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状态下召开的中共五大，为何提出要创办中央党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其中包括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央党校。
中共五大纪念馆
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历史上，从中央层面上正式做出决议，建立中央党校，是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在这个意义上，武汉是中共中央党校名称的诞生之地，中共五大也因此在党的历史上、在党校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对党校的发展和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中共五大上提出创办中央党校的
思想认识基础
1927年在武汉提出筹建中央党校，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党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中共一大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此远大的理想和艰巨的任务靠谁完成？当然要靠党组织，而党员则是党组织的细胞。党员如果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组织纪律性，党的纲领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中共二大在把党的纲领目标进一步细化、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还提出，党员一定要联系群众，一定要遵守纪律，这是两条不可违背的规律、纪律。1923年8月，中共三大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组成民主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党的纲领目标更加明确的情况下，对党员的要求也更加明确。这就是要求党员承认党纲党章，自觉地履行党员义务，要求党员思想统一，行动统一，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目标而奋斗。为达到这个要求，对党员的教育就提上了日程。
中共五大会场历史照片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国共合作后，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情况。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会议议决案特别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设立党校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间和国共合作、苏联政府大力支持的黄埔军校5月开学基本同步。中共方面对黄埔军校工作十分重视，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不仅如此，黄埔军校的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也许是机缘巧合，中共中央也提出了急于设立党校的问题。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提出：“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宣传问题决议案》，对党校工作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名为《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内容只有一句话：“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的中央通告第79号，讲到这次会议的议程共11项，而第十项便是“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在此前后，成立的有地区性的党校如北方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湖北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等，时间最长的3个月，短的1个月。设立长期党校，意味着学习的时间要更长，党校要更固定而不是临时性的。当然，之所以有这个新的要求，还是适应着党员干部教育的需要。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竭力养成工作人才”，责成中央宣传部编著共产主义常识书籍和党校课本等。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要求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工作之一就是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以及初级党校（训练班）的教授方法。为了进一步加快党的发展，陈独秀于1926年10月17日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信》，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他甚至强调：“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他提议，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00人。各级党部接信后，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军人1500人，妇女1992人。
党员队伍扩大了，党组织发展了，与之相应的便是党员教育和党组织的巩固问题。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其中指出：“对于党内的教育工作，更应严重用力，几个大的区委应有经常不断的党校和训练班，小的党部亦应设立短期的训练班。中央宣传部应该供给各地党校训练班的训练材料。”在这样重视党内教育的认识基础上，创办中央一级党校就势在必行了。
二、中共五大提出创办中央党校的
实践基础
中共五大提出创办中央党校，不光是对党校的教育功能有明确认识，而且也是在此前中共北方区委、湖南、上海、广东等地创办区域性党校并取得宝贵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执委创办了党校。这是李大钊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主要担负对北方地区党团干部进行正规训练的任务，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罗亦农担任了北方区执委党校的校长。按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北方区执委“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不久又恢复对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特区及西北一些地区的领导关系。受北方区执委领导的还有河南等地。所以，党校学员也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骨干。因为当时的环境所决定，北方区委党校是秘密创办的。它对外以一个公开的名称——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作掩护，并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请了注册。党校的校址设在北京鼓楼北大街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李大钊出席党校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演说，详细阐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校任务，勉励学员们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战场，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党校第一期学员近百人。教员有赵世炎、陈乔年、瞿秋白、萧子璋、刘伯庄等，教员中有不少是当时北方区执委委员以及中央的负责同志。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革命史，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等等。学员们学习3个月后结业。
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执委和共青团湖南区执委在长沙合办党校，校长曹典琦。这所党校一直办到1927年5月。与此同时，湖南区执委还选派段德昌、黄克诚、曾希圣等一批党、团员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选派王首道、高文华等一大批党、团员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伐战争培养军事干部，也为党的其他工作培养干部。中共上海区委也曾经办过党校，由瞿秋白、罗亦农、尹硕夫、王一飞、郑超麟、彭述之等讲课。1926年2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又决定开办一所高级党校和一所初级党校。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为8个月，参加学习的有李硕勋、余泽鸿、沈雁冰等近30人。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2月北京特别会议后即积极筹办党校。1926年9月1日，广东区党校开学。
