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一生与肝病战斗，用手术刀书写肝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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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吴孟超
采访：丁琳、黄中元、冯玉丽 整理：黄中元
采访时间：2011年1月25日
采访地点：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满怀报国之志回国学医
我生在福建，当时家里很穷，父亲很早到马来西亚打工。我生下来以后，母亲就带着我和一个弟弟坐船来到了马来西亚。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陈嘉庚在马来西亚号召华侨抗日。我所在的光华中学，不少老师来自国内，非常爱国，不少同学都响应号召回国了。当时，我受老师的教育及陈嘉庚的影响，知道了共产党抗日，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我们都很爱国。1939年，我初中毕业，那时候我是班长，就号召大家不会餐，把钱集中起来进行募捐。通过陈嘉庚把钱寄到了延安。等到12月份，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回电感谢我们。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就想组织同学回国到延安去参加革命。高年级的同学有的已经回国参加了新四军，所以我决心组织同学一起回国。
青年吴孟超
1940年，我们从马来西亚坐船到越南西贡，坐火车来到昆明。到了昆明找到老同学，说我们要到延安去。当时昆明天天警报轰炸，我们对日本人恨透了。老同学们中有的已上大学了，他们说你们想得真天真，到延安有很长的路，中间还有好多国民党搜查，很可能遭人陷害，你们还是念书吧。我记着我父亲的话，我们家里没有人念书，母亲是文盲，父亲懂的字很少，所有的弟弟妹妹都不识字，所以父亲让身为老大的我一定要念书，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培养成人才，为国家作出贡献，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去延安是为了抗日救国，但是去不成，我就留下来考了同济附中。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南下，我和家里的经济来往断掉了，但我还要继续念书。这时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吴佩煜（我现在的夫人），她就帮助我一点，帮我买书本织毛衣，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慢慢加深了。我自己也努力，帮他人抄写东西，晚上做家庭教师，卖报纸，我都干过，积攒钱坚持念书。考大学时我想念工科，但吴佩煜决定念医学，她劝我也学医，说学医凭自己本事，你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没有靠山，也不是有钱人出身，有了技术就可以维持我们今后的生活工作。我想想也对，反正我们学一门技术，可以救死扶伤，所以我就考医了。1943年我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抗战结束以后，学校搬回上海，我也跟着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物价猛涨，生活很苦。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参加学生运动支持共产党。
毕业以后我当了住院医生，积极考外科。当时考外科很不容易，很多毕业了的同学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我也一样。我外科的成绩考得最差，小儿科考得最好，他们要留我做小儿科医生。学校规定，哪一科成绩考得最拔尖就留下来参加哪一科的工作。留我做小儿科医生我不干，我要做外科医生，因为我的手灵活。我和教务主任谈话，但他的一句话给我打击很大。他说，你看看你的个子，162厘米，小个子 。过去的外科医生形象都非常好，他说的这句话戳中了我的软肋，就是说我太矮了。我说我非干外科给你看。
开辟中国的肝脏外科发展之路
我积极要求入党，因为是华侨，考验了6年。1956年我入党、参军，成了军官。同年，我升为主治医生。我的老师是裘法祖教授，他在德国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个子很高，看起来非常帅，从头到脚他都能开刀。1946年他带着夫人从德国回国，给我们上课。
