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将于6月25日召开。镜报君带您回顾从1956年第一届党代会召开以来的党代会历程，梳理11次党代会的相关细节，带您走近党代会的台前幕后，揭秘那些您不知道的党代会的事儿。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届党代会会场第一次会议于1956年7月11日至26日举行，会期13天（其间休会三天）。第二次会议于1957年12月20日至1958年1月10日举行，会期19天（其间休会三天）。第一届党代会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要求充分利用上海原有设备和技术力量，进行积极改造和合理发展，重点发展重工业，对上海从轻工业为主转向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届党代会1958年12月28日至1959年1月16日举行，会期20天。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上海工业应进一步向高级、精密、大型方向发展，郊区农业应进一步提高亩产量，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第三届党代会第三届党代会会场1963年12月16日至25日举行，会期10天。会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要求上海工业生产和科研工作有计划、有重点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对上海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和产品质量、积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在全国发挥样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次党代会1971年1月4日至10日举行，会期7天。第五次党代会1986年3月3日至6日召开，会期4天。会议提出上海“七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奋斗目标和重点措施，要求全面实施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进入改造振兴新阶段、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召开的一次团结进取的大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第六次党代会第六次党代会会场1992年12月15日至20日召开，会期6天。会议根据党的十四大对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围绕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要求，提出20世纪90年代上海改革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城市面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七次党代会1997年12月21日至25日，会期5天。会议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提出今后三年主要工作，为世纪之交的上海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特大城市特点的发展新路，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满意答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八次党代会2002年5月24日至28日，会期5天。会议根据中央精神，回顾第七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提出上海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为上海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九次党代会第九次党代会会场2007年5月24日至28日召开，会期5天。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明确上海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上海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办好世博会，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十次党代会2012年5月18日至22日召开，会期5天。会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指出今后五年，上海要勇敢担负起中央要求的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的光荣使命，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方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力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第十一次党代会会场2017年5月8日至12日召开，会期5天。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敢为创新发展先行者，深入推进“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全面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让人民拥有更好生活。细节里的11次党代会关于会期就大会的会期看，除第一届党代会外，最长的是第二届共20天，最短的是第五次共4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召开的4次党代会，会期最长的是第二届20天，最短的是第四次7天；改革开放新时期召开的7次党代会，会期最长的是第六次6天，最短的是第五次4天。关于会址第三届党代会在当时的福州路人民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第十次党代会和第十一次党代会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其余各次党代会都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

此外，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共上海历史实录（2017.1—2022.2）》也于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奋力书写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五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市委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立足“四个放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以党中央交予的国家重大任务为战略牵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各项事业发展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也是指导新时代上海发展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重要讲话指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上海实践的具体化，是谋划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根本遵循。五年来，市委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并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站高谋远想深压实，以上海发展改革的实践生动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上海工作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四年亲临上海，为上海发展作出战略擘画、注入强大动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2018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上海出席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进博会开幕式，考察指导上海工作，要求上海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作用，强化“四大功能”，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把脉高质量城市建设，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聚焦服务全国大局、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社会治理创新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深刻阐述上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需要把握好、解决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2020年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上海出席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赋予上海推进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使命，希望上海继续走好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这都是上海做好一切工作取得发展实绩极为重要的战略指引和根本保证。牢记嘱托明确上海发展新思路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转化为推动上海发展的创新思路，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对标对表，立足我国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历史方位，编制《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基本思路是突出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坚持“底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适应”发展模式，加快建设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城、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市委制定出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意见，形成把握城市治理基本规律“五个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五个结合”的重大思路。2020年，依据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提出共建共治共享“五个人人”的人民城市建设思路。2021年，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从提升软实力与增强硬实力相结合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出发，对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作出部署，进一步深化丰富了上海发展思路内涵，成为推动上海不断化危为机开新局的关键。画好实施决策的“施工图”左右滑动查看更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决策部署切实转化为务实举措，市委始终把抓落实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对重要领域和环节改革突破的重要举措、重点工作持续作出制度性安排。2017年召开的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围绕构筑“四大优势”提出实施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务实举措。2018年召开的十一届市委四次全会，围绕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确定了“5个新突破8个新高地”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2019年为激励广大干部勇于担当使命，十一届市委七次全会就上海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时代新使命的若干意见》，就打造一支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干部队伍作出全面部署。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市委在持续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聚焦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科学谋划“十四五”规划暨2035远景发展目标，就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着力强化“四大功能”、全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全面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务实规划，是上海在今后五年“特殊历史使命、特殊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施工图、任务书。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新时代

1936年10月，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图为部队在靖远虎豹口渡河

6月1日起，那个熟悉的城市开始复苏，上海的烟火气回来了……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从未改变。在当日大众点评的上海市民搜索热力榜上，理发仅次于公园位列第二，其搜索量环比前一日暴涨350%以上。“Tony老师”们在复工首日最为忙碌，这也是上海市民对回归如常生活的期待。你的记忆中，可曾还有上海老式理发店的痕迹？“弯腰式洗头”，破旧但却是专门定做的老式理发椅，挂在墙角边专门用来刮剃刀的“打刀布”，那是岁月的烟火气息。上世纪50年代，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上海曾有一批Tony老师随店迁去北京，与他们一起的还有照相、洗染、服装、餐饮等许多其他行业的师傅。那些曾经关乎生活、关乎烟火气的上海百年名店，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的记忆，是一种中国人眼中品质的象征。那些或依然流光溢彩或归于静寂的“上海迁京”门店内，时光交错中记录的是一个小时代的流转，而玻璃窗上映射的车水马龙、喧嚣繁华是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因一件西服引发的“上海迁京”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首都北京是一个工业生产水平落后、商品经济发展迟缓的城市。据《北京工业史料》记载，1949

新近出版的《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和难得的素材。发展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发展理念是对有关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理性追求和系统观点。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的正确与否从根本上决定发展实践的成效好坏。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正确认识发展、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的基本遵循。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的执着坚持和创新发展，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其理论地位、现实意义。新近出版的《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和难得的素材。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思想引领和行动导航新发展理念真正进入我们视野并逐步变成大家共识，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2015年11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将其明确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五年、放眼十五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一建议不仅提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而且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分领域阐述“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书写发展蓝图。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新时代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根本性的深刻变革，决定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成败，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思想引领和行动导航。作为系统回答有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总结发展的历史经验、批判吸收传统的发展理论、对于实践进行本质追问的基础上所揭示的发展合规律性的认识，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凝练和思想结晶，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践，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升华和历史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新发展理念从过去走来，在现在成长，向未来进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中走过来的新发展理念，对于当下和未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乃至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发展理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发展理念的种子在上海实践中孕育成长回溯新发展理念产生的历史逻辑，作为其重要表现之一，在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实践中，新发展理念的种子就开始萌芽。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样板城市，新发展理念的种子在习近平上海足迹中已经开始孕育，在他领导上海工作和推动上海发展中已经初见端倪，并在上海自身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成长。“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谈得最多、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开放”是他对上海寄予的厚望；他一直希望上海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基础性、战略性的贡献，希望上海继续“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2007年5月，他主持召开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穿全市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要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更好地为全国改革开放服务。此后，有关上海创新的话题，一直高频次地出现在他的各类讲话报告、指示批示中，包括从创新型国家建设到创新型城市建设，从优化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加强科技创新到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从创新驱动发展到强化创新策源功能，从制度创新到管理创新，从小微企业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从培育创新要素到造就创新人才，等等。有关上海开放的话语，也一直是他特别强调的内容，诸如从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到抓好浦东开发开放，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到以开放促改革，从扩大经济开放到建设开放式社会，从推动金融开放到建设开放型科创中心，从扩大行业开放到扩大开放措施，从进行开放试点到建设开放试验田，等等。正如他后来感言：“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切身感受到开放之于上海、上海开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上海是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和开放思想先行先试的地方，上海也是践行“创新”“开放”理念最为活跃、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协调”“共享”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上海期间以及此后对上海工作一再提倡的重要理念。仅以筹办上海世博会为例，基于世博会是国家行为、中国机遇的认识，他提出：“机不可失，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就如何更好演绎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他提出了很多想法，其中多数体现为造福人民、不忘初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的“共享”理念；他还竭力主张与兄弟省区市共享世博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同时也让全国各地的改革发展成果、科技创新成果、名特优文化成果荟萃申城，这是对“协调”“共享”的有力诠释。他对作为大都市的上海“三农”问题的关注也深刻体现“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他特别关注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就崇明、金山等一些远郊区县人民的生活困难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对于“协调”理念，他在推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上海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多作贡献、上海共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上海推进“三二一”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有过深刻而又全面的论述；对于“共享”理念，他提出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让广大职工群众共享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群众在文化共建中实现共享、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推动长三角区域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和系统论述。2007年5月，他对上海提出的“四个放在”即“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的要求，更是践行“协调”“共享”理念所部署的“大棋局”。“绿色”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主张的重要发展理念。他在主政上海期间，特别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居住环境，要把生态、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要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等。宝山区是我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宝钢所在地，但曾几何时，宝钢的辉煌也给宝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污染。2007年4月，他在宝山区调研时说：“宝山如果要转型，生态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今的宝山已经改头换面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园林城区，呈现一派绿色、生态、宜居的新气象，这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积极成果。在金山区调研时，他希望把上海石化和上海化学工业区所在地的金山建成百里的花园、果园、菜园，成为上海的后花园，不断开创金山发展的新局面。可以说，“百里花园、百里果园、百里菜园”等“三个百里”建设不仅是“绿色”发展的要求，也是“共享”发展的理念。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也凝聚着习近平的心血和智慧。2007年4月，他在崇明调研时指出：“我们要把崇明建设成为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实现崇明跨越式发展，促进上海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后，把崇明建设成世界级生态岛的战略部署一直在稳步推进，崇明建设中国绿色发展试验区成为大家的共识。后来，他曾动情地说：“金山银山都不如绿水青山，崇明要建设世界级生态岛，需要不少制度创新，来更好地体现国家战略、上海使命、崇明愿景！”如今的崇明一片绿色盎然，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所提倡的“绿色”理念的最好诠释。（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来源：上观新闻往期推荐：开国大典上响彻寰宇的这个“名字”，中国共产党100年前就在思考曲青山：“两个确立”的确立过程及决定性意义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环境保护，陈云举了苏州河污染的例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党的诞生地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国际档案日，听亲历者回忆我党第一代档案人守护珍贵档案的故事

