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纪念共青团“第一棒火炬手”

请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成为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俞秀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集体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并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委派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领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革命活动，在指导各地建团、发展团的组织、加强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筹备团一大等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共青团“第一棒火炬手”。

01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始接受新思想，后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对各种主义的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创建。

（一）接受新思想，逐步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16年夏，俞秀松在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浙江一师在被誉为“浙江教育界之巨子，革新运动之领袖”的校长经亨颐的领导下，已成为南方传播新文化思想的阵地。俞秀松从《新青年》《晨钟报》《每周评论》等报刊中逐步接受新思想，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五四运动爆发后，俞秀松参加领导了杭州的学生运动，并和同学施存统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他亲任主编，撰写发刊词。《浙江新潮》一经问世，便以战斗的姿态对社会制度和封建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成为当时浙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帜。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对其大加赞扬，勉励编辑部“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要“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

1920年1月，俞秀松离开杭州赴京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同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授课。此时俞秀松还想通过在工读互助团的工读生活，探索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纪律、无宗教、无婚姻的理想社会。然而，不久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这使俞秀松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断然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1920年3月，俞秀松来到上海，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星期评论社所在地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聚集开展活动的地方之一。在上海，俞秀松受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影响很大，开始重新思考对主义的选择和对中国社会改造途径的选择。他“自命为社会改造者”，认为“现在上海的工厂……没有一处不比家庭学校更黑暗”。为此，俞秀松来到上海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做工。他与工人朝夕相处，体察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

星期评论社旧址（白尔路三益里17号）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纷繁杂陈，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俞秀松。他在《自传》里写道：“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

俞秀松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与陈独秀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的知识分子一起，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

（二）接受党的指示，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活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俞秀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时也是为“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多年后施存统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

因为此前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俞秀松曾给来中国指导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过助手，了解了一些苏俄共青团的情况，所以对此项工作并不陌生。在俞秀松的积极努力下，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其成员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全是共产主义者”。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目标是“准备社会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刊《先驱》第八号载：“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八个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它的创建带动了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建立，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02

领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俞秀松的领导下积极指导各地建团，且在团结教育青年、投身工人运动、发展团的组织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一）在党的领导下带动各地建团。俞秀松领导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个地方青年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后，便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在上海团的带动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各地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起了一定的发起和指导作用。”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20年10月，毛泽东即是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的。

1921年3月，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俞秀松任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由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地团组织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发动和指导作用，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才有了明确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青年团临时章程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推动了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年团一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青年。一是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每次会议必有政治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多半由党规定。俞秀松作报告的次数最多，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也经常受邀在团的会议上作报告。

二是创办外国语学社。为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社址设在团的机关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当时办外国语学社也有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党团革命活动的想法。杨明斋担任外国语学社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具体负责学社的行政事务。学社曾两次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学员有地方革命团体介绍来的，也有具有爱国情怀，对现实社会不满，到上海找陈独秀、邵力子等寻找出路，由陈独秀、邵力子介绍来的。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9月开班、1921年冬结束，每期学员20到60人不等。课程设置有俄语、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学员半天上课，半天自修，《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经典。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1921年3月，俞秀松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时，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与苏俄商洽送进步青年赴莫斯科大学学习事宜获得进展。是年夏季始，外国语学社先后分三批输送30多名学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夏季先后到达俄国的团员青年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岳、周兆秋、胡世廉、韩慕涛、蒋光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漱园、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许之桢、梁柏台、华林等三四十人。”其中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曹靖华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三）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工人运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党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团的名义出现”的，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青年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俞秀松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厚生铁工厂做工时，参加筹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3月这半年来，已经在中国大城市里建立了一系列工会。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举办讲座、组织训练班和研究会，团员们在那里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新文学等。”

1921年1月，俞秀松被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指派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他先后参加创建上海火车司机俱乐部、上海印刷工人俱乐部和青年工人半日制学校。他是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五金工会的会员和教导员。2月，上海有轨电车工人为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俞秀松带领青年团员前去声援。这次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告终。

此外，俞秀松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主办的《劳动界》周刊的编辑工作。《劳动界》发表《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抨击社会黑暗、启发工人觉悟的调查报告和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深受工人欢迎。俞秀松是最早深入工厂、开展工人运动的青年团负责人。

（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团的组织。俞秀松注重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首先是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发展团员，“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其次是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发展团员，1920到1921年间，团员曾达200人。

