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彭刚、李超｜生产率异质性、服务业“成本病”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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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异质性、服务业“成本病”与经济增长

彭刚  李超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期

● 作者简介：彭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均衡框架下重新构建了产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对部门价格增长及名义产出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通过产业部门的数据对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是否存在价格攀升过快的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和部门产出增长走向停滞的问题。结果表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产业部门价格攀升过快的“成本病”问题在所有行业普遍存在，但行业间具有异质性特征。部门生产率的下降对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尽管抑制作用会通过提高价格这一中介变量增加产出而有所缓解，但是生产率的下降对产出增长的净效应显著为负。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要警惕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价格攀升过快，但也不必过分忧虑因大力倡导发展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使得本部门价格下滑过快、劳动力流失而面临增长停滞的问题。

关键词

生产率异质性；服务业“成本病”；增长停滞；中介效应

一、问题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1978年的24.6%提高到2020年的54.5%，这反映出人们对服务产品有巨大需求的同时，也反映出服务产品价格的快速攀升。尤其是近年来，家政服务、教育、旅行、健康医疗的服务价格相比于家具、办公等生活用品价格越来越高，支付占比越来越大。鲍莫尔（Baumol，1967）和鲍莫尔等（Baumol et al.，1985）认为制造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增长差异来自两个行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整体比服务业部门高，这会导致生产率高的制造产品价格水平相对下降，生产率低的服务产品价格水平相对上升，这就是鲍莫尔定义的服务业“成本病”。这种生产率增长差异所带来的价格增长差异还会使得劳动力流向价格增长快的部门，进而改变部门间的产出增长。具体来说，高生产率低价格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转移流向低生产率高价格的服务业部门，一方面使得制造部门由于劳动力流失，部门生产萎缩，产出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向低生产率的部门集中，整个经济体增长走向停滞。这就会出现服务产业上升，产业结构改善的同时出现社会总产出增长下滑的问题，即“结构性减速”。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就是明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服务化水平很高，但是经济增速普遍只有2%左右。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性减速的问题在中国并不成立。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服务业出现价格攀升较快的 “成本病”特征，该特征是只存在于服务业，还是只要部门生产率增速放缓，本部门就会出现价格上涨过快而成为所有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结论成立，不同的行业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特征？提高产业部门的生产率虽然可以抑制部门价格，但却可能面临因为部门价格下降，劳动力流失转移到其他生产率低、价格高的部门，进而导致本部门生产萎缩，产出下降，整个经济出现增长停滞的问题。可见，大力提高生产率抑制价格过快增长与实现部门产出长期增长二者似乎相矛盾。生产率增长、部门价格增长和部门产出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应该如何平衡部门价格增长和产出增长的关系？这需要将产业结构内部调整和生产率提升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实践，对三者间的关系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提高科学技术提升生产率的政策背景下平衡产业部门价格增长和产出增长给出一些政策参考。本文从均衡视角构建产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对部门价格增长和部门产出增长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并变更生产率计算方法和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论证了均衡分析框架下产业间的生产率增长、部门价格增长和部门产出增长三者间的关系，对以往文献仅注重静态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提供重要理论补充；第二，对理论推导中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细分了产业类型对服务业“成本病”的论证，并推广到多个产业部门中，证实了价格增长在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找到了支持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生产率的经验证据。二、文献综述

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的滞后部门会经历高出平均的成本增加，从而使得生产率提高较慢的滞后部门会出现高出平均水平的相对价格上涨和产品质量下降的服务业“成本病”特征，例如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等部门的相对价格升高。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产品的价格不敏感，服务产品的名义支出份额会不断攀升。随着消费者需求和劳动力日益向生产率增长缓慢且劳动密集的服务业积聚，整个经济的增长会走向停滞并出现结构性减速。该假说提出后因较符合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特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重视。

支持服务业“成本病”的文献更多集中在对产业部门的实证研究上，程大中（2010）认为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滞后于制造业，导致了服务产品价格普遍过快增长。即使单独分析某一个服务业部门例如交通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服务业“成本病”存在的证据依旧充分。关注服务业“成本病”会带来结构性减速的文献则主要从国家或者地区增长率上加以实证，有些学者利用省级三大产业数据实证得出产业间劳动率的差异化增长使得全国多数地区出现服务业价格攀升过快的问题，但是服务业的份额上升却没有带来总产出增长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省级层面服务业“成本病”存在，但是结构性减速不存在。即使服务业会带来增长减速甚至是停滞的问题也需要第三产业的比重提升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向高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的第三产业长久扩张，产业结构变化拉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结构性的减速问题才会显现，如韩国、日本、美国和欧盟，该问题便是突出的例证。

