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肖林回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金库”华益公司
20世纪40年代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
有一栋五层旧宅
挂起了“富川商号”的招牌
商号明面上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裙带关系
在上海从事商贸活动
暗地里为党的事业
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一次又一次暗渡陈仓
成功躲避国民党特务巡查
帮助党渡过经济难关
这些资金就是来自于
党在上海的
“地下金库”——华益公司
华益公司旧照
20世纪40年代，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肖林从重庆到上海，又到南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在上海开办公司，在重庆、青岛、徐州、蚌埠、香港进行经济活动，为党筹措经费。通过肖林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十里洋场为党的事业提供源源不断资金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口 述：肖林（1914—2003年），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的经济机构华益公司经理。
采 访：王仰清、许映湖
整 理：施扣柱
海华益公司
建立上海华益公司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增添党的活动经费，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当时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部署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先后建立了恒源字号和大生公司，在四川各地，进行经济活动。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首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继续进行各项工作。
这年的5月初，钱之光到我家，要我迅速离开重庆到上海，然后与他在南京会面。那时我爱人刚生小孩，还未满月，我若离开，家中会有许多困难。但经我们仔细商量，认为党的工作最为重要，便决定我一个人单独去上海。
肖林夫妇及子女
1946年5月上旬，我乘民生公司轮船从重庆出发，中旬便到了上海。接着就到南京梅园新村会见钱之光。在南京会见钱之光时，他告诉我要继续作地下经济工作，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南京不能做生意，要我长住上海，对外开办一个合法的公司，对内为党工作。
我回到上海后，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浙江中路租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办公地址。这个地下贸易公司叫华益公司，意思是公司是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开设经营的，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我们向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办了登记，取得合法经营权，便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了。华益总公司设在上海，我任经理，刘俊年作助手，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黄筱康协助她。黄在恒源和大生工作多年，业务比较熟悉。
当时我们在上海采购各种工业品，如414毛巾、香皂、名牌牙膏、羊毛衫、被单、丝袜等等，由民生公司轮船运往重庆市，批发给当地和附近的百货商店。由于重庆市场多年难见上海货，又加之交通不便，即使抗战已经胜利，到货仍然不多。谁有货，谁先到，谁就赚钱。当时我们的货物运输方便，能及时运到，盈利是可观的。
我第二次到南京，向钱之光汇报华益开办的情况，上海和重庆之间的业务往来状况。他认为这个头是开得好的，要继续下去。同时他告诉我，上海已设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在马思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由于国民党不同意设此机构，所以对外叫“周公馆”，将来可以去找刘恕，他是办事处的会计，管钱的，和刘恕约好了便可前往。
与山东解放区开展经济合作
第三次到南京时，钱之光告诉我，已和刘恕说好，要我回上海后去找他。刘恕在重庆办事处工作时，我们是熟悉的，到上海后，他是中共代表团财委委员兼秘书长，对外是周公馆的会计。回到上海我便和刘恕通了电话，约好在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底层卖字画的商场会面，会面时我告诉他到上海后的情况，以及通电话时的暗语。这是我和刘恕到上海后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随后他到过我的住地富川商行，我也秘密地到过他的住地周公馆。
不久，刘恕告诉我，他奉组织之命，要到山东解放区，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难预定，不过时间不会太长。他还告诉我，一切照原计划进行，有事可到南京找钱之光。
不久，刘恕从山东回来了。我们又在永安公司底层见了面。他告诉我，在山东时，会见山东工商总局局长石英，约定把山东解放区的部分物资和金银法币美钞等运到上海，处理后购置山东解放区需要的物资运回山东。山东在上海设有经济机构，办理销货、购货和运货等业务。要华益负担的任务是处理好黄金美钞和法币。因为他们从山东运来后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交到办事处。
旧上海的码头