615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引言众所周知，新中国的法定国名（也称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而响彻寰宇。然而，关于这个名称的提出历史及其确定过程，长期以来社会上乃至学界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甚至以讹传讹之处。因此，今天仍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名称问题的探索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便深刻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成过程与发展逻辑。1新中国名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便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最大梦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探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贯穿整个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的重大主题，因此新中国名称问题也必然成为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单独地把新中国名称问题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但是在对新中国的设想和规划中，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个课题。据现有的学者考证可知，“新中国”一词最早是由维新派代表人物提出的，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之下，在无数中国仁人志士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词语意义上的‘新中国’还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新中国’，都是康有为提出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纪》1902年，维新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启超还撰写了一部名为《新中国未来记》的小说。这部小说，是他“在立宪框架中建立民族国家想象的尝试”，“幻想了1962年新中国的样子”。历史证明，梁启超幻想的这个“新中国”，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是无法变成现实的。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并于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这个“中华民国”，正如世人所慨叹的那样：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因为既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也没有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懈探索。从1922年中共二大在最低纲领中提出要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到1930年代提出“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等，再到1940年代提出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中国名称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力量相对弱小，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只是一个美好前景。要把这个目标提到现实议事日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总体上占据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两个必要条件只有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逐步具备。2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名称问题的探索中共七大会议现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这决定了它具有深邃战略眼光和崇高使命担当的精神品格，因而在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初显之时就能及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这就是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七大还明确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广大中国人民希望民主、和平建国的强烈意愿，悍然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大逆转，人心所向发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进入1947年以后，人心向背正急剧变化，战争形势逐步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这一年对党中央与毛泽东而言，既是历经艰难的一年，又是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7月人民军事力量即转入战略进攻阶段，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的十二月会议旧址12月，中共中央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在报告中还进一步分析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的决定认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结果于1948年1月18日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其中，毛泽东在“关于政权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中指出：“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从中可见，对于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名称，毛泽东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2月15日，他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又明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同年4月1日，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大约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毛泽东的讲话、电文和党的相关文献中，关于新中国名称又出现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1月8日，他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强调：“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1948年11月25日，由中共中央和民主人士代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提出：“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此放弃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例如，他在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就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2月30日，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1948年下半年至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之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在党的各类文献中乃至社会上可谓“风行一时”。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成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称呼随后风行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并没有提到新中国的具体名称，而是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但是，在1948年5月5日，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对“五一口号”表示拥护后，毛泽东在给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复电中，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建国目标，是由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出的，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而且在得到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拥护的情况下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因此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在一段时间里就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开来。3筹建新中国期间毛泽东对新中国名称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进入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共同筹建新中国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从毛泽东一些重要讲话、文章中不难发现，他在对新中国的称谓上基本上都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例如，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发表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在讲话结束时，他还呼出了三个口号，其中第一个口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半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然而，在筹建新中国期间，关于毛泽东在对新中国称谓上明确而集中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重要变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格外注意。所以，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之初，新中国名称问题还成为激烈讨论的一个焦点。大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称号，比如有的提出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出叫“民主主义人民国”，还有的提出叫“中华联邦民主国”等等，不过意见相对集中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4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关于新中国名称问题达成的协商共识从6月17日起，新政协筹备会6个小组先后召开会议，紧张而又有序地开展工作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他离开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代）。筹备伊始，6个工作小组在起草有关文件时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7月8日在第四小组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大家围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要不要“民主”一词展开了激烈争论。张奚若先生建议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筹备会常委会成员和各小组组长也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的必要。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新政协筹备会最后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17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关于为什么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周恩来9月7日向政协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解释，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为什么去掉“民主”。周恩来解释说：“‘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二是关于为什么保留“共和”。周恩来解释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关于国名的本质内涵。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修改的补充说明》中，提出去掉“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经过反复协商讨论，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委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其中规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草案后来又经过协商，去掉了国名后面的简称“中华民国”的内容，并于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由于这次大会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行使立法权力，因此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为新中国的法定国名。余论其一，探索建立新中国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的共同梦想，无论是维新派代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子，都进行了各自的不懈探索。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彻底革命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新中国”设想和规划都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注定在近代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最终都无法把他们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其二，新中国名称问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实践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提出过不同的名称，诸如“民主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民主共和国”等等。所有这些关于新中国名称的探索，无不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思想智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的认知逐步趋于深化和成熟。其三，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中共七大确立的“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目标，并且根据革命形势变化适时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行动纲领，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1947年7月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称谓上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党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两个名称上。其四，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名称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清晰明确的。进入1949年以后，他对新中国名称似乎明显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在筹建新中国前夕，即便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大为流行的情况下，他在讲话著文时却明确而集中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更是明确呼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确定为新中国的法定国名，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国家形态长期探索的历史结论，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民主讨论达成的协商共识。这个国名鲜明地表达了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准确体现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深刻揭示了新中国蕴涵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作者系北京日报社理论部主编、高级编辑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6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来源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新时代的9年时得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和结论，这就是“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坚持拨乱反正，严明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积极总结经验，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守正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着力完善制度，建立健全相互衔接、系统完备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顺势而成，坚强的核心、科学的思想、伟大的事业相互辉映，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关键词］“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作者简介］曲青山，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今天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诞辰117周年纪念日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和专家之一他在工作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无疑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的宝贵遗产在指导经济建设工作时

《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一书，通篇记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履初心践使命的生动实践，尤其是他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建设要走在全国前列的高度责任感和殷殷嘱托，深刻影响着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从上海市委书记到担任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提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抓好党建具有特殊重要性，要成为党建的先进所在地，这样才能不辱门楣。他也用坚定而自觉的行动率先垂范，教育我们如何不辜负党的诞生地的荣光。一是党的诞生地要珍视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史教育，在上海短短7月三次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并前往二大会址纪念馆和四大史料陈列馆指导工作；十九大后又率领常委班子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告诫全党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他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党的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教育下一代；党员干部要经常到革命圣地接受精神洗礼，从中深入思索党的初心；用党的光荣传统激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豪情和斗志，把上海建设得更美好。他谆谆教导上海把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上海红色资源，让文物史料成为最鲜活的教材，让遗址旧址成为最生动的教室，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感悟，切实担负起这座光荣城市的使命和责任，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让革命传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凝聚人心、激励向上的强大精神动力。二是党的诞生地要讲政治和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习近平抓党建特别强调讲政治，从党代会报告的宏观设计，到东方卫视转播央视《新闻联播》的细节抓手，处处坚决维护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重大原则，时时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他一以贯之地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要求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关、权力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紧紧抓牢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并从体制机制上着手防微杜渐，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确要求上海谋划未来发展必须着眼“四个放在”：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他一针见血也是义正词严地表明摆正上海和全国关系应有的原则：“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坚定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和行动。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上海的发展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生动例证。上海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中央国家战略的引领，离不开全国的支持。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4年亲临上海，殷切期望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四个放在”已经并将持续成为上海一切工作的基点。我们要牢记“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更加坚定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和行动，始终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三是党的诞生地要不断夯实基层基础，谱写好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美好篇章。习近平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要求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规律、具有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子，为上海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在上海期间，习近平足迹遍及全市当年的19个区县，深入调研，与人民群众交流交心，耐心细致地了解民情民意。几乎每次都会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具体而富有前瞻性的要求。他进社区，进楼宇，下农村，下连队，总结基层新鲜经验，寄望进一步提炼升华。他要求“基层党组织抓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做得更好一些，使广大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鼓励基层干部不断探索进一步发挥党员作用、调动党员积极性的途径和方法，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的战斗力。2019年在上海视察杨浦滨江时，进一步提出，要以提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在强基础、补短板上下功夫，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使命所向。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继承为人民谋求美好生活的光荣与梦想，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建强基层党组织堡垒，不断提升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战斗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海是总书记深情寄语“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地方，我们要在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考验面前，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打造“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美好城市。（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原载于：文汇报往期推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开启新征程

