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学科发展：精神科量表的引进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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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迅猛变革的同时，精神卫生事业发展迎来更多的挑战，遍布全国的精神卫生之花，争奇斗艳，各吐芬芳。

人物专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张明园教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何燕玲

我对量表的了解最早始于1980年WHO来中国办的第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学习班。当时介绍了精神现况检查（PSE），但具体怎么做还是不甚了解，只是有了一个概念，知道做流行病学调查的话要有个标准化工具来收集资料和评估，这样才有可比性，可以和其他研究做横向比较，也可以做前后的自身比较。

1981年初，我去了美国，开始在伊州芝加哥大学的John Davis那里，后来去了哈佛大学附属精神病专科医院McLean Hospital的Simon Kety那里进修。他们两人都希望我这次赴美能有点收获，能带回国可以用，对中国精神科的发展有点用处。没有给我具体的内容，让我有机会广泛接触和讨论。

Davis教授是做临床精神药理的，当时他有个关于抑郁症的合作研究项目在加州圣地亚哥做研究者培训，主要研究工具是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他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培训HAMD这一个量表，我才知道了量表培训的方法，我觉得很实用。参加这个培训的人有精神科临床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他们经过培训后都可以做。当时联合检查了4个案例，那时还没有录像，案例是用小电影放的，大家看了以后评分，确实看到受训者一致性逐步提高。离开芝加哥的时候，Davis教授送了我一本美国FDA做精神科临床研究常用量表的专辑，里面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焦虑障碍三大疾病的常用标准化量表，很有用。

后来到了哈佛，每周选1~2篇论文做评判性阅读，然后与Kety教授及其助手讨论，每次讨论的内容都会涵盖用什么工具，用得好与不好，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临回国前，在芝加哥大学的亚太精神卫生研究所见到刘融教授。刘教授想到中国做研究，有个研究工具希望我翻译，拿到后一看，是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DIS-II），是当时正在做的美国流行病学调查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ECA）的诊断工具。供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使用。我翻译后，由在芝加哥大学的刘融教授的夫人杨淑慧教授做回译，然后刘融教授再做双语校对，几个来回后定稿。这些是我在美期间关于量表的接触。然后，就带了台电脑和几大箱资料回来了，意气风发地想做点事情。

回国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人开始关心测评工具了，但还没人做。有人只翻译量表的那个评分记录单，而不是使用手册。说明大家有兴趣但还不会做。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此事并不难，并且确实对临床有帮助。我便与医院商量，成立研究组，以研究方法学为主，用了个时髦名字“生物统计与生物测量研究组”，当时只有3个人，一个是统计比较好的做人类学的汤毓华，一个是精神科护士迟玉芬，还有就是我。

从1982年3月开始做起，在我当时所主管的新四病区开始量表测试，第一个开始做的就是BPRS。按美国的流程做，翻译，找患者做测量，有住院患者，有门诊患者，训练了两名评定员。将其结果，包括信度检验、效度检验、临床应用和评价等写了4篇文章发表在《上海精神医学》，感觉很有收获。随后再逐个开始做抑郁、焦虑、总评等各个量表，就是当时美国FDA的那本专辑上的量表，几乎都做了一遍。

当年有两个学习班，一个是WHO办的精神药理学习班，来自丹麦的Bech和Rafaelsen介绍了他自己如何研发躁狂量表Bech-Rafaelsen Mania Rating Scale(BMRS)的过程；同一年，John Davis教授来上海举办了生物精神医学讲习班，讨论课程安排时，特意安排了一次量表测评示范，两个患者的精神检查是我做的。与Davis教授同来的研究病房主任张信义是我国台湾人，他做量表评定。那个班有60几个人，包括王玉凤、陈彦方等，那时他们刚做研究生，很有兴趣。60多岁的高柏良亲自作为一名学员来学习。那时很多人只听说过量表，还没学习过，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班以后，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在做量表开发的事情，陆续有人请我们去讲课介绍。

1983年底，常州102医院高柏良主任办生物精神病学习班，研究方法占了很大比重，给量表排了很多课时，请我去讲。办班期间，高柏良找我商量是否牵头成立量表协作组。那个时候龚耀先已经开始做心理测量了。这个方法不错，我们一起筹划的几个人有朱昌明、王春芳、吴文源、陈彦方，还有青岛精神病院院长王见义，他们同时也都是龚耀先做心理测量的骨干。