对服务业“成本病”和由此引发的结构性减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从该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实证方法的测量误差着手并加以修正。服务业“成本病”和结构性减速理论成立的基础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产业部门生产率存在差异，但是纳入多要素投入、环境因素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仍旧高于服务业部门值得怀疑。杨（Young, 2014）和安德森（Andersen, 2016）认为即使考虑上述因素，两个部门的生产率确实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得出服务业“成本病”和服务业占比上升导致结构性减速的结论。因为该结论还依赖于劳动同质、差异生产率外生等基础假设，但这往往不符合现实。这样不尽合理的假设和可能存在偏颇的生产率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找出实证反例也并不困难，至少高等教育和医疗等行业服务业“成本病”和结构性减速就不成立。

服务业“成本病”和由此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的假说提出半个世纪以来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以往研究中理论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局限：一是停留在局部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没有考虑消费者部门，也没有考虑产业部门价格和产出的动态变化；二是实证研究层面仅停留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没有探讨是否所有行业都会面临生产率提高部门价格下降的问题；三是没能将产业部门生产率提升、价格下降和产出增长放在统一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下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同一行业内部各企业存在生产率差异引入服务业“成本病”和增长停滞的模型中，进一步假设企业间的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推导出均衡时刻任意两个部门的价格差异和产出差异来源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将这一静态结果推广至动态形式。它既不同于梅利茨（Melitz, 2003）贸易对行业资源重新配置使得生产率高的企业获益这一微观视角，也不同于诺德豪斯（Nordhaus, 2008）忽略企业生产率差异直接对服务业“成本病”和增长停滞来构建模型。本文将结合两者的优点，借鉴前者异质性概念和后者的分析框架，重新构建产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对部门价格增长及名义产出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进一步利用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成本病”是否在所有行业中普遍存在，如果存在，各行业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生产率提高、价格增长和部门增长三者的关系中，价格是否充当了中介变量等问题，并根据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一个均衡框架下重新构建了产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对部门价格增长和名义产出增速影响的理论机制，也对部门价格增长影响本部门产出增长的关系展开探讨。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得到三个基本命题，并利用数据加以实证检验。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对于部门价格增长命题和部门产出增长命题以及价格中介效应命题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包括变换计量方法和更换解释变量计算方式。对于三个命题中可能存在的行业异质性的问题，还有针对性地使用两个行业虚拟变量与生产率增长变量、价格增长变量交互进行相关的检验和识别。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生产率增长越快的部门价格上涨越慢，生产率每增长1%会导致价格下降约0.5%，这表明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对本部门的价格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这也意味着那些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往往表现出较快的价格攀升。该结论支持并拓宽了服务业“成本病”理论成立的边界，将原有理论中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服务业存在价格攀升的问题推广到所有行业。但生产率提升对于价格攀升的抑制作用也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如果按照行业属性将样本拆分为能源基础行业、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则这种抑制作用依次递减。在变换计量模型方法和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后，结果依然稳健可靠。第二，控制影响产出的若干因素，部门价格增长对部门产出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平均价格每上涨1%，部门名义产出增长1.3%。这种价格上涨对产出刺激的作用没有体现出行业差异。第三，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尽管这一作用会通过价格这一中介变量有所抵消，抵消程度约为50%～60%，但是生产率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净效应显著为正，并且该效应不因行业属性发生改变。这意味着虽然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抑制服务业“成本病”，即生产率提升降低了行业价格，一定程度上削减了部门产出的增长，但是这种损失影响有限，并不会出现因为部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行业价格巨幅下降，劳动转移流失，进而导致部门生产萎缩、增长停滞的情形。该研究对转型时期产业政策的制定也有重要的启示：第一，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产业部门往往经历严重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攀升虽然能刺激部门产出，但不足以弥补生产率下降对产出增长的损失。对于这样的产业部门需要予以甄别，其中对于经济体必不可少的部门要给予一定的技术扶持，提高产业部门生产率。提高部门生产率虽然可能会经历产品价格下降的问题，但长久来看可以提升部门的产出增长。但对于长期增长放缓，技术落后的产业，要果断让其在市场竞争中衰落破产，释放市场活力，优化资源在产业层面的重新配置。第二，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部门，虽然经历着短期的价格下降过程，但生产率的提升可以弥补因价格下降而带来的产出增长损失，因此大可不必过分忧虑其因为生产率提高，价格下降而面临劳动力流失、生产萎缩和增长停滞的问题。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期3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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