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迁京”：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6月1日起，那个熟悉的城市开始复苏，上海的烟火气回来了……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从未改变。在当日大众点评的上海市民搜索热力榜上，理发仅次于公园位列第二，其搜索量环比前一日暴涨350%以上。“Tony老师”们在复工首日最为忙碌，这也是上海市民对回归如常生活的期待。
你的记忆中，可曾还有上海老式理发店的痕迹？“弯腰式洗头”，破旧但却是专门定做的老式理发椅，挂在墙角边专门用来刮剃刀的“打刀布”，那是岁月的烟火气息。上世纪50年代，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上海曾有一批Tony老师随店迁去北京，与他们一起的还有照相、洗染、服装、餐饮等许多其他行业的师傅。
那些曾经关乎生活、关乎烟火气的上海百年名店，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的记忆，是一种中国人眼中品质的象征。
那些或依然流光溢彩或归于静寂的“上海迁京”门店内，时光交错中记录的是一个小时代的流转，而玻璃窗上映射的车水马龙、喧嚣繁华是一个大时代的变迁。
因一件西服引发的“上海迁京”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首都北京是一个工业生产水平落后、商品经济发展迟缓的城市。据《北京工业史料》记载，1949 年北京解放时，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7亿元，还不到全国的2%，就连一般的日用品，如牙膏、香皂、灯泡、糖果、汽水、油漆等，都要依靠外地提供。当时北京的服务业也仅有两万多家，其中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和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起了一国之都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时，北京人的穿戴也比较传统古板“老气”，虽有著名的服装店“八大祥”，但在北京要想做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却并非易事。连外国驻华使馆的人员，也必须要到上海才能做一套令人满意的革履新潮的“洋派”西服。1956 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小尼赫鲁在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满，说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 21 次仍不合身。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为此，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又给外交部写了—封表扬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上海做得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1956年，北京，穿上新做的花衣裳的女职工
虽然上海的西装师傅为新中国挽回了面子，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却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鉴于北京的服务业跟不上“一五”期间形势的发展，与北京的首都地位也不相称，1956年，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亲自到上海，动员上海的餐饮、服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京安家落户。经实地考察后选中的这些著名企业，都是上海的一流品牌，对于上海来说无疑要忍痛割爱，因为在那个年代，全国支援首都北京不仅仅是光荣，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五”期间，北京很多重点工厂企业，几乎都有上海援京的工人。而北京方面也开出相当优厚的条件。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写着，“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迁京名店的高规格待遇
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铺的迁京工作就开始了，并且进展神速。仅仅一周后，各家店铺就打点好了行装，第一批100多人浩浩荡荡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之后不到一个月，第二批迁京的，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 家上海服装店的208 人也来到北京。服装业迁京后，上海的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经北京方面专程赶赴上海商议后，最终决定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坐着同列火车开赴北京。跟上海理发业名店的技师一起登上列车的，还有烧水锅炉、理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迁京队伍终于抵达北京。
20世纪80年代，位于金鱼胡同的四联美发厅
那时，北京的商业街也就那么几条，让这些上海迁京的新店开在好地点，又不能扎堆，着实令人煞费苦心。后来，北京方面决定把上海迁来的20多家服装店合并为7家，“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此外，“四联”美发厅开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对面儿的金鱼胡同，普兰德洗染公司也在王府井大街开了店。上海的老字号饭店也陆续大举迁京。创办于1867年的上海老正兴菜馆，以经营海味河鲜“上海本帮菜”为主，曾被誉为“饭店之王”。老正兴的30余位经验丰富的上海厨师、面点师和服务师，在前门大街开设了北京“老正兴饭庄”；随后不久，1923 年开业的上海老字号美味斋饭庄，也迁京落户于南城的菜市口。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可见对迁京名店的重视。