❖韩慧如（1913—2009），女，河北高邑县人，家中排行第三。1932年省立师范毕业后，回高邑县任小学教师。1935年7月，在大姐韩慧英、姐夫陈为人的感染下参加革命，协助陈为人同志保管党的文件。本文是她对陈为人同志的革命经历和守护中央文库那段岁月的回忆。韩慧如和丈夫秦鸿钧我的姐夫陈为人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是北京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满洲省委的第一任书记。对于他的斗争事迹，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尤其是关于他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为党保存中央文库的斗争，知之者更少。现在我凭自己的记忆谈谈有关他的情况。用一生践行“与万恶的旧社会斗争到底”的誓言陈为人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陈涛、张明、张敏、张道立、张道惠等。1899年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一个贫苦的农家。幼年时已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一面帮人放牛看羊，一面受尽富家子弟的欺凌和侮辱。因此，他从小就磨炼成了刻苦耐劳，富于反抗的性格。1920年夏，为人听到赴外洋勤工俭学的消息后，立即设法到了上海，等候机会赴法。哪知反动政府扣发出国经费，他一等再等，毫无音信，终于断绝生活来源，流浪在上海街头。当他正陷于绝境，失望徘徊时，结识了先进青年李启汉等人，并通过他们介绍参加了工人夜校的工作，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下定决心要与这万恶的旧社会斗争到底，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他曾以如下誓言记下了当时的决心：“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解决本身问题，何以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曰：此后唯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为人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1920年冬，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真理，为人去苏联学习。他带了3升炒米边走边筹款，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于坐马车到了满洲里。当时，他已身无分文，只得写了纸条夹在被子里，留在马车上抵作力资，与车夫不告而别。顺利越过国境后，他就成为十月革命后不带护照去苏俄学习的较早的中国先进青年中的一员。在莫斯科学习后，1921年他带了护照回国工作。回国后，他曾代表北京的共产主义者到济南，和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取得联系。为人入党后，于1922年初，到北京搞铁路工人工作。那时，军阀吴佩孚正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为了扩展势力，笼络工人，派人找李大钊要求介绍几个人去搞工运工作。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决定派何孟雄和为人等5人到京浦、正太、京绥、京汉、京奉5条铁路线上去，以“交通密查员”（后改为“视学”）的公开身份进行我党的秘密工作。为人主要在正太路工作。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密查员”职务被革，为人便被派到上海和蔡和森一起工作。之后党的北方区委又派为人到东北的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哈尔滨成立了通讯社，以记者身份同各文化团体、学校、报界建立联系，宣传革命学说。他们的活动，对东北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组织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建立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起了推动作用。1924年，为人回到上海，在上海搞工运工作。当时国共合作已形成，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但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也已开始活动。同年12月10日，在渔阳里一号，为人主持召开了部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秘密会议，通过了《利用工人运动来反对反共运动》的决议。1925年到1927年，为人又被派往北方工作。他担任了北京市委的组织和工运工作。1925年4月间，北京市总工会成立。他还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昌华印刷厂，印刷《向导》周刊和《政治生活》。那时，北方区委曾计划组织“首都革命”，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结果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而未能实现。随即搞了两次群众性示威：一是烧了《晨报》馆，使《晨报》停刊数日；二是砸了警察局的牌子，影响很大。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武装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为人适值去武汉开会，幸免于难。1927年10月24日，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选举陈为人担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

民族之痛，华夏之悲。少年周恩来眼里所见的是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令他在课堂上喊出了那句震天响的读书理想：“为中华之崛起”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怀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从天津登船抵达日本，并留下了一首人们所熟知的诗歌——“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照片，周恩来时年19岁周恩来这首作于1917年夏东渡日本留学时的七言绝句，英气勃发，境界开阔，志向远大，调高辞壮，在1977年公开发表后广为世人传诵。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与诗句文辞曾有争议，今观赏该诗原创条幅墨迹，发现诗句文辞确实还可作另一解读。南开中学时的周恩来（前排左一）青年周恩来勤勉学业，多才多艺，在诗、书、文、编校等方面都表现出良好的国学功底。偶有兴会，吟成诗篇，却无心以诗名世，投身革命后奔赴四方，为国效命。周恩来早年所作存世无多，“大江歌罢掉头东”的留存与发表，缘于1919年3月周恩来从日本归国在即，南开留日同学张鸿诰在自己住处为周恩来饯行，并备纸笔，请周恩来临别赠言，周恩来遂书赠此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鸿诰将此条幅捐赠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此诗由此流传开来。不过，在该诗发表之初，香港《七十年代》和《北京师范学院学报》有文章曾将首句作“棹头东”而非“掉头东”，并解释说“棹头东”就是“买船东去”之意。后经研究者辨析，认定是“掉头东”，化用梁启超《去国行》中的“掉头不顾吾其东”诗句，以表作者东渡日本的果敢之意。南开读书时的周恩来（右一）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照理说，原创条幅落款写得明白：“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当是1917年夏，周恩来时年19岁。然而，随着《周恩来旅日日记》的影印出版，今人不难看到日记封面有周恩来自题墨迹，竖写左行先抄录的正是那首自作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不酬蹈海亦英雄。”该诗落款为：“中华民国七年一月，浙江自题于扶桑江户，时年十九岁”，并钤有印章，其后还抄录了苏轼的“大江东去”词。三个遭涂去的字当为“周恩来”的署名，连同所钤印章，系当年保存者为防备反动军警搜查而忍痛消除。据此，不仅“掉头东”的争议问题得以解决，就是创作时间似也应予以纠正。1917年9月，周恩来（后排右一）赴日本求学前与同学合影然而，比对周恩来旅日日记与其书赠张鸿诰的条幅，就会发现两“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句文辞小有差别。该诗第四句，日记作“不酬蹈海亦英雄”，而条幅该句前两字作“难酬”，即“不”改作“难”字；而日记中的“亦英雄”，在条幅中，“英雄”两字清晰无疑，“亦”字却显现了奇异的涨墨现象（有可能是书者改笔所致）——如果是原诗的“亦”字，则前两笔合成一个近乎粗大墨点的一横，而原“亦”字下半部中间两笔（一撇一竖钩）则作一短竖，与左右两点形成一“小”字，如与上半部的一粗横搭配，则分明构成一“不”字。如是，该诗末句当为“难酬蹈海不英雄”。周恩来书赠张鸿诰的字幅以“难酬蹈海不英雄”为“大江歌罢掉头东”诗的末句，阐发诗义亦可通顺。青年周恩来吟诵苏轼壮词“大江东去”后，也毅然掉头东去——到日本留学，为的是求学济世，并有着参破石壁的勇毅与决心。末句原作为“不酬蹈海亦英雄”，可解释为对没有渡海留学的同学的宽慰，也可理解为即使不像陈天华那样为革命理想而跳海自杀也可说是英雄，因为已然“济世穷”与“破壁”了。而作“难酬蹈海不英雄”，则应是在留学一年多后，周恩来济世豪情愈趋猛烈、付诸行动的血脉更加贲张，以此诗句劝导留日同学必须“蹈海”归国，同时亦表示为救亡图存干到底的决绝之心。诗以明志，诗人在不同情境中改写自己既有作品以更好地表情达意，并非鲜例。“难”字与“不”字前后照应，双重否定，语意更为坚决，彰显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期便于笔墨间透显出来的光芒难掩的英雄本色——“难酬蹈海不英雄”。从日本归来的周恩来又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学习。这一年的周恩来，参加五四运动，以实际行为彰显自己的爱国热忱。1920年，11月。在南开学校大学部仅仅待了一年的周恩来，再一次开启去国追梦的征途。周恩来徘徊欧洲，不断接受共产主义思潮的洗礼，巴黎、伦敦、柏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21年三四月，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组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革命浪潮中第一批找到正确救国之路的追梦少年。（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往期推荐：80年前，这位新四军音乐家徒步千里奔向延安上海的女儿宋庆龄先生：“向人民的胜利致敬!”上海第一批少先队员，他们为解放上海做了这些......（文末扫码看电影）儿童节到了，看看百年前陈独秀是怎么教育“昆仲双杰”的泪别百岁“人民艺术家”秦怡，她说，“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源

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品的产生，不是靠空想。这一点毛主席讲得还是对的，就是苦难的斗争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你没有参加这个斗争，没有这个思想感情，你就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大众歌声》刊物

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经过6次自主变轨，于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17时42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7小时。其中，上海多家科研院所成果应用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任务。创新脚步不停顿，复工复研

《上海党史与党建》编辑制作

1949年2月原《新少年报》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胡德华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决议让地下党员吴芸红、祝小婉、段镇领导上海地下少先队工作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革命儿童组织“铁木尔团”已有80余名成员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批少先队员李森富、周莲娣、沈宝兴、王作新......成了上海第一批少先队员入队宣誓仪式上面对一面用红纸剪出来的“红旗”他们朗读的誓词铮铮入耳1991年在庆祝党的70岁华诞之际上海第一批少先队员之一的李森富回忆起解放前自己在党的教育下从一名普通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共产党员的历程和在党领导的地下少先队进行革命斗争活动的诸多情景

