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豪尔赫·卡夫鲁内？

本文除卡夫鲁内外其他人名都保留原文，哪怕著名的如梅赛德斯·索萨，省级以下地名也保留原文，哪怕著名的如亚培玉。随缘加注释。文章来自民族报，见文末原文链接。本文添加视频的曲目名字加粗。
Jorge Cafrune，1937年生于阿根廷胡胡伊省的Perico del Sunchal，是叙利亚-黎巴嫩的克里奥尔人后裔，阿根廷著名左翼民歌手，具备高乔人的风范。

犀子

谁杀了豪尔赫·卡夫鲁内？
——那个拿起吉他“比一支军队更危险”的男人
歌手豪尔赫·卡夫鲁内的最后时日与死亡迷局

民族报，2019/7/12

文/Gabriel Plaza 译/犀子

豪尔赫早了几天到达科尔多瓦，好探探气氛，以及为重返Cosquín国家民歌节的舞台做准备。从1972年夏天起，他就没有在Prospero Molina广场演唱过了。他被科尔多瓦国立电台封杀了：甚至在迪厅，他的唱片都被钉子划出印痕，好让它们放不出来。他身在独裁政府的艺术家黑名单之列。使他变成大众偶像的两首歌《我的希望之桑巴》（Zamba de mi esperanza）和《无主牲畜》（El orejano），也位列于民歌节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禁演曲目中。

Mercedes Sosa和豪尔赫·卡夫鲁内在65年的Cosquín民歌节

对演唱曲目的管控和对歌手的迫害在1975年伊莎贝尔·庇隆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开始了，阿根廷反共联盟AAA开始在其中发挥阴险力量。从1976年3月24日的军人政变起，对歌手和曲目的审查就变得绝无通融。声控室被一位士兵看守：少尉、士官或新兵。在1977年Cosquín国家民歌节过程中，科尔多瓦乐队Los Rundunes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表演了César Isella和Armando Tejada Gómez的《和所有人一起的歌》。

“当班的少尉带着中止广场的录音的命令来到声控室。曲子继续进行，直到演奏完成。那是一次疏忽。”从那一夜起，在音乐节剩下的时间里，一位军人全程看管着声控室，给所有舞台监督都发了一张违禁曲目清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重复了这一纪律”，记者Alejandro Mareco和Santiago Giordano在合著的《必须唱》一书中讲述道。

豪尔赫·卡夫鲁内在音乐会上宣传一种特别的神秘主义

“当时我在做民歌节的声控。”一直到2005年都担任民歌节调音师的Luis Nogués确认到。这份工作是从他的父亲和叔叔那里继承来的，他们两位是参与了1961年首届民歌节的最早的音效师。一片乌云笼罩着民歌节。“Cosquín的舞台总是处于风暴的风暴眼，因为它是左翼的工会。因此在政变后，民歌节的委员会中有几名成员被捕。但对Cosquín民歌节的镇压并不是76年开始的，而是从阿根廷反共联盟AAA开始的。先前就已经处在这种气氛之中了。”

在这种氛围中，卡夫鲁内回到了在1962年把他捧上神坛的Atahualpa Yupanqui舞台。这位人民偶像就是在那里诞生的，他也是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展示自己反叛高乔人的形象，就像他在1965年忤逆科尔多瓦市民歌委员会的意愿，让Mercedes Sosa登上舞台时所做的那样。“我要冒犯，因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冒犯，我会受到委员会的处罚，但是我们能怎么样呢。我要为大家推举一位至纯的女人的歌唱，她还没有得到机会进行演唱，虽然会引发争吵，但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我把这位图库曼女人留给大家聆听：Mercedes Sosa。”那是民歌节和阿根廷大众音乐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次，他也并未完全确信要在民歌节的舞台上演唱。他此前刚刚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在许多节目如Rafaela Carrá的节目上红得发紫：他和Marito的组合给了他广阔的职业生涯一次新的商业刺激，收获了多张金唱片。从1973年起，他便享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他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这样的著名舞台上演奏过。他靠自己的吉他和桑巴，实际上走遍了全球，甚至到过非洲和中东。

豪尔赫·卡夫鲁内在加那利群岛的Tenderete

自从和Lourdes Garzón缔结新的伴侣关系起，他就居住在西班牙。然而，他需要不断和自己的土地相接触来获取养分。他父亲的病情催促他返回阿根廷，哪怕他预计到自己返回的是一个灰暗的、被噤声的国度，并且它还环伺着紧急状态压抑的黑影。作为一种解药，豪尔赫·卡夫鲁内继续开着自己的汽车在乡村和城市巡演，来保持和公众的亲近。他拥有某种吉卜赛人的灵魂。在1977年的最后几次巡演中，他第一段婚姻的两个孩子，11岁的大女儿Yamila和4岁的小女儿Eva Encarnación，陪同了其中的一次。