当时我还是有顾虑的，那时自己的年资还低，他们表示一定支持。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牵头当了组长，当场就成立了协作组，副组长是朱昌明、王春芳、吴文源、陈彦方，高柏良主任自己年纪大了推辞不做，由崔庶代替。即时开了第一次会，决定要办第一个量表培训班，地点定在青岛。每两年开1〜2次会，每次讲几个量表，然后布置一个合作研究任务。

譬如，第一次的青岛会议，从概论、方法学、信效度的基本概念开始讲起。考虑到后面就有个全国情感性疾病会议，于是，青岛培训班的内容除了基本概念外，就重点讲解抑郁量表、躁狂量表，然后出了一个情感障碍量表应用研究方案，规定从这以后一段时间内所有符合规定诊断的住院患者都要做量表测定，以及要做的次数。半年内汇总资料，开始计算机分析。这时候我带回来的计算机派上了用处，研究组的人员也有扩大。研究结果就到情感性疾病会议上去报告了。

这个情感性疾病会议上，量表协作组的声音很响，有HAMD在抑郁症中的应用、BRMS在躁狂症中的应用、躁狂抑郁症和社会支持(验证社会支持量表)，还有一些诊断工具研究如躁狂症的诊断等一系列工具研究报告。

后面有个神经症会议，我们就做了自评量表，包括90项症状清单（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还有生活事件量表（LES）等，在神经症会议上报告，又有很多声音。

从1984—1986年，中华精神科杂志几乎每期都有量表协作组的文章，当然还有别的期刊。后来量表协作组扩大到21个单位，覆盖13〜14个省份，每次协作组会议每个单位来1~2人，最早量表就是这样推广开来的，后来量表测评可以收费了，当然做的人更多了。

我这边的量表产出，多来自国际合作研究，譬如上海老年痴呆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神经科为主做的多中心痴呆调查，基本上都是用我们的工具，是我去做的培训。

差不多同时期也在推广量表的还有湖南长沙的郑延平。他们也做量表的合作研究，合作者包括北京安定医院的翁永正，广州脑科医院的郑洪波等。他们虽然做过贝克抑郁量表（BDI）的测试等，但可能还是想自己研发量表为主。其他大部分量表研究都是各地结合自己研究课题时用到的相关量表做的，做得好的包括杨德森、李凌江做的生活质量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刘协和团队做SCID等。

回想起来很不容易，当时没有经费，都是自己交会务费来支付会议费用，协作组的成员单位承办，免费提供场地，有的就住单位宿舍。因为量表选题好、实用，大家看到成效，就愿意参加。我们也确实做到成果共享。这些文章的作者由各协作组成员担任，有7~8家单位做过第一作者。当时经济还不发达，贵的研究做不起，也只能做这个。协作组是个不错的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收集比较多的病例。譬如躁狂症，在任何一个单位要在短时间内收几十例都是有困难的，我们6个月内一下子就收到了100多例;还有分裂情感性障碍，很少诊断的，我们—下子收了几十例。

量表协作组活跃了3~4年，自1987年后，我接手了上海精防办工作和老年研究课题，分身乏术，慢慢就不活动了。后来也曾经想过再做，如何燕玲做科教科长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再拉起来，也开过会，也有一些产出，如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简式国际神经精神检查（MINI），和依托焦虑协作组做的惊恐障碍严重度量表（PDSS）和惊恐相关症状量表等。

龚耀先教授的协作团队，多次举办全国性学习班，引进和推广了很多心理测验，很有成绩。于1995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的时候，申请成立了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把我们量表协作组的人也一起拉进去。

总结量表引进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一是没有版权意识，现在回想有些量表可能应用得不合法；还是以推广应用为主，对量表本身的研究不够。量表协作组得过很多小奖，但是没有拿过大奖。龚耀先教授在这方面就卓有成就。他集中精力做心理测量，智力测验的引进与在中国的推广获得了国家科委三等奖和一个推广二等奖。当时我去评的，历数该项工作的意义，力争其具有先进性，终获认可。

来源：摘自《致为精神卫生共同奋斗的70年》第十章 第四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

编辑||邱宇甲

排版||白羽

审核||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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