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了《红楼梦》推迟与孙道临的婚礼，却留给几代中国人一个永远的“林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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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8月6日凌晨零时25分因病在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5岁。本文选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电影往事》中对王文娟的口述采访，以纪念这位永远的“林妹妹”。

口述前记

王文娟（1926—2021年）。越剧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演唱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有"王派"之称，以演《追鱼》《春香传》《红楼梦》等剧著称。《追鱼》《红楼梦》等剧曾多次招待国内外贵宾，并先后被搬上银幕，轰动海内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多次赴朝鲜、苏联、越南、泰国、新加坡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为越剧艺术光扬海外作出贡献。80年代中期投入剧院体制改革，曾任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1989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

周恩来总理建议薛宝钗戴珠冠

说起越剧《红楼梦》，有人称它为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最优秀、最有影响的戏曲作品，它的诞生其实和国庆有关。一直以来，越剧这剧种擅长表现古典题材，所以我们演古典戏比较多，也考虑编些现代戏。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我们的编剧徐进就选了“红楼梦”这个题材。

记得第一次排好演出是在共舞台，那是1958年的2月18号，正好春节期间，连演了54场，场场爆满。他们统计说观众有86000多。到了1959年，我们团就带了《红楼梦》《追鱼》和一台小戏到了北京，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夏衍、周扬部长和导演孙维世请我们吃饭时，夏衍说：“这次献礼的节目中，就你们的越剧和红线女的粤剧最受欢迎，好多人来问我要票子，我只能躲起来了。”孙维世也说，她看戏是很理性的，一般不会哭的，但看了我们的《红楼梦》，还是禁不住眼泪盈眶了。

当时，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也来看了我们的戏，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周总理对我们的戏加以鼓励、肯定，而且还提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比如原来戏里林黛玉焚稿、死后紫娟叫“姑娘，姑娘——”之后马上就宝玉那边结婚的喜乐出来了。总理跟大姐看了之后，觉得林黛玉死后应该给点哀乐。林黛玉死得那么惨，孤零零的，等于是在孤军作战，失败了，应该给哀乐。所以第二天马上就加上了林黛玉死后的哀乐，然后再起喜乐，过渡到宝玉那边结婚的喜庆音乐。总理还对薛宝钗结婚时戴的凤冠提出了疑问。戏里我们对这个道具进行了革新，以前都用的珠冠，这次想改成用大红丝绒做的凤冠。总理说，薛宝钗家那么有钱，嫁女怎么连个珠冠都戴不起啊？是吧？你们越剧院是不是没钱啊？没钱我来！我们想想也确实，让薛宝钗戴个丝绒凤冠实在是太寒酸了。后面的戏里，就都改成了珠冠。

我们团1959年春到越南演出，就是带的《红楼梦》《追鱼》，还有一台现代戏，叫《党员登记表》。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看了之后给了很高的评价。《红楼梦》一排好就没有停过，一直在外面演出。1960年我们去了香港。观众们排着长队来买票，他们叫“破费”。美国的、东南亚各国的许多越剧迷都特地赶来看我们的演出。

1961年1月，在香港演出《红楼梦》向观众谢幕

有一点蛮有意思，香港那边接受到的信息可能就是大陆苦得很，饭都没得吃。所以看了我们的戏就说，大陆不是饭都吃不饱吗？怎么戏还演得这么好？我们不相信他们没有饭吃。那边广东人多，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越剧，而且都很喜欢。有一个音乐家，一向是崇尚西洋音乐的，认为我们的民族音乐太粗糙、太单调，看了我们的戏之后，觉得这个戏的音乐非常优美丰富，而且能够表现各种不同的感情，昂奋的，抒情的，悲凉的，都能充分表达。我们的戏让他改变了“音乐是西洋好”的看法，准备要好好学习民族音乐了。香港文艺界的人士也表示，真是不容易，这么一部深奥庞大的作品，改编成这样一部3个小时的戏，改编得这样好，只有新中国的剧作家能够做到。确实，这样一部作品的诞生，与那个时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政策有关。党的文化政策好，就会有好的作品。

《红楼梦》从舞台搬上大银幕

香港的金声影业公司有着敏感的市场嗅觉，认为可以拍成戏曲电影，要我们留在香港拍电影。当时香港的环境又比较复杂。在香港的影业公司拍电影，我们都请示过。为了生怕敌人搞破坏，我们连吃饭都是排队去的。我们当时就住在演出的普庆剧院的楼上。我记得是9楼。吃饭就在剧院里面吃。有时有人请客到剧院对面的饭店吃饭，我们都是坐着车子过去的。在香港期间整个的气氛都是很紧张的。

我们试了试镜头，拍了“黛玉进府”一场戏。后来还是决定回大陆拍比较好，香港方面提供给我们胶卷、设备等，人员都由上海出。最后等于是海燕和金声合拍的。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这部《红楼梦》电影耗资70万，是很不容易的。到了1961年下半年，大概11、12月，就正式开拍了。到1962年8月，完成了电影的全部制作。 