约定之后，山东上海间的业务便正式开始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到上海时委托十六铺的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运回山东。黄金美钞法币随船运到上海，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黄金还装进花生油的油桶内，到上海后才取出来。当时山东运来的法币，交到华益后，有的转交刘恕，有的存入银行，有的用于购货。运来的美钞，一般暂存不用，待需要时再行处理。但运来的黄金，则需进行加工才能上市场。当时梁凤鸣代表山东，把黄金用手提包一袋一袋地拿到富川商行逐一点交给我。其中大部分黄金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有烟台字样，在上海市场上进行交易是不便的。为此，我找了黄金经纪人尤敏生，通过他把烟台二字去掉，铸成上海成色的金条，便可通行无阻了。
秘密联系上海党组织
第四次到南京，向钱之光说了和山东解放区来往的情况，听取他的意见。他告诉我如果到南京时他不在可找童小鹏，在上海如果发生重大事变时可找刘晓，刘是中共上海局书记，对外是关勒铭金笔厂老板，已经和他约好了。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只能和刘晓一个人单线联系，见面时要注意方式方法。
这次钱之光专门用汽车送我到新街口。当时他告诉我，时局趋紧，国民党对办事处防守更严，盯梢增加，不能随便出去。国民党专门有部汽车停在对面，看见我们的汽车开动，它便尾随其后，追踪到底。这一次，我们先开一部汽车，让国民党汽车去跟踪，然后我乘第二部车再出去，这样，就可平安无事了。
1947年2月底，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头天我和刘恕约好，次日上午9时仍在永安公司老地方碰头，但到11时，还不见刘来，心中十分焦急。到12时，我只好回到住地。一看报纸，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是国民党要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在未离开上海之前，只能留在室内，不能外出，一切联系都已中断，刘恕当然不能按时来了。那么，今后怎么办呢？
不几天，报上登出消息，上海代表团被送到南京，和南京代表团一起，国民党用飞机把他们送回延安。国民党积极进攻解放区，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了，进入了新的战争年代。
这时，刘晓来找我，向我说了时局情况，要我坚守阵地，继续干下去。他还告诉我，他有秘密电台，可以和延安通电报，要我用暗语向延安汇报。后来，刘晓告诉我，延安已有回电，原有业务（即和山东、重庆的来往）不要中断，对上海当地（即地下党组织），在经济上要予以支持。自此以后，上海需要活动经费，我们都按刘晓的决定，如数拨给。当时，刘晓还把战争实况，随时告诉了我，使我对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敌人即使占领了延安，我们仍充满必胜的信心。
搭关系打“掩护”开展工作
中兴公司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在青岛接收日伪财产时，把其中一部分留作资金据为私有而开设的贸易公司。1946年，中兴公司在青岛正式开业，经理王肇昌（解放后任安徽省临泉县工业局局长）是李弥前妻的表弟，又是我爱人的哥哥。王肇昌到上海，和我商量华益和中兴互相合作事宜，我们认为华益可以利用中兴在青岛的地位，便同意了。
青岛和上海之间，主要是经营棉纱业务。中兴公司在青岛利用其关系，可以从中纺公司以官价购得棉纱，然后运到上海，我们在上海棉纱市场按市价抛售，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赚钱是较丰的。华益委托中兴在青岛购进棉纱，中兴委托华益在上海代售他们的棉纱，各自收取手续费，大家都有利。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从青岛来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起到了对华益公司的掩护作用。
十里洋场
通过王肇昌的介绍，我认识了上海汉口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吴文惠，有时我也去打听行情，相机做点证券买卖。当时上海还有许多茶楼和交易市场，有时我去看看，随行就市做点生意。
但是，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撤退之后，为了以防万一，我在九江路219号4楼找了几间房子，把富川商行的房子退了，迅速搬到了九江路。这时敌人重点进攻山东，山东解放区的黄金美钞法币停运了，梁凤鸣也不能来了。山东方面另派顾祖恒来和我联系，以便开辟新的途径。由于战局影响，中兴公司要把总公司从青岛搬到上海，我便把九江路的房子让给中兴，华益在南京东路153号找了房子，便和中兴分开了。
1948年5月，钱之光在香港联和公司的基础上，成立香港华润公司，杨廉安担任华润经理，上海华益和香港华润继续在外汇业务上进行合作。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我们和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庆上海解放。我们得知刘晓是上海军管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便去看望他。他告诉我钱之光已回到北平，要我们把华益结束了，转到军管会来工作。
1949年6月初，军管会分配我到轻工业处，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刘少文是轻工业处处长，我们是熟悉的。相见之后，他要我到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同秦柳方、朱沫一起接管该公司业务，由于我过去经营过纱布，分工我管理纱布市场，同投机倒把、搅乱市场者作斗争。
在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
的一栋五层旧宅
华益和华润两个公司宣告结束使命时一共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上交了黄金12万两肖林夫妇二人作为中共地下金库的掌管者从未想过要取国家一分一厘无人监督便自我管理掌管着可谓是国家的财政大权却从没有为自己谋取一丝一毫的利益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为崇高事业的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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