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斗士聂耳，以短暂生命铸就永恒，唱出人民大众的战歌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昆明，从小热爱文艺，追求进步。1930年7月，他为逃避当局的追捕，取道越南经香港到上海。在上海，聂耳迅速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1935年5月，由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版录音在“百代”录制完成。之后，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播出，人们的广泛传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鼓舞民众团结起来、解救民族危亡的战歌。

我的音乐年

1930年聂耳到上海后，先在云丰商号当店员，11月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4月他考入黎锦辉创办的联华歌舞学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给他极大的思想震动，他反复思考怎样创作革命音乐，以更好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为此，他积极探索左翼音乐理论，发表《中国歌舞短论》《电影的音乐配奏》等文章，批评黎氏低俗的靡靡之音，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1932年春，聂耳摄于上海一·二八战火弥漫处

1933年初，经田汉、赵铭彝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春，在田汉的推动下，聂耳与任光、张曙、安娥等组织建立“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其后他奋战在左翼电影、戏剧、音乐等各条文化战线，快速成为一名坚强的文化战士。他在联华影片公司摄制的《母性之光》影片中扮演一个矿工，并创作插曲《开矿歌》，在银幕上首次唱出劳动阶层的呐喊。

▲聂耳（左）与田汉在沪合影

1934年春，聂耳参与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推动左翼音乐运动快速发展。4月，经党组织安排，聂耳进入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协助音乐部主任任光工作。该年，聂耳在歌作上大放异彩，自称这一年是“我的音乐年”。他为田汉创作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谱写插曲《码头工人之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在剧中还逼真地扮演了一名老工人。他为影片《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曲《毕业歌》，为影片《大路》创作的《开路先锋》《大路歌》，曲调奋发昂扬，节奏富于弹性，充满着爱国情怀，激荡着青春活力。

忠勇奋发的艺术斗士

1934年11月，百代唱片公司在政治压力下，干涉音乐部选曲，聂耳被迫离开百代公司。1935年初，他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担任音乐部主任。在此前后，他为话剧《回春之曲》创作《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均为田汉词）；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一组歌曲（均为孙师毅词），反映纱厂女工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觉醒、奋起的情形及革命女性的勇敢坚决形象。1935年他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天才富赡、忠勇奋发的艺术斗士”所具有的炽热情感。该曲播出后，迅速风行全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歌。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1935年刊登在电通公司画报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聂耳在工作中异常努力。他在给亲友的信中称，在负责电影《渔光曲》配音期间“有时也要做通宵”，为赶配电影《大路》的音乐“每天总是三四点钟睡觉”，为《新女性》配音“有过三天三夜没好好睡觉的经历”。正是依靠这种拼搏精神，聂耳在上海短短几年时间，共创作了42首乐曲，其中歌曲35首，民族器乐合奏曲４首，口琴曲２首，歌舞曲１首，开创了一条风格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新道路。聂耳创作的乐曲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和民族气质，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奔涌着民族的呼声。作为一名人民音乐家，他唱出了人民大众雄亮、豪迈、崭新的战歌。

不同凡响的百代“新声会”

1934年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期间，他和任光利用百代外国老板赚钱至上的商业原则和不被国民党政府控制的有利条件，录制了不少进步歌曲。为加快这些歌曲的传播，在任光、聂耳的策划下，1934年10月13日，百代新唱片试听会举行，制作请柬中称“新声会”，邀请各界名流鉴赏。聂耳的挚友张鹤发表了《参加<新声会>的感想》，一个名叫溪居的专栏记者在《新夜报》记下了这次不同凡响的“新声会”听后感。

保留至今的《义勇军进行曲》首版铜模

出席这次音乐会的大都是上海有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文学家、电影从业者以及各报社的新闻记者，全场几乎坐满。起初播放的是平戏《三娘教子》，记者心中先是奇怪为什么这些不爱听戏的人来到这儿，当翻看说明册中有许多新灌唱片的现代歌曲、明星唱的电影歌曲词谱后，才恍然大悟，解开了这个哑谜。

戏曲《三娘教子》后，所听歌曲都是百代公司新灌的现代歌曲，以聂耳创作的歌曲为主，“歌者口齿皆清，歌曲激越悠遐”，动人心弦，催人奋进。听到这些悲壮、雄伟、沉着、奋进的歌声，全场掌声不断，人们感到热血奔腾！《毕业歌》唱出青年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向上精神：“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开路先锋》《大路歌》富于中国情调，《新凤阳歌》伴以地方色彩浓厚的动人音乐。这些歌曲，确实与当时大多数唱片平庸陈腐的歌调形成鲜明对比，更是《桃花江》《妹妹我爱你》之类的靡靡之音所不能比拟的，是音乐领域“划时代的作品”，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途。

▲1935年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封套

这位记者说，在他走出这个音乐会时，“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支配着我全个的心身，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啊，我想不到中国的音乐，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收获了”。聂耳在1935年初发表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也提到这次“新声会”情形：这些歌曲我们现在都能听到，它给予我们的感觉和一些流行的歌曲不大相同，这里没有“靡靡之音”，有的却仅是雄劲和壮健。歌词和曲调，不论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配合得很为恰当，决非一般善于抄袭者所能办得到的。

“百代”旧影

百代小红楼今貌

聂耳在百代公司还成立了一支国乐队（又称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音乐的新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乐队演奏并灌制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彩云追月》《高山流水》《山国情侣》《花好月圆》等一批有民族特色的乐曲。

1935年国民党加紧破坏上海革命团体，4月传出要逮捕聂耳的消息。聂耳经党组织批准转到日本拟赴苏学习，7月不幸在日本溺海，年仅23岁，闻者无不震惊痛惜。为悼念聂耳，8月，上海文艺界在金城大戏院举行聂耳逝世追悼大会，缅怀他以短暂生命凝就的永恒精神。

来源 /《党史信息报》

编辑 / 沈洁

制作 / 杜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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