1926年9月，中共湘区、鄂区两区委决定在武昌合办一所高级党校，培养中层党员干部。11月10日，武昌高级党校开学，湘区、鄂区各选送学员40人。颜昌颐1926年11月9日的报告中谈到：“湘区、鄂区各选四十人，湘区的人已经选出，预备十号开课，惟教员、教材均甚缺乏，现时是特立同志多负责任。还有一个问题是湘区所选出学习的人皆预备能作地委书记、委员工作者，而鄂区所选学习的人，程度甚差，或须分为两班上课。”其中的“特立同志”，就是张国焘。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他担任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两湖党校校长。刘英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两湖党校是中央所办。刘英写道：“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大革命迅猛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26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央两湖党校……要湖南、湖北各送40人去学习，我被选中。我们湖南去的人当中只有两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两个月以后，1927年1月，我从武昌回到长沙。”刘英所说的中央两湖党校，和颜昌颐报告中提到的党校应是同一所党校，因为都是从湘、鄂两省招收学员各40人。刘英之所以说是“中央两湖党校”，可能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当时湖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党的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北伐军攻下武汉后，1926年11月的中共党员增加到2500名，12月增至3500名，1927年4月骤增至1.3万名，是当时全国拥有党员最多的3个区执委之一。除武汉三镇外，湖北省各地党支部增至400多个，党的组织遍及50多个县、市。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湖北区执委鉴于“新的党员骤然增加”的情况，有计划地选送党员进各种学校、训练班、讲习所学习，包括创办两湖党校，培养中层党员干部。
从这些情况来看，地区性党校的创办及其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央层面上创办党校打下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三、中共五大提出中央成立党校的
具体实施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其中，他讲到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五百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陈独秀在报告提出了是否能够坚守得住武汉的问题。在蒋介石叛变后，革命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希望能够坚守住武汉，使中央成立党校的可能变成现实。同时，从报告中也能看出中央和地方在党校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对办党校比较积极，陈独秀也承认比较方便，但他还是认为中央成立党校更好些。
1927年的武汉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党校，主要是鉴于党的发展和组织状况。陈独秀指出：“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前，党员只有994人。但到1927年4月，党员已经发展到57967名，中共中央直属的地方党组织，已经有8个区委、6个地委。另外，在莫斯科、海参崴、日本、法国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设有通讯处或支部。党组织这样的发展规模，党员队伍这样的扩大，便是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成立中央党校的计划，在中共五大选举产生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后，立刻在组织上给予保证。具体来说就是在这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中，新设了一个“党校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的组织系统中第一次出现的新机构。这说明，为了保证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下了决心，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来保证计划的实现。新成立的“党校委员会”，书记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委员。在中共五大上，又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总之，瞿秋白担任未来中央党校的负责人，无疑是一个适当的选择，这也是成立中央党校的重要组织保障。
中共五大闭幕后，关于成立中央党校的计划仍在实施之中。5月22日，中共中央继续讨论了关于开办中央党校问题，决定在武昌开办一所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名，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这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以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另加庶务会计一人，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负责进行各项筹备工作。6月23日，中共中央常委再次讨论中央党校的筹办工作，批准了筹办预算和每月经费，并决定尹宽（即尹硕夫）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李德昭、刘国庄担任翻译，并确定7月20日开学。但武汉的局势日趋紧张，特别是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开始“清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被迫疏散和转入地下活动。因此，中央党校没有能够在武汉开办起来，关于开办中央党校的计划也就此搁浅。因时局变化和工作需要，原负责筹备工作的人员都另有他用。如陈潭秋就离开武汉前往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职。瞿秋白担任书记的“党校委员会”也于1927年7月结束使命，不复存在。
虽然计划中的中央党校未能成功开办，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党校，中共五大是第一次；明确中央开办党校的计划，包括部门设置、学员数量、设立地点等，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似乎也没有再在大会报告中专门报告党校之事。但在有条件的地方，仍然把开办党校作为党员训练和干部培养的有效途径。1928年初，中共东江特委就在海丰创办了东江党校，以海陆丰创建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为东江地区各县培训了大批党的干部和武装斗争骨干，推动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四、共产国际对中共创办
中央党校的支持
中共中央创办中央党校一事，还和国际上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密切相关。1927年1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记录中提到：授予库丘莫夫同志“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的全权”。库丘莫夫，此前任莫斯科东方大学外国年级主任，当时正在中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驻华代表。这份档案专门授予库丘莫夫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这说明中共中央曾和共产国际有过沟通，但共产国际并不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所以要求库丘莫夫在实地进行一番调研。
当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央要成立党校时，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就坐在会场上。因此，中国共产党肯定在考虑创办中央党校时，就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此事，而共产国际多半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经费支持的问题。因为在陈独秀宣布要创办中央党校之后，6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专门提及：“有必要组建中央党校，为此拨出必要的经费。要求汉口赶紧提出预算意见和组建计划（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关于中央党校创办所需要的经费，是中共和共产国际都很关心的问题。可见中共五大宣布开办中央党校一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从上述会议中提到中共中央党校的预算和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等组建计划来看，共产国际既充分肯定这一项目，同时也非常客观务实。
总之，回顾中共五大提出要创办中央党校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后，就不断面临新的矛盾、新的困难、新的问题。面对当时全国5万多名党员，中共中央决定通过开办党校进行深度的党员教育和干部培养，以统一全党思想，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提出创办中央党校的任务，是全党对党校认识达到的一个新高度。虽然这次计划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夭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思想理论建党，在可能的条件下认真推动、促进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不断推动和促进党的事业向前，这是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启示，也是今天党的建设值得借鉴的。
（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9期
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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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杂志编辑 / 刘 捷
微信编辑 / 赵 菲
制 作 / 张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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