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活动中的映射自1998年美国商务部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首次提出数字经济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数字经济从内涵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一，数字经济的落脚点由“一系列经济活动”转变为一种“经济形态”。如果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系列经济活动，那这种经济活动在计算机发明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并没有突出数字经济的特点，同时否认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活动需要与农业经济活动、工业经济活动并存的事实。从人类文明由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不同时代变迁的视角来看，数字经济更是一种经济形态，这种形态中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经济活动成为主流，与农业经济活动、工业经济活动并存。第二，数字经济的作用由“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转变为“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这是由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产生的变化，2015年前后数字经济一般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从2018年开始与治理相关的内容开始成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第三，数据的赋能作用愈加彰显。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首次提为生产要素以来，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由2019年开始逐步由“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变迁到“数据”，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此外，除《浙江省信息经济发展规划（2014-2020年）》未提及“应用”以外，大部分定义均提及了“（融合）应用”。综合业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和理解，可以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主要特征，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当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同数字产业集群交叉重叠，深刻改变了社会分工格局，推动生产关系产生巨大变革，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只有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构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数字生产关系，催生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才能促使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并迈向新台阶。（二）数字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治理中的映射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5个省、12个市计划或颁布了数字政府规划文件。虽然我国数字政府启动较晚，但数字政府在理念上来讲，国内外的认识基本一致，其思想均来源于英国社会学家佩里•希克斯（Perri 6）的《整体政府》[36]和美国数字政府中心创始人简•芳汀（Jane E. Fountain）的《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等新理念[37]，通过建立多个政府机构间无障碍的协作机制，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数据间的应用共享，从而破除政府内外部之间的行政壁垒，促进政府治理能力走向整合化、透明化、现代化。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十四五”期间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数字政府实践中面临诸多严峻的能力挑战，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健全、新技术应用不足与数据管理能力有待提升等方面[38]。面对海量的政务数据，从实践角度出发，如何充分发挥数据新要素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是摆在数字政府建设者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以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为契机，促进政府决策从经验决策转变为数据驱动的决策，构建基于数据生产力的智能化高效精准决策运营体系，对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建设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健全数字政府建设机制，加强政务数据管理，强化新技术研发创新，发挥数字技术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作用，进而撬动数字政府建设新引擎，才能实现数字政府建设的新突破。（三）数字社会：数字化转型在社会活动中的映射在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之下，大数据与5G、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汇聚叠加，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研究和应用层出不穷，万物皆数，通过传感器感知万事万物，并将其数字化转译，创造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社会。数字社会主要是指社会活动的数字化。从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城市和乡村、日常生活等内容。数字化转型重构社会运行模式。我国互联网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在线社交、在线购物、移动支付等消费侧数字化程度已位于全球领先水平。一方面，数字化嵌入社会运行中，可以有效增强社会管理弹性。从疫情防控可以看出，我国数十亿的人口规模却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拔得头筹，彰显出科技对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的强大助力，也折射出数字社会运行的强劲韧性。例如，手机外卖解决了餐饮购物，健康码解决了交通出行，在线医疗解决了就医问诊，在线教育解决了授课学习，在线会议解决了居家办公，在线政务服务解决了政府办事，一系列数字化创新印证了以数据触达重塑“数字纽带”的可能性[39]，让表面暂停的社会保有了生机和活力，勾勒出一幅幅井然有序的数字社会运行画卷。另一方面，正因为数字化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让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陷入“数字困境”。数字社会不仅仅意味着智能化，更需要人性化，应保持技术的中立性，积极推动技术应用适老化和信息无障碍，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充满人文关怀的数字化成果，打造更有温度的数字社会。