在党的历史上，有这样非同寻常的父子三人：父亲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推进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是一对英雄兄弟，一位曾是党内早期的政治活动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另一位则是中共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值此“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本号以此文，带领读者一窥陈独秀培养出这对“昆仲双杰”的独特教育之法。《觉醒年代》的热映，让陈独秀这位曾经的中共领导人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荧幕上，他和儿子陈延年之间“非同一般”的父子关系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延年从不称父亲，而是直呼其名，陈独秀也不以为意。他对儿子的生活和事业，似乎也没有给予过“父爱”。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实际上是受陈独秀独特的教育理念影响的。陈独秀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江苏陆军学堂、北京大学等学校，并亲自创办过安徽公学、徽州师范学堂，还曾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一省的教育工作。在长期的办学、教学实践中，陈独秀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第1号1915年，陈独秀自日本回国，同年创办了《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在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详细地阐释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四大教育方针：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之后他在其他谈到教育的文章里不断地对这些“方针”进行阐发、完善。陈独秀首先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施行在了子女身上。他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长子陈延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去培养他。01立足现实，摒弃旧学，学习新知陈独秀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首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陈独秀的现实主义教育主张，目的是解决广大青年的世界观问题，继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氛围依然淡薄，宗教迷信笼罩民众头脑，大大阻碍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不解决好世界观的问题，其他的教育方针便无从施展。不彻底祛除民众头脑中的迷信桎梏，科学的光辉便无法照进现实。“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能够战胜迷信的唯有科学。“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陈氏家族是安徽安庆大族，陈独秀自己就是一位国学大师，他的孩子尤其是陈延年接受过完整的私塾教育，传统文化的底子很厚。但陈独秀并不要求子女继承“绝学”，而是要求他们努力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当时中国虽然早已引进西式学校，但在教学内容和教育理念上却依然保守落后，孔教依然霸占教育界，禁锢国人思想。“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陈独秀学贯中西，对海内外教育状况均有深入了解，所以他从日本回国之后，就把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从安庆老家接到上海，没有让他们到普通学校上学，而是直接送到法国巡捕房开设的法文补习学校学习法语，为将来出国留学做准备。之所以让儿子学习法语而非其他外语，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情有独钟。他认为法兰西文明实为欧洲文明之先导，称“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法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深为陈独秀所欣赏。留法求学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也有不少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均有留法经历。1920年，延年、乔年等离沪赴法勤工俭学陈延年继承了父亲过人的智商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在学习上非常刻苦，不仅熟练掌握了法语，还顺利考入了震旦学校，攻读法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他又利用自己寄宿亚东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获取大量科学知识。正是由于陈延年及早地接触科学、学习科学，在主客观上都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继而树立自己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点是与陈独秀“现实主义”的教育理念分不开的。02独立自主，父子同志，不相为谋很多人都说陈独秀在工作上“封建家长作风”很严重，但他对自己的儿子却十分“宽容”“放任”，他们不像一对父子，倒像是“冤家”。陈延年对父亲都是直呼其名“陈独秀”，从不称“父亲大人”，即使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也是称“独秀同志”。在工作上，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陈延年是广东区委书记。父子是上下级，但爷俩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发生争吵，闹得人人皆知，“父子不相为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陈独秀采取了迁就退让的做法，陈延年则始终极力反对，并不因父子关系而放弃原则斗争。当提到他父亲借口“顾全国共合作大局”时，他就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老头子太糊涂了，真是老混蛋，他不相信工农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跟国民党右派做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我和老头子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对儿子的“忤逆”毫不在意。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民众的个性解放，培养国民独立之人格。而人格独立的基础是个人经济地位的独立，只有个人经济独立才能培养起人格之独立，正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陈独秀谈到国民性，常常感叹国人独立人格之缺失。“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所以，他在自己的家庭中，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照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陈延年兄弟在上海家中仅住了几日，就被父亲“赶出”家门，搬到了设在亚东图书馆里的《新青年》编辑部打地铺。每个月每人只给五元钱生活费，其余一概不管。为了生存，延年、乔年两兄弟长期在街头打零工，喝凉水吃窝头，晚上就睡在编辑部的地板上，一年到头只穿一套衣服，满面菜色，以至于有人得知他们是陈独秀的儿子后惊愕难信。即使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两兄弟的生活水平依然如故，最困难时甚至拿黑面包蘸酱油吃。陈延年后来给自己立下“六戒”：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甚至直到牺牲，依然保持单身。这固然是一个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使然，但也跟陈独秀对他自幼采取的“经济制裁”手段有联系。陈独秀对孩子如此“残酷”，让他周围的亲朋好友难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遭到了妻子高君曼的强烈反对。陈独秀不以为意地说：“（高君曼）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对子之“不慈”，正是出于他对“民主”“独立”的理解和实践。民主的前提是独立，奴隶不可能有民主，寄生虫也不可能有民主。他对儿子的“漠视”，乃是在客观上人为地逼迫他们“自谋生路”“自创前途”，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因为他深知唯有经济之独立，方可论人格之独立，否则正如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般，虽则不满大家族的束缚而终无可奈何，因为他所要反抗的，正是他所依赖的。同时，陈独秀是一位革命家，为着革命工作的需要，也要求子女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人格与意识。“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在陈独秀这种提倡“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的理念下，难怪乎陈延年敢大骂他“老糊涂”“混蛋”。03知行合一，勤工俭学，工人本色陈独秀提倡“职业主义”，实际上就是提倡把教育、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陈旧的“士农工商”阶层观念。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士人，鄙视生产劳动。“全国之人，习为游惰：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糊口，为害于闾阎。”这种陈腐观念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行合一，才是一名“新青年”的立身之道。在陈独秀“职业主义”的教育引导下，陈延年兄弟很早就已经独立生活，自给自足，并不仰仗陈独秀的接济。在北京期间，陈延年甚至还发起组织过“工读互助社”。社员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强调不劳者不得食。这一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虽最终因客观条件不允许而失败，但仍然是陈延年等人非常难得的一次社会改造实验。旅欧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合影（前排左6为陈乔年，左8为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学员们的生活都很艰苦。陈延年兄弟则对这种艰苦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比在国内的条件好多了。在繁重的学业和工作的同时，陈延年兄弟还积极参加旅欧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1922年，陈延年兄弟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10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延年还担任了该组织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并承担了机关刊物《少年》周刊的发刊人。当时《少年》周刊的办刊条件很艰苦，陈延年虽然是宣传部部长，同时也是撰稿人和印刷工。他每天所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不停地刻写印刷《少年》所用的蜡版。《少年》杂志由于长期参加劳动，陈延年无论从身体还是灵魂都早已融入工人群体，这为他日后参加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陈延年自苏联莫斯科返回祖国，经上海去广州，很快就接任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南洋地区党的工作。据曾与陈延年在一起工作过的谭天度回忆，“他身材魁梧，硕壮结实，面容粗糙而带棕色，眉毛浓黑粗大，两眼闪耀着坚毅而沉着的光辉，头发浓密乌黑，剪得很短，两手粗壮有力，穿着一身残旧的衣服鞋帽，如果事先不认识，看到他这样举止穿戴，很可能以为他是来修理房子的工人，而不会想到他是一个西洋留学生，是来领导几个省革命工作的区委书记呢！”陈独秀的好友、曾出席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忆道：“陈延年从不做个人打算，他的生活极其简单朴素，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套铺板，一条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毡，一条被子，床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头……他在广州和我们共同工作约近三年，还是穿着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粗哔叽的学生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等于游方和尚的破衲袄，油迹斑斑，领袖破烂，有的同志劝他做一套衣服换一下，他付之以点头微笑，其安于破烂也如故。”陈延年从不以干部、领导自居，即使身为“位高权重”的大区党委书记，也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他一有空就和沈青、周文雍等同志到万福路和大南路等处的手车伕馆，和工人交朋友。他和手车伕工友一起出车，代替有病的工友拉车劳动。延年同志身材魁梧，黑红的脸膛上长满酒刺（即疙瘩），穿着工人的衣着，谁也看不出他是个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工友们都亲昵地称呼他为‘老陈’，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区党委书记。”其实，“老陈”并不老，牺牲时还不到30岁。04兽性主义，艰苦奋斗，顽强不屈陈独秀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兽性主义。“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可见，陈独秀的“兽性主义”教育思想明显受到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以及进化论的影响。救国救民，人才是关键。但纵观当日中国之国民，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身体素质，都无法满足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在陈独秀看来，当今世界的欧美日俄等列强，就如同一头头噬人的猛兽，如果以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去和他们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以羊搏虎。所以，必须以“猛兽战胜猛兽”“以野蛮战胜野蛮”。陈独秀以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为蓝本，结合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提倡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并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即“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简而言之，就是勇敢、强健、自立、率真。在“兽性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延年兄弟就如同是被父亲“放养”到了原始丛林中的一对羔羊，在旧社会无比残酷的环境中挣扎着存活了下来，进化出了犄角与爪牙，变成了与黑暗社会勇敢搏斗的猛士。陈延年在广东工作期间，就经常和工友们一起劳作，指导他们如何反抗伪警察的盘剥和欺压，并参与组织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被捕的时候，无论陈延年还是陈乔年，都是勇敢地和国民党特务搏斗，直到遍体鳞伤，力尽被执。陈乔年陈独秀呼吁“兽性主义”，就是要用“兽性”来对近代中国弥漫于全社会的“奴性”“羊性”进行“矫枉过正”，恢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炎黄精神。陈独秀虽然推崇“兽性”，但并未放弃人性。他鼓吹兽性，是在保留人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他清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单纯发展兽性而忽视人性，则就会变成一头嗜血的战争机器，一个人如果只有兽性而无人性，则会变成一个毫无道德的自私之徒。因为动物本能是趋利避害，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兽性膨胀到了极致便是文明的倒退、人性的堕落。05革命家庭，猛烈如火，平淡如水陈独秀对子女的关爱，不在于提供多少物质条件，而是在于循循善诱，用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父爱，为他们指引正确的人生道路。1924年底，陈延年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到，郑超麟带着他去见阔别四年的父亲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在一间石库门式房子的天井等着陈延年。我料想他们父子相见感情一定会激动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相见时很平淡，延年找了把椅子坐在陈独秀旁边”。陈独秀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牺牲为归宿。这样的身份与追求，使他必须舍弃小家，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那份拳拳的父爱。1927年4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一时间，风云惨变，天地异色。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相继被捕，并遭到残忍杀害。陈独秀老来丧子，又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一系列的打击让他更加冷静地去思索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和儿子之间的父子之情才真正流露出来。当陈独秀被捕入狱后，面对蒋介石集团抛出的“橄榄枝”，陈独秀断然拒绝：“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不共戴天！”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狱中的陈独秀兴奋地难以自已。“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将酒洒在地上。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作者：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工作人员；文章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4期，原标题为《陈独秀教子》）往期推荐陈独秀诞辰142周年|重温他在上海的初心激荡与使命觉醒龙华英烈画传｜陈延年、陈乔年：《觉醒年代》里看哭你我的“兄弟双雄”6月30日？7月4日？陈独秀长子陈延年烈士牺牲时间考陈乔年从苏联归国时间再考微信编辑