当时担任主治医生有个说法，叫作独当一面，同时要自己发展。同时要自己发展。我想我发展什么呢？裘老师就和我说，你如果有志气，你可以选择肝脏外科。就当时来说，我们国家的肝脏外科水平是很低的，基本就是空白。国外有，但是水平也不高，肝癌的发病率很高。我一听，马上投入专科学习，了解学校里没学过的知识。当时就在图书馆里找书看。我们找到了一本肝脏外科入门，大概只有二十几万字，我和同事一起把它翻译成中文，一边学习一边翻译，我们非常高兴。
手术中的吴孟超
在裘老的帮助下，我们出版了肝脏外科入门的第一本书。之后，我就想，要搞肝脏外科必须从基础做起，所以选择解剖。解剖要了解肝脏，但我们对内部血管的关系不了解。当时正好五角场附近有一个法医检验所，有了肝脏标本就给我们，我们就拿回来做成模型。一开始不会做模型，我们摸索了很久。1959年，我们从容国团得奖受到启发，乒乓球也是塑料啊，那不是可以溶解吗？把乒乓球溶解后打入血管，使其凝固，肝组织腐蚀掉后形成模型。当时一口气做了一百多具，再一个一个分析。我们分析后，在1960年参加全国会议，作报告得出了一个“五叶四段”理论，肝脏解剖新理论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肝脏外科手术，当时有个别人涉及，但死亡率很高。我们就自己摸索。后来我发现做手术时出血总是很多，而且麻醉存在问题。过去麻醉病人时，麻醉后要降温，把病人泡在冰水里降到32度以下，然后再开刀。还要不断地加冰，才能保持低温。低温的话，肝门阻断时间可以维持得很长。我就觉得这种做法太残忍了吧，当时因为诊断水平低，肝癌不一定开得掉，开不掉的话，病人还要遭那个罪。我们就研究改进肝门阻断的办法。我们几个人就多做动物实验，研究出一种常温下的间歇肝门阻断法。和国外的方法不同，不会阻断太长时间，不然的话会造成肝脏功能衰竭。间歇肝门阻断法就是阻断一段时间，就放开，这样循环往复。这个是受到水龙头的启发。在动物实验中，我分三次：一个阻断20分钟，一个阻断15分钟，然后松掉，我再恢复5分钟，然后再阻断，加起来一共可以到1个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这个间歇肝门阻断法一直用到现在。
手术中的吴孟超一边用手“感觉”肿瘤，一边紧紧盯着监护仪器
还有就是病人手术后的护理和治疗很重要，很多病人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没有撑过去，比如说并发症之类的。所以我还是做动物实验，发现手术后5到7天是个关键期，一定要注意加强治疗。以后并发症就少了，病人恢复得好了，手术的成功率就大了。
1963年，我就开始做临床，第一例就成功了。到了1965年又做了一例，也成功了，那位肝癌病人90多岁了到现在还活着呢。当时手术都要请郑宝琦主任来主刀，我们下级医生做助手。在手术的时候，郑宝琦主任就说：“你比较熟悉，就由你来。”所以我们就“换刀”，我来主刀。当时我是肝癌研究小组的组长，又做了文献学习，又做了解剖，对于这个手术比较熟悉，掌握得更多，所以叫我来做，这是郑主任对我的信任。我鼓起勇气自己主刀，主任来帮我做助手。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胆子就更大了，第三次以后就变成常规了。
医者仁心练“三功”
从1965年到1975年，我做了100多例肝脏手术。1968年的时候，学校搬到西安去了。1975年，我们碰到一个从安徽来的农民，叫陆本海，挺了个大肚子。当地的诊断是血管瘤，不是肝癌。血管瘤是良性的，可以长很大。学校把病人收进医院以后也很重视，全院讨论怎么开刀。尽管开刀要冒很大风险，全院还是组织了好几个组，麻醉组、护理组、医生组、内科组、输血组等，大家共同努力来帮那位农民解决问题。最后校里统一决定要做这个手术。我那天一早上就去了，8点钟开始，就和一个组的人一起做手术。学校的政委就站在后面看，院长也在手术室里帮忙。手术一直做到晚上8点，肿瘤切下来了。在治疗这位农民的过程中，有几个困难需要克服。一个是肿瘤很大，从来没碰到过，到现在也再没碰到过那么大的（重达18公斤）；第二个就是自己没有做过，没有经验；第三个就是手术后这个病人能不能活下来，当时很担心，治病救人，得救好才行。
我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直到手术成功。当时手术室里也就是助手给我拿根管子，吸点牛奶补充体力，没其他东西吃，因为怕上厕所。外科医生必须要有憋功，不然的话去一次之后衣服上下全身都要换过，所以第一要有憋功；第二个要有站功，要站得住；第三个就是要有饿功，要经得起饿。我做手术的时候从来不吃东西的，最多有人帮忙给我喝点牛奶，因为像国外有的人是下来吃点东西再继续做，这样对病人不好，我不会这样的。所以要有三功。做完后，虽然很疲劳，但还是去病房看病人。整整7天后，病人确定好转了，我才放心。这个病人现在90多岁了，上个月还给我写了封信， 每年还给我寄点自己种的蔬菜水果。
