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霞、蒋国海｜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研究

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研究

张梦霞 蒋国海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8期

简介：张梦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29；蒋国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张梦霞、蒋国海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通过消费端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而鲜有研究针对疫情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析了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机制，而后进行市场调研，通过案例分析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实施中凸显出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目前城市层面有代表性的核心问题，本文提出优化城市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改进建议，以期实现以城市为代表的内循环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短期消费刺激政策 城市经济 作用机制 经济内循环 经济复苏

一、问题提出

作为突发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侧都造成了极大的外部冲击。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但面临的经济形势仍然严峻。2020年7月30日，党中央基于新形势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针对现在特殊的国际环境的大背景，首次提出内循环特别是经济内循环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但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因此，扩大内需、走经济内循环之路更有利于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盘。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下滑是因为经济主体没有充分挖掘经济潜能而引起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已有研究认为，“内”包括两层含义，其中之一是内需，而内需的重点又是消费内需。因此，经济内循环能否顺畅，进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决于消费的爆发力是否足够强、各种人群能否主动消费以及消费结构是否合理等因素。如果国内消费者不消费，那么这种内循环和“双循环”就会陷入困境，出现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从宏观数据上来看，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长，但消费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对经济的拖累也最明显。在此背景下，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2020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4.0%。尽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但是消费却向下拉动GDP 0.5百分点。根据经济学理论，拉动内需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利用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激发出微观主体的消费动能也是促进经济迅速回暖的关键一招。

着眼于“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为从消费端奠定社会经济基础、缓解疫情防控对消费者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提振消费者信心并加速消费市场回暖，进而通过消费内循环来驱动中国经济复苏，多地陆续出台了各种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措施，如发放消费券、推行地摊经济和景区优惠门票等，以刺激居民消费，使被抑制的消费需求重新释放。从扩大消费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属于短期消费刺激措施，但是每次消费补贴政策都会使补贴商品或者服务消费出现一个新高，其效果非常明显，同时也有助于这些行业尽快恢复。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这些短期刺激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均可视为一种竞争性补贴，属于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财政政策。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些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具有乘数效应，即每1元的财政支出可以撬动多倍的经济增长；而从微观角度看，各种不同的短期消费刺激手段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又有所不同，例如与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不同，消费券改变了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可在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同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因而是当下落实“六稳六保”政策的一个重要抓手。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通过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举措尤为重要。为促进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北京出台了多种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其具体措施包括举办北京消费季活动等。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市场带来的不利冲击，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提档升级，自2020年6月6日起，北京启动了包括六大板块的消费季系列活动。但遗憾的是，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湖北省、浙江省及其不特定城市的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但是鲜有文献聚焦其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选取北京作为案例城市，在对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消费券作为典型的刺激手段，探讨北京消费券在其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具有城市代表性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为加速首都经济乃至全国范围内各大城市的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总结现有研究的观点及不足；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系统梳理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经济学解释及其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以北京消费券的发放为例，基于市场调研，分析北京消费券对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并归纳总结出消费券发放过程中存在的六个主要问题；第五部分是优化城市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对策建议，通过将消费券发放案例的总结扩大到一般性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标每个问题逐一提出进一步扩大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效果的合理化对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与不足

（一）政府的短期消费刺激政策

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政府采用消费刺激公共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就会破坏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现有关于政府短期消费刺激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刺激消费的短期路径选择、短期消费刺激行为的有效性评估以及实施短期消费刺激行为过程中的机制设计问题。

1.刺激消费的短期路径选择

从短期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出发，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增加信贷投放以及选择合适的政府消费支出规模等路径来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刺激手段通常对当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有学者基于不同路径的视角对消费刺激行为进行评估，发现不同类型的刺激手段对家庭消费和收入以及经济增长的效应完全不同。例如，减税政策会显著改善居民和消费者部门的福利，降低利率的政策虽然会扩张贷款规模，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显著。

2.短期消费刺激行为的有效性评估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尚在持续，各国的短期消费刺激行为效果也尚未完全显露，因而学者们多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消费行为进行有效性评估。针对中国的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苏治等（2013）利用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发现四万亿计划对2009年的GDP拉动效应约为8 000亿元，约占2009年GDP总量的3%，并且由于投资的分布滞后性，该计划以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将发挥持续的正面作用。但是，高远斌和贾康（2019）认为其只有短期作用，而牺牲了长期发展，且其短期效应也并不十分可观。