73年前的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新生。上海战役不单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为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具有悠久斗争历史的党组织和坚强的群众以及严格遵守入城纪律的解放军战士，互相支持，共同战斗。上海解放成为了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是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关于“钳击吴淞，解放上海”的回忆，完整记述了上海战役从部署到开战到取得最终胜利的全过程，字里行间镌刻着初心和使命。粟裕19071984部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伟大号召。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和提及这个重要论断，对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作出深刻阐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论断，对于我们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深刻理解党创造伟大成就的制胜秘笈，牢记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掌握历史主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的总攻，在这个城市即将迎来新生的日子里，赵祖康、张澜和罗隆基、冯亦代、荣毅仁、宋庆龄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所做所想是怎样的呢？本文摘编自《上海解放日志》，从另一个侧面，再现那段黎明前的岁月。“代理市长”赵祖康

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延安整风期间，战士们在认真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党。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坚持学习，并围绕为什么学、学什么、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增强本领、做好工作、走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

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年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整个实践作出全景式的历史叙事，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生动教材。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进行全面总结，将伟大建党精神渗透其中。深刻学习和领会第三个历史决议，应与提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结合起来。01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生动教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个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建党精神正是由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力量而支撑的。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中，伟大建党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深厚的革命精神成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辉煌和奇迹的精神标识。政党是近代社会结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精神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塑造政党的政治品格，体现政党的价值取向，规定政党的担当作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先进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政党定位，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具有决定意义。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是社会和人民认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发展，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解读其历史必然性，及其孕育在奋斗历程中并不断丰富和扩充时代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和实质，首先必须厘清其概念。在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党在总结历史实践经验过程中，就已经提出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等。与这些以具体区域、事件、人物和行为进行命名不同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总提炼，具有党的伟大精神的精髓涵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不是只就某个区域、某件事、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而言，而是对整个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现出的总体精神的揭示。由此，认识伟大建党精神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伟大建党精神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重大概念，虽是抽象概括，但却又是建立在对各种革命精神的具体凝练上。第二，伟大建党精神是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综合概念，它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已形成，并伴随党的奋斗实践的全过程，具有引领未来的功能。第三，伟大建党精神是具有源头地位的起始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中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都以其为发端。第四，伟大建党精神是滋养各种革命精神的母体概念，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具有统领意义。第三个历史决议有三处直接论述了伟大建党精神，指出“党在革命斗争中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然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又是对党的伟大精神的全面展示，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画面。党的百年历史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不懈奋斗史。为真理而斗争、为理想而奋斗，贯穿于党的全部历史实践之中。自创建起，党就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追求，把坚持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目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雨打，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逃脱”。党的百年历史实践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走过了一百年的奋斗历程。党的百年历史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不懈奋斗史。“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百年历史实践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凝聚起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党的百年历史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不懈奋斗史。曲折探索中的坚忍不拔，艰难险阻中的不折不挠，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采。“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党的百年历史实践写照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党的百年历史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不懈奋斗史。忠诚于党和忠诚于人民相统一，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事业就将一事无成。“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对党的绝对忠诚体现对人民的热爱，体现伟大建党精神的真谛。党的百年历史实践呈现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高尚情怀。总之，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革命精神的发展史，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的党的百年奋斗发展历程，也正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着伟大建党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建党精神在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必须继承且发扬伟大建党精神。02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结果及时研究和总结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经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历史决议，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上的意义是一样的。但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着重解决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不同，第三个历史决议聚焦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不但有利于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前进力量，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更是聚焦当下与未来，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从历史叙事的展开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成就的总结可以归纳为3个层面。一是总体层面上的概括，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四个伟大成就”成为党的百年奋斗标识性成就的总概括。二是各历史时期层面上的概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出分阶段的历史叙事，结合4个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总结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成就，用4个“向世界庄严宣告”的标志性话语加以揭示。三是重点层面上的概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作出全面总结，从13个方面展示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这3个层面的总结，体现历史整体与发展阶段、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历史与现实、总体与重点、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的历史叙述方法，为我们全面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全部成就，都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密切相关。首先，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支撑。“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其次，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第三个历史决议分别用了4组对应的词概括各个历史时期伟大成就，即“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这可以说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化表现。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在伟大建党精神代代相传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党的事业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力跑中推进，在循序渐进发展中积累奋斗成就。不同历史时期应对不同环境，解决不同问题，完成不同任务，形成不同实践，推动“源头”的伟大建党精神不断滋养出各种革命精神。2021年9月29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46种革命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这46种精神分布于党的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革命精神谱系的完整性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代代相传的持续性，与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的成就交相辉映。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实践力量的成果转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决定精神对实践的意义，任何社会实践的背后都有人的精神体现，精神力量的无穷在于实践能量的转化，在环境恶劣、条件困难以及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取得成功。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是奋斗实践淬炼出的精神产品。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为伟大建党精神打上了深刻的实践烙印，党员干部在生动的实践创造中形成各种具有独特内涵的革命精神，赋予实践以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干成了许多过去想干而没干成的大事，创造出了一系列人间奇迹，正是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实践力量的结果。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中，以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美丽的画卷。“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作出全面总结，从中可以看到党和人民怎样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怎样创造出奇迹，而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则是党的百年奋斗不断取得成就的力量源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取得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充分体现在党的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各领域；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我们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制定和颁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以精准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抓党的建设，首先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建设，制定的各项党内法规都对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更高标准，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在守纪律讲规矩、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方面为全党同志立标杆、作表率。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已经成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经过全面从严治党的锤炼，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高，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全党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坚决。从作风问题抓起，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就是因为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站稳人民立场，抓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以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并坚持“常”“长”二字，不断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如严肃整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节日中的腐败”……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赞叹：“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新时代，我们党持续发力，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把刹住“四风”问题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基础。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聚焦作风建设，集中整治“四风”问题，实现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纪律的新进步。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倡导树立良好家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狠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推进基层减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坚持严管严治，实现理想信念坚定、组织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是通过严管严治，确保全体党员信念坚、初心固、作风正、动力足、能力强，确保各级党组织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发挥理想信念的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更加牢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先后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新时代，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把从严管理干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明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断健全组织体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严明纪律、严格执纪。新时代，我们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坚持严明纪律和规矩，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让铁的纪律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坚持依规治党，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时代，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新时代，我们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意志，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严肃查处各类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新时代，我们党构建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推动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形成全国巡视巡察“一盘棋”，形成强有力震慑。派驻监督制度更加健全，工作成效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人民日报》（2022年05月20日

今天是5月20日谐音“我爱你”革命年代一大批共产党人放弃优渥舒适的生活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洪流为了信仰、为了使命奋不顾身、奔赴战场在枪林弹雨的战斗间隙他们把对国家民族事业的大爱与对爱人的思念和嘱托融为一体付诸笔端他们的“爱”远不止爱情纸短情长一份份“与妻书”既承载着革命先烈对爱人的真情实感又记录了一个时代历史和文化信息“我和你做夫妻是生生世世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反动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王器民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痛斥反动派倒行逆施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下了毒手王器民在江门壮烈牺牲

今年5月18日，是罗亦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罗亦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在青少年时代投身革命，年仅26岁就壮烈牺牲。罗亦农同志短暂而非凡的一生，实践了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敢战斗、死而后已的崇高理想。他的英名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史册。

一是，关于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应当如何分析。

年它与已改为血吸虫病专科医院的原上海徐汇医院合并，更名为上海市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1956年3