中国肝脏外科让世界瞩目
到了1979年，有一个国际外科委员会，代表我们中国的吴阶平委员邀请我们参加会议。吴阶平组织了一个代表团，选了几个成员，除了我，还有“断手再植”的陈忠伟、“拇指再造”的杨东岳。吴阶平让我们准备会上的报告，我就负责肝胆外科。我准备了半年，写好文章，总结了我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手术，一共是181例。也不知道练了多少遍幻灯片，很熟了，正好是15分钟。会议在9月份，我那是第一次出国，去美国，由吴阶平带队。当时很有意思，先去北京学习一个月的国外礼仪、国际情况等。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国家给我们4个人的经费是4000美金。当时在旧金山，我们住在中国人开的旅店里，住了两间房，两个人一间。我们连坐车都舍不得坐，去开会的时候都是排着队走过去的。
吴孟超在国际会议上
吴阶平英文很好，怕我们英语不够好，人家提问答不上来，就对我说：“你打报告，不要紧，我陪着你。”他和我一起坐在前排，万一我答不上来他就接上去。结果作报告的时候，主席说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报告减少5分钟，就10分钟。这个麻烦了，因为我背下来的内容是正好掐准15分钟的，一句都不能少啊，怎么办？我就鼓起勇气和主席说，当初规定的是15分钟，怎么能临时改。 万一我说不动，就准备让吴阶平上去说。结果我去沟通之后，他同意还是给我们15分钟。整场会议一共3个报告，其他两个加起来一共才18例肝切除，我这一个就181例，疗效也比较好。与会人员就很震惊于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全场热烈鼓掌，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用真心和真情对待每一位病人
对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说，病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是一家人，我们共同来解决疾病。医生对待病人，一定要亲切、温柔、服务到家，同情并关心病人，取得病人的信任，然后才能合作好，取得好的效果。医生一定要热情、尽力。现在的年轻人依赖设备，也不太接触病人，这个我觉得要改变。
给病人检查，最主要是几个问题：第一，冬天手冷，不能立刻接触病人，病人会不舒服的；第二，被子不能一下子掀开，会很冷的。女病人要更加注意，要从病人的角度考虑。检查完后一定要帮病人把衣服打理好，这样病人才会满意。
查房一是解决病人的问题，要仔细看仔细查；第二是要教育培养年轻人，怎么分析，怎么关爱病人。要经常查房，经常关心体贴病人、接触病人、亲自检查，第一手的材料非常重要。
肝癌本身不会传染，主要是乙肝会。接触病人当然有危险，作为医生自己要心里有数，要保护自己。可以握手，不一起吃东西就是了，一般接触是没什么关系的。检查完病人后回办公室就洗手，不要在病人面前洗手。还有，传染有特定的途径，比如说手破了，接触后，会感染细菌，但这是可以预防的。手破了保护好自己，就没关系了。做手术针头都戳到我不知道多少次了，这种是危险，但意外也没办法。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下来打一针泌尿球蛋白，所以我现在抗体是阳性，但没关系。
做医生医德医风是最主要的。医德医风不好，技术再怎么样高明也不行。最重要的是要关心爱护病人，要治病，也要治人。不是说只关心肝脏，这个太有限了，更加要照顾到这个人，使他身体好、心情也好。
我希望学生踩着我的脚印，踩着我的肩膀上去，要全心全意为民族、为我们国家、为军队作贡献。要努力学习，积极向上，有创新的精神。
从医70多年来，看到一个个病人健健康康的，是我最幸福的时刻。看到病人恢复健康，我就感到很高兴、很欣慰。所以每年好多病人给我寄贺卡，我每个人都会回复。
我希望在未来几年，肝癌这顶帽子能被我们甩到太平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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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口述上海——信仰的力量》
编辑 / 沈洁
制作 / 杜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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