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别百岁“人民艺术家”秦怡，她说，“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著名演员秦怡
昨日辞世
享年100岁
1922年，秦怡在上海出生
抗战爆发后
16岁的她为奔赴抗战前线而离开家庭
辗转来到重庆
因缘际会踏上舞台
就此走上艺术道路
“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年前
在上海电影文艺沙龙二楼采访时
她说过的这段话
仍令记录者们不时想起
口述人：秦怡
采访人：丁琳 黄中元 冯玉丽
整理人：邬云云 冯玉丽
采访时间：2011年1月28日上午9:30
采访地点：上海市茂名南路127号
小时候的教育和环境对我影响很大
我是1922年出生。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参加抗日活动，又辗转到了重庆，加入中华剧艺社。解放后回到上海，一直从事电影工作到现在。
秦怡与父母
说到一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是与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首先我要说说我的老师，我实验小学的老师和职业中学的老师都很好。实验小学的老师，其中有一些是地下党员，他们教书很灵活，给我看很多书。我记得那时12岁，看的书就已经很多了，中外作家都有。中国的有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徐志摩等；俄国的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法国的有罗曼罗兰、卢梭、弗伦拜、巴尔扎克等。当时小小年纪就已经看了很多的书，吸收的东西很广泛，学校的语文教学就是这样的教法，阅读很广泛。初中的时候，我还去了女子文学学校做旁听生。女子文学学校是专门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吧。从小受中外文学的熏陶对我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奠定基础就在这里。我能理解很多问题，小小年龄要去做什么，也没有人来教育我的，都是自己决定。
还有，职业中学的一位老师也很好，他是苏州人，叫彭若谷。那时我们家里穷，开学发新书时我买不起，就想先敷衍几天。我就在桌上摆一本书做样子，然后桌兜里放一本书偷偷地看。没想到彭老师上课边讲边走，走到我身边，看我怎么有两本书，他就一下子把我桌兜里的书收走了。当时我吓得不得了。没想到彭老师却没生气，他问我：你喜欢这本书吗？我说喜欢。他又问：那你懂吗？我说我有点懂的。他又说：你回去看完了以后，好好写个感想给我。就这样，老师也没有批评我，更没有处罚我，就让我回家了。从此以后，我看的很多书都写感想给他。后来1946年我在上海的拉菲剧场演出，他来看了，看完了还对我讲：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孩子会有出息的，因为你那时写了很多感想给我嘛，我都看了。所以说，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一个是职业中学的彭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
青年秦怡
其次是家庭的影响。我是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但我的叛逆和反封建思想很强烈。小的时候，家里条件还比较好，之后越来越不好。到了抗战的时候，越来越穷了，简直可以说是那种败落的大家庭。我祖父过世后，就是我伯父管账，长子为父嘛。但我伯父思想封建得不得了，他自己的孩子是绝对不让出去的。但我父亲因为在外面工作，在洋行也做过，受一些西方的影响，所以思想还比较开放。我从小就比较开朗活泼，小时候也喜欢玩男孩子玩的游戏，比如翻单杠和双杠，爬竹杠，跳平台等，皮得不得了。我不是个斯文的小姐，因为真正斯文的小姐是不出门的，我是经常会跑出去疯的那种。我的内心世界是挺野的，但不是很懂得交际应酬的那种。
我还记得五六岁时的一件事情。那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听人家说蒋介石很坏，说蒋介石那个家伙叛变了，自己就非常生气。有一天从窗户往下看，看到国民党的警察在我们楼下的街道走来走去，我就很生气。但大人又不让我们出去，怎么办呢，我就“噗”地一声往下吐了一口口水，正好吐在那警察的头上。那个警察就大声问：是谁吐的？但他也找不着人，我就觉得很解气。
最后是社会的影响。我从小受过的一些革命的熏陶。我大姐对我的影响很大。她认识很多参加革命的同学，同时她也参加了很多学生会的工作，教了我不少东西。那时在南市有一个少年宣讲团，每个礼拜都有演出的。芭蕾什么的都有的，话剧也有，我就经常去看，回来还做梦，梦到自己也会跳芭蕾了。在职业中学的时候，土木科的3位女同学，她们很进步，抗战什么的都全身心投入，学校的红十字会分会是由她们来组织的。当时我们有6个人，3个土木科的，3个商科的，我是商科的，都去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我们在红十字会的时候，会做一些军帽、军大衣，手套之类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江湾去请愿静坐示威，去了以后一直坐到晚上，喊口号，一直不走。后来，他们拿水龙头浇我们，我们都落汤鸡似的浑身湿透了，又不敢回家告诉家里。