数字化转型为区域协同发展赋能。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拉平城乡差距，最大程度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例如，远程教育可以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享受到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医疗可以让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地区享受到和沿海发达城市一样的优质医疗资源，电商平台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实现增收致富[40]。从发展阶段来看，经过智慧城市的大力推进和信息化的广泛普及，城市数字化得到大幅改善，但乡村相对薄弱，大多数的乡村数字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从资金、人才、数字素养等多角度、多层次加大数字乡村推进力度，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全面深度融合，发挥数字乡村对促进农民增收的调节作用，推动全国上下向共同富裕迈进。（四）数字生态：数字化转型在发展环境中的映射数字生态从内容上主要包括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政策环境营造、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生态与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直接关联，更多的是指打造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环境。数字生态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在网络安全、市场规范性等方面出现一些掣肘数字化发展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需要从市场规则、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发展环境。在数字世界中，以数据要素为链接，形成了一个囊括经济、安全、治理等方方面面的数字新生态，参与主体各司其职，支撑数字生态体系的高效运行。企业是数字生态的核心推动者，公众是数字生态的主要参与者，政府是数字生态的主导者，同时也是监管者。从长远来看，协同各方绘就平衡、开放、协作、包容的数字生态新图景，实现不同场景下多元主体利益的动态平衡[41]，是实现数字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数据要素市场来讲，数据的产生、流转、应用与管理依赖于完善的数字生态，其中包含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参与者在公开、透明的机制下形成有效分工[42]。数据管理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调配合，形成数据管理的动态生态系统。若数据管理效能低下，必将影响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从而带来浪费，提高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影响数据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稳定性[43]。对政府而言，要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加大监管力度，给足市场时间和空间，分类施策，积极营造公平公正的数字市场环境，推动数字市场规范有序发展。加快研究制定数字经济规则，对数据产权、数字货币、数字税收、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算法监管等方面[44]，强化理论研究，适时建立规范发展的新规则。加大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开辟多方协商治理新渠道，推动建立多边有效的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坚持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为前提，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电子认证互认等方面形成共识，提升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五、数据嵌入：数字化转型的动能释放如果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角度审视，数据要素被赋予了肩负推动国家治理的新使命。数字化转型的场域复杂之处在于，其不仅仅涉猎了传统的政府管理和经济社会领域，亦不局限于本文之重点关注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四个维度，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应该涵盖和贯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必须认识到，精准定位数据赋能场域，加快激发数据要素活力，及时洞察并消解长期桎梏数据要素活力的沉疴，方可为后续赋能包括上述所论及的经济、社会、政府在内的国家治理诸多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活水源泉。（一）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赋能场域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场域(field)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45]，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这为在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创新数据赋能空间提供了重要借鉴。数据赋能场域可包涵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据交易和数据跨境四个基础性组成部分（参见图3），以下分述之。
⒈数据共享数字化转型场域下的数据资源，主要是指贯穿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和政府治理过程中采集、生产、抓取、储存、汇聚、交换、消费等过程的多要素数据集合，具有可识别、可流动、高时效、可反复利用与能增值等特征，这也是数据相比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本质区别。数据共享，亦称信息共享，学术界已有关于两者差异性的相关论述，本文宽泛视为相同范畴，即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对数据资源使用权的转移或扩大化。如图2所示，数据共享的具体场景主要涵盖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G2G）、公众与政府部门（C2G）、企业与政府（B2G）、企业与企业（B2B）、公众与企业（C2B）五类。纵观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无论上述哪类数据共享场景均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孤岛”和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 现象。消弭数据隔阂才能更好地激发数据活力，换言之，数据的生命力在有序流动中方可绽放。以数字政府场域下在线政务服务的行政审批业务为例，鉴于该业务具有线上线下相融合（online-off trade）的基本特性，分别从基于数字证书的跨部门数据共享、适度的制度调试和技术创新等，将部门协同主体看作是一个“理性经济人”[46]，推动业务数据突破部门界限实现部门间整合归集和重塑业务流程[47]，以部门联动并联审批代替原有的按部门顺序操作的串联审批模式，加快带动了“一件事一次办”“一窗办”“不见面”“秒批”等模式创新，把企业开办平均时间从以往22天降到8.5天，目前有些地方进一步降到了3天甚至1天。虽然数字社会与数字经济中数据共享的场域空间及方式有一定差异，但数据赋能和发挥数据要素活力的作用机制和演绎逻辑有较多共同之处。