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认为，公民的互联网使用频次会调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靠关系同政府打交道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模型2证实了这一假设，即以获取公共服务为例，公民越频繁地使用互联网，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靠关系同政府打交道之间的关系就越强。模型5有关找政府办事的结果既不符合H2的预测方向也不显著，因此H2得到了部分支持。H3提出，公民与政府的私人关系调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靠关系同政府打交道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模型3拒绝了H3，即公民与政府的私人关系越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靠关系获取公共服务之间的相关关系反而越强。模型6有关找政府办事的结果和H3的预期一致但是统计不显著，因此H3没有得到支持。控制变量方面，在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中，女性、年龄较大、学历较高、失业、家庭收入较高、使用互联网、有政府私人关系的受访者，会更倾向于在获取公共服务时找关系。在找政府办事方面，年龄较大、有政府私人关系的人更倾向于找关系，而已婚的比其他人找关系的几率更低。就为了获取公共服务找关系而言，人均GDP在0.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人们更有可能为了获取公共服务而找关系。就和政府办事而找关系来说，东部地区的人相对于中部地区会更少这样做，但是仅在0.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除此以外，其他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都对两类找关系的影响不明显。之所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市内差异有关；也可能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找关系办事同这些变量的联系不强。当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找关系办事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五、结论：从找关系办事到办事不求人我们的研究显示，数字政府也会使公民更倾向于通过正式渠道（而不是找关系）来与政府打交道或获得公共服务（H1），而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互联网会让世界更平。因此，进一步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过去的找关系办事走向办事不求人，将会极大地缓解不同地区、城乡和不同人群之间不均衡不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得以满足。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无论是地方文化还是政府改革，都可能会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放大。数字政府建设可能并非对所有人都带来一致的影响，H2提出公民的互联网使用频次正向调节数字政府与靠关系办事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研究发现，就为了获取公共服务而找关系而言，公民越频繁地使用互联网，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越强。不同地区和人群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大，而数字鸿沟可能使弱势群体沦为“数字难民”。这意味着在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时要特别注意避免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拉大，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差距，使人们都能享受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数字红利。数字政府带来的损益和不同群体的感知会不同，这与人们的社会资本存量或关系网络的强弱等因素有关。H3提出，公民与政府的私人关系负向调节数字政府与靠关系办事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我们的研究却发现，就为了获取公共服务找关系而言，公民与政府的私人关系越强，两者的相关关系也越强。我们的研究发现有政府私人关系的人，在数字政府的推动下反而更不可能找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找关系意味着有来有往，动用政府关系不是免费的，也需要花费成本或付出代价。因此，对于拥有政府关系的人而言，也希望通过数字政府来获取公共服务。反过来说，没有政府关系的人可能对数字政府的信任不高，因而没有充分利用数字政府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这也说明数字政府的影响的确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领域的差别较大，数字政府能否推动社会关系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政府事务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与稀缺性。比如，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仍然还是与社会关系难以脱钩，数字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问题，而只能在边际上改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众所周知，网上办事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便利化，可以降低人们找政府办事的成本和负担，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当必需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稀缺时，数字政府也无法让人们有求必应。比如，一些三甲医院实现了网上挂号，但是因为供需严重失衡而仍然是一号难求，人们不得不从网上挂号转向线下有偿求助“票贩子”。此外，不同领域的数字政府业务成熟度差别较大，很多事项仍然需要人来办理，无法避免人与人的接触，并给私人关系发挥作用留有空间。目前，一些领域的许多关键事项还是必须线下办理，不同地区、部门、层级和系统之间的数据仍然无法共享，线下办理还是需要老百姓跑腿，而真正发挥作用的可能还是私人关系。因此，未来应对不同领域的政府事务和公共服务进一步细分和探究，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异及不同影响。特别是在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要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使人们扭转观念并改变行为，不再找关系办事，而是办事不求人。此外，数字政府改变了政民关系，而政商关系是否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则同样是值得考察的问题[25]。当然，数字政府与社会关系之间可能存在微妙而复杂的共演关系，而可能未必是单向线性的[26]。比如，数字政府会影响社会关系，反过来社会关系会强化数字政府，由此循环往复。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化理论认为，技术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结构会塑造技术，而技术也会推动社会结构重塑[27]。毕竟政府中的公务员也是社会中的人，要充分考虑政府数字化转型所处的社会环境。政府数字化转型会推动社会结构变化，但是社会结构变化也会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因此，我们需要考察技术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将社会结构对技术的作用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从共演的角度理解两者的复杂关系[26]。特别是要认识到政府数字化转型和社会关系重塑之间的双向过程，考察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影响过程和内在机理。互联网形成了网络社会和网络空间，并会影响乃至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人际关系包括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线上关系指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线下关系则是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形成的新型社会网络关系，可能对传统人情关系进行解构或重构，并会使数字政府可能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比如，互联网技术可能让人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得更大更密，而网民更有可能通过关系找政府办事。因此，数字政府带来微妙而复杂的影响，涉及线上线下的关系融合问题，而这需要未来进一步的探究。接受数字政务服务的民众，是否会因此感到更加满意和幸福？电子政务发展较好的地区，人们就不会倾向于通过找关系来办事，这使其政民互动更加顺畅，也会生活得更加简单平和。反之，如果电子政务发展较差，凡事需要找关系才能解决问题，那么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很低，生活幸福感也可能大打折扣。因此，未来可以研究电子政务会通过影响公民使用电子政务而不是找关系的情况，进而影响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幸福感[11]。我们的研究还有不足，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拓展。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反映的是以政府网站为主要载体的政务服务，而目前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通过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等提供。当时电子政务的影响尚需时日，还没有能够对社会关系产生足够强的影响力。因此，移动政务服务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可以据此探讨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使用的衡量指标有待完善，方能探究电子政务的多元影响。此外，我们的数据是横截面调查数据，未来可以考虑使用更加细致的纵贯数据和大数据，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因果推断。这些都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化，以丰富对数字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参考文献:（略）作者简介：马亮（1984—），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政府、绩效管理与城市治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带头人重点项目“接诉即办、政府绩效管理与城市治理创新”（批准号：21DTR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