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三千桃李蔚法府,志在民法著春秋——郭明瑞教授访谈录

问津学术 2021-09-19

本文转自烟台大学法学院官网!

郭明瑞
  1947年9月出生于山东招远,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法学教育家。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85年到烟台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法律系副主任、主任、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郭老师从教近30多年来,专致于法学教育、科研工作,民法著作。曾讲授民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票据法等课程,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1980年至今,已发表译文10余篇,论文100余篇,专著50余部,教材20余部。其研究领域涵盖民法各部,均有精到之见解。先后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司法部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并作为重要成员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


 
学府梦断,军营磨砺坚强意志
  我是60年读初中,63年读高中。从我上中学一直到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里,教育一直很正常,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学校没有冲击。64年教育改革时,我觉得当时好像没有像现在的学生这样有很多负担,我们那会同学们可以组织各种兴趣小组,包括搞生物研究,如何培育树苗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关于批判“三家村夜话”的系列运动,学校里的老师组织一些学习报道。然后工作组进入学校,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其实学生也不知道多少东西。工作组也组织过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去。我们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是半天闹革命半天学习,准备参加高考。但是66年的高考,开始时说是延期,到了9月份通知取消高考,而我们当时志愿都填好了,文革运动使得我们无法参加高考。工作组离开以后,就基本上放开了。县委的领导分为不同的派别,学校也分成了两大派。我们66年高中毕业,67年在学校闹革命,等到68年军管小组进学校后,我们就回家了。高考取消了,这次已经填好志愿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成了回乡知青。以后从事其他的职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当然我们也梦想找个好工作。
  我69年去当兵,当时当兵无非就是找一条出路,从个人前途上来讲也是一种选择。我在部队服役六年。这六年对我的一生很重要,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部队上的学习比在家中学习更有利,这时候的学习主要是政治学习,看一些政治性著作,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著作。二是工作能力的锻炼,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是有影响的。68年在工区当兵,开始在警卫排站了二个月的岗后就到管理科做文书了。在管理科当兵这段时间,接触的人比较多,上有领导,下有一般工作人员,待人接物的能力上有所提高。三是在部队锻炼养成了我守纪律能吃苦的精神。部队的纪律、管理是相当严的,紧急集合一分一秒都是要准时的,我能吃苦也是经受了锻炼。我在部队的六年呆过两个地方,前三年在工区机关做文书,后三年到独立营施工打坑道,我做副排长。71年后工区领导想提拔我做干部,就派我到独立营打坑道,这对我的锻炼是很大的,经历过生死的考验。我们连的任务地段塌方事故多,一次在放炮以后石头排险,突然一块石头落下,正从我面前划过,非常危险。当时我们工地的住处在山脚下,工作工地在半山腰。这种辛苦能够坚持,生活中其他的艰苦都能够承受,所以部队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精神。
 


大变革后的选择:我要上大学
  我是75年退伍的,在部队时就结婚了。当时部队的领导劝我留下来,但我清楚独立营机关无法安排家属的工作,而且我的身体也不是太好。4月份我从部队回来后,到烟台做了两个月的工人。当时烟台砖瓦厂到县里招10个工人,要求是退伍军人,这样我就到了厂里,工作了两个月,后来我家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一起来的工人基本都回家了。之后我就到了中学做民办老师教书去了。我是教语文和政治的,说实在话,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教书,主要是不知道如何点评作文,普通话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上课时是不读课文的。校长到我的课堂上听过几次课,基本上肯定了我的上课方式。
  到1977年的时候,教育出现了复兴的可能性。我在中学做班主任时,就开始抓了班级中一部分同学的学习,这部分学生在招远一中恢复招生时,班上12个人被录取,后来参加高考,全部被大中专录取,这些学生也就成为79级的大学生。因此,这个班级在我们当地是比较有名气的。
  1977年秋天,广播里说恢复高考了。我的一个同学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就到学校找我商量一起参加高考。我们就决定再次把握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公社里还组织高考复习辅导,我负责政治辅导。高考复习的时间,主要是利用晚上,复习起来也方便。高考时也没有啥想法,填报志愿时开始是吉大考古专业,老师同事都说我政治很好,又是党员,应当报考北大政法专业,这样我就改成北大政法专业了。当时很多人很惊奇,毕竟报考北大的人很少,之前我们招远一中只有一个人考上了北大,成为季羡林的弟子。
  此时参加高考我也不是说有完全的把握,毕竟我们高中毕业后耽搁了十一年了,此时中学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我考试时其他科考得不错,考数学时难倒了一些人,但对于我不算太难,数学的加分题我没有做出来,这需要微积分的知识,我之前没学过,其他都没有问题。后来从高考体检名单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考上了。对于我们来说,考学也是人生的一条出路,这段经历很特别的,如果我不当兵就会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因为我在农村干活干得不错,在部队因为超过年龄就不能被推荐,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人,特别是66年毕业的学生特别感谢邓小平,没有他恢复高考,我们就不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我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也是对自已的一生都有影响的。
 


