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仲敏｜唯有诗歌能带给我们幸福

奥黛丽·赫本

诗歌带给我们幸福

文/尚仲敏

写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诗歌不同于绘画和音乐，绘画的技艺和音乐的音符，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千锤百炼、苦苦雕琢，诗歌却是“一刹那”的灵光闪现。我甚至认为，诗歌连文学都不是。文学需要布局，需要构思，需要承载来自言语之外的人类的命运和人性的苦难，文学的功利性特征使之永远不能达到纯粹。如果把诗歌归类于文学，无疑会使诗歌黯然神伤。诗歌到底是什么？任何一位诗人和批评家，都不会也无法给我们一个诚实的答案。

我在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从唐诗三百首，到博尔赫斯、里尔克、叶芝，包括瓦雷里（《海滨墓园》我曾经倒背如流），从现代派到后现代主义，我企图从这些所谓的经典，找到答案，找到一个关于诗歌的“公式”，找到一种“写法”。我时而显得高深莫测，时而又表现出苦大仇深。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被耗掉了。这些“经典”，成为了我浓重的“阴影”。我一提笔，就感到“写诗”是如此的艰难。我在“诗”和“非诗”之间蹉跎盘桓，耽误了大好前程。

突然有一天，我决定揭竿而起，另起炉灶。我意识到，任何一位过往年代的大师及其作品，都是诗歌史上的偶然事件，都是无法复制，甚至是无法“学习”的。诗歌其实什么都不是，但它又是这样的“奥秘刺骨”。一首好诗，它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震惊，带来感激和同意。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一直在写一种“简单的诗”。写一种“只和我自己有关的诗”。在世界范围，大量的貌似诗歌的诗正在漫无节制地增长。这些诗，你只要看前面几句，你就完全不想再看下去。诗歌出现了，作者却不在现场。这些诗人，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制作诗”，他们偏执而又傲慢地认为，诗歌“应该这样写”。

我常常在“非写不可”的时侯才写，我的每一首诗，都是“突如其来”的。我使用的“题材”，我诗歌中出现的“事件”，我的“思绪”，使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激情所灌注，使我必须马上把它写出来。诗歌一经写出，我会立刻平静得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如瓦雷里所说：“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我坚持用“口语”写诗。“口语”使我变得真诚，变得谦和，变得豁达。同时，“口语”也使我成为一个“干净”的人，一个“明亮”的人。我曾和杨黎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比我更极端。他认为根本不存在口语化写作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好诗所使用的语言，只能是口语。我反复查阅了叶芝的《当你老了》、里尔克的《秋日》，等等，它们分别有多种译本，而最好的译本，恰恰是最接近“口语”的。“口语”使诗歌中的“叙事性”写作成为可能，使诗歌得以脱离“圈子”，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有人认为，诗歌中的长诗创作会使一个诗人从优秀走向伟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诗歌应该尽可能的短。繁复庞大的结构，成百上千行的句式，各类典故的引用及注释，会使诗人逐步成为一个匠人，一个词语的搬运工，甚至最终成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海子无疑是伟大的，他最好的诗还是那些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使我们看到了最好的海子。他的长诗创作，耗尽了他年轻的才华，以致于使他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倦意。长诗使人疲乏，长诗在某种程度只能使诗走向“非诗”。我非但认为刻意地去写所谓的长诗毫无必要，我还认为，就算是一首短诗，也不应该把诗“写尽”。写诗要有节制，要善于“留力”。一首诗应该在“意犹未尽”的时候“噶然而止”，而不是使上全身的力气，把话说绝。事实上，一个满场飞奔的球员不一定就是好球员。

写诗是个人的事情，但任何一首诗，绝对不会是为了写字台的抽屉而写。诗歌需要读者，诗人之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相互来往和相互致敬。诗歌有“好坏”之分，就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也有写“坏诗”的时候。我从来不要求人人都写“好诗”。我对所有写诗的人都心怀敬意。每一个写诗的人来找我（诗可以不看），我都会“恭候多时，酒肉相待”。

在一颗炮弹面前，诗歌显得如此娇羞，如此轻柔。世界太大了，我们这些写诗的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而且是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一小撮”。因此，我们需要相互呼应，而不是相互诋毁。唯有诗歌能带给我们幸福。

2017年7月17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