恩斯特所解释，媒介考古学是过程性的（processual），它关注规划我们生活的“时间先决性”过程。这意味着媒介考古学不仅挖掘过去，而且能够致力于艺术/黑客方式的开放技术。恩斯特媒介考古艺术的实例较少涉及艺术家使用历史材料的工作，而较多关注硬件黑客、开放软件以及电路扰动。对恩斯特（2009）来说，这类工作的范本是由马丁·豪斯（Martin Howse）所运营的微型研究实验室（Micro Research Lab）。

对这样的实验室来说，在我们物理环境中对技术媒介基本结构之层级存在的挖掘被视为一种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的隐藏语言。嵌入在对硬件和电磁学的物质主义媒介理论思考中，微型研究实验室的项目研究了高科技媒介世界中涉及知觉和感觉的技术世界，当然也通常是短暂的世界。从以计算机显示器与键盘进行的实验到扩展硬件的任务都可以被视为在越来越封闭的电子世界中具备政治性的重要性。除了在计算机内存中创建自主区域外，其他的项目还研究了无形痕迹的物质性概念，比如作为高科技文化象征的电磁学（Island2-software project）。

微型研究实验室的岛屿2-软件项目

总体上看，这些实践项目通过图表描述了恩斯特要表达的意义。福柯早已对它产生了兴趣，这种图表变成了和技术媒介的认识论相关的人文学科分析以及能够理解和修补操作性的工程学之间的交叉点。换句话说，这一图表对他来说是理解同时基于逻辑和“行动中的数学”（即工程学）的技术文化的完美持握点（gripping point）。图表作为技术媒介设备的中心构形（central figure），既是引导机器过程的电路索引映射，又是一种挖掘时间性（新的记忆体制）如何在这种微观层面被电路化的方法。图表显示了机器的工作方式，但这也是通过机器图表了解社会运作的一种方式。然后，图表也是一种操作性部署（dispositif），它不仅与福柯关于权力如何以图表、非话语以及其他多种形式分布于社会中的观点有关（参见德勒兹，1988：34-5），也同样与图表的技术定义——即一种以结构方式直观理解信号流的方式有关。图表在这两种科学使用中的理解，尤其是作为“工程图”（engineering diagrams）提供了一种对“蓝图”（该蓝图为我们提供文化内容）的挖掘方式。福柯关于档案的概念已经强调了它并非作为一个“陈述之尘”（dust of statements）的集合（福柯，2002：146），而是作为“陈述之物”（statement-things）功能的系统。恩斯特将此概念作为了自己媒介考古学的核心。

尽管存在明显差异，恩斯特在此仍然接近对福柯的德勒兹式解读，以及德勒兹的抽象机器概念。图表不是一种结构，而是其操作性从这种稳定性转向了展开的过程。因此，在提到圭里诺·马佐拉（Guerino Mazzola）的《音乐中美的真理》（La Véritè du Beau dans la Musique）时，恩斯特认为图表不是插入到机器中的东西，而是它实际上生成了机器。图表是能表示在时间轴上的一种生成性的、积极的以及关联性的力量（恩斯特，2009）。

对恩斯特来说，正是在其他争论中被称为“权力/知识”的东西，通过嵌入具体机器中的微观时间图表及其处理和同步时间性过程的能力而得以传播。图表不仅是对发生之事的再现，而且是在技术环境中执行时间先决性过程的操作性工具。福柯谈到过权力流动以及通过这一流动构成权力主体的问题（福柯，2001：180-184），恩斯特所挪用的福柯观点就成了通过作为技术媒介核心的信号处理而传播的问题。打开放在你桌上的、口袋里的或客厅中的媒介技术设备，你发现的就是一块电路板，该电路板可以被可视化为联结各个技术组件的图表，这可以发生在媒介技术的特殊部分，也可以通过它通向外部连接（如无线技术，参见麦肯兹，2010）和社会关系的方式而实现。

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对档案的宏观时间和空间理解是如何转变成一种认识论-工程学的观点——即一种作为时间存档（archiving-as-temporal）的调制机器的观点。换句话说，通过实践的以及以机器为中心的方法，两个关于图解档案的构成性概念出现了：

1.档案馆作为收集和设计技术媒介的中央场所；是与实验室或教室相似的学习地点。它指的是媒介研究挪用记忆部位来挖掘当代媒介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恩斯特作为一个传统的历史学家的背景变得清晰可见，虽然像档案馆这样的地方在这种意义上具备特殊的跨学科性并致力于科学-人文学科间的合作。