这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看了很多的书，有叛逆和反封建的思想，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也受过一些革命的熏陶。
一直有一个念头：参加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我从小接受过那么多的教育，心里就一直想着怎么去抗日。尤其是那几个土木科的姐姐参加了革命以后。上海的局部抗战，四行仓库等她们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虽然是局部的，但我也算是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参加抗日战争。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1938年8月27号，上海交大有11个学航空机械专业的毕业学生，要去成都的航空机械学校报到。这些学生原本是住在我同学的家里，我去同学家里玩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听说他们要去抗日，我就想跟着一起去。但我又不能告诉家里，家里知道了肯定不让去，所以只能偷偷去。我和同学商量好了，都不告诉家里，悄悄走。
我同学她有个亲戚叫沙千里，是后来的七君子之一，当时在武汉。我们就想，到四川一定要经过武汉的，我们就到武汉找沙千里，然后寻找抗日的工作。就这样子讲好，不跟家里说。我当时做的还很完美，晚上吃东西啊、玩啊，还和平常一样，还跟妈妈说话什么的，所以大人一点也没察觉。晚上我悄悄把换洗的衣服打了个小包。到了夜里4点钟，天还没亮的时候，我拿起小包就走出去了，没人发现我。
我走到码头上等，一直等了2个钟头，又困又怕，担心被家里人发现。结果是我那个同学被家里人发现了。我就看见她在前面跑，后面她的父亲、哥哥、姐姐在追。这样我们就被带到了巡捕房，被说成是要拐逃。巡捕房的人问我们年龄，又看到我拿个小包，我同学拿个大箱子，看上去不像是拐逃的样子。我就说，我要去抗战。那个时候，中国的青年都是热血沸腾的，都是很想为国捐躯的，只是没有途径。在法国巡捕房里，中国的警察们也同样有这种热血，他们心里也想抗日。他们看到我这样的小孩子，心里想着抗战，就被我感动了。他们就对我同学的家长说：你不愿意你女儿去，就把她带回去，这个小女孩我们来处理。就这样，我同学和家长回去了。警察就问我：把你送回家好吗？你的家在哪里？我说：不回家，我是要去抗战的。他们问是几点钟的船，我说是8点20分。他们一看已经8点了，赶紧就把我送到码头去。巡捕房警官是用吉普车把我送到码头的。我刚跳上那个船板，船就开了。我就这样离开了家。
到了船上，我想坏了，介绍信在同学那里，沙千里我也不认识，怎么办呢？但又一想，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也只能向前看了。还好还有交大的学生，我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走。路是很难走的，我们是从上海到香港，因为当时内陆的交通已经被切断了，只能先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到武汉。
当时的武汉已经是前线了，有很多的军队。到了武汉没有事情做怎么办呢？我就天天翻报纸，看有没有招聘。后来看到二十二军在招女文书，我就报考了二十二军。当时考上的一共有3个人，另外两个都比我年长，一个钟湘，一个骆亚玲。在二十二军待的时间长了就发现，这支军队是不可能抗战的。一点士气也没有，人颠来倒去的，军装都破破的，军饷也不发，也没有好的军医，人生了病就随便吃几粒药，那些军官就每天山珍海味地那样吃。我们3个女文书就觉得自己不能再在这里当“花瓶”了，一定要想办法离开。后来，骆亚玲大姐要去成都，她带着我，我一切听她安排。因为晚上出去要对口令的，我们就白天打听好口令，等到天黑后，我们就从厕所的矮墙翻出去。然后乘了提前雇好的船，从襄阳到樊城，再到重庆。
到了重庆也是一筹莫展。骆亚玲用五六块钱租了一个小房间，包吃的，住是七八个人住一间，虽然条件差，但起码吃住问题解决了。骆亚玲没住到一个月就走了，她去成都工作了。剩下我一个人，就这家看看，那家串串。后来认识了胡子婴，就是章乃器（也是七君子之一）的夫人。胡子婴人很好，她把头发梳成一个髻，带有点革命女性特色。她还经常对她的女儿说：你看，这个姐姐多能干啊，她那么小，就自己一个人从上海跑出来，参加抗战。
我们当时所有的人可以说，都被抗战的洪流卷了进去。女青年旅馆里住的什么人都有，有学者、革命者、教徒，也有逃婚的、交际花等等。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们都被社会的洪流，就是整个抗战的洪流卷进去了，有进步的也有堕落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我自己呢，因为从小受的教育和熏陶，也渐渐明白了人世道理。
青年秦怡
