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档案日，听亲历者回忆我党第一代档案人守护珍贵档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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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慧如（1913—2009），女，河北高邑县人，家中排行第三。1932年省立师范毕业后，回高邑县任小学教师。1935年7月，在大姐韩慧英、姐夫陈为人的感染下参加革命，协助陈为人同志保管党的文件。本文是她对陈为人同志的革命经历和守护中央文库那段岁月的回忆。
我的姐夫陈为人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是北京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满洲省委的第一任书记。对于他的斗争事迹，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尤其是关于他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为党保存中央文库的斗争，知之者更少。现在我凭自己的记忆谈谈有关他的情况。
用一生践行
“与万恶的旧社会斗争到底”的誓言
陈为人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陈涛、张明、张敏、张道立、张道惠等。1899年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一个贫苦的农家。幼年时已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一面帮人放牛看羊，一面受尽富家子弟的欺凌和侮辱。因此，他从小就磨炼成了刻苦耐劳，富于反抗的性格。
1920年夏，为人听到赴外洋勤工俭学的消息后，立即设法到了上海，等候机会赴法。哪知反动政府扣发出国经费，他一等再等，毫无音信，终于断绝生活来源，流浪在上海街头。当他正陷于绝境，失望徘徊时，结识了先进青年李启汉等人，并通过他们介绍参加了工人夜校的工作，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下定决心要与这万恶的旧社会斗争到底，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他曾以如下誓言记下了当时的决心：“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解决本身问题，何以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曰：此后唯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为人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20年冬，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真理，为人去苏联学习。他带了3升炒米边走边筹款，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于坐马车到了满洲里。当时，他已身无分文，只得写了纸条夹在被子里，留在马车上抵作力资，与车夫不告而别。顺利越过国境后，他就成为十月革命后不带护照去苏俄学习的较早的中国先进青年中的一员。在莫斯科学习后，1921年他带了护照回国工作。回国后，他曾代表北京的共产主义者到济南，和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取得联系。
为人入党后，于1922年初，到北京搞铁路工人工作。那时，军阀吴佩孚正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为了扩展势力，笼络工人，派人找李大钊要求介绍几个人去搞工运工作。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决定派何孟雄和为人等5人到京浦、正太、京绥、京汉、京奉5条铁路线上去，以“交通密查员”（后改为“视学”）的公开身份进行我党的秘密工作。为人主要在正太路工作。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密查员”职务被革，为人便被派到上海和蔡和森一起工作。之后党的北方区委又派为人到东北的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哈尔滨成立了通讯社，以记者身份同各文化团体、学校、报界建立联系，宣传革命学说。他们的活动，对东北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组织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建立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起了推动作用。
1924年，为人回到上海，在上海搞工运工作。当时国共合作已形成，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但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也已开始活动。同年12月10日，在渔阳里一号，为人主持召开了部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秘密会议，通过了《利用工人运动来反对反共运动》的决议。
1925年到1927年，为人又被派往北方工作。他担任了北京市委的组织和工运工作。1925年4月间，北京市总工会成立。他还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昌华印刷厂，印刷《向导》周刊和《政治生活》。那时，北方区委曾计划组织“首都革命”，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结果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而未能实现。随即搞了两次群众性示威：一是烧了《晨报》馆，使《晨报》停刊数日；二是砸了警察局的牌子，影响很大。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武装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为人适值去武汉开会，幸免于难。