2.档案不仅指宏观时间的电路和空间档案。相反，档案可以被理解为机器的图解，它们将社会和文化功能不断运用到算法环境中。媒介研究也应该对微观时间档案——也就是那些嵌入到媒介时间先决性过程中的档案感兴趣，这意味着要结合“间隔”、“时间结构”、“实时”、“算法”以及其他处在媒介研究核心的时间先决性概念（参见沃尔玛，2009）。

然而，对图表的强调以及将黑客/电路扰动的方法论结合到微观时间媒介考古学中的潜力中所缺乏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或者至少是缺乏一种与后者的明确联系。尽管雷福德·古恩斯（Raiford Guins）等作家最近已经能够将一些类似的认识论思考扩展到对当代数字文化及其封闭装置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分析中，但恩斯特的计划并未包括这一维度，它仍然只是一种隐含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媒介考古学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从来不会太过强大，即使它很早就将自身定位为围绕“新媒体文化”炒作的新逻辑（在这种背景下显而易见）的抵抗力量。但是，人们可能会认为“技术-数学”认识论的一部分和冷凝视在希望远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混乱世界的意义上来说仍然是过于冷酷的。[3]它非但没有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一系列认识论方面的思考——这些思考能够试图将技术的非人性构成与社会和政治条件联系起来，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与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文化观念相提并论的危险。确实，我想指出的是尽管它在将媒介考古学从历史方法扩展到当代技术媒介的操作性分析而言有巨大的前景，但它仍然需要更紧密地关联到更为广阔的网络——即媒介的技术-数学在其中产生的网络。

接下来，我想指出为何时间先决性媒介、档案和时间物质性的发展既是德国媒介理论近期发展的特点，又是将其与新媒介研究的某些英美趋势联系起来的主题。新出现的联系和共鸣式的研究议程所表明的是，尽管已经将自己确立为一个德国品牌且几乎像是一种输出物（参见温斯洛普-扬，2006），但最近的媒介考古学方向必须考虑都这一点，即媒介理论的当前一代人都强调有关物质性、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相似主题。

软件，平台与鉴定学的挖掘

过去几年中，几种媒介考古学理论都具有强烈的德国风格。通常这意味着将基特勒的话语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点，并且发展出对现代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媒介物质主义观点。在成熟的媒介考古学方面，我们可以轻松地将沃尔特·本雅明的挖掘工作扩展到现代性的瓦砾中并详细阐述一种文化分析的档案模式，也可以将其扩展到阿比·瓦尔堡基于图像的视觉文化思考中，或者扩展到20世纪初影像学（Bildwissenschaft）的诞生（布里德坎普，2003）。然而，在此我想将自己局限在这种特定的非法兰克福学派（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1980年代出现的德国媒介理论的非解释学模式中，后者仍然在继续阐明媒介理论和媒介考古学的新观点。

恩斯特对基特勒早期作品的发展更为清晰地阐明了媒介考古学的概念。虽然基特勒本人拒绝承认自己与媒介考古学的归属关系（阿米蒂奇，2006：32-33），但恩斯特强调德国媒介理论和媒介考古学的独特特征的方式显然是这种“学派”思想独特性的延续。然而这里强调的与英美派文化研究的区别并不像早期的基特勒vs威廉姆斯或基特勒vs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那样简单。尽管有时候恩斯特对机器作为时间中继器的关注与文化研究对待技术的方法（希望将对事物和装置的分析转移到它们在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上）明显是互相抵触的，但是这两种媒介考古学的方法似乎都依赖福柯作为其主要推力和参考。套用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不能保证媒介考古学能发展出类似的方法对技术进行文化分析。然而最近的发展，尤其是有关软件研究、平台研究和媒介取证学的发展，似乎都来自至少部分相似的知识领域，并且发展出与恩斯特的媒介考古学相去不远的工具箱和方法论，并且提供了这样的方法——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媒介考古学带入新对话的桥梁。

一个简短的调查实际上揭示了数字文化中的过程性、物质性以及物质铭写过程的细读等主题如何在英美派研究议程中也至关重要。对于像诺亚·沃德里普-弗鲁因（Noah Wardrip-Fruin）这样借鉴了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弗鲁因, 2011）的作家来说，过程密集性的观点延伸到了他实际上援引的一个绝对恩斯特式术语“操作性逻辑”（operational logics，弗鲁因，2009，xi），这一逻辑关注的不仅仅是源代码。相反，它所提供的是一个更为动态的、不论在写作还是设计方面都具有表现力的软件概念。沃德里普-弗鲁因写道：

