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1958-），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台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我是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后来硕论（“必记本”注：即硕士论文）很幸运的出版，在当时被“中研院”（“必记本”注：即台湾“中央研究院”）看中，后来就进入了“中研院”服务。这在当时是很少的例子，曾经“中研院”录取了很多硕士毕业、甚至是学士毕业的人进来，当然这也只有人文学科才有可能，好比今天的英国，依然认为大学毕业就可以大抵看出一个人的程度。但我那时，或许是受到美国学风的影响，大都认为一定要有博士才能够进“中研院”，所以我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后来去了普林斯顿，留职留薪待了五年，又回到“中研院”服务，直到现在。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第一就是校对，尤其是完成一篇文章，然后要重读，并且不断更改的时候。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位老师的名言是：「时间永远是不够的」，这句话当我年纪越长，我越有体会。我这个人不怕读书，不怕写论文，但我最怕的就是校对，首先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加上我这个人有坏毛病，看到不对的地方就会更改，甚至有一本书放了十年才出版，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怕校对。但是我有两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就是要限定自己在一个时间内把事情完成，好比我，我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会限定自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一定要把文章完成，让时间成为你的压力，让你能够总是在限定时间中完成事情。我以前在哈佛大学读书，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一大堆很聪明的学生汇集在此，但是有超过一半你过阵子就看不见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学期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跟一位同学一起去逛超级市场，遇到了他的导师，老师跟他说：「许个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把积欠我一年的报告交出来」。这是第一个，在决定时间把事情完成。第二痛苦就是书写障碍，有的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研究，但他做完研究之后就会觉得，这有点复杂，不会写出来。事实上，这也是有解决方法的，一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边看书边写，我知道有很多学者跟我很不一样，你们都是用计算机写文章，我还是在用笔写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拿着一大堆书，边看边写，我做不来，我觉得那样也不是很好。论文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像是一个生物，你必须让它自然、协调，互相论证，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每一天一段一段写，永远不要一口气写完，这样你会发现文章有条理，而且不会内容跑掉。第二就是花时间去「呈现」，这是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们都是数据，很简单的就可以呈现。但我们不同，英文的论文如果你用词稍一有问题，人家立即给你退稿，除非你的文章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用60%的时间做研究，但用40%的时间写东西，而不像有些人只用10%。第一，有创造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让你无法正常工作、思考；这个压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让你没有感觉，所以我说这是创造性的压力。第二，要有责任感以及罪恶感。你对自己的进度、学问、论文，当你怠惰了，当你没有以往那么专注了，要有罪恶感，督促你回到轨道上，而对你所处理的事务也要有责任感。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曾经说过，写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与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顶多有意义的问题多花费几成的时间。有意义的问题，才可以使你做学问，做得有兴趣，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他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他学问，往往其他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第四，材料要适当的集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现在姑隐其名，他现在任教于台北的某大学。他硕士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很有意义，题目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魏晋南北朝某个时期北人南来还是南人北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可以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一个人跟他说，我也是北方南来的，你别忘记我了。这就是材料必须相对集中的意义，这才不会让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时间找数据，把你搞得半死。第五，别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现在信息很方便，以前我们要翻档案，花二十年，但现在花几秒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尤其一大堆汉籍电子数据库，简直是太方便了。但是，千万别停留在材料上，你必须将视角拉高，想想这些材料代表甚么？而非一股脑地钻进去研究「里头」的东西。第六，随时注意新领域。投入新领域通常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我们看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人，而后来加入这个领域，并且顺利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因此，随时注意新领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万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很「拥挤」了。有的学问在国外都已经发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进去，实际上收获并不会太大。第七，问题要分多个层次看。我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在解释历史现象，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尽量多分好几个层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搞得复杂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第八，形成清楚的论证。当你着手撰写论文，要形成清楚的论证，最好是对整个题目有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开始写，别太仰赖数据库以及一大堆数据，要尽量有自己的想法。第九，写的时候就要有出版的决心。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抱着一颗出版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决心够充分，认真把事情做好。第十，研究、读书、著述是三回事。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辈子就是看书，而且是每天看，但却很少著述，有时候去“中研院”餐厅吃饭，遇到他总会问说，最近有甚么好书可以看？他会丢个几本书给我，我再去找找。你说他有学问吗？有，这就是西方说的移动式的仓储、百科全书，我要告诉各位，研究、读书、著述三者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没有一个可以偏废。第一，避免眼高手低。中国近代人物里面，有一位叫做黄侃（“必记本”注：曾任北大教授、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的学者。他认为当时的学者都不如他，甚么胡适、傅斯年，他认为人应该要把大体、细节都掌握清楚了，然后再开始写东西。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读书」，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没想到同年就去世，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个例子，人空有学问，但没有作品，评价就会不高。
第三，别一直做准备。不要老是花时间看数据、找数据，然后一直打转，一事无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师(“必记本”注：即姚崇吾教授)有一句名言：「骑马要骑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里」，意思就是说想到就要去做！第四，要知道在哪里舍弃。我以前在哈佛读书，最聪明的就是一位荷兰同学，每个教授都夸他多好多好，对哪个领域多专精这样。但是后来她写出来的博论，却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她太了解每个东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细节，总是要计较A，又从A追到B，B到C，C到D，他的论文到最后成为一种片段问题的总集合。写论文要能够掌握大概，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别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说要知道在哪里舍弃。第五，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 > B > C > D，但是历史研究却是相反的D > C > B > A，在这种过程里面，我们往往忽略很多事情。历史不是回去倒着扣，过度简单的解释，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而把许多论点搞错。甚么是气质，这跟做学问有甚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量材适性，了解自己的才性。中国有一部书叫做《世说新语》，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人的才性，以前我不懂，后来我渐渐懂了。就是说人人有适合的地方，好比司马光，被同时代的邵雍说只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没有办法做哲学性的思辨工作，但他却编了《资治通鉴》，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读，我想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人也会继续读资治通鉴。但又有多少人懂邵雍的哲学呢？并不是说那不好，而是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才，你要找到并且去发挥他，任何人都可留名，在这个程度上，可以说智商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又好比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他们都不是我们说顶聪明，领时代风骚的人，但他们做这种工作却也可以流芳百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需要使用。因此，了解自己的才性之后，要做切实的学问，不要赶时髦，这样才可以长远。此外，寻觅、困惑、挫折是研究过程中不可少的环节，还要研究社群的塑造，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懒散空间」，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哈佛的时候发现，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都必须让人能够适当的「放松」，而且能够让人跟人互相讨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学术环境就是太紧了，压迫得人们很有压力。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天才是成群而来的，《南方周末》里有提到，西方做学问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故一群人把一个人顶上去。最后，是我自己的反省。那就是一张纸片不可少，一张卷宗不可少，你随时想到甚么，都把他记下来，因为想法都是稍纵即逝的。然后要有胆量，像我做学问就是太保守，另外英文要好，最好是多学好几种语言，然后要多跟人讨论，多参加研讨学术会，但不要参加太多，做太多的讨论。
基于此，为提高青年教师和博士的学术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必记本”将会在寒假定期推出“学术训练营”，每期15人，敬请后台留言报名或添加“必记本”助理李博士（微信：xixiaiypf）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