百年党史中，秘书工作始终从幕后台前保障着党政军群各个系统的顺畅运转。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不仅扛过“枪杆子”，还拿过“笔杆子”，曾经担任或分管过秘书工作。习仲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干部队伍里的无名英雄”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抗疫一线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党员干部及家属的公开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新冠疫情防控向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发来慰问信众志成城，上海曾经这样战胜疫情！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齐心协力，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著名演员秦怡昨日辞世享年100岁1922年，秦怡在上海出生抗战爆发后16岁的她为奔赴抗战前线而离开家庭辗转来到重庆因缘际会踏上舞台就此走上艺术道路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昆明，从小热爱文艺，追求进步。1930年7月，他为逃避当局的追捕，取道越南经香港到上海。在上海，聂耳迅速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1935年5月，由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版录音在“百代”录制完成。之后，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播出，人们的广泛传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鼓舞民众团结起来、解救民族危亡的战歌。我的音乐年1930年聂耳到上海后，先在云丰商号当店员，11月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4月他考入黎锦辉创办的联华歌舞学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给他极大的思想震动，他反复思考怎样创作革命音乐，以更好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为此，他积极探索左翼音乐理论，发表《中国歌舞短论》《电影的音乐配奏》等文章，批评黎氏低俗的靡靡之音，引起很大社会反响。▲1932年春，聂耳摄于上海一·二八战火弥漫处1933年初，经田汉、赵铭彝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春，在田汉的推动下，聂耳与任光、张曙、安娥等组织建立“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其后他奋战在左翼电影、戏剧、音乐等各条文化战线，快速成为一名坚强的文化战士。他在联华影片公司摄制的《母性之光》影片中扮演一个矿工，并创作插曲《开矿歌》，在银幕上首次唱出劳动阶层的呐喊。▲聂耳（左）与田汉在沪合影1934年春，聂耳参与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推动左翼音乐运动快速发展。4月，经党组织安排，聂耳进入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协助音乐部主任任光工作。该年，聂耳在歌作上大放异彩，自称这一年是“我的音乐年”。他为田汉创作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谱写插曲《码头工人之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在剧中还逼真地扮演了一名老工人。他为影片《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曲《毕业歌》，为影片《大路》创作的《开路先锋》《大路歌》，曲调奋发昂扬，节奏富于弹性，充满着爱国情怀，激荡着青春活力。忠勇奋发的艺术斗士1934年11月，百代唱片公司在政治压力下，干涉音乐部选曲，聂耳被迫离开百代公司。1935年初，他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担任音乐部主任。在此前后，他为话剧《回春之曲》创作《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均为田汉词）；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一组歌曲（均为孙师毅词），反映纱厂女工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觉醒、奋起的情形及革命女性的勇敢坚决形象。1935年他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天才富赡、忠勇奋发的艺术斗士”所具有的炽热情感。该曲播出后，迅速风行全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歌。▲电影《风云儿女》海报▲1935年刊登在电通公司画报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聂耳在工作中异常努力。他在给亲友的信中称，在负责电影《渔光曲》配音期间“有时也要做通宵”，为赶配电影《大路》的音乐“每天总是三四点钟睡觉”，为《新女性》配音“有过三天三夜没好好睡觉的经历”。正是依靠这种拼搏精神，聂耳在上海短短几年时间，共创作了42首乐曲，其中歌曲35首，民族器乐合奏曲４首，口琴曲２首，歌舞曲１首，开创了一条风格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新道路。聂耳创作的乐曲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和民族气质，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奔涌着民族的呼声。作为一名人民音乐家，他唱出了人民大众雄亮、豪迈、崭新的战歌。不同凡响的百代“新声会”1934年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期间，他和任光利用百代外国老板赚钱至上的商业原则和不被国民党政府控制的有利条件，录制了不少进步歌曲。为加快这些歌曲的传播，在任光、聂耳的策划下，1934年10月13日，百代新唱片试听会举行，制作请柬中称“新声会”，邀请各界名流鉴赏。聂耳的挚友张鹤发表了《参加的感想》，一个名叫溪居的专栏记者在《新夜报》记下了这次不同凡响的“新声会”听后感。保留至今的《义勇军进行曲》首版铜模出席这次音乐会的大都是上海有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文学家、电影从业者以及各报社的新闻记者，全场几乎坐满。起初播放的是平戏《三娘教子》，记者心中先是奇怪为什么这些不爱听戏的人来到这儿，当翻看说明册中有许多新灌唱片的现代歌曲、明星唱的电影歌曲词谱后，才恍然大悟，解开了这个哑谜。戏曲《三娘教子》后，所听歌曲都是百代公司新灌的现代歌曲，以聂耳创作的歌曲为主，“歌者口齿皆清，歌曲激越悠遐”，动人心弦，催人奋进。听到这些悲壮、雄伟、沉着、奋进的歌声，全场掌声不断，人们感到热血奔腾！《毕业歌》唱出青年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向上精神：“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编辑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将迎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用炽热的青春与奋斗写下一个又一个闪闪发光的关键词今天，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大学、青年报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共同发布“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是一代代中国青年在青春赛道上的奋力奔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不懈接力。100个关键词，共同绘就百年中国青年的最美青春图谱。回顾百年青春每个关键词都有岁月回响去年12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大学、青年报社、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联合发起“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征集活动，旨在通过100个关键词，回顾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读懂一心向党的中国青年。征集令发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青年的热烈反响。今天，从青年中征集而来的“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正式发布！这100个关键词中，既有五四精神、觉醒、追求真理、爱国主义精神、新青年、渔阳里等青春创举，令人回望起来依旧肃然起敬；也有闪光青年、公益正能量、燃、硬核、国潮、斜杠青年、点赞、很飒、有光等当代青年图谱，让人一看就能发出会心微笑。有自强不息、到延安去、建设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志愿垦荒精神等，完美概括了开拓年代令人“破防”的奋斗与坚守；也有希望工程，志愿精神，到西部去、到基层去，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不散、我们不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等，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中国青年共同的担当。有恢复高考、知识改变命运等，发出了奔涌年代的青年们对星辰大海的呼唤；也有追梦逐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等，这是新时代“后浪”发出的时代强音。这些词汇经典而珍贵，是在百年奋斗史上中国青年发出过的真实声音，振聋发聩。参与此次征集活动的青年们表示，通过这次活动重新梳理了一遍共青团的百年光荣历史，触摸到了中国青年生生不息的强力脉搏，也将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响。一位投稿了“觉醒”“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等关键词的青年网友在留言中表示，这次活动让自己回望了百年历史，对未来的重责在肩也更有感触：百年以来，中国青年担当起历史重任，以高昂的激情、拼搏的勇气、不懈的努力，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中国青年也应把握时代机遇百炼成钢，增强自身能力，争做热血沸腾的新时代青年。爱国，是青春的告白上世纪10年代，一本《新青年》的诞生，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火苗。1919年，五四运动浩荡声起。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执起火炬，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也开启了中国青年运动浩荡百年的荣光。1920年谷雨时节，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一位刚刚留日归来的青年翻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共产党宣言》，新的思想萌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那是一个热血的年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追求真理、胸怀家国、不畏牺牲的青春力量谱写出时代的信仰“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前辈理想激励着百年间一代代的“后浪”追梦逐光即使时光穿梭，仍然初心不改对祖国的爱从来都是青春最赤诚的告白奋斗，是青春的底色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再次回看会发现共和国的历史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代代青年的浴血奋战让星星之火燎原让中国从此站了起来年轻的新中国百废待兴。1950年，26岁的邓稼先毅然归国，在荒滩戈壁上自力更生，为新中国建立起了“两弹功勋”。1953年，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23岁的袁隆平立下志向“不让老百姓挨饿”。一批批知识青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那是一个开拓的年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共青团响亮地提出一系列口号，团员青年分赴祖国各地，支援重点建设。一支支青年垦荒队从四面八方奔赴边疆海防，挺进沟岭河滩，誓把荒原作家乡，敢教日月换新天。那是一个奔涌的年代。1977年，大批年轻人走向高考考场勇敢用知识改变命运。199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劈波斩浪的航行中，青年人勇立潮头，在泥滩上成就人生梦想。春天的故事让世界刮目相看。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来实现建功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代代青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以奋斗铺就青春最朴素的底色助力今天的中国国力强盛、人民幸福能与世界对话，敢筑强国战略担当，是青春的征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青春的征程正是一个个年轻肩膀扛起时代重任把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将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绘就壮丽图卷担当是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从2003年开始，西部计划志愿者这一针对大学生开展的志愿服务计划已经持续20年，累计已有41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将青春的热血挥洒到全国2000多个西部农村、基层一线，唱响了一曲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旋律。担当是脱贫攻坚里的瑰丽青春。农村这片广袤天地生机勃勃，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一批批年轻人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情传递温度，用智慧改变观念，将汗水挥洒在祖国希望的田野上。一批批大学生村官，朝气蓬勃、甘于吃苦，勇于奉献，在祖国大地上书写着青春的力量。担当是奔赴抗疫战场上的逆行背影。从2020年到2022年，在新冠疫情防控“急难险重”任务中，在与病毒的赛跑中，从不缺少青年身影，团旗和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始终飘扬在“战疫”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5月2日，上海共青团地区、青工系统团组织组建青年突击队2629支，7.9万余人投入疫情防控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是时代赋予的青春注脚。自信，是青春的未来百年砥砺前行中国正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2008年，中国航天员翟志刚成功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实现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北京奥运的青年志愿者们用笑容与奉献迎接八方来客。2020年和2021年，中国人上九天揽月，驻天宫揽胜，于火星登陆，不停刷新探索苍穹的中国高度，东京奥运30岁的“老将”与未满20的小将共同创造了力与美的新纪录，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在新冠疫情中展现有序而动人的温暖力量，90后、00后年轻人用肩膀扛起时代赋予的厚望。2022年的春天，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中国00后青年手执五星红旗，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舞台上用微笑感染了全世界。见证祖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如今的青年拥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多元的视野和开阔的格局，又燃又飒的中国青年愈加开放自信。当《觉醒年代》燃起青年热血，当《只此青绿》收获万千喜爱，当国潮、国漫在互联网上迎来“自来水”，对民族精神的认同与对中华文化的自豪，让红色基因与文化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闪光青年光芒乍现以民族力量展现“世界范”青春的新标签、新风范不断涌现唱响了一起向未来的中国自信复兴，是青春的使命走过百年，我们又将迎来新的百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也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青春使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始终代表青年、赢得青年、依靠青年，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仍风华正茂的“青春密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跟着中国共产党打破一个旧世界”，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时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中国青年始终把自己的理想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使命在肩立下清晰航标也是前行动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的奋斗征程为新时代中国青年人生出彩搭建了广阔舞台星辰大海待征服，乘风破浪当其时1916年春天，27岁的李大钊提笔写下《青春》，呼唤青年“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百年后的新时代中国青年，又要如何展现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先辈们写就这青春中国之再生、青春民族之未来、青春时代之注脚、青春个人之面貌、青春精神之意涵？我们期待复兴路上愈加奔腾的青春之声。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上下滑动阅读）1.五四精神2.觉醒3.追求真理4.爱国主义精神5.新青年6.渔阳里7.社会主义青年团8.共青团9.理想信仰10.不怕牺牲11.自强不息12.生力军13.到延安去14.建设新中国15.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6.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7.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8.学雷锋，树新风19.青年突击队20.劳动最光荣21.知识青年22.志愿垦荒精神23.恢复高考24.改革开放25.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26.“四有”新人27.五讲四美三热爱28.团结起来，振兴中华29.我和我的祖国30.希望工程31.志愿精神32.到西部去、到基层去33.新一代最可爱的人3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5.国产航母36.神舟飞船37.知识改变命运38.双一流大学39.积分落户制度40.互联网41.创客42.人工智能43.供给侧改革44.共享经济45.一带一路46.打开格局47.继往开来48.追梦逐光49.朝气蓬勃50.向上向善51.强健体魄52.成长成才53.不畏艰险54.冲锋在前55.疫情不散，我们不退56.清澈的爱，只为中国57.中国加油58.脱贫攻坚59.乡村振兴60.奋斗的青春最美丽61.使命62.自信63.责任64.担当65.绝不墨守66.后浪67.闪光青年68.斜杠青年69.公益正能量70.星辰大海71.乘风破浪72.国潮73.燃74.破防75.硬核76.洪荒之力77.奥利给78.点赞79.很飒80.有光81.无奋斗，不青春82.不忘初心83.中国梦84.新时代长征路85.撸起袖子加油干86.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87.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88.追梦人89.只争朝夕，不负韶华90.听党话、跟党走91.请党放心，强国有我92.志气、骨气、底气93.踔厉奋发94.一起向未来95.红色基因代代相传96.青春建功新时代97.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98.胸怀世界99.共享未来100.青春赛道接力跑往期推荐：10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诞生《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能引领那么多青年“觉醒”并树立信仰石库门里的红色觉醒，包惠僧忆新老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的考辨百年党史中的伟大精神｜五四精神