《我无法忘记你》，豪尔赫·卡夫鲁内

Yamila回忆道：“我们和他一起参加音乐节，我们跑了三四个地方。我记得他开一辆克莱斯勒Valiant带我们去Villa Dolores、Mina Clavero、Realicó和La Pampa。我们走公路和土路。在那里，我们停在一个周围荒无人烟的小店跟前。他下车，点了几份米兰式炸牛排留待路上吃，然后我们继续旅程。看着他走上舞台的那种感觉很美妙。他几乎有一米九，帽子和靴子让他看起来更显魁梧。爸爸非常令人敬畏，人们带着十分的尊敬去听他演唱。安静得连一只苍蝇的声音都没有。这很奇怪，因为他是个抱着吉他弹唱、背诵诗歌的人。要达到这种效果，说明他在人们当中引发了某种不同的东西。”

在这些演出的日程里，Cosquín民歌节的缺席，对于一个对自己唱的每一个旋律，对歌曲中提到的每一片地域都了如指掌的民间歌手来说，似乎是一次奇怪的空缺。在他生前最后几次采访中，他有一次对记者Mario Franco坦白道：“我本不想再去Cosquín民歌节了。”是他的代理人说服它的。卡夫鲁内必须回到另一个音乐节，那个音乐节的民歌委员会已经被干预，并且由Luis Echeverría中将来领导。社会政治背景如此不利，哪怕他知道“乡下的人们”在等待他。

几天前，当他在Paseo Sobremonte一个受邀参加的音乐节上唱《无主牲畜》时，就被警察扣留了。他宣了誓，当天就把他放了。可到了晚上，他和朋友们吃烤肉，又唱起许多被独裁政府封禁的这些歌曲，其中包括《带H的男人》。

当时卡夫鲁内四十岁，对他的信仰十分坚定。“他总是唱自己想唱的，哪怕知道威胁会潜藏在他的生活中”，歌手和六兄妹中的老大Yamila·卡夫鲁内说道，她如今即将完成一本讲述卡夫鲁内生涯的书。

《孤独者的米隆加》（A·Yupanqui），豪尔赫·卡夫鲁内

在缺席民歌节5年之后，豪尔赫·卡夫鲁内的回归意味着一次重大事件。“那是他和他的人民的一次重逢”，Yamila回忆道，她借由母亲Marcelina的超凡记忆力重造了父亲的事迹，“民歌委员会的人什么都没有说。但他们知道他有违禁曲目，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在民歌节的第一个夜晚，豪尔赫·卡夫鲁内带着某种特别的情感踏上了舞台。“就像回到父母老屋里一样。这是成就我的地方”，他在此次演出后的一个采访中说道。这位乐手只带着吉他上台，穿着高乔服饰，戴着他的宽边帽。他决定演唱人们需要聆听的东西。开场曲是科尔多瓦人Chango Rodríguez创作的一首桑巴《被俘的月》，这首歌和其他曲目如《棕皮肤圣母》一同成为卡夫鲁内七十年代的经典。

《被俘的月》，豪尔赫·卡夫鲁内

在官方包厢里有科尔多瓦省长Carlos Chasseing旅长，Cosquín市长Agustín Marcuzzi和Lucio Benjamín Menéndez将军，后者被认为是在最近一次军事独裁期间（1976-1983）在科尔多瓦及其他西北九省实施的“对政治反派的系统性整体清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声控室里，音效师Luis Nogués正在进行一切准备工作。旁边总是有一个“和蔼的”军人看守，他回忆道。“在政变的那些年，曾经有限制。我们会被塞一张不能唱的歌单。它就摆在我的工作台上。命令是，万一有人唱了违禁曲目，就切断声音，但这从来没有被执行，甚至在卡夫鲁内演唱的那天都没有实施。”虽然面临威胁，豪尔赫·卡夫鲁内还是享有技术人员和听众的共谋支援。

《无主牲畜》，豪尔赫·卡夫鲁内

随着时间流逝，这次演出收获了一些神话般的轶闻。尤其是他再次挑战当局，唱起《无主牲畜》时——这首曲目因乌拉圭双人组合Los Olimareños而流行起来，并且被卡夫鲁内变成七十年代青年的又一首反叛赞歌：“我知道在牧场里人们打我主意/因为我不被发号施令的人牵着走/因为我蔑视他人的足迹/我懂得自己开路去想去的地方”