⒉数据开放数据开放作为发挥数据赋能潜力的重要场域，近年来已在全球各国得到普遍关注。虽然学术界对数据开放和信息开放的边界及内涵尚有争议，但目前普遍认为数据开放更侧重将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数据以可机读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当然，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角度来看，还应将企业数据纳入数据开放范畴，即从传统的OGD（open government data）模式拓展到OGBD（open government & business data）模式。特别是，C2G、B2G、B2B、C2B四类数据共享模式已经开始大踏步向数据开放迈进，此举亦标志着数据开始由政府管控向社会服务转变。数据开放场域下数据赋能主要沿着三条主线展开：其一，培育了深刻的公众参与精神。正如Maxat Kassen认为的，数据开放中民众赋源（citizen-sourcing）公共参与（civic engagement）和众筹（crowd funding）不可或缺[48]，并推动着E-government2.0加速向E-government 3.0迈进。其二，数据开放拓展了数据价值链，给数据价值增值带来巨大空间，有利于实现不同群体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49]，还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从效率机制、创新机制、透明机制、参与机制四个层面，可构建数据开放价值共创机制，不断延长数据价值链。其三，数据激发经济活力与商业价值。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主题建模和可视化技术对开放数据提取和可视化，如可打造价值提供、价值附加、价值回馈、价值获取、价值管理、价值网络的多维商业价值体系[50]。与此对应，目前尽管有很多政府搭建了数据开放平台，但亟需破解开放数据总量少、可机读比例低、数据动态更新迟、数据开发利用不充分等问题。⒊数据交易数据交易，就是通过数据生产者与数据控制者相分离，数据以多种方式被不同社会主体交叉使用[51]，不断畅通数据流通渠道，优化数据市场化配置。在此意义上，如果说数据开放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公共数据资源的生产力，那么数据交易则进一步扩大社会数据特别是企业数据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边界。一方面，数据要素有利于加快区域协同联动和产业结构优化。从区域产业链协同数据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协同指数分别为44.9%、33.6%、43.4%，由此来看，我国产业链协同比例整体较低。以数据交易为契机，畅通数据市场化配置渠道，让数据要素联通产业沟壑，以数据链衍生价值链，以价值链优化产业链，进而实现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大数据交易市场和交易平台快速发展，通过数据整合、叠加、加工和深度挖掘，便于培育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如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立足云端智能化数据服务，实现数据交易的集中整合化、市场定制化、云端智能化，打造覆盖大数据全产业链的开放性生态系统。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数据交易市场整体还处于“粗加工”初级阶段，数据供需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致使数据成交率和成交额均不高，没有数据何来交易，如何加快可交易数据供给，建立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提升数据变现能力和溢出效益成为数据交易场域的博弈焦点。⒋数据跨境数据的生命在于具有流动性。前述所及均是数据要素赋能的国内场域，而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国内经济大循环、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亟需寻求强有力的战略支点，数据跨境流动自然是个无法规避的议题。一方面，数据跨境为构建基于国内运转及跨境流动的数据双循环生命周期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上述提及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以数据为纽带，从理论层面贯通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既是国内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需求，也是“疫后”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规则博弈和格局重塑的新机遇，为大数据时代国家主权概念的理论变革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跨境流动是数据双循环生命周期理论构建的“压舱石”。另一方面，从疫情影响看，数据跨境既能强化内循环稳定性和竞争力，亦可依托数字贸易在外循环中提升国内企业生产经营效能、实现价值创造能力倍增，从而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2020年上半年疫情在全球蔓延，2020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和-21.3％，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数字贸易却逆势上扬，2020年上半年，我国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很显然，数据赋能成为中国“卖全球”“买全球”进而为实现“六稳”“六保”任务增添活力。（二）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引发的风险挑战中国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加之全球博弈的张力更加突显，对数据嵌入国家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数据本身的治理瓶颈与追求高质量赋能之间的矛盾，又给国家数字化转型的平稳性和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涉及程度之广和影响之深，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势必充满着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故此，既要彻底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也需及早研判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引发的风险挑战，特别是市场力量凭借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数据优势，借助公权力突破法律法规限制，造成事实上的“监管俘获”，进而带来数字化转型中权利角色变化所衍生的新博弈[52]。第一，如何加快厘清数据产权？数据产权是数字化转型亟待破解的首要难题，主要面临“主体不明、产权不清、授权不细”三大困境。一是主体不明。数据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哪些主体，尚未明确。一种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应当归于自然人，而少数企业认为其是数据主体，并利用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通过网站、App、终端广泛收集用户数据，造成事实上的“数据霸权”。如2015年针对“百度个性化推荐是否构成侵犯个人隐私权”，一审判决“隐私权侵权”，二审认定“不侵权”，法律判决结果截然相反。二是归属不清。法律上，我国尚未对数据归属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上，涉及多主体数据的产权归属分歧较大，特别是企业利用“谁收集谁拥有”“谁投资谁拥有”“谁控制谁拥有”的丛林规则形成了数据垄断和“跑马圈地”格局。