1938年底，我就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这也是一次偶然机会。有一次去看话剧，史东山导演看见我，就问：小妹妹，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没有工作。他就说让我到他们话剧社工作。我一听吓死了，我是不会做演员的，连话都不会说，怎么能做演员呢？那时候女青年会有一个演员在中国电影制片厂里工作，就把他们的美工师许可介绍给我认识。认识以后，许可很鼓励我去电影制片厂工作。我当时也是无以为生，在他的鼓励下，就进了电影制片厂。当时是为了生活，我成为了演员。
秦怡剧照封面
导演让用替身，我坚持要自己演
秦怡、白杨、张瑞芳、邓颖超、舒绣文、邝健廉（左起）
说到当时重庆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其实是夏衍同志讲出来的。那时的剧种也不多，京剧、话剧、川剧，其他就没有了。我演的《大地回春》是一炮打响，后来演的《太平天国》也红了，之后又演了《钦差大臣》。我一直在演，什么角色都可以。夏衍同志看了我们很多戏，他就说：人家京剧有四大名旦，我们也要有四大名旦，白杨啊，舒绣文啊，张瑞芳啊，秦怡啊，不就四大名旦嘛。夏衍同志那时是我们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他这么讲，后来就传开了。
解放后回到上海，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我记得演的第一部电影是《农家乐》，演里面的拉英，是一个工农兵形象的角色。当时为了演好角色，我还特意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工农兵，学习怎样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学习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创作方法。我们是上午学习，一个小组七八个人在一起学习。
为了演好角色，我还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当时是去的是山东胶东的琅琊，那里在战争年代是三进三出的地方，所以那里的老百姓很苦的。我们去的时候，老百姓都吃榆树叶，打烂做成饼，因为没有粮食。我们是1949年底去体验生活的。我们是睡在堆牛粪的屋子里，虽然很苦，但是当地的百姓真的很好，他们把最好吃的东西拿来给我们吃。我体会到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感，也正是我角色需要的。
后来演了《两家春》，演里面的坠儿。我就想，怎么能让坠儿这个形象更生动呢？后来我就建议在嘴角点了一颗黑痣，更能体现坠儿那种倔强的性格。因为这颗黑痣，后来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到苏联，就有一个苏联朋友盯着我看，然后就问我：你嘴角的黑痣呢？我说我没有黑痣的。他说不对，你明明就有黑痣的，你演的坠儿嘴角不是有颗黑痣的吗？我简直哭笑不得，同时也说明坠儿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
再后来演《马兰花开》里的马兰。马兰是工人形象，是开推土机的。导演让用替身，我坚持要自己演，然后就去学开那个推土机。学起来是很难的，但是我不怕，因为年轻嘛，什么都敢尝试的，最后终于学会了。真正拍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开那个推土机。
《马兰花开》剧照
后来演的角色就多了，像《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青春之歌》《海外赤子》等。当然也有一些是革命形象的，比如《青春之歌》里的林红。怎么去演好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我也是尽量去找生活体验。我看了《七十二烈士》革命诗抄，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到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
《女篮5号》海报
秦怡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芳林嫂
秦怡（右）在《青春之歌》中饰演林红
后来听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故事：
一个女共产党员，因为生孩子暂时离开了部队。后来生完孩子带着孩子去找部队，结果在路上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就逼她说出部队的行踪，她不说。敌人就把她两个月大的孩子挑在刺刀上。两个月大的孩子呀，被扎在刺刀上都流血了，是哇哇大哭。这个母亲心里难受啊，但是部队的行踪是肯定不能说的。怎么办？到最后她索性就闭上眼睛，不去看她的孩子，也不去听孩子的哭声，心里就想着革命一定能胜利，就用这种信念在支撑自己。就这样，她硬是咬紧牙关，没有说出部队的下落。当然，她和她的孩子都牺牲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就很感动，从中也体会到共产党人为什么在紧要关头能够从容不迫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除了事业，我个人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我是这样想的，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秦怡与丈夫金焰