节目单接着交替了Yupanqui的经典曲目如《枣红马》和克里奥尔华尔兹《土著圣母》，但在人们要求他唱《我的希望之桑巴》时，演出的其中一个史诗性时刻到来了。这是门多萨人Luis Profili在50年代创作的一首曲子（在1964年记入艺名Luis·H·Morales），在门多萨的一次吉它会上被豪尔赫·卡夫鲁内听到。他把这首歌录进了1964年发行的两张唱片之一。这个曲目立即走红，直到今天，还是阿根廷民歌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有两个时期和两套歌单统一在爸爸的歌声中，”Yamila如今分析道，“一是中立的经典曲目如《棕皮肤圣母》、《卡塔马尔卡的风光》、《小姑娘圣母》、《着迷的女人》或者桑巴，比如《我的希望之桑巴》，人们对其赋予了本身并不具有的政治内涵。然后是纯粹的战斗歌谣，如《夏季牧场的铁丝网》、《被枪决者的米隆加（Milonga，一种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歌舞）》和《无主牲畜》，和社会相关联。”

桑巴《我的希望》（这是在阿根廷作曲家协会注册时的曲名）因为名带“希望”一词而成为审查的目标，哪怕歌曲在根源上和社会或政治动机距离非常遥远。这是一首关于爱的哲学的歌曲：“希望之桑巴，我的希望作为爱而醒来/梦，灵魂之梦/有时候不开花结果便死去”，据说它是一位搬迁到门多萨的酒店主作的曲。

在1978年1月24日那天夜晚，卡夫鲁内和听众给这个集体赞歌赋予了新的意义。当时台下开始要求他唱《我的希望之桑巴》，而他做出一个桀骜不驯的自由姿态，对组织者提醒道：“虽然不在批准的歌单里，但我的人民要求我唱，我就要唱它。”第一次，人们的欢呼声震动了广场。他感到自己有公众的陪伴，而他的歌唱也能继续是自由的。

“卡夫鲁内的出场对音乐节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有一种自我审查让许多人都不再尝试去唱黑名单上的曲目”，在调音台后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见证人Nogués如此回忆那个历史时刻。“民歌的衰落就是从此开始的，因为那些有话想说的诗人被要求保持安静。民歌是从诗歌发展壮大的。军事政变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之枯竭的。留下的是一种被清洗过的、肤浅的东西，它支配了后来的时光。而卡夫鲁内，相反，是一个特殊而不可重复的时刻的产物，和诗人运动的爆发，和智利的新民歌运动，和古巴革命相近。虽然只是抱着一把吉他演唱，但他在舞台上的形象是伟岸和影响深远的。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艺人，他没有市场营销，没有任何预先的筹划。那是艺人和公众之间真诚的共同参与。”

《被枪决者的米隆加》，豪尔赫·卡夫鲁内

新闻报导对那一夜的记载仍然存在分歧。在Jimena Néspolo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谁杀了卡夫鲁内？战斗歌谣之死记事》中，她指出，在唱完人们要求他唱的被独裁政府封禁的曲目之后，这位歌手不得不匆匆离开舞台。而卡夫鲁内的女儿Yamila Cafrune虽然当天不再现场，却拒绝这一版本：“我爸爸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相反，他接受人们所有的爱。”

而对于前文提过的那本关于Cosquín民歌节的书的作者Alejandro Mareco和Santiago Giordano来说，卡夫鲁内不仅在周六的开幕式上演唱了，还参与了接下来那个周一清晨的Cacharpaya（在克丘亚语中意为“告别舞会”）。这位生于胡胡伊省El Carmen镇的一个庄园的歌手，在Alberto Cortez之后现身，点燃了Próspero Molina广场。最终，“第二天，在Reynaldo Wisner（民歌节的创办者之一）家里吃过午饭后，卡夫鲁内知道自己在被人追捕，才离开了Cosquín”，书上写道。

在那一年1月31日星期二的《内陆之声》日报中，卡夫鲁内的演唱被时任记者冷淡提及：“‘El Turco’（“土耳其人”，外号）卡夫鲁内的回归是第18届国家民歌节的一次重要事件。在4年的空缺之后，他一连呈现了多支新曲，反响尚可。特别的表现则由特邀嘉宾Alberto Cortez带来。”