三是授权不细。一种倾向是简单式授权，如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过程中，政府部门出于安全性担忧，倾向以“授权开放”模式提供公共数据资源，造成数据开放不完全、不彻底、不充分。另一种则囿于法律关于秘密、隐私等规定过于笼统，在开放过程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非涉密但敏感”等规定缺乏详细的规定和指导，多数凭部门经验予以区分。第二，如何消解数据垄断和数据安全间的张力？创新与安全是数字化转型一体之两翼。一是以整体治理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创新引发数据归集汇聚。如当下以“一网通办”为代表的在线政务服务创新、以“一网统管”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治理模式、以“一码通行”为代表的抗疫复产新利器，一方面以政府自身改革激发了企业群众办事创业的热情，使城市运行更平稳高效；另一方面数据加速“逻辑集中”，无形之中带来“数据垄断”风险。二是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技术牵引加速数据进一步走向垄断。近年来，业务中台、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甚嚣尘上，一度成为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筑基动能。而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物联网，其发挥技术赋能作用均离不开数据的全周期流动。例如，城市大脑是目前新一轮智慧城市的新标配，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支撑着政务数据资源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互认共享，促使有的城市大脑成为事实上的“数据垄断者”。当然，电商平台和科技金融更是概莫能外。近期，阿里182.2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为一个个“数据垄断体”敲响警钟的同时，更向世人展示了“数据垄断”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因此，如何既让数字化转型流淌着创新血液，又高效防范“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引发的大规模安全风险，守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粮仓”[53]，是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第三，如何在数据伦理和隐私保护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隐私保护和数据公平是数据伦理的两大核心。从前者来看，近年来互联网上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据《2019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统计报告》显示，58.75%的公众网民表示曾遇到个人信息侵犯。前文所述之数据开放过程中亦难以兼顾数据增值和隐私保护“双赢”。地方政府为规避自身责任风险，数据开放隐私政策或服务条款多给出“免责声明”。如《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2019年）》发布的82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仅有10个提供了隐私保护政策和举措，而全球有73%政府网站发布了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政策。从后者来看，数据与算法的博弈从未停止，如健康码引发并加剧了数据遗忘与数据记忆间的矛盾，商业利益裹挟“技术的异化”加剧了数据伦理恶化，在人性的矛盾还是技术的冲突中演绎出“遗忘是美德”的激辩[54]。因此，亟需加快破解“平衡数据增值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及“国家治理安全与效率”难题。第四，如何加快破除数据主权壁垒？数据历经从“被动”“主动”到“自动”的三次飞跃过程中[55]，其跨境流通远远超出了具有物理边界特征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创造了基于“第四空间”的网络主权，这既在中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范围，也亟需以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泾渭分明的管辖范围，在加快领土边界与虚拟边界之间深度融合的同时对其协同治理。与前文对应，这恰恰是数字化转型给国家治理带来的重大议题。一方面，数据跨境流动存在多层次安全隐患。在传输环节，数据跨境过程环节多、路径广、溯源难，数据随时面临被截获、篡改、伪造风险；在存储环节，受限于境外数据防护能力等因素，数据泄露和破坏风险较大；在应用环节，各国在数据治理方面存在政策差异和法律冲突，潜在数据被滥用风险。另一方面，伴随着数据跨境频次日益加快，各国围绕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治理、责任分担和冲突管理等方面的全球博弈更趋向白热化。而《网络安全法》所规定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制度比较宏观，配套规定和标准缺乏，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细化和调整。当然，数据嵌入国家治理面临或引发的风险挑战远远不止于此。后期还需关注的重点包括：①如何缩小数字鸿沟；②加快培育数字文化氛围；③净化信用生态环境；④破解信息孤岛；⑤克服算法歧视；⑥避免数据“过度娱乐化”陷阱；⑦消解隐私悖论；⑧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风险与收益、效率与公平间的动态平衡；⑨处理好人性与技术的冲突；⑩数据遗忘与数据记忆之间的有效调适等。这些均是后续无法规避的研讨范畴。六、数字化转型未来研判与新议题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展望未来之中国，正历经由“万物互联”转向“万物智联”的伟大进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计算、5G等新一代新兴技术竞相涌现，智能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台、城市大脑、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成为万物智联时代的赋能硬核，数字文化、数字经济、数字乡村、数字政府从不同侧面勾画出数字时代的新面貌，概言之，数字化转型正引领着数字时代的“新文艺复兴”。故可断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动能。与此相对应，中国数字化转型更需积极适应全球信息化浪潮变革的新形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发展新阶段，从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进一步建构与其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和生态系统。（一）宏观层面：建构与“疫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系框架⒈拓展周期体系从经济循环理论看，18世纪创造了工业辉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分水岭。1928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长期考察后提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共经历五次周期为50-60年的大循环，每一次大循环都有上升（繁荣）和下降（衰退）两个阶段[56]。纵观诸演进周期，在第一个周期内（约1770—1840年），1776年瓦特完成蒸汽机改良，英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骤增，为其全球贸易和扩张提供了加速度。