我就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儿子的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打击很大，因为我没有想到儿子会突然去世，会因低血糖而去世。当时是我把他送到医院的，却没再接回来。回到家里，就觉得世界一下子空了，真的是很难受的。因为我儿子平常跟我就像朋友一样，他也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很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病。他连去世的时候都是微笑着的，就是为了不让妈妈伤心，他一直都是为别人着想的这样一个孩子。所以儿子的死，让我一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
秦怡照顾儿子金捷
那如何从这种伤感中摆脱出来呢？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个节目：说的是一个孤儿院里长大的男孩子，得了骨髓癌，要死了。别人就问他还有什么愿望，他说了3个：一是希望孤儿院的小朋友在新年时能有新衣穿，能有好吃的；二是想见见他的亲生父母；三是希望在死之前能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一个孩子，在临死时想的却都是别人，我看了很感动。一个孩子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一个健康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就想，一个人只有小我，没有大我，是不幸福的。小我和大我，小爱和大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大爱和大我，想到我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秦怡参加慈善捐款
人就是这样，当你更多去为他人着想的时候，就能从困难中走出来。所以我就去工作，让工作来挽救我，继续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捐了20万。当时也没想太多，我又这么大年纪，不能亲自到灾区做事情，去了还给人添麻烦，那就捐点钱吧，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其他的一些公益事业也是如此，我就想尽可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妖猫传》剧照
我很幸运，从做演员的第一天起，就跟党领导的进步文艺联系在一起，也很幸运能从事新中国的电影工作。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拍一部比较好的戏，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都较强的一部戏，能真正触及人的心灵的。
93岁秦怡自编自导自演《青海湖畔》
抗战时期
秦怡是重庆的话剧四大名旦之一
用文艺作品宣传抗日
抗战胜利后
她通过大银幕里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不断为观众带来精神鼓舞
秦 怡
2004年，孙道临、秦怡与达式常、潘红，濮存昕等8位演员谈论当年他们扮演周朴园、鲁妈时的情景
2017年6月，秦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盛典红毯仪式上
2018年2月，由上海电影博物馆、上影演员剧团和上海中心联合举办的“巅峰影人”沙龙在上海中心大厦119层“上海之巅”观光厅举行，全场为96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送上生日蛋糕，表达对这位中国电影界泰斗的敬意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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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先后参演4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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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人民艺术家”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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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口述上海——信仰的力量》
编辑制作/周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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