对于其他人，如科尔多瓦日报的记者和《内陆之声》的合作人，覆盖了那个时期的民歌节并在民主时代作为民歌节媒体负责人的Juan González来说，那个夜晚是阴云笼罩的。“我记得那是他的最后一场演唱，但是记不得更多了。我无法确定人们是不是把他赶下舞台，因为他唱的那些曲目确实招致了麻烦和批评。我记得更多的是他让Mercedes Sosa上台的那一次演出。当时我就在听众中，才18岁。那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夜晚。我们所有人都去La Europea糖果店庆祝，后来我们和‘土耳其人’和Mercedes还有其他歌手一起唱到天亮。但是关于他最后一次在Cosquín的演出，抱歉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对那些艰难岁月的记忆，在抗拒去再创造一些事实和已经不在人世的亲爱的名字。”他在科尔多瓦的电话中说道。

Nogués也不记得这次对于民歌来说意义重大的回归的细节了，但他记得从卡夫鲁内形象中散发出的能量：“我就在现场，我是调音师，但对那个夜晚记不起什么。我记忆力不好。我只知道，在声控室我没遇到麻烦，我们一直没有切断声音。我记得的是他唱《被俘的月》的时候。他的出场，某种角度说，就像是在望着泉水。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到，没有太多亮相的套话。他说话很有风度。他演唱的抑扬顿挫很野性，是非常直觉的，完全不是考究得来，这让他非常特别。他嗓音的色彩和他弹吉他的那种原始的方式，获得了一种无法混淆的声音。”

豪尔赫·卡夫鲁内在1978年去世时处于生涯巅峰

在Jimena Néspolo的《谁杀了卡夫鲁内？》中，暗示卡夫鲁内在Cosquín的那次演出是对他的死刑判决。这一假设是根据Teresa Celia Meschiatti的证词而建立起来的。Meschiatti出现在阿根廷人口失踪委员会CONADEP的报告里，她是1976年9月在科尔多瓦被拘留的，是La Perla集中营的幸存者。

Meschiatti提示了作者Néspolo，她和其他几位La Perla的拘留者一同出现在Cosquín现场。军人们带着几位被拘留的女人一起突然出现在音乐节的听众当中。他们在城市的主干道上行走时，她听见了卡夫鲁内史诗般的标志性声音。“我还不知道是卡夫鲁内在演唱，但我听见一个和他的声音非常像的人……就在那时，有人过来说：‘是卡夫鲁内，他在唱禁歌。’我身边站着Villanueva，他在78年是上尉，他说得一清二楚，因为就在我身边：‘必须杀掉这个人，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事传开，让人们开始唱禁歌。’”

卡夫鲁内的歌单中比例很大的政治内容，他的形象在当时的青年之中的吸引力，他对庇隆主义的拥护，以及López Rega在73年所说的那句话“卡夫鲁内拿起吉他比一支武装部队更危险”，这些对于企图埋葬一切自由精神的军事独裁政府而言都是响起了警钟。

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会是豪尔赫·卡夫鲁内在Cosquín的最后一次演出。“土耳其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准备一次骑马进行的史诗性巡演。这次巡演已经计划得周详备至，一共要经过25个驿站，每日35公里，共驰骋750公里来到科连特斯省的Yapeyú，在圣马丁将军诞辰两百周年向其致敬。

“当我听说全国有八千到一万人要骑马相聚在Yapeyú时，这次致敬的意义就涌现出来了。他们会把自己的马在皮卡里运送，当时我直接就说：‘那我直接骑马去，既然我有时间，也有巨大的兴趣……’”，在巡演开始前几周，他对阿根廷电台的“歇脚开唱”（Un alto en la huella）节目的记者Miguel Franco这样说道。

《枣红马》，豪尔赫·卡夫鲁内

那不是卡夫鲁内第一次骑马巡演。在1967年他就进行了一次从La Quiaca（阿根廷西北边境）出发远赴巴塔哥尼亚（阿根廷最南端）的史诗性巡演路线。“我们的歌是在马背上诞生的，我们的美洲性（hacer americano）是在马背上诞生的……在67年，我开始了一次骑马巡演，穿过各个省会，串联起每个城镇，每个人群，那是我们内陆地区的沉默、卑微的人们。”他用那种不拘小节的口吻和他出生的牧场给他留下的胡胡伊口音说道。

这次新的骑马线路重拾了那一圣火。卡夫鲁内一直想着在从Yapeyú返回时在沿路小村庄表演。在开始这次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旅程之前，卡夫鲁内顺路拜访了他生活在圣菲省的家庭。“我父母当时已经离婚了。他和第二任伴侣Lourdes组成了新的家庭，生下了Juan Facundo和Macarena。他只呆了几个小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Yamila Cafrune回忆到。