就像打开1970年代的手表后盖时，我们可能会看到独特的瑞士机械或日本石英装配一样，计算过程的形状也很与众不同——并且与历史学、经济学和思想流派相联系。此外，由于数字媒介过程通常涉及比计时（timekeeping）更为复杂的主题（例如人类语言和动机），因此它们可以被视为这些主题的“操作性的”模式，通过其形状和工作来表达立场（沃德里普-弗鲁因，2009：4）。

沃德里普-弗鲁因

换句话说，数字文化及其装配的表现力并不仅受限于人类权限，还受限于获得半自主代理的各种设计解决方案。从方法论上来看，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在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的表面之下进行挖掘，而且描绘了不同层级的表达和过程之间的连接关系（参见富勒，2005）。正如沃德里普-弗鲁因所解释的那样（2009：13-14，17），这种“操作性逻辑”侧重于数字系统“做”（doing）的方面而非存在（being）的方面，这强调了时间先决性的一种活跃性和动态感。

对于数字系统物质性的热情也扩展到了平台。芒福特和伯格斯特（2009）的方法与媒介考古学确实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强调用户、界面、形式和功能以及代码分层的抽象层面。的确，与沃德里普-弗鲁因准备将数字系统的重点从代码本质论扩展到跨越用户和机器之间的操作性一样，平台方法也将重点放在计算机体系结构上，将其作为测绘数字文化独特性的必要图解。有趣的是，对平台的关注不仅在挖掘抽象（即图表）的意义上是考古学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协调各种级别的组件，而且在平台的历史形式方面也是考古学的。由于将重点放在雅达利视频计算机系统（Atari Video Computer System）并着眼于1977年到1983年计算机游戏文化和装置的早期阶段，麻省理工学院系列的第一项研究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将其自身纳入到档案和历史中。

雅达利2600

档案既是开辟技术媒介的抽象层级的模式，又是对历史形式的重点关注，这种双重意义在马修·基尔申鲍姆的《机制：新媒介与鉴定学的想象力》（2008）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虽然不能再次细致描绘出趋同点和分歧点，但这里足以说明基尔申鲍姆在仔细阅读存储机制（尤其侧重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术）的过程中如何指出媒介和文学研究类似的认识论挑战。在基尔申鲍姆所谓的被忽视的兴趣领域中，他援引了肯尼斯·蒂博杜（Kenneth Thibodeau）对数字对象的三重特征描述，即物理的、逻辑的和概念的。因为避开了常常能在第三种特征（概念）中找到的新媒体研究兴趣，并转向物理和逻辑，基尔申鲍姆能够开启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层级之间的相互作用。针对尸体的司法鉴定并没有以讲故事的索引性或历史方式来处理死媒介，而是与媒介考古学一样关注计算机技术的动态（如仔细阅读硬盘以运动为中心的工作原理）物质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话语非物质性只是精心设计的一种功能，而这种精心设计会将这种效果嵌入其中（基尔申鲍姆，2008：137）。

结论

在初步实现融合研究议程后，更需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描绘这种新兴研究与媒介考古学之间的联系，以帮助其发展成一套物质方法论，其次是描绘这种研究与德国媒介研究新方向（如沃尔夫冈·恩斯特）的联系。尽管德国媒介理论与英美派文化研究之间始终存在修辞上的分歧，并且批评其对阶级、文化和社会建构以及再现性思想的重视，但正如基特勒一开始所说的那样，近期传导媒介研究的模式已经在1980-1990年代被充分采纳，这意味着要认真对待媒介网络的物质性。就与美国的联系而言，一个可能的连接点可能处在美国主导的文化研究的文本取向与德国媒介理论视角（尤其是基特勒）的文献学背景之间（温斯洛普-扬，2006：88）。随着像基特勒这样的“文学学者转型的媒介理论家”在大学课程和大学阅读清单上广受欢迎，其影响遍及旧欧洲以及新世界——尤其是影响到美国主导的、很大程度上基于相同知识的媒介理论综合与后结构主义的媒介研究，这进一步提出了有趣的前景，即各种传统如何能发展出彼此不同但仍能引发共鸣的解决方案。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一些英美派的发展考虑到了来自德国的物质基础并已经将其结合到文化和视觉研究的传统优势中，包括权力、性别甚至政治经济学（参见温迪·钱，2006a）。如前所述，这种结合很显然也是新一代媒介考古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媒介考古学正统之外的媒介考古主题的认可或许能够反馈到以硬件为中心（使用基特勒式观点的陈词滥调）的方法，从而为技术媒介文化和装置开发出一种属于物质性、但也在政治性上予以微调的方法。

