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烂变形40年！这位肉体恐惧cult片大师，马上复出！
翻译：于SQ
巴黎第三大学电影学硕士在读，努力从矿山法语向电影法语过渡
今年夏天，法国院线重映了《夺命凶灵》(Scanners, 1981)和《欲望号快车》(Crash, 1996)，这两部影片都属于柯南伯格最出色的影片之列：它们分别来自柯南伯格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且都历久弥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部影片都饱含着情感。诚然，无论就其对思维和欲望的力量的探寻而言，还是就其对于科技施加于身体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异变和假象而言，这两部影片都可谓是重量级的作品，但是，相较这些冰冷的主题，这两部作品都流露出了恰如其分的感伤情绪。同《变蝇人》(The Fly, 1986)、《孽扣》(Dead Ringers, 1988)和《蝴蝶君》(M. Butterfly, 1993)一样，在《夺命凶灵》与《欲望号快车》中，影片传达情感不是通过编造大起大落的情节，而是在一步步揭示片中人物的疯狂经历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他们起先都徘徊不决，甚至心存恐惧——那些经历虽然极端，但都触及了人类生存境遇的根本。我们在观看柯南伯格的影片时总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些状似距离我们很远的东西，那些我们起先像是隔着水族箱的玻璃观察的东西，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在我们面前树起一面镜子。这两部影片想象了两个生活在正常社会秩序边缘的群体，他们在大多数人所属的时空之外创造出了独属于他们的现实，由此，他们带我们潜入了一个普通人只有在特定状态或经历特殊事件时才能进入的世界。在《欲望号快车》中，人感知自己身体与他人的能力变得极度微弱，只有激烈如车祸带来的金属与金属之间冲撞、侵入，或与伤者寻欢，才能让人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如今再观看这两部电影，我们更能意识到，柯南伯格那些尖锐的作品对当代人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自其小说处女作《消费》(Consumed, 2014)于2016年在法国出版后我们几乎再没有了柯南伯格的消息，距离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星图》(Maps to the Stars, 2014)发行也已经过去六年了。近日，柯南伯格先生同意接受我们的短暂采访，谈谈这两部影片。他的声音之温和与其作品之锐利的程度等同。我们还利用这次机会向柯南伯格先生询问了他目前与未来的计划。
Marcos Uzal
*本采访系电话采访，采访人Marcos Uzal，2020年8月18日
Q：
在您开始创作时，正是乔治·罗梅罗、托比·霍珀和约翰·卡朋特等当代美国电影人革新奇幻电影和恐怖电影的时代，您觉得您的创作和他们属于同类型吗？
A：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创作有很多共性。我常看他们的作品，也受到了很多启发。那时候恐怖电影市场是重要的电影市场之一，这股恐怖电影潮流对我的创作有很多帮助。但我也很清楚我的创作足够独特，所以一定会有吸引力。我的优势是我是在加拿大而不是在好莱坞拍片，这就让我足够与众不同了。
Q：
除去您是在加拿大创作之外，您的作品和上述几位美国导演不太一样：观看您的影片更需要调动理性思维。
A：
我最早的两部恐怖片《狂犬病》(Rabid, 1977)和《毛骨悚然》(Shivers, 1975)都是以身体为主题的。那可以说是解剖学意义上的恐怖，用当时评论家的话说，就是“身体恐怖”(Body horror)。我的电影跟其他恐怖片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我的影片中，恐怖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而是内生的。令人迷恋的或令人恐惧的，都不是外星人或怪兽，而是我们拥有一具躯体这一事实。
Q：
上述几位导演都会特意以电影史中的特定片段为灵感拍摄迷影电影，但您从未这样做过。
A：
我主要参考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以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纳博科夫的作品为主。我从来没有在电影中寻找过灵感。我小时候，电影对我来说像是我呼进呼出的空气，但那时候它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我一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我从没想过要当导演。我从没疯狂喜欢过某部影片或某位电影人，比如像德·帕尔马迷恋希区柯克那样。在我开始拍片那阵子，我看的电影也都不是美国片：那时我喜欢看伯格曼、费里尼、黑泽明、特吕弗和戈达尔，我主要关注的是欧洲艺术片。有一次，我跟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和约翰·卡朋特录电视节目，他们听完我发言之后跟我说，“你说的就跟你自己是艺术家似的！”他们在好莱坞工作，好莱坞把恐怖片当娱乐，他们不敢说，甚至都不敢想象自己是艺术家。
Q：
《夺命凶灵》和《欲望号快车》都很感伤。
A：
是的，没错。《欲望号快车》之所以令人感伤，是因为这些人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的欲望是自我毁灭性的。他们明白想要重塑一种新的性体验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都没回头。我没有特意营造感伤气氛，但是它在电影里确实比在原著里浓重。
《欲望号快车》剧照
Q：
《欲望号快车》刚上映时，有人觉得这部影片能令他们性兴奋，有些人则完全不觉得，尤其是跟巴拉德 (J. G. Ballard) 的小说相比。您怎么看？
A：
我还不认识看巴拉德原著小说会性兴奋的人呢！他在写作中刻意避免让读者有这样的感受，他的文字是冰冷的，像是做病理分析似的，他使用医学术语描述性行为和性器官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我在拍片时也完全没有追求影像的性唤起效果。但是电影确实比小说会令人兴奋，这是电影本体特质的缘故：光影能唤起人的感官，而且跟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里的人物都是由真实的演员扮演的，而且这些演员的长相又都很漂亮。
Q：
《欲望号快车》在戛纳上映的旧事对您有什么影响吗？(1996年，柯南伯格携《欲望号快车》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影片放映期间许多观众愤然立场，首映后的记者会上，柯南伯格与主创人员遭到记者炮轰。——译注)
A：