在1月31日，卡夫鲁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五月广场（Playa de Mayo）开始了骑马巡演的第一个路段。他首先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的教区神父和他的教父Chiquito Gutiérrez的祝福。开始时，有来自各个阿根廷传统主义中心的其他骑士陪伴他。接着他们就在27号公路上独自前行了。在走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Benavídez县时，夜幕已降，一辆皮卡撞上了他们。

豪尔赫·卡夫鲁内在公路上遭遇死亡前最后的照片

因为这次撞击，卡夫鲁内多处肋骨骨折，头部和胸部被撞伤。他先在一个急救室接受救治，然后转到Tigre市医院。最后，因为伤情严重，众人决定让他到Vicente López胸腔研究所住院。他在路上去世。他的教父活了下来，并且缄口不言。守灵在阿根廷拳击协会进行，因为想要和他告别的公众数量太大。火化在Chacarita公墓进行。

豪尔赫·卡夫鲁内的事故产生了疑团，谋杀传言开始滋生。在Tinta Limón出版社的《谁杀了卡夫鲁内？》一书中，有一章的调查试图把谋杀假设的零碎线索和证据串起来。调查者Jimena Néspolo肯定道：“那是一次政治死亡，而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这意味着在真相的切实基础之上去思考他的支持者们带着狂热编造的‘神话’或‘传说’，或围绕着卡夫鲁内之死的各种意义岩浆。有人会说，或会反驳，说我的记事在‘后真相’的时代注入了自己的药剂……也许那没有说错。不管怎样，我的调查都是在合乎伦理道德的原则下进行的：作为社会，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证词闭目塞听。”

然而，对卡夫鲁内的家庭而言，证明却并不那么斩钉截铁。“据我们所知，就是一次事故。我是在2019年7月1日的今天这么对你说。我无法说更多了。无法排除我们可能从我们申请的诉讼中看到别的东西。但首先需要告诉我们，诉讼是否还存在，因为那已经过去40年了。那些说它不是一次事故的人是基于阿根廷反共联盟AAA的威胁而言，但AAA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了。很可能那次意外死亡对军人来说是送上门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把他们没干的事情归于自己名下，然后说：‘看，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案件在一开始就被记入“意外死亡”。皮卡驾驶员Héctor Emilio Díaz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酒驾，路又暗，第二天他父亲陪同他自首肇事。他父亲多年前曾经给López Rega领导的阿根廷社会福利部工作过。他没有注意到自己逃离了事发地点。由于未成年，在声明马队是在公路上行走之后，他就被赦免了。Néspolo的调查写到，不久他就和全家一起从Benavidez消失了。

正处于其艺术的全盛期的卡夫鲁内在路边的离奇死亡，使民歌界失去了当时最受欢迎、最勇敢的歌手之一。这对Horacio Guarany和Mercedes Sosa这样的社会歌手来说，是一次间接打击。Sosa是他艺术上的女儿，一年之后也开始了流亡。

在40岁时，卡夫鲁内已经卖掉了数百万张唱片，他灌录了这一音乐品类中的一些主要唱片——《情感，歌唱和吉他》（1964），《恰乔，一位考迪罗的生与死》（1965），《豪尔赫·卡夫鲁内演唱José Pedroni》（1970），《豪尔赫·卡夫鲁内唱Falú、Yupanqui和Dávalos》（1972），《游击队员归来》（1973）——有太多可以列举。

《恰乔，一位考迪罗的生与死》，豪尔赫·卡夫鲁内

“我想卡夫鲁内是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去世的。他的最后两张唱片，现场录制的《卡夫鲁内在联合国》（1976），和录音室录制的《我对河岸地带歌唱》（1976），都是概括性的唱片，也因此是有风险的和开放的：第一张里收集了他的歌单里的所有标志性曲目，这些曲目塑造了这位高乔歌手的表演形态，他用自己的声音去挑战权威、挑战权力的秩序；第二张则围绕着强盗Isidro Velázquez的形象来呈现（有曲目《最后的sapucay[巴拉圭和阿根廷河岸地带的一种尖啸，来自瓜拉尼人]》、《无马，在Montiel》）。那同时正是他显著地巩固自己职业生涯的国际影响力的几年。”

《最后的sapucay》，卡夫鲁内

他的肉身消亡仍然在制造疑问。最近由Jimena Néspolo编辑的那本书，是由卡夫鲁内的大女儿Yamila Cafrune负责书写的授权传记，另外还有一部由Julián Giulianelli执导和编剧、Facundo Arroyo负责新闻调查的电影正在拍摄，它们继续召唤起人们唤醒他的形象的兴趣。他是一个一次又一次回归的声音，连死亡也无法使他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