阿伦·雷乃《全世界的记忆》（1956）

这些暗示对媒介考古学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融合路径表明了有多少媒介考古学观念与媒介研究中广泛的方法论思想在不断接近。其中的关键部分是借由时间物质性的思想以及对机器及其基础结构细读的浓厚兴趣而形成的。因此，这种新的媒介研究模式将档案作为其研究的越来越重要的中心概念，这为物质方法论提供了信号。然而，档案不仅以过往媒介挖掘的宏观历史方式被理解，而且越来越被当做一种同步文化及其权力结构的层级性、时间性和时间信道性的机器本身来理解。一种写作的历史模式发现自己并未在一种知识的叙事历史兴趣中恢复活力，因为它不仅书写媒介的反历史——而且将时间性视为媒介文化分析的一个复杂对象，以及这种以软件文化为标志的技术媒介过程的一种驱动力。

致谢

衷心感谢所有审稿专家详尽、关键且有益的意见。感谢宫崎慎太郎、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学术休假计划以及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让我得以在柏林洪堡大学工作。最后，感谢杰森·格莱斯的精心编辑。

注释

[3] 本文的一位审稿专家指出了德国文化历史中一种距离化的、理性主观的重要背景。赫尔穆特·莱森（Helmut Lethen）的《冷静的行为》（Cool Conduct）中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的情感政治、距离化/接近性和理论思想之间的交织，这作为理性客观的要求的一部分，对“冷酷性”（coolness）和距离化凝视提供了另一种表征。在此感谢这位审稿专家指出该来源。

参考文献

[1] 史黛西·阿莱莫与苏珊·J·赫克曼，《物质女性主义》，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约翰·阿米蒂奇，“从话语网络到文化数学：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访谈”，《理论，文化与社会》，第23卷，第7-8期，2006年：第17-38页。

[3] 简·贝内特，《充满生机的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被忽视的传统？作为图像学的艺术史”，《批评探索》，2003年春季刊：第418-428页。

[5] 温迪·钱，《控制与自由：光纤时代的权力和偏执狂》，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06a。

[6] 温迪·钱，“导论：有人说过新媒体吗？”，《新媒介，旧媒介：历史与理论读本》，温迪·钱与托马斯·基南编辑，纽约/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b：第1-10页。

[7] 温迪·钱，“持久的短暂性——未来只是记忆”，《批评探索》，第35卷，第1期，2008年：第148-171页。（也可参见《媒介考古学》，埃尔基·胡塔莫与尤西·帕里卡主编，唐海江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9-199页。）

[8] 温迪·钱与托马斯·基南主编，《新媒介，旧媒介：历史与理论读本》，纽约/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年。

[9] 吉尔·德勒兹，《福柯》，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

[10] 沃尔夫冈·恩斯特，《媒介与福柯：魏玛档案、考古、古迹和媒介讲座》，魏玛：VDG，2000年。

[11] 沃尔夫冈·恩斯特，“在实时和按需存储之间：对电视的反思”，《南大西洋季刊》，第101卷，第3期，2002年：第625-637页。

[12] 沃尔夫冈·恩斯特，《档案的隆隆声》，柏林：梅尔夫出版社，2002年。

[13] 沃尔夫冈·恩斯特，《以历史的名义：收集-保存-计数，德国记忆的基础结构》，慕尼黑：芬克出版社，2003年。

[14] 沃尔夫冈·恩斯特，“讲述vs计数？一种媒介考古学的观点”，《媒介之间》，第2卷，2003a：第31-44页。

[15] 沃尔夫冈·恩斯特，《媒介（时间）先决性：苏菲·斯特劳斯的项目》，开幕演讲：洪堡大学，2003b：10月21日。

[16] 沃尔夫冈·恩斯特，“让其具有讽刺意味：平行发展的文化史和媒介考古学”，《艺术史》，第28卷，第5期，2005年：第582-603页。

[17] 沃尔夫冈·恩斯特，“（非）连续性：档案在多媒体空间中会变成隐喻性的吗？”，《新媒介，旧媒介：历史与理论读本》，温迪·钱与托马斯·基南主编，纽约/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年：第105-123页。

[18] 沃尔夫冈·恩斯特，《记忆法则》，柏林：卡德莫斯出版社，2007年。

[19] 沃尔夫冈·恩斯特，《档案的噪声：混乱的秩序》，哥德堡：格林塔出版社，2008年。

[20] 沃尔夫冈·恩斯特，“方法与机器”，剑桥安格利亚罗斯金大学演讲，2009年11月18日。

[21] 沃尔夫冈·恩斯特，“媒介考古学：方法与机器VS媒介历史与叙事”，《媒介考古学》，埃尔基·胡塔莫与尤西·帕里卡主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9-255页。（也可参见中译本，第231-247页。）