一百年来

近日，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开展40周年，本号特选取此文，带您回顾历史，致敬这项上海工人阶级首创的读书活动。40年前，在党中央、上海市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亲切关怀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以“振兴中华”为共同理想，以“读书育人”为根本宗旨，引导广大职工和市民锻造品德、陶冶情操、追求知识，开辟了一条动员和鼓励千百万群众读书明理、求知、成才、奉献的新途径，开辟了一条新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途径，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全民阅读活动优秀项目”，对在全社会形成良好学习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01-

20世纪40年代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有一栋五层旧宅挂起了“富川商号”的招牌商号明面上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裙带关系在上海从事商贸活动暗地里为党的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一次又一次暗渡陈仓成功躲避国民党特务巡查帮助党渡过经济难关这些资金就是来自于党在上海的“地下金库”——华益公司华益公司旧照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其中包括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央党校。中共五大纪念馆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历史上，从中央层面上正式做出决议，建立中央党校，是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在这个意义上，武汉是中共中央党校名称的诞生之地，中共五大也因此在党的历史上、在党校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对党校的发展和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一、中共五大上提出创办中央党校的思想认识基础1927年在武汉提出筹建中央党校，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党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中共一大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此远大的理想和艰巨的任务靠谁完成？当然要靠党组织，而党员则是党组织的细胞。党员如果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组织纪律性，党的纲领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中共二大在把党的纲领目标进一步细化、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还提出，党员一定要联系群众，一定要遵守纪律，这是两条不可违背的规律、纪律。1923年8月，中共三大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组成民主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党的纲领目标更加明确的情况下，对党员的要求也更加明确。这就是要求党员承认党纲党章，自觉地履行党员义务，要求党员思想统一，行动统一，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目标而奋斗。为达到这个要求，对党员的教育就提上了日程。中共五大会场历史照片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国共合作后，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情况。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会议议决案特别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设立党校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间和国共合作、苏联政府大力支持的黄埔军校5月开学基本同步。中共方面对黄埔军校工作十分重视，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不仅如此，黄埔军校的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也许是机缘巧合，中共中央也提出了急于设立党校的问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提出：“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宣传问题决议案》，对党校工作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名为《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内容只有一句话：“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的中央通告第79号，讲到这次会议的议程共11项，而第十项便是“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在此前后，成立的有地区性的党校如北方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湖北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等，时间最长的3个月，短的1个月。设立长期党校，意味着学习的时间要更长，党校要更固定而不是临时性的。当然，之所以有这个新的要求，还是适应着党员干部教育的需要。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竭力养成工作人才”，责成中央宣传部编著共产主义常识书籍和党校课本等。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要求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工作之一就是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以及初级党校（训练班）的教授方法。为了进一步加快党的发展，陈独秀于1926年10月17日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信》，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他甚至强调：“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他提议，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00人。各级党部接信后，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军人1500人，妇女1992人。党员队伍扩大了，党组织发展了，与之相应的便是党员教育和党组织的巩固问题。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其中指出：“对于党内的教育工作，更应严重用力，几个大的区委应有经常不断的党校和训练班，小的党部亦应设立短期的训练班。中央宣传部应该供给各地党校训练班的训练材料。”在这样重视党内教育的认识基础上，创办中央一级党校就势在必行了。二、中共五大提出创办中央党校的实践基础中共五大提出创办中央党校，不光是对党校的教育功能有明确认识，而且也是在此前中共北方区委、湖南、上海、广东等地创办区域性党校并取得宝贵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执委创办了党校。这是李大钊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主要担负对北方地区党团干部进行正规训练的任务，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罗亦农担任了北方区执委党校的校长。按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北方区执委“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不久又恢复对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特区及西北一些地区的领导关系。受北方区执委领导的还有河南等地。所以，党校学员也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骨干。因为当时的环境所决定，北方区委党校是秘密创办的。它对外以一个公开的名称——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作掩护，并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请了注册。党校的校址设在北京鼓楼北大街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李大钊出席党校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演说，详细阐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校任务，勉励学员们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战场，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党校第一期学员近百人。教员有赵世炎、陈乔年、瞿秋白、萧子璋、刘伯庄等，教员中有不少是当时北方区执委委员以及中央的负责同志。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革命史，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等等。学员们学习3个月后结业。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执委和共青团湖南区执委在长沙合办党校，校长曹典琦。这所党校一直办到1927年5月。与此同时，湖南区执委还选派段德昌、黄克诚、曾希圣等一批党、团员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选派王首道、高文华等一大批党、团员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伐战争培养军事干部，也为党的其他工作培养干部。中共上海区委也曾经办过党校，由瞿秋白、罗亦农、尹硕夫、王一飞、郑超麟、彭述之等讲课。1926年2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又决定开办一所高级党校和一所初级党校。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为8个月，参加学习的有李硕勋、余泽鸿、沈雁冰等近30人。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2月北京特别会议后即积极筹办党校。1926年9月1日，广东区党校开学。1926年9月，中共湘区、鄂区两区委决定在武昌合办一所高级党校，培养中层党员干部。11月10日，武昌高级党校开学，湘区、鄂区各选送学员40人。颜昌颐1926年11月9日的报告中谈到：“湘区、鄂区各选四十人，湘区的人已经选出，预备十号开课，惟教员、教材均甚缺乏，现时是特立同志多负责任。还有一个问题是湘区所选出学习的人皆预备能作地委书记、委员工作者，而鄂区所选学习的人，程度甚差，或须分为两班上课。”其中的“特立同志”，就是张国焘。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他担任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两湖党校校长。刘英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两湖党校是中央所办。刘英写道：“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大革命迅猛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26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央两湖党校……要湖南、湖北各送40人去学习，我被选中。我们湖南去的人当中只有两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两个月以后，1927年1月，我从武昌回到长沙。”刘英所说的中央两湖党校，和颜昌颐报告中提到的党校应是同一所党校，因为都是从湘、鄂两省招收学员各40人。刘英之所以说是“中央两湖党校”，可能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当时湖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党的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北伐军攻下武汉后，1926年11月的中共党员增加到2500名，12月增至3500名，1927年4月骤增至1.3万名，是当时全国拥有党员最多的3个区执委之一。除武汉三镇外，湖北省各地党支部增至400多个，党的组织遍及50多个县、市。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湖北区执委鉴于“新的党员骤然增加”的情况，有计划地选送党员进各种学校、训练班、讲习所学习，包括创办两湖党校，培养中层党员干部。从这些情况来看，地区性党校的创办及其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央层面上创办党校打下了很好的实践基础。三、中共五大提出中央成立党校的具体实施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其中，他讲到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五百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陈独秀在报告提出了是否能够坚守得住武汉的问题。在蒋介石叛变后，革命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希望能够坚守住武汉，使中央成立党校的可能变成现实。同时，从报告中也能看出中央和地方在党校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对办党校比较积极，陈独秀也承认比较方便，但他还是认为中央成立党校更好些。1927年的武汉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党校，主要是鉴于党的发展和组织状况。陈独秀指出：“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前，党员只有994人。但到1927年4月，党员已经发展到57967名，中共中央直属的地方党组织，已经有8个区委、6个地委。另外，在莫斯科、海参崴、日本、法国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设有通讯处或支部。党组织这样的发展规模，党员队伍这样的扩大，便是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成立中央党校的计划，在中共五大选举产生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后，立刻在组织上给予保证。具体来说就是在这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中，新设了一个“党校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的组织系统中第一次出现的新机构。这说明，为了保证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下了决心，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来保证计划的实现。新成立的“党校委员会”，书记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委员。在中共五大上，又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总之，瞿秋白担任未来中央党校的负责人，无疑是一个适当的选择，这也是成立中央党校的重要组织保障。中共五大闭幕后，关于成立中央党校的计划仍在实施之中。5月22日，中共中央继续讨论了关于开办中央党校问题，决定在武昌开办一所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名，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这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以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另加庶务会计一人，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负责进行各项筹备工作。6月23日，中共中央常委再次讨论中央党校的筹办工作，批准了筹办预算和每月经费，并决定尹宽（即尹硕夫）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李德昭、刘国庄担任翻译，并确定7月20日开学。但武汉的局势日趋紧张，特别是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开始“清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被迫疏散和转入地下活动。因此，中央党校没有能够在武汉开办起来，关于开办中央党校的计划也就此搁浅。因时局变化和工作需要，原负责筹备工作的人员都另有他用。如陈潭秋就离开武汉前往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职。瞿秋白担任书记的“党校委员会”也于1927年7月结束使命，不复存在。虽然计划中的中央党校未能成功开办，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党校，中共五大是第一次；明确中央开办党校的计划，包括部门设置、学员数量、设立地点等，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似乎也没有再在大会报告中专门报告党校之事。但在有条件的地方，仍然把开办党校作为党员训练和干部培养的有效途径。1928年初，中共东江特委就在海丰创办了东江党校，以海陆丰创建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为东江地区各县培训了大批党的干部和武装斗争骨干，推动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四、共产国际对中共创办中央党校的支持中共中央创办中央党校一事，还和国际上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密切相关。1927年1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记录中提到：授予库丘莫夫同志“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的全权”。库丘莫夫，此前任莫斯科东方大学外国年级主任，当时正在中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驻华代表。这份档案专门授予库丘莫夫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这说明中共中央曾和共产国际有过沟通，但共产国际并不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所以要求库丘莫夫在实地进行一番调研。当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央要成立党校时，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就坐在会场上。因此，中国共产党肯定在考虑创办中央党校时，就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此事，而共产国际多半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经费支持的问题。因为在陈独秀宣布要创办中央党校之后，6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专门提及：“有必要组建中央党校，为此拨出必要的经费。要求汉口赶紧提出预算意见和组建计划（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关于中央党校创办所需要的经费，是中共和共产国际都很关心的问题。可见中共五大宣布开办中央党校一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从上述会议中提到中共中央党校的预算和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等组建计划来看，共产国际既充分肯定这一项目，同时也非常客观务实。总之，回顾中共五大提出要创办中央党校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后，就不断面临新的矛盾、新的困难、新的问题。面对当时全国5万多名党员，中共中央决定通过开办党校进行深度的党员教育和干部培养，以统一全党思想，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提出创办中央党校的任务，是全党对党校认识达到的一个新高度。虽然这次计划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夭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思想理论建党，在可能的条件下认真推动、促进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不断推动和促进党的事业向前，这是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启示，也是今天党的建设值得借鉴的。（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9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往期推荐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公布“传承发扬城市优良传统，尽心尽力支援抗疫大仗”——市委党史研究室持续吹响下沉一线“集结号”石库门里的红色觉醒，包惠僧忆新老渔阳里“动态清零”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体现来源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的通知沪府发〔2022〕3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上海党史人在行动上海的疫情防控到了社会面清零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市委组织部吹响紧急下沉支援各区抗疫一线的“集结号”时，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党员干部迅速响应、积极报名。室领导冲锋在前、争当表率，坚决把责任扛起来、把工作抓起来，团结带领全室党员干部，不断强化决战决胜意识，齐心协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1积极回应《公开信》吹响冲锋“集结号”4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致全市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既扼要点明当前防疫抗疫所处最紧要关头的严峻考验，更号令全体党员从四个方面尽锐出战、持续奋战。公开信就是冲锋的“集结号”，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纪委第一时间发出《致全体党员干部及家属的公开信》，倡议带头担起政治责任、落实防控规定，带头参与防控服务、争做先锋表率，带头守护光荣之城、积蓄红色力量。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严爱云同志对参加支援基层和社区的志愿者，提出了三点工作要求：一要听从指挥、服从安排；二要力所能及、发挥所长；三要注重防范、自我保护。副主任唐洪涛同志主动为宏康医院筹集到5大箱防疫物资，并为社区居民义务配药送药100多人次。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斗志昂扬。“党有所呼、史有所应，抗疫有我、人人行动”成了大家的共识。严爱云主任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唐洪涛副主任为居民配药的“清单”