1927年10月24日，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选举陈为人担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央派为人到东北建立满洲省委，统一满洲的党的领导。9月间，为人到沈阳。经多方联系，10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等决议案，成立了满洲临时省委，为人被选为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28年2月、9月又相继召开了全东北第二、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六大”精神，作出接受“六大”决议的决议，决定正式成立满洲省委，为人仍被选为省委书记。满洲省委的成立，不但统一了东北地区党的领导，而且发展了党的组织。至1928年底，先后成立了哈尔滨市委、延边区委、奉天市委、关东县委、辽阳区委等党的地方组织；同时相应地成立了一些革命群众团体，领导了东北地区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英勇的斗争。1928年底，为人等13人在开会时被敌人发觉逮捕，省委遭到破坏。为人在狱中经历了重病临危和种种折磨，备受摧残。因为他坚不吐实，敌人只好把他当作嫌疑犯。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终于出狱。
陈为人主持创办的中共满洲省临委机关刊物《满洲通讯》
1929年8月开始，为人调往上海工作。起初负责中共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后来又与谢觉哉、李求实等一起办党报《上海报》（后改名为《红旗报》）。1931年春，为人又遭逮捕，由于他机智应付，敌人还是抓不到任何证据。党通过“互济会”营救，他年底获释，但这次入狱，又加重了他的肺病。
1932年下半年，为人经过短期休养后，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为党保管中央文库，直至1937年3月13日病逝。
我本来不是党员，和他一起战斗的时间也不算长。但是，在他的革命精神感染下，我后来也加入了党，决心像他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为保管中央文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蒋介石反动派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统治。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不断地遭到破坏。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为人和我姐姐韩慧英（当时是党中央的交通员）接受了保管中央文库的重要任务。中央文库，保管着我党历届党代会的决议案以及各种文件和会议记录等重要机密。他们接受任务后曾经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以生命来保护党的文件；一旦发生危险，如无法挽救，就放火烧毁楼房，誓与文件俱焚。
韩慧英
他们当时伪装成富商家庭。白天，表面上要显得阔气、悠闲，但到了晚上，往往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们要把厚纸上的字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空白纸边剪下来等，目的是尽量减少存放面积、缩小目标、避免敌人耳目。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慧英和一位代号张老太爷的人单线联系，为人本人不出面。张老太爷那里是慧英唯一的联络地点。如果他们在家里遇到了任何陌生人，哪怕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同志，就得马上转移，以确保文件绝对安全。碰到转移，最担风险的是要搬动20多箱文件。但几次转移，为人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保管文件的机关始终未遭到过破坏。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我党8个活动地点，张老太爷的住处（雷米路文安坊6号）也被破坏，张等被捕。当慧英送文件去时，被等候在那里的特务抓住了。她机警地马上改名，说是走错了人家，并且乘敌人不防备时，把文件塞到别处，但最后还是被捕入狱。
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
慧英被捕，为人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他马上搬家，转移文库，用30银元的高价租了一幢楼房（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了不觅铺保，只好答应房东按规定时间付清房租，先付后住。那时，他还得照顾5岁、3岁、1岁的3个孩子，思想上、生活上的困难和负担之重可想而知。1935年上半年，他写信给我，只说慧英病重，要我到上海看望她。我那时正在河北省正定八所附小教书，到了暑假，赶到上海，才明白了他的困境。
陈为人和韩慧英的三个孩子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的日子。一到他家，只见姐姐被捕后留下的3个孩子，嗷嗷待哺。最小的女孩那时已经一岁多，还睡在摇篮里，只会爬，不会走，身上穿的是抽掉了棉花的破背心。我担起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但是日子愈来愈困难，为人和组织上断了关系，也断了经费来源，以后连我带到上海的钱也都用光了。记得我到上海过的第一个中秋节，我们还买了点月饼摆在底层大桌子上，想请隔壁的一个学校校长来过节，让邻居知道我们还是比较阔气的，同时想拉个关系让孩子能上学，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不能不上学呀！