3.实施短期消费刺激行为过程中的机制设计

从事前的角度，对于实施消费刺激行为的资金来源，政府可将部分转移支付和新增税收以消费券等形式转移给居民，从而能既保证财政收入的总体稳定，又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从事中的角度，消费刺激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组别的异质性。如果对所有家庭和消费者采取无差别的刺激政策，取得的效果则不尽如人意，因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和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暂时性边际消费倾向。从事后的角度，各类消费刺激政策选择恰当的退出时机和退出路径也是重中之重。

（二）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

对于政府短期消费刺激行为对经济复苏的作用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即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以及涉及营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跨学科研究。

1.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

在宏观层面，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其货币供应传导机制以及价格传导机制两种途径来刺激经济复苏；在微观层面，财政政策则主要通过其收入分配传导机制来刺激经济复苏。具体地，财政刺激政策对于经济复苏是一把“双刃剑”。财政政策可有效助力金融减贫，从而拉动贫困地区的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亦可对科技进步和优化产能配置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加速经济复苏。但是，财政政策也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通过金融市场扭曲抑制居民消费以及挤出企业和消费者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作用。另外，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具体传导机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信息摩擦、政府类型和财政体制，并且对消费可能存在非线性贡献。

2.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

利率是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直接的途径，其主要通过影响投资、资产价格以及汇率来影响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并且利率机制在金融结构偏向银行业、银行业具有一定集中度、汇率制度具备一定弹性的情况下得以加强。此外，基于全球化视角，虽然各国之间的货币政策较为独立且都实行浮动汇率制，但是仍然会有溢出效应，其主要途径是进口品价格与汇率。

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

关于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典型的分析范式是作为短期宏观经济学核心的经典IS-LM模型。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交互影响机制，货币政策存在泰勒规则和货币供应量规则两类规则，而财政政策则存在连续支出规则等五类规则，适当的搭配可增强政策可持续性和对经济复苏的效果。进一步地，基于不确定性视角，通过构建MS-DSGE模型，研究显示经济主体的预期也会显著地影响其效果；基于微观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DSGE框架，研究显示二者的组合对是否考虑跨期效用最大化的不同类型家庭的消费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

（三）研究不足

尽管学者们已经探究了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及其对经济复苏的作用，但是多是基于实际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鲜有文献基于典型的宏微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系统梳理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此外，也鲜有研究基于市场调研，从消费刺激政策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细化研究两个层面总结该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为更加有效地利用短期消费刺激手段扩大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经济学解释及其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

研究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复苏的重要理论基础是短期宏观经济理论，进而可以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具体地，着眼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包括四大机制，即宏观层面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微观层面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一）宏观层面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

实体经济存在多部门联动的效应，对某一部门的财政扩张政策效应亦会传导到其他部门，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短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可通过乘数效应来有效刺激国内需求，促进实际产出的成倍提高，其具体路径为：政府支出—总需求—均衡收入—消费水平—总需求（循环）。其中，均衡收入作用于消费水平的过程，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与财政扩张的效果正相关。

与乘数效应不同，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私人消费的减少。IS-LM模型认为财政扩张时，为了与固定不变的货币供给相适应，利率必须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消费。挤出效应的最终效果是明确的，即减少了居民消费，从而不利于经济复苏，但是学术界对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产生了分歧，主要有利率上升、资金竞争、项目竞争、效率低下等多种观点。

（二）微观层面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根据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收入效应是指税收、补贴等政府短期刺激行为改变了消费者的收入约束或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使消费者的预算线平行移动，改变了其消费可能集，进而刺激其消费的过程。具体地，减税或补贴等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收入效应表现为：消费者可通过该政策享受一定的支出减免或收入增加，从而其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预算线平行外移，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数量会增加，这就促进了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有效地拉动经济复苏。替代效应则是指改变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改变消费者支出结构。

具体地，本文将以中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用的消费券政策为例说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消费券的发放仅针对特定的商品种类提供价格优惠，而非对所有商品无差异地实行降价刺激。一方面，与不可使用消费券的商品种类相比，可以使用消费券的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将消费者的需求转移到可以使用消费券的商品上来，这就是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参加消费券活动的商品价格下降，使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强，从而对该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即收入效应。

四、案例分析

相比于其他城市，北京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实施，尤其是消费券的发放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以北京消费券的实施为例，分析北京消费券实施的过程，厘清其中凸显出的主要问题。总的来说，消费券正在积极地刺激着北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自2020年6月6日起，北京消费季累计发放餐饮购物消费券、智能产品消费券和餐饮外卖消费券3 900万张，涉及京东、小米、国美、美团、饿了么等多家平台，实现销售额135.2亿元。在消费券等短期消费复苏政策的驱动下，北京消费市场逐步改善。市场调研显示，北京消费券的发放与使用效果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乘数效应远大于挤出效应，在（社交）改善型消费领域的作用尤其显著，其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使得餐饮业、商圈客流以及智能产品市场快速复苏。