电力革命和信息革命在后续周期内相继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自2020年以来，正好落在第五个周期末端，全球历经互联网喧嚣后面临信息技术转型升级的阵痛期。而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的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有望加速世界格局的重塑和地缘战略的重整。⒉丰富范式体系审视生产力与经济产出关系，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机遇期。基于经济产出和生产函数两者关系审视，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二者依附于Y=F (A，L，T )关系，其中，A、L、T分别指技术进步、劳动力和土地，彼时后两者作用更突出；工业经济情境下更多裹挟了资本的渗透作用，由此演化为Y=F(A，K，L，T )；当下，数据要素正在与传统的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构成有机整体，并进而演绎出Y=F (A，D，K，L，T )的新模态。可见，伴随着人类社会来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全面融合的时空交汇点，数字化转型点亮了这一奇点。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球博弈和话语权重塑，势必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双重激荡下，趋向更猛烈、更深刻、更彻底。⒊重塑组织体系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数字化转型绝非仅仅是数字或数据的赋能过程，而是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技术变革、治理变革，并加速了传统经济社会治理体系的解体和重塑。一方面，全球目前尚未出现可供我们可以直接现插现用的“舶来品”，无法“求新声于异邦”的现状倒逼中国必须从顶层重塑组织体系，并基于中国实践场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转型范式。另一方面，应该意识到，此改革绝非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的修修补补，而是涉及党政经济社会生态全域。以浙江数字化转型为例，其以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将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显而易见，基于省域治理的视角，在数字化转型中唯有包括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在内的综合因素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才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最大公约数。 ⒋优化职能体系“休克疗法”不适合中国数字化转型，“渐进式”仍是该改革的主要特征。这就意味着，上述全域式转型并非齐头并进，而一定是渐进式的、以某一领域为牵引的。数字政府是本次改革的重要牵引，亦即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如何优化政府职能成为“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的“牛鼻子”。第一，政府职能要主动适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改革背景。一方面，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如何带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向数字化治理迈进？第二，加快捋顺政府部门关系。随着本次机构改革的落幕，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中，已有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设有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其关注点均聚焦于“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57]。从数字化转型使命审视，政府职能应更关注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全面深化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加快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国家治理民主化。（二）微观层面：探索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耦合的“五度”模型仅关注与宏观层面或是系统建构等顶层架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理论实施与操作层面的现实需要。中国数字化转型还应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加以探讨。故此，我们基于构建适合中国发展情境的数字化转型“工具箱”，构建了“转型需求效度-数据流动畅度-政府服务温度-公众参与热度-法治保障力度”的“五度”模型框架（参见图4），试图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观瞻“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微观逻辑。
⒈转型需求效度数据需求效度既是数字化转型的起点，亦是其对治理效能赋能的终点。一是进一步挖掘数字化转型动力。据麦肯锡报告发现，2016、2014、201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分别为20％、26％、20％。数字化转型难度可见一斑。疫情期间，全球各国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打击，要抓住“疫后”重大机遇期，直面数字化“隐性缺陷”，深化信息技术创新与融合应用，进一步带动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要找准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如埃森哲构建了基于数字渠道与营销、智能生产与制造、智能支持与管控、产品与服务创新、数字商业模式及数字创投与孵化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模型以深化数字经济发展。二是进一步激发数字化转型活力。以数字经济为例，可聚焦中小微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探索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视角，积极创新数智赋能下组织核心要素重塑[58]，深化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加快构建转型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同体新形态新模式。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而言，亦应将需求效度视为数字化转型的生命线。⒉数据流动畅度数据已经成为第四范式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就是要把数字化转型视为一个整体，通过统筹数据资源配置进行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均衡发展。第一，嵌入数据生命周期理念。数字化转型要以数据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明晰数据流动环节并进一步打通制约数据流通的桎梏，形成闭环运行的数据系统。受此启发，可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数据生命周期模型，如DataONE（DataONE Date Lifecycle）模型、DCC (Digital Curation Center) 模型等，加快实现数据生命周期本土化进程。