未名的77,四年学艺,一生情缘
  我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家庭情况的原因,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特别高兴,而是一直考虑是否去报到,因此我报到晚了几天。在上北大前,我对北京大学是有一定印象的,是文革中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的时候,县里组织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我们县里组织了两百人,我是代表之一。当时我们住在海淀区的八一中学,期间曾到北大去看过大字报。后来我到北大读书时,还专门去过八一中学。
  我感觉到北大教育的特点就是自由,没有强迫性的教育,学生是否上课、学与不学没有人强制。因为刚恢复高考的原因,我们班是年龄构造很奇特的,大家之前的经历很不同,思想比较活跃。北大的学生重视自己的自学,也这是不同之处,毕竟机会难得,学习也比较刻苦。我是听课比较认真的。
  我觉得当时的学习当中有一些方法是很有好处的。第一是学习原著,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马列全集都看过。李志敏老师曾经说过,看任何一个问题,总是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分析问题是有很有用的。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他在讲婚姻法时,就涉及到观点方法的问题。第二个是课堂讨论。无论是应用法学还是理论法学包括法理学,都有课堂讨论,讨论有各种不同形式,多数是分小组讨论,在课堂上讨论交流,还有在宿舍讨论,这种学习方法对启发思维有意义。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独到的角度,再经过大家的讨论,会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第三个很重要的是研究,重视论文的写作,包括考试。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好像没有一次真正的闭卷考试,基本上都是开卷。一个题目等于写一篇论文,通过这种训练对研究都有好处。实际上我认为开卷考试比闭卷考试要难,一个题目要努力复习,晚上都在琢磨,这对拓展思维更有利。同学间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活动,如论文比赛、上台演讲等。
  北大的老师指导学生是非常认真的,很关爱学生。那时我们有上课的老师和专门的辅导老师,我们学生课堂讨论的时候,辅导老师都是在场。课后老师会指定一些阅读书目,要求翻阅一些资料等。我在1979年翻译苏维埃经济法也是老师给找的资料,翻译完后再进行校对。这些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有利,不仅帮助我们树立了信心,而且通过校对,使我们对专业术语的理解更为准确。北大的毕业实习是有特点的,我们这届要求到外地实习,我就是到南京的法院去了。所以,在北大的学习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我本科毕业当时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主要是从家庭方面考虑的,我上学时小孩子已经2岁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我一心想回到家乡工作,当时山东省只有两个名额可以回到家乡,而北大当时有四个山东人是法律专业,王建平考取了研究生,冯殿美和刘和海回到山东老家,我则留在了北大任教。我是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的,北大留校后在民法教研室,王国枢老师曾经和我谈过让我去诉讼法教研室,因为我比较喜欢民法,还是留在了民法教研室。


 
一生求索民法路,皓首穷经著春秋
  最开始关注民法与李志敏老师有很大关系,前面谈过他在79年时就指导我翻译过苏维埃经济法的论文,后来李老师找了许多苏联五六十年代苏联民事法典制定之前,有关民法和经济法的大讨论的论文让我翻译,我通过这些资料知道了民法,并喜欢上了民法,我感到民法的学习是有意义的,这期间我看了大量俄文的苏联民法方面的书籍。我到民法教研室时,教研室的四位老师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和朱启超老师正在写民法教程这本书,教研室给我们分配了撰写任务,我分配的是民事立法的发展这部分。这一章涉及到建国后到现在的民事立法方面的内容,老师们已经搜集了许多资料,都给我作参考。这个工作对我今后发展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在民法教材编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教育部组织编写由李由义老师主编的民法教材这本书,大纲就是我写的。后来我去烟台大学工作时,李由义老师说,不论我到哪里工作,都要参加这项教材编写工作。83年我和李老师合作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有关民事责任的文章,李老师给予了精心指导,对我自己今后的写作有很多的帮助。
  就我国的民法学研究而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民法学的复兴发展是一个吸收、消化到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感觉民法、民事问题与社会、社会的发展联系是紧密的。在我看来,经济法主要是与国家的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在82年到83年时,对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有过很大的争论。我看过有关国外如日本及我国台湾民法方面的书籍,对民法有了一些了解。1985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民法调整的必要性》,并且那年参加了在苏州举行的民法经济法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后来我参与编写了许多部民法教材。85年在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成立的年会上,我与王利明商量编著一本有关民法的著作,即《民法新论》。后来我独著《民法基本问题》、《民法概论》(民法通则通过以后)等民法学专著。就我个人来讲,看的民法书籍更多的是台湾的郑玉波和史尚宽的著作,还有一些苏联的俄文资料和书籍,这些都对我学习研究民法的影响很大。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研讨会,我没有参加,但对于北京有关民法的立法情况还是了解的。《民法通则》通过以后,有关民法的研究更进一步发展了。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的纪念《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一周年的研讨会上,梁慧星提出了有关私法的问题,这对于今后的民法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各部民法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但除了婚姻家庭法之外基本上都接触到了,如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继承法等。
  在民法学的道路上学习、思考了很多,对民法研究的贡献,我个人觉得谈不上,观点被接受也谈不上是贡献,只是觉得对制度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如民事责任制度的研究比较深入,有关民事责任的论文是在李老师指导下完成的。我承担的教育部首届中青年科研项目的课题就是有关民事责任的。还有一个是对担保物权的研究,我曾经承担了山东省的一个有关担保物权的科研项目,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担保物权的研究方面,后来《担保法》制定出台了。其他如诉讼时效、责任关系、继承制度等都做了一些研究。我与房绍坤老师承担的一个课题是有关继承法完善方面的研究项目,在这里面我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我颇感欣慰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参与了一些立法活动,如《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立法工作,其中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有的也被接受。我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未被接受,但立法也是妥协的产物,如在物权法立法中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的房屋,我的观点是应该允许抵押、流转,但未被接受。我在参加立法活动中,最经常的还是重点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立场上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是在站在城市的角度而忽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我记得江平老师曾经问我,为何对农村的问题了解得如此深入。我告诉江老师,我家就是农村的。参加立法活动,包括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我认为,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向立法机关反映,这对于深入自己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的立法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具有一定的意义。