第一，有效地唤醒餐饮业的复苏，营业额大幅提升。统计数据显示，仅6月6日和7日两天，萃华楼核销北京消费券1 600元，带动销售额近2万元；森隆饭庄核销北京消费券近千元，带动消费超万元；胡大饭馆各门店共核销北京消费券280笔，带动销售额超过10万元。此次消费券发放直接给北京餐饮行业按下重启键，在线下消费券核销中，餐饮消费占比近75%，促进北京餐饮行业加快复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大型餐饮企业在大量使用消费券，非连锁的、规模不大的小型餐饮店也在积极参与消费券活动。在北京市商务局的官方网站首页明显地设有浮动的消费券报名通道，小型餐饮店申请参与消费券活动也非常方便快捷，操作也并不复杂。因此，此次消费券活动不仅有效带动了高端餐饮业的复苏，也使得小型餐饮店的经营状况加速回暖。

第二，有效地带动商场客流和销售额回升。此次消费券活动联动了王府井等全市80多个重点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区，有效助力大型商圈的客流回升。统计数据显示，6月6日，王府井百货大楼客流上升27%，恢复到同期的88%，销售上升43%。再以东城区为例，消费券对各大商场短期客流及销售额环比的提升做出了约30%的直接贡献，客流已达到疫情前水平的90%。此外，在消费券的拉动作用下，各大商场还推出了主题活动，如全市约80个地标、商圈和特色街区推出的“夜京城”系列活动，点亮首都夜经济，折上加折，消费者可以通过叠加多重优惠来享受超低价格。消费券相当于一种补贴，其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下，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大幅回升。

第三，有效地激活智能产品市场。智能产品消费券是本次北京消费券的特色，可用于购买31类指定智能产品。6月18日，北京消费券的第二批智能产品消费券正式发放，恰逢京东618全球年中购物节。当日平均每单核销金额达3 638元，以9倍的杠杆率撬动了智能产品的消费，乘数效应和替代效应尤其明显。消费最多的商品也集中在智能产品系列，其中最集中的品类依次是手机、数码类产品、电脑和办公产品，京东智能实现了增速领跑。如此高的杠杆率也得益于京东充分发挥自身在家电领域多年来沉淀的优势，提早联动众多智能领域的品牌商，准备了丰富多样的优惠产品，形成聚集效应，从而有效拉动市场。

鉴于6月6日消费券的发放取得较大成效，北京于8月8日起又分两批发放了第二轮280万张消费券。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一轮消费券相比，本轮消费券融入新的政策目标，即助力企业走出资金困境。新一轮消费券降低了企业配资，企业出资比例由原来的50%降为33%，从而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此外，相比于两个月前，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恢复，消费热情更加高涨。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北京消费券有其自身的特点。首轮北京消费季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的模式，政企联手共同让利消费者。各区也结合区域特色资源，开展多项特色活动。总体看，首轮消费券发放已经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另外，也应该看到，尽管北京消费券已经起到了促进经济复苏的作用，但是较之其他省市，北京消费券的作用还可继续扩大数倍。本文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六个问题，可以划分为限制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发挥作用的问题以及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配套细节不到位两大类别。

（一）限制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发挥作用的问题

1.未能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差异

北京消费券的目的是激活餐饮、购物和智能产品消费，但是一些重要的差异化市场需求被忽略，未能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购买力和消费偏好做出细分。如若一类人群对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商品需求很少甚至没有需求，消费券也就不能完全发挥出乘数效应、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以年龄差异为例，疫情期间老年组与年轻组的消费偏好截然不同。老年组倾向于通过电商平台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成为网络消费市场不可忽视的新消费群体；年轻组则减少了外出社交型消费和高端消费需求，转向自我提升和线上娱乐等消费。乘数效应与边际消费倾向正相关，如果能对老年人和年轻人有的放矢地根据其各自的需求提供精准补贴，那么就会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提升消费券作用于经济复苏的乘数效应。以收入差异为例，相比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在疫情期间积累了更多的出行欲望，并且他们受到疫情的冲击更为严重。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更加需要消费券以扩大其预算可能集，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更为精准的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可发挥出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效应。再以消费类型为例，疫情期间，改善型消费特别是旅游业等服务业的营业额大幅减少，2020年全球的国际游客数量或将暴跌八成。因此，对改善型消费提供专项补贴，将使其替代作用发挥得更为明显，而改善型消费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消费，更能快速地增加国民收入，助力经济的快速复苏。有别于旅游、餐饮、购物和智能产品消费的改善型消费，虽然保障型消费受到的冲击较小，但是也值得关注。后者涉及基本民生问题，消费的规模效应突出。收入降低、就业压力和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北京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费出现缩减，更多的本市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会更专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 