旧时的上海环龙路与霞飞路上有两条弄堂都叫做“渔阳里”“老渔阳里”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号）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初到上海时的住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此成立，它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渔阳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新渔阳里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567弄，位于黄浦区北部，雁荡路、思南路之间。新老渔阳里位置示意图新老渔阳里之间原本有条小路贯通其间陈独秀、俞秀松等都曾在这条小道留下深深的足迹这条路被后人称为“马克思主义小道”包惠僧1894—1979年◆

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坚持就是胜利，“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动态清零”是国家疫情防控的总方针，就是要在出现本土病例时，快速启动疫情响应机制，以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的方式，把有传染风险的人隔离管控起来并予以复核或救治，包括及时发现传染源、快速采取干预措施、有效转移救治病患、确保社会正常运转等。“社会面清零”与“动态清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主要指新增病患都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因此，实现“社会面清零”是达到“动态清零”的重要前提和首要目标。“动态清零”，本质上就是要以最小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好效果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体现的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和宗旨依归。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真谛

“能不能打赢这场大仗硬仗，是对我们现实而重大的考验，唯有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4月6日，上海市委在致全市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要紧急行动起来，尽锐出战、持续奋战，全力投身到这场严肃的抗疫斗争中去。封控楼消杀、保供物资卸载搬运、救命药配送……在疫情防控最急需的一个个重要节点，驰援一线的党员们担起重任，集结力量攻坚啃硬，持续帮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截至12日，全市向社区报到在职党员达71.7万名，30多万名报到在职党员已分9155组编入相关区、街镇和村居工作队伍，广泛参与小区封控、核酸检测、物资保障、垃圾清运、特殊群体关爱等工作。4月15日以来，按照“有序释放”的原则，符合条件的1.06万余名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分两批从原来的就地报到增援到有需求的社区，承担一线抗疫各项任务，汇聚起同心抗疫的强大力量。遇到艰巨的任务“我在”遇到棘手的矛盾“我来”遇到需要人手充当劳力的时候“我做”遇到需要解释澄清的问题“我说”......从防疫“小白”到“大白”“双报到”党员志愿者队伍越来越专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党组织战斗在最前沿全力“织密”魔都防护网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自中共四大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以来，支部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01大革命时期支部建设创建初期，由于对发展自身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滞后，党的队伍发展相对缓慢。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由于全党只有50多名党员，人数较少，党纲没有规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通过了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组”是当时党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初形态。1923年6

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党的主要任务的需要，也回应了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其次，在内容上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十九大报告中概括的

总之，上海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践，为90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大发展，作了思想储备、经验储备、干部储备。如果没有这些储备，90年代的上海大发展便无从谈起。浦东陆家嘴今貌（来源：网络）

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天是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是“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本号特选取此文，带领大家一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年前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感悟其在新时代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开创国家安全新局面的重要时代价值。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的内部环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写入十九大报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安全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全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思维，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安全理论，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指导思想，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01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科学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安全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本要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人类的原始需求，安全需求则是满足人的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就必须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必须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保障人民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个体安全的满足离不开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总体国家安全体现在个体的安全上。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安全，明确了人民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宗旨性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强调安全的同时也强调发展，是安全和发展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是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途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关键要靠发展。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就是要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既要保障人民安全，又要整体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的全方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发展的红利与全体人民共享，把发展的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人民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02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依据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政治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并把政治安全放在了由十一个安全领域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的首位，体现了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根本性地位。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告诫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其中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指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问题，颠覆性错误就是指党领导地位的丧失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主要以学术研究为幌子，打着“学术创新”“细节探索”等旗号混淆是非，对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政治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如果任由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滋长蔓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就会被中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绝不是学理的争辩，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斗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03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国家安全既包括内部安全，也包括外部安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现实主义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安全的最基本主体是国家，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一个国家侵害，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后，自身不安全感就会增加，继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如此一来，每个增强自己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双方更不安全，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自修昔底徳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传统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霸权的战争史。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摒弃传统国家安全观这种零和、单赢的安全思维模式，提倡以非零和、互利共赢的新安全思维模式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但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有底线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就是要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决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相互尊重，彼此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外交关系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关系，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营造和平、共赢、和谐的外部安全环境。04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安全问题日益复杂，除了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外，国际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这些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或者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实现自身安全，也不可能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统一，是一种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通过构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世界各国的长远国家安全，进而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共同安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奋斗史，也是带领中国人民追求世界和平伟大事业的奋斗史。习近平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和发展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促进世界和平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开拓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深入开展，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款达到4000多亿元人民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联系起来，把中国自身安全与世界共同安全统一起来，把中国梦与世界梦结合起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行动指南。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独立和发展的前提，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国内外复杂安全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从个人、国家、国际、全人类四个层面对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思想、理论、行动指引，是新时代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我们在国家安全实践中要自觉运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开创国家安全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往期推荐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疫情面前勇担当，“史志”不渝显初心不辱使命，尽锐出战，在抗疫一线展现虹口党史人精神风貌织密“魔都”抗疫防护网，基层战斗堡垒必须“硬核”！回望百年大党的支部建设历程不辱使命，尽锐出战，在抗疫一线展现虹口党史人精神风貌战疫一线上长宁党史人的坚守来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尤其是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历史结论。《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结论是体现全党全军共同意志、反映全体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成果和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深刻领悟这个结论，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