 
回家教书——烟大法律学子之领路人 
  我在北大的时候尽管系里对我很支持,但有些实际困难,学校是解决不了的。我的孩子83年开始上小学了,我的妻子也到了北京从事临时工作。当时的困难,一是户口问题,户口是比较重要的,粮食凭票供应,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二是没有房子。我毕业时住在学校宿舍,和姜明安一个宿舍,后来是分配和程信和住在一起,但程信和与他女儿已经住在宿舍里,我是不可能搬进去的。后来教研室让我住在民法教研室的办公室里,白天办公室还要用来开会。我的爱人和孩子涉及到户口农转非以及调到大城市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离开。恰好85年北大清华援建烟台大学,法律系有援建任务,而85年职称改革在北大试点实行高级讲师制,我和武树臣被评为讲师。山东当时的政策是讲师可以解决农转非户口问题,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答应杨春洗老师,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人的户口问题,所以我的户口就迁到烟台大学,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就这样我到了烟台大学,安排到教务处做副处长。烟台大学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援建,一些资深教授和青年才俊来到这里帮助建立起各个院系,不同的是,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我是看着烟台大学一天天成长起来的,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作为校长、专家、教授这些不同角色,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我是比较喜欢当老师的。我做过中学老师。当校长也是老师。当老师有非常多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接触学生,教学相长。通过教,你可以提高,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你没想到的,从而指明你研究的方向。再就是我觉得,当教师容易有成就感。你教的学生,其中有许多是优秀的,尽管你不能说是你的作用,但他毕竟是你的学生。即使你不再教了,他还是你的学生。校长是一种职务的安排,也是怎么培养学生。一直最希望的事就是烟台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烟大是北大、清华援助建设的,我提议办高水平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来说,烟台大学具备这样的实力,从师资来讲,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博士,有自己的院士,有自己的教学名师,有兼职的教授,还有些博士是从海外回来的,在有些领域可以说已经取得领先地位。如果说烟大有博士授予权,一方面可以培养自己的博士,一方面可以给著名的教授、学者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希望带博士。我曾经说,烟大是一个师资培养基地,鱼养大了就走了。怎么办,就是把池子挖大,把水放深啊,所以现在加强学科建设,争取早点把博士点批下来。我已经做过了很多努力,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我相信是一定会实现的。
  年轻一代要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会超越我们这一辈的学者,更要在超越比我们更老的那一辈学者上下足功夫。我们现在各个部门法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很少,在民法研究取得优异成果的,往往刑法研究很少,刑法研究比较优秀的,往往其他部门法学研究不多。而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如史尚宽等,他们不仅有民法著作,其他部门法学的研究也很深入,他们的学问功底相当深厚,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把理论基础学扎实,更好地促进法学的繁荣发展和法律制度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
西南政法大学拟增设“人工智能法学”博士授权点
法学院永远的怀念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法学院永远的怀念之:四川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法学院
法学院永远的怀念之:清华大学法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法学院永远的怀念之: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海南大学法学院

: . Video Mini Program Like ,轻点两下取消赞 Wow ,轻点两下取消在看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