上海这些名店的技师们刚到北京后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专门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部分迁京人员。宴会上，邓小平把一本苏联友人送给他的发型书转赠给理发师程师傅，并对他说：“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发型。”
声名大振的“中国照相馆”
1956年9月25日，位于王府井大街4号（后改为228号）的“中国照相馆”迁京开张门店
最初上海迁京的店铺名单上原本并没有“中国照相馆”，到上海协调工作的北京方面的负责人在街上行走，无意中发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很是精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不仅技术非常精湛，而且年轻人很多，所以迁京店铺的名单便多了一个。而当“中国照相馆”的职工带着老婆、孩子以及照相馆里的全部家当到达北京时，如何安置“中国照相馆”，却迟迟决定不了。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余找来相关部门领导，建议“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
1956 年 9 月 25 日，“中国照相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营业。这个久负盛名的照相馆，从开业那天起就客似云来。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3点就停止发号，但生意依然会持续到晚上10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婚纱照，“中国照相馆”一应俱全。比起北京的照相馆，“中国照相馆”的礼服更洋气，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讲究。当时北京人都以拥有一张印有“中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一位老顾客回忆，当年他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到“中国照相馆”照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而为了这张照片，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差点没赶上火车。
在同样忙碌的一天，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像往常一样细心地为顾客拍照。突然，眼尖的他看到门口顾客等位子的长椅上，多了个人，与周总理有几分相像。他赶紧完成手里的活儿，就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同志，您这边请。”顾客笑着回答他说：“我坐错地方了吗？不是等着照相的顾客都应该坐到这边吗？”姚经才自然懂得周总理话里的意思，说道：“那，请您先照？”“按照秩序嘛，谁先来谁先照，我手里还有号码牌呢。”等候间隙，周总理还关切地询问姚经才，从上海迁来北京后生活是否习惯等。终于轮到周总理了，姚经才紧张得几次擦拭脸上的汗水，周总理打趣说：“你们是第一次给我拍照，我也是第一次让你们拍照。都是第一次，一回生二回熟，熟悉了就好了。你们是专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照好的。”
“中国照相馆”
由于周总理脸庞方正、两颊较宽，摄影师在脸部用光上，一方面突出了右边脸颊的正面阳光，另一方面加深左边脸颊的侧影，增强脸部肌肤的立体感，以达到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坚毅英俊的效果。终于，姚经才按下了快门，周总理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因为周总理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修片时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而为了以真实为主，修片时保留了脸上的皱纹。这张底片后来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总理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中国照相馆”还特地冲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他，周总理接到照片后专门派人送来了报酬。而这张令周总理最为满意的照片，日后成为他一生使用的标准像，也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周总理还破例将这幅照片的原片送给“中国照相馆”留作纪念。
后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令这家照相馆声名大振。20世纪90年代一个偶然的契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3幅领导人照片被一齐摆放在橱窗里，一直到今天都没撤下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时至今日，仍有一些老艺人前来拍照。
今天的“中国照相馆”仍然位于王府井这块商业宝地
店门口的“上海迁京”铭牌
上海名店的品质与理念，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闻，能在家门口享受到这些服务，使上海这些名店开张后就很快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理念。迁京店铺牌匾的显著位置无一例外都标志着“上海迁京”四个字，不仅如此，还有些上海名店会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外面，任顾客取阅，广告意识已很强。而对当时的北京人来说，能到“四联”去美个发，到“中国照相馆”照张相，到“造寸”和“雷蒙”去做件衣服，成为高档时尚的消费。这些上海名店曾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生日、结婚、重大节日……为了留存人生中一些重要时刻，他们一次又一次走了进去。