2.使用门槛较高，商家覆盖率和利用率偏低

首批出台的两类消费券都附带消费门槛，即先消费达到一定的金额后才可使用消费券，且消费券的面额越高，需要达到的消费门槛也越高（见表1）。这就会常常出现商家促销高于消费券优惠力度，导致消费者参与消费券活动不积极的现象。这一现象也使消费券带来的最终消费中掺杂了为使用消费券而不得不产生的消费，这一部分消费并不能看作由消费券带来的新增消费，从而使其乘数作用受到限制。此外，附带门槛的消费券反向挤压消费需求，造成一部分原有消费的消失，实际上可能并未给社会消费总额带来增量，又进一步限制了消费券的乘数作用。8月8日发放的第二轮消费券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优化，将原门槛350元降低到320元，但门槛仍然较高。

另据西单商场的活动资料，即便是相同品类，参与情况也有区别。例如男装中的雅戈尔不参加活动，而罗蒙参加。以上事实说明消费券的利用率有待提升，消费券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有待加强。

3.缺失抑制疫情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冲击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至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同比上涨。以5月为例，各项主要商品的同比涨幅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受疫情影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猪肉价格的同比涨幅甚至达到了81.7%。虽然猪肉价格的环比涨幅有回落的趋势，但仍维持高位。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食品价格关乎国计民生，因此是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的重要方面。作为提振消费者信心以及加速消费市场回暖的重要手段，消费券应该覆盖超市和蔬菜水果店等便民中心，以响应来自市民的呼声，充分发挥其乘数效应以激发相关生活必需品产业的活力。北京市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期待着利用消费券来抵消掉一部分因疫情带来的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有所下降，进一步发挥消费券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最终使得CPI快速回落到往年同期水平。

4.缺失对供给端的作用

通过与过去数次外部冲击的对比，已有研究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往冲击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此次疫情造成了劳动力停工、企业停产、供应链中断，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供给端，而不仅仅是导致了需求不足等需求端的扰动。虽然在消费几乎处于休眠的状态下发放了消费券，有效地为市场需求端纾困，但是却忽略了市场上的供给端——企业。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但是目前的消费券仍然需要企业配资，尽管其比例由50%降为33%，但企业仍然面临着较大压力，无法真正为企业去库存、促销售、扩市场。因此，目前消费券的发放无法为企业融资纾困，从而无法从供给端助力消费券乘数效应的发挥。

（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配套细节不到位 

1.发放及使用过程中出现信用和法制问题

随着北京消费券的正式发放，在消费者获得实惠的同时，不法分子趁机扰乱市场，表现为发布虚假链接、买家与卖家勾结套现以及兜售抢券外挂软件等违法行为。在北京消费季发券的第一天，微信群里出现了虚假的购物津贴链接，但是经官方证实，该链接为虚假内容，其目的是通过流量赚取违法收入。此外，还有不少“羊毛党”藏身于各大平台，兜售消费券及抢券外挂软件，各种骗术的重灾人群是中老年人。北京消费券起步较晚，其中难免有一些制度漏洞，因而一些不法分子屡屡得手，导致不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会影响相关人群的消费信心，从而不利于消费刺激政策效果的完全发挥。

2.领取程序复杂，“数字鸿沟”限制了老年人领用

北京消费券发放的目的是力求惠及各个年龄组市民，但是老龄人群遇到了较大的领用困难，问题出在实名认证环节。6月6日北京消费券的发放依托于京东APP，其前提就是需要一部智能手机，这就形成了只有老年机的老人领用消费券的第一道门槛。此外，即使对于拥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消费券的领用包括下载APP、在线注册、登录与“刷脸”实名认证等诸多复杂环节，老年人深受注册困扰，不得不放弃使用。这一现象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团队称为“数字鸿沟”，这种移动支付经验和知识的缺乏可能会使抑制消费券的作用。因此，“数字鸿沟”限制了老年人通过使用消费券而新增的需求，使得他们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无法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未能使乘数作用和收入效应发挥到极致。虽然老人群体有鲜明消费需求且具备消费实力，但目前也并未得到额外的关注。

五、优化城市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基于限制短期消费刺激作用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发挥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