第二，建立数据流动的效能评价体系。在具体实施中，既要关注流动环境中数据质量、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和数据赋能等关键环节，还要科学评判数据跨境流动中引发的数据安全因素。⒊政府服务温度承前所述，数字政府是当下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先导工程。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已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热点议题，有助于构建政府善治体系及各地数字化治理创新系统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发展[59]。于政府而言，应以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和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渠道为落脚点，给企业和群众带来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抓住科技含量高、带动效应广、市场化导向强的内生资源禀赋，加快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政务大脑在政府履职过程中的应用，推动政府治理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便捷化。二是加快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就近办。不断丰富和拓展企业和群众常办事项具象化和场景化，及时总结评估“长三角”“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事项一体化办理经验，加快实现常办事项“跨省通办”。三是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治理模式创新自主权。鉴于本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的突出特点，后续可考虑遵循先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全面铺开的改革路径，在优化政府服务方面体现更多“放”的力度、“管”的硬度和“服”的温度。⒋公众参与热度推动政府绩效管理的公众参与，畅通响应民众诉求的沟通渠道，是实现数字化转型“以人为本”导向的重要基础[60]。一要培育数字化转型“人人参与”的氛围。从目前形势看，公众参与热情不足、参与程度较低，客观上延缓了数字化转型步伐。各地区在深化数字化转型工作过程中需将参与文化融入其中，有必要探讨既体现公平又彰显效率的数字化转型参与制度。二要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和工具。如可借鉴告知型参与、咨询型参与、合作型参与和授权型参与等多种形态，在数字化转型中最大程度推动公开与知情、动员与参与、协同与共治。三要有长效制度安排。数字化转型中的公众参与宜从战略角度出发建构长效机制。例如，目前在线政务服务“好差评”就可从价值取向、评价机制、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四个维度建构公众参与的实施路径。当然，有效防范公民参与行政风险也不可忽视，需完善包括法律保留、正当程序、透明度和问责制为核心的规则体系，从而避免“劣质的参与”[61]。⒌法治保障力度法治是国家运行的基石，中国数字化转型亦然。鉴于数字化转型涉猎范围之大、牵动领域和层级之广，未来之中国数字化转型，将是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双重治理，亟需从战略高度科学构建“十四五”时期有力保障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法治环境。一是加快形成保障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制度。与社会大数据相比，政府数据价值密度更高，其中既包含个人隐私亦关乎商业秘密乃至国家安全。故此，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与信息公开相对有区别的立法进路，实现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的深度融合。二是逐渐明晰防范数据垄断的法律制度。鉴于以数据为主要驱动力的平台经济天生兼有“垄断基因”，需厘清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针对现有法律难以解决数据产权、行为秩序和行为竞争规则等问题，从法律层面加快确认数据产权、隐私泄露和反垄断实施规则，从数据管理权、数据控制权、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等方面固化数据主体。七、余论未来已来。站在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激荡重塑和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空方位，再次审视中国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议题，尽管我们对其内涵尚有诸多富有见地乃或差异性的理解，但我们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共识：中国数字化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理论框架和运作机理已经远远超出基于现有西方经验的数字化转型认知框架和实践逻辑。其涉猎范围较广，已远不能局限于公共管理的局部视角审视和考察，而必须融合交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多个学科综合研判和探讨，这恰恰体现数字化转型研究议题的现实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在全面研判国内外发展现状及趋势基础上，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维度挖掘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小切口”，前者侧重勾勒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和一般性框架，而实践层面则着力阐析数字化转型的赋能场域及未来趋势，试图在数字化转型本身之复杂性中寻找统一性。此时，我们愈发认识到，作为回应时代变迁的一个宏大命题，以中国场域为研究背景尝试弥补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缺口，探讨其理论架构、运行机制、风险挑战、战略进路，尽管数字化转型议题不限于此，但这对于及时总结提炼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价值很大，也非常必要。参考文献：（略）作者简介：翟云，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从事公共管理、数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等领域的研究。蒋敏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行政体制改革、跨部门协同、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等。王伟玲，博士，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京津冀区域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模式研究”（项目号：19CZZ020）、“中国省级数字政府公共价值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号：20CGL060)、“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机理与路径解析研究”（项目号：20BGL288）；2020年度河北雄安新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基于‘跨省通办’情境的京津冀政务服务一体化：机理、模式和路径”（项目号：XASK2020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