上海迁京名店门口都有“上海迁京”标识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家迁京的理发店，原本计划在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和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没找到合适的地点。后来大家一合计，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型理发店，名字就叫“四联”，地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开在这里的北京本土的东单理发店，只好给“四联”腾地方。“四联”刚刚开业时，早上5点开始营业，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当时去“四联”理发的客人们一进门，理发员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洗头都说：“汰一汰好吧？”“四联”还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每人8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四联美发店当时的美发椅
四联美发店的理发工具上刻有“上海”二字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女性正在老式电烫机前烫发
由上海迁京四家美发馆联合而成的“四联美发馆”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理发馆
王府井北口倒回去几十年，是北京人扎堆的热闹地界，不仅有门庭若市的“四联”理发店，上海迁京的“雷蒙”服装店也位于这闹市之中。那时候的北京人谁也不敢否认，说起时髦就得往南看，“风从海上来”的“雷蒙”服装店给了北京人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量身定做新式西服的机会。不少人特地拿着新买的蓝色毛料哔叽，到“雷蒙”服装店定制一套西装，经过上海裁缝的高超技艺，手工定制的西装一上身，人立刻就显得精神许多。在“雷蒙”服装迁京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也专程到“雷蒙”定制服装，还叮嘱“雷蒙”服装店不要把海派西服的特色丢掉。
“波纬”服装店也是从上海迁京后开在东交民巷，一直秉承着在上海时精良的做工，又地处外交使领馆密集的地区，所以深受外宾欢迎。开业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就托人将一件几十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穿的旧衣服，送到店里，让设法改成一件中山装。店里的师傅接到这一任务后，一方面为周总理的艰苦作风所折服，同时也感到为难，要把旧西服改成中山装并不容易。一番细心琢磨和精打细算后，师傅们将原来的衣服大大小小拼了24块，“组装”成了一件精美大方的中山装。同时，师傅们还对衣服做了精心的织补，以使拼接缝不那么显眼。有次周总理穿着这件中山装接见外宾时，还是被一名细心的外国记者看出了端倪。他感到十分惊奇，便忍不住询问。周总理并不介意，反而大方地把衣服撩起来让他仔细看，并高兴地夸奖上海师傅的手艺精湛。而作为洗染业翘楚的“普兰德”洗染店，也曾为周总理改过一件西装，同样是改成中山装，同样的大拼大接，同样的做工精良，看不出拼接之处。同样的，周总理也穿着它去接见外宾，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转达他对“普兰德”的谢意。
“美味斋”是上海迁京名店中为数不多的餐饮业，在上海时这家以“菜饭”闻名的饭庄，每天营业到晚上9点还人头攒动，但到北京后，由于被安排在菜市口，天一黑就没了人，且口味上也不能获得生活在周边的老北京人的认同，以致开业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亏本经营。但“美味斋”咬牙坚持上海口味不变，渐渐地变成了在京南方人聚会、老北京人也愿意来尝鲜的地方。
满足了北京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的上海名店，让生活在北京的上海人和江南人，从中找到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他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厂休日，成群结伙地到“四联”去做美发，到老正兴饭庄或美味斋“打牙祭”，到浦五房买南味秘制酱肉，到几家时装店做套西装，再和这些店里的上海老乡们聊一聊，其乐无穷。
美味斋
“文化大革命”期间，好些老店铺的名字都改了，波纬服装店也坐不住了，为了给门店起名，那时已从“雷蒙”调来的郑祖芳骑车转了好多条大街。他看到街上的店，不是叫“卫东”“红卫”，就是“首都”“人民”，灵机一动，就取“红色首都”之意，叫“红都”如何？没想到，这个名字竟一鸣惊人。80年代末，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访华，一下飞机，布什就撩开西服，用标准的汉语，对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说：“红都！红都！”上海名店的品牌已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
上海名店改变的不仅仅是北京人的衣食住行，更是带来了生活观念上的变化，上海迁京服装店工作的营业员们，在退休多年后也仍然保持着每天穿西装打领带的习惯，那种老上海特有的精致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了。那些或依然流光溢彩或归于静寂的“上海迁京”门店，时光交错中记录的是一个小时代的流转，而玻璃窗上映射的车水马龙、喧嚣繁华是一个大时代的变迁。
来源 /《党史信息报》
微信编辑 / 赵菲
制作 / 张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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