外国语学社旧貌

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俞秀松领导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谷林誉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并被邀请派代表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03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3月，俞秀松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身份前往向往已久的苏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一）积极促成共产国际对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可。1921年6月至9月，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和共产国际三大交叉进行。俞秀松是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正式代表，同时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俞秀松5月抵达莫斯科后，发现共产国际不仅邀请了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参会，还邀请了当时自称“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党”等组织的代表参会，至少有五六家。其中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已经拿到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这说明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国际唯一认可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

俞秀松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使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得到共产国际的唯一认可。他很快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中国公民姚作宾不久前到了莫斯科，声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实际上他不是我党党员，因此没有权利与共产国际往来。”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的参会资格。接着，俞秀松又和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同时列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张太雷一起，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揭露江亢虎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给予江亢虎参会资格。

共产国际对此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终决定承认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取消姚作宾、江亢虎的参会资格。这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献上了一份厚礼。日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二）向青年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俞秀松系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中国唯一具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他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作了专题报告。

俞秀松首先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他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中国青年运动发轫于1919年。这场遍及全中国的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开始。”其次，俞秀松介绍了青年团早期组织的情况。他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共产主义倾向：“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其成员全是共产主义者。”谈到青年团组织的发展时，俞秀松指出，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年团。目前青年团人数已有1000多人，其中上海青年团力量最强，发展最快”。在谈到党团关系时，俞秀松表示“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在中国工业区开办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谈”。“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我们希望与老同志和师长们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几亿人口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快乐的共产主义制度”。

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加强了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团和青年运动状况的了解以及对中国青年团的指导。

04

筹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积极发展地方团组织

各地早期青年团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后来新发展的团员组织成分比较混杂，在团员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加之经费缺乏、人事变动等原因，1921年5月前后，一些地方团组织的活动一时陷于停顿。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研究了在各地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担负起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重任。此次恢复青年团组织的工作吸取了早期建团的教训，加强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后被陈独秀指派担任团临时中央委员会代理书记，负责地方团组织的恢复和团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2年3月，俞秀松结束在苏俄的学习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工作。不久，他受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指派，赴杭州创建地方团组织。到杭州后，他积极奔走，广泛联系，商谈建团事宜，并一直与施存统保持联系。4月14日，他致信方国昌（施存统）报告：“抵杭后，吾即与各方面接洽此事，大约本周日曜日可望成功，人数总在20以上。”4月15日，他又致信方国昌：“前寄明片一纸，谅已收到。S.Y.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只师校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者十七八人头。议决星期三（19日）下午在此开成立会。”

在浙江一师校友的支持帮助下，4月19日，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第二天，俞秀松即向团临时中央局报告：“青年（团）已于昨成立，现有27人。”浙江一师的同学赵并欢在回忆文章里也谈到俞秀松在杭州建团之事：“1922年春夏之交，杭州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俞秀松来跟我谈的，要介绍我入团。我听他一说，立刻就同意了。我入团时俞秀松是团的书记。那时他刚从苏联回来，我很佩服他，认为他搞S.Y.毫无问题。”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对浙江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前恢复和成立的17处地方团组织之一。

05

参加筹备并出席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

俞秀松参加了团一大的筹备工作，曾任团一大筹备机构总务委员会主任。团一大前，“从恢复到现在，不到6个月时间，地方团成立者有17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5000余（大多数为工人，次之则学生）”。此时，成立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条件已经成熟。

共青团一大旧址

1922年5月1日，各地代表大都抵达广州，下午4时半至7时半，召开了团一大的筹备会议。会议有15人出席，选举俞秀松、施存统、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陈公博、张继武等7人为总务委员会委员。5月2日下午，举行总务委员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工作分工，确定委员会分三股，第一股，团纲起草员：蔡和森，章程起草员：张太雷，提案征集员：邓中夏；第二股，文牍员：施存统，记录员：俞秀松，新闻员：陈公博；第三股，杂务员：张继武。会议还决定：本委员会主任：俞秀松；本委员会办事处：东南旅店览胜所。可见，俞秀松参加了团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2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俞秀松以杭州地方团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团的一大，并和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一起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回忆：“大会选出了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沈泽民、贺昌、高尚德等为团中央委员，由我担任团中央书记，从‘一大’到1923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有4个人，就是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和我。”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已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油画，右三为俞秀松）

总之，俞秀松在党的指示下创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导各地建团，为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俞秀松为青年团组织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系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原副馆长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7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

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杂志编辑 / 周奕韵

微信编辑 / 赵  菲

制      作 / 张丽燕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