1.各类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应以重要居民集群的需求差异为导向

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应体现各人群的异质性，因为不同人群具有完全不同的消费特征。只有异质性的消费刺激政策才能实现有的放矢的精准补贴。建议开展该主题下系列市场调研工作，政府出台更精准定向的财政支出政策，对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和负担较重的群体给予更大力度的短期现金转移支付。要想发挥收入分布对消费结构优化的作用，始终离不开政府的针对性政策支持。根据经济学理论，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并且受制于自身的预算约束而被迫减少高层次的消费，因此对低收入群体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将直接转化为大规模的和高层次消费，加之乘数效应，对整个经济体而言也是强力的刺激；对于不同类型的需求差异，由于改善型消费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保障性消费，应该出台针对旅游等改善型消费的定向补贴，以促进改善型消费的迅速反弹，但同时也要兼顾保障性消费补贴。

2.吸引所有商户参与到短期消费刺激活动中

在此次北京消费季中，虽然商户参与短期消费刺激活动的热情总体较高，但是依然有商户和消费者未参与其中，因而并未完全发挥出短期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应有的乘数作用。这些商户不参与活动必然有其原因，可能是与其自身利益不符等。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通过调查和走访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究这些商户不参与活动的原因，并结合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考虑在保证商户利益的情况下提升其参与度的替代途径和方法。此外，消费券也只是刺激消费市场回暖的手段之一，还可以与不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商户和使用消费券有困难的北京市民进行积极沟通，探索其他的补充或替代方式，力求实现100%的优惠覆盖，最大化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刺激经济复苏的乘数作用。

3.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有必要覆盖到生活必需品

虽然生活必需品所受的疫情冲击远远低于非必需品，但是CPI依然高于往年同期。在这一方面，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可全面覆盖到各个商品领域，就目前来看还缺少针对生活必需品的定向补贴，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生活必需品的精准补贴。对于纳入CPI的不同商品，其受疫情的影响程度不同，价格上涨幅度也有所不同。消费券等各类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实施，应力求在短时间内刺激消费，精准扶持特定行业，比如生活必需品行业，发挥其乘数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带动更多消费。此外，对于收入效应低的产品，比如初等消费品，发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更加显著，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也更直接，因此有必要对一些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和切实关系到居民生活的商品（如猪肉等）发放定向补贴。具体地，还可以针对社区内的便民超市和便利店等进行定向补贴，这样既可缓解其盈利空间较小的问题，又可抵消由于价格上涨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作为国家保民生政策的关键环节，生活保障是重中之重。社区超市和便利店保证生活必需品充足供应以及价格稳定，也是落实国家“六稳六保”政策的关键一招。

4.从供给端优化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模式

为了使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好地作用于供给端，加快供给侧对经济复苏的引领作用，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对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机制加以优化。一方面，有必要出台针对企业特定商品的短期消费补贴。具体地，可借鉴温州的做法，发放工业专用消费券，引导消费者优先采购制造企业产品，并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渠道，有效地为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纾困，同时发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全面促进就业水平的回升。另一方面，可通过核销消费券等短期消费补贴达到一定数量后即可对企业进行税费减免等制度设计，达到在刺激商家覆盖率的同时，对企业进行减费降税。通过减少生产成本带动商品价格降低，促进其乘数效应的发挥，同时也让企业生产更具积极性，促进经济供给端的复苏。总之，应促进“疫后重建”，同时激活供给端和销售端，形成增加消费力的良性闭环，最大化其对经济复苏的乘数作用。

（二）完善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各种配套细节

1.完善政府监管和信用机制，对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落实过程启动征信系统进行信用考评

针对目前已经出现的利用政府的惠民消费刺激政策扰乱市场现象如发布虚假链接、买卖双方勾结套现以及兜售抢券外挂软件等，有必要尽快启动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以及社交平台（如微信和微博等）等组成的监管联动机制，并将征信系统植入到消费券的发放与使用全过程中。对于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严肃查处买卖双方勾结套现的行为，并纳入商户的征信系统，力求杜绝利用消费刺激政策非法谋利的现象。行政方面，应投入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监管，并鼓励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确保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能够真正地让利于民，惠及百姓，并最终改善民生，带动经济复苏。

2.针对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新增更便利的领取方式

目前有些短期消费刺激手段，如依托京东APP发放的北京消费券，领取程序较为复杂，认证步骤繁琐，缺乏便民服务性，限制了庞大的老年群体领用，抑制了他们的消费动能释放。截至2018年底，北京60岁（含）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25.4%，且呈上升趋势，如此规模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绝不可忽略。因此，建议适当增加线下渠道，如增加社区和街头派发以及商家随时派发短期补贴等多种形式并尽量简化获取步骤。此外，可以考虑通过养老助残卡发放特定补贴等其他方式，来满足该群体的消费需求，使得老年人强大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乘数作用。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8期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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