但后来不要说饼，连饭都吃不上了，付清房租成了头等大事，安排了房租钱，才能安排伙食费。为了要凑钱按时交付房租，维持这座楼房，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俱变卖一空。但底层房间的摆设却不能多动，让外人看来还像个人家的样子。以后不仅是家俱，连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小女孩冬天的裤子，我是用包文件的包袱拼凑做成的。因为煤球要每天数了用，烧的饭常常是夹生的，粥是糊的。开始时，给孩子吃的粥里还可以放点猪油，以后只放了点盐，猪油也买不起了。最困难时，山芋便宜，一天只好吃两顿山芋，甚至一顿只好吃一碗山芋粥。为了怕白天在路上遇到叛徒，也怕邻居发现，为人总是到天黑时出门，到曹家渡买担山芋，坐着独轮车回来，堆在亭子间里。可怜的是那3个孩子饥饿难熬。为人怕小女孩经常啼哭遭致祸害，常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这个女孩就养成了啃手指头的习惯。
老上海店铺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大孩子没吃饱，说：“爸爸，我还要吃”，为人说：“别吃了，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为人看到孩子们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说：“好，我们来跳个舞吧！”他自己先跳想逗孩子乐起来。听到这一问一答，看着他带着孩子跳舞，苦中作乐，我又佩服，又心疼得止不住流泪。
晚上，为人就和我一起整理文件。他叫我把文件的空白纸边剪下来，烧掉。烧成的灰偷偷地放在夹弄的阴沟里用水冲掉。有时还要把文件上下搬动，防潮防霉。文件面积缩小了，存放的箱子用不到这么多，就卖掉了几个箱子。
我知道没吃没穿，小孩挨饿等生活上的艰难都难不倒为人，他最焦虑的还是和党失掉了联系，最需要的是要找到党的关系。那时，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叛徒、特务串街走巷地盯梢。为人白天不能出去，他要我去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纸条，有时倒贴，有时斜贴，盼望组织上发现了来联系。他也去登过寻人广告，都一无结果。他曾去找过何香凝，想通过她找到党，但何香凝告诉他有暗探，叮嘱他下次不能再去。他在晚上曾走到杨树浦去找同乡，想打听消息，借点钱，那个同乡送了他2个小三角包的零食。他天亮前赶回家，靠那几粒花生米，几块豆腐干，哄得孩子们都笑了。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的心思愈来愈沉重，他的身体愈来愈差，冬天咳嗽加剧，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没看到他愁眉苦脸过。白天挨饿，晚上理文件，奔走找关系……他对生活、对工作、对党充满着希望。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报上招聘改作文的人，规定先寄篇文章去应聘，他写了一篇《论实事求是》的文章寄去。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做这样题目的文章，当然不会被选上，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立场是何等的鲜明。
接上关系，
顺利完成交接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1935年底，慧英获释出狱，辗转回到了家里。我们决定先找职业，以维持生活，并且可以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党。后来，我到道中女中附小教书，慧英也进了培明女中附小教书。培明女中的训育主任是罗叔章。慧英通过工作接触，和她熟悉以后，知道她和我们党有关系，就通过她找到毛道逊，再转到地下党组织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那里。1936年下半年，为人和慧英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为人和徐强第一次接关系是在小沙渡路一个小饭店里。我记得为人那天回家后的高兴样子，跟孩子们说笑：“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菜盘子都舔光了。”
徐强
以后，为人遵照组织上的决定，将中央文库交出去。那天，我带着他的第二个孩子，陪同他送4箱文件到现在的金陵东路的一家人家去。接受文件箱子的是个女的，她当着邻居的面，拿出两块银元给了孩子，说是“谢谢你们，给我保管了箱子，还要给我送来”。
无情的是，为人享受胜利地完成任务后的喜悦是那样的短暂。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肺病长期拖延不治，他的病势越来越严重了，以至大口喷血，昏倒在地。徐强得知后，派人送他进医院，不惜花费要把他抢救过来。但是，等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回家了。我姐姐说：“他知道地下工作经济困难，不愿为自己治病增加组织上的负担。”但他还是那样乐观，那样硬朗。他对我们说：“过几个月我要去医院开刀了。病好了我带你们回家乡看衡山去。我和敌人斗了这么多年，难道还斗不过病魔？”
湖南会馆
1937年3月13日晚9时，为人溘然长逝了。因为衣着太简单，怕邻居看到猜疑，我们都抑住了悲恸，不能放声大哭。后来毛道逊来接他的棺材到湖南会馆去时，慧英还以传染病为由，不让邻居来看。为人的棺材本来存放在湖南会馆里，“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我们写信去查问，才知道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
解放以后，听说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些没有纸边的历史文件，我想这里边也有为人的贡献。 为人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对党的工作一丝不苟、把伟大的抱负与平凡的工作统一起来的革命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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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党史资料汇编》
编辑 / 沈洁
制作 / 杜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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