[22] 米歇尔·福柯，“1976年1月14日的课程”，《言论与写作集卷2，1976-1988》，米歇尔·福柯主编，巴黎：伽利马出版社，2001年：第180-184页。

[23]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纽约/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年。

[24] 马修·富勒，《媒介生态学：艺术和技术文化中的物质主义能量》，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05年。

[25] 丽莎·吉特曼，《永远如新：媒介、历史和文化数据》，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06年。

[26] 雷福德·古恩斯，《编辑的洁净版本：技术与控制文化》，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9年。

[27] N. 凯瑟琳·海尔斯，《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也可参见中译本，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8] 伊娃·霍恩，“媒介不存在”，《灰房间》，2008冬季刊，第29期：第7-13页。

[29] 埃尔基·胡塔莫，《滚动的媒介：1860年代前动态全景图的起源与发展》，图尔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图书版本由MIT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30]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也可参见中译本，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31]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音乐与数学》卷1：希腊，第1部分：阿佛洛狄忒，慕尼黑：芬克出版社，2006年。

[32]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光学媒介》，剑桥：政治出版社，2010年。

[33] 西比勒·克雷默，“时间轴操纵的文化技术：论基特勒的媒介概念”，《理论、文化与社会》，第23卷，第7-8期，2006年：第93-109页。

[34] 赫尔穆特·莱森，《冷静的行为：魏玛共和国的距离文化》，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5] 吉尔特·罗文克，“档案的隆隆声：恩斯特访谈”，2003年2月。网址见 http：//laudanum.net/geert/files/1060043851/index.shtml?1236078592 （访问日期：2010年1月20日）

[36] 阿德里安·麦肯齐，《无线性：网络文化中的激进经验主义》，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10年。

[37] 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语言》，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01年。（也可参见中译本，后浪出版公司，2020年）。

[38] 尼克·蒙福特、伊恩·伯格斯特，《与光竞速：雅达利视频计算机系统》，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09年。

[39] 斯塔凡·明克与亚历山大·罗斯勒主编，《什么是媒介？》，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2008年。

[40] 尤西·帕里卡，《数字传染病：计算机病毒的媒介考古学》，纽约：彼得·朗出版社，2007年。

[41]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导言：基特勒的灯光秀”，《光学媒介》，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主编，剑桥：政治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42] 克劳斯·皮亚斯，“非现实时间：关于时间及其解体的杂记”，《时间先决性媒介》，柏林：卡德莫斯出版社，2009年，第267-279页。

[43] 克劳斯·皮亚斯，《媒介曾经是什么？》，苏黎世：Diaphanes出版社，2011年。

[44] 格雷格·西格尔，“巴贝奇的装置：走向黑盒子的考古学”，《灰房间》，2007年夏季刊，第28卷：第30-55页。

[45] 维维安·索布切克，“后记：媒介考古学与昨日重现”，《媒介考古学》，埃尔基·胡塔莫与尤西·帕里卡主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第2011年：323-333页。（也可参见中译本，第315-325页。）

[46] 科妮莉亚·维斯曼，《文件：法律与媒介技术》，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  

[47] 阿克塞尔·沃尔玛，《时间先决性媒介》，柏林：卡德莫斯出版社，2009年。

[48] 诺亚·沃德里普-弗鲁因，《表达处理：数字小说，计算机游戏和软件研究》，马萨诸塞剑桥：MIT出版社，2009年。

[49] 诺亚·沃德里普-弗鲁因，“数字媒介考古学：解读计算进程”，《媒介考古学》，埃尔基·胡塔莫与尤西·帕里卡主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2-322页。（也可参见中译本，第292-314页。）

[50]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文化研究与德国媒介理论”，《新文化研究》，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8-104页。

[51] 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视听：电影与电视作为历史间奏》，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9年。

原文出处

《理论、文化与社会》，第28卷，第5期，2011年。

作者简介

尤西·帕里卡

南安普顿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技术文化与美学教授，他还是其母校芬兰图尔库大学数字文化理论专业外聘教授。帕里卡的写作涵盖媒介考古学、当代媒介艺术、网络文化以及文化理论。他的著作包括《数字传染病》（2007）、《昆虫媒介》（2010，该书获得安妮·弗里德伯格创新奖学金）、《什么是媒介考古学》（2012）和即将出版的《媒介地质学》（2015）。他还主编了多部图书，如《垃圾邮件书》（2009，与托尼·桑普森合作）、《媒介考古学》（2011，与埃尔基·胡塔莫合作）以及即将出版的关于埃尔基·库伦涅米的《芬兰媒介艺术家先驱》（2015，与约西亚·克利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