我挺喜欢那段经历的！那次几位主演和巴拉德跟我一同参加了电影节，巴拉德本人很喜欢这部影片，我们几个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了影片放映引发的反响。说实话，我那时候很惊讶，我没想到《欲望号快车》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但是能看到电影没有石沉大海，而是引发了剧烈的反应，它能够对人产生影响，这就很令人满足了。
Q：
《欲望号快车》上映后引发了许多关于人与机器和肉体与技术关系的讨论。您是否认为这部影片在当时探讨的问题放在今天仍不过时？
A: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们和肉体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沟通的首选方式都是电子的，我们和自己身体的联结越来越少。我之前很喜爱摩托车和汽车，我常开车散心，我会用手感受马达的震动，听它发出的声音，现在呢，我开的是特斯拉！它太安静了，你都会忘记它是有马达的。现在人和车实打实的接触已经没有巴拉德在创作小说的时候那么密切了。但是他描绘的深层情感是我们不变的现实：我们离不开我们发明的技术了，它们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现在这点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但是事实如此。互联网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高速公路，人们在互联网里也会相互“撞车”！
Q:
当下有什么您想拍电影探讨的科学或哲学主题吗？
A:
我常常读到与科技或生物学相关的非常有趣的内容。就连新冠病毒都有它有意味的地方，疫情引发了对于人体运转机制和反应机制的种种讨论，也让我们意识到了细胞的复杂性。虽然我确实十分关注这些，但是我的影片没有一部真的是从某个科学问题出发的，我最关注的还是人类的生存境遇，所以我才会对人体的生理特性感兴趣。我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的唯一的现实，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体验世界的，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是独属于人类的，这种方式不是绝对的，无论是狗、鸟还是昆虫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
《欲望号快车》剧照
Q: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常常想起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感染”和“禁闭”的表达……
A:
是的，这段时间很多人跟我说，他们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柯南伯格的电影里！对我而言，疫情的现实跟电影里完全不同，但是我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之前我的影片里让人觉得不真实的东西一下子好像都变成可能发生的事了。
Q:
您为什么六年没拍新片了？
A:
我妻子病的很重，我们结婚43年了，我们的关系很亲密。我照顾她3年，她2017年去世了。这是主要原因。
Q:
有消息说您将要执导一部Netflix的剧集，您能跟我们谈谈这个吗？
A:
我跟他们提出了一个剧集的点子，他们很感兴趣。我写了一个试播集和正式剧集的第一集，他们后来决定不继续做了，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项目，我可能会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正是电视剧集让我重新对电影产生了兴趣。我有段时间看了很多剧集，我很喜欢这种表达形式。相比电影，电视剧集更像小说：故事时间可以慢慢推进，可以有很多人物和很复杂的故事。剧集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那种团队共同创作的方式，许多导演和作者一起参与创作，由一个制作人做统筹监督，但他本人不担任实际导演工作。这样的创作方式对“作者”概念构成了挑战。
Q:
最近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剧集？
A:
《传奇办公室》(Le Bureau des légendes)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剧集之一。我也看了许多其他剧集，很多质量都很好。
Q:
您看大卫·林奇的《双峰》第三季了吗？
A:
我看了一部分，我得承认，我没有那么疯狂地喜欢它，我更喜欢前几季。我很欣赏林奇整体的创作，但我不是每一部都喜欢。不过，我对他自己独立执导了18集还是挺佩服的，肯定很难，必须有非常的精力和专注力才能做到。我猜他应该是在完全不顾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完成拍摄的。
《蜘蛛梦魇》剧照
Q:
您刚才提到“作者”这一概念受到了挑战，我想到您在《蜘蛛梦魇》(Spider, 2002)之后的创作好像走上了一条新路，观众感觉您好像想要跳出所有跟您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的元素：科幻片、恐怖片、身体形变、非常态的性欲等等，有一些您之前的影迷会有点失望。
A:
如果有影迷觉得失望，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他们可能看了我的恐怖片，对我的创作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但他们只是了解了我很小的一部分。举个例子，《危险方法》(A Dangerous Method, 2011)是我所有影片中最私人的一部，虽然这部片子的剧本不是我写的。这部影片又回归了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那些是构成我创作最基础的东西（在柯南伯格的第一部短片作品《转移》(Transfer, 1966)中，一名心理医生受到了一个病人的骚扰——原注）。我没有拍摄过任何一部内容无法激发我的创作热情、或者我在其中看不到自我的电影。所以我没有一秒钟不是大卫·柯南伯格，相信我！
Q:
2016年，您就您的小说作品《消费》出版接受了一些采访，那时候感觉您好像失去创作电影的欲望了。
A:
没错，那时我想把更多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本来想再写一本小说的。
Q:
那么现在呢？
A:
现在我又想拍电影了。但是我老了，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精力……不过我身体很好！等到新冠疫情结束，就可以重新拍片了。
Q:
您能再跟我们说说您未来的拍摄项目吗？
A:
我只能告诉您，我一共有三个拍摄计划：一个是重启Netflix拒绝的那个项目，一个是要改编我的小说《消费》，第三个是一部科幻片。其余的等到拍摄结束我们再谈吧，我不喜欢聊还没做的事。
编辑：山林巨怪
南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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