我们到香港演出，就像打政治仗一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也确实是打政治仗。所以，到香港演出之前，我们调整了演员。这个戏是我们越剧院二团的，原来是唐月瑛饰演王熙凤，陈兰芳演的薛宝钗，但为去香港，特地到一团将金采凤调来演王熙凤，吕瑞英调来演薛宝钗。所以这个团队和戏已经很成熟了。拍成电影，在结构、演员、音乐等方面都基本保存了舞台剧的一套。拍成电影之前，我们演出了那么多场次，已经对戏做了很长时间的打磨。每场戏结束后，我们都要做讲评，而且就在剧场里，演员都没有卸妆时，就当场进行讲评。哪场戏换景拖，哪个演员演得哪一点好，哪一场唱得不够好，等等，都一一讲评。应该说，对这个戏，我们的态度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

其中也吸取了不少剧评家、观众的意见。比如黛玉葬花那场，一个香港观众就提出，唱词里的“梅花笛”不如改成“哀怨笛”更贴近黛玉葬花时的心境，我们就改了。所以说，最后这台戏被搬上了银幕，是长时间磨出来的，是通过无数的舞台实践和众人的智慧，慢慢地精炼出来的。

和孙道临的婚礼因《红楼梦》而延期

当然，从舞台剧到电影，导演岑范花了很大功夫，借用了许多电影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部戏更完整了。对于我们演员来说，问题并不大，只是表演时动作幅度要小了，不能多走一步，否则要走到镜头外面去了。一些近镜头的，导演也要指导，手势只能做到哪个位置，否则就伸到外面去了。所以说有时难免会有些受拘束，不自然。

我先生孙道临有时也跟我说一些他拍电影的经验。我们结婚的日子也是因为拍《红楼梦》而拖下。本来都已经定好了，导演说，不行，等这个电影拍好了你们再结婚。所以就服从命令，把婚期延后了。 

电影的公映，更加扩大了越剧《红楼梦》的影响。在香港很火。从1962年11月21日起，《红楼梦》在香港连续映出38天400余场，观众近40万人次。香港报纸在1个多月内发表了香港文艺界人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达100多篇。但可惜，在我们内地，电影公映了没几场，就说不好演了。

金日成说：我们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友

1961年的春天，朝鲜的金日成来访，周总理请他到杭州游玩，调我们到杭州为金日成一行演出《红楼梦》。当时看完演出后，周总理向金日成介绍我们说：“徐玉兰、王文娟这两位上海小姐曾在朝鲜战场上工作了8个月呢！”金日成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连连说：“我们是战友！我们是共同作战的战友！”晚上的宴席上，他也频频向我们全团同志敬酒，并当场邀请我们赴朝演出。

徐玉兰、王文娟率团在朝鲜

9月，正是他们的第八届党代会，我们就去了朝鲜，邓小平同志也是一起去的。除了《红楼梦》，我们还带去了1954年从朝鲜带回来并用越剧排演的《春香传》。当我们在平壤的“牡丹峰”剧场演出越剧《春香传》时，底下的朝鲜观众都说，不用翻译了，我们都看得懂。这一次，他们的古典艺术剧院也把我们的《红楼梦》移植了过去，改编也非常成功。为此，我们后来又去过两趟朝鲜，为他们的《红楼梦》做辅导。

1961年赴朝鲜访问演出期间游览金刚山

历经风雨的《红楼梦》再见彩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红楼梦》电影是最早一批开禁的文艺作品。1978年，重新拿出来放映时，增加了些神秘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听惯了革命歌曲，看惯了样板戏，所以当时一下子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真是轰动啊。本来电影院一般是一天放4场，但我们这个《红楼梦》，上海是第一轮先放的，大概是36家电影院，24个小时连续放映，中间只有几分钟换场的时间。后来就放到杭州，到县城，一直放到生产队，放到山沟沟，连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放映了。

怎么知道的呢？我与玉兰去云南慰问演出，一开始，当地陪同的同志向老乡介绍我们的名字，都没反应，又介绍我们就是演林妹妹、宝哥哥的，就轰动了，都围过来与我们握手。可见得，电影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时报纸上还报道说，电影院里热闹的嘞！后门观众还没出场子，前门的观众已经涌进来了，每次清场时地板上都会留许多鞋子。可想而知有多么火。包括在东南亚，放《红楼梦》的电影院也是拥挤得很。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馆安排放这个电影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成员来观看。驻英国大使馆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放映《红楼梦》时，观众就有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其中一位从香港过去的留学生还寄给我们一封信，描述了各国观众对影片的喜爱和赞叹，表达了他作为华人的激动心情。另一方面，电影的公映也大大扩展了我们越剧的观众面和影响力，提高了越剧的地位。很多小青年就是看了《红楼梦》而喜欢上越剧，成为越剧迷的。

无数影迷心中最经典的《红楼梦》演绎——1962年版越剧电影《红楼梦》

 所以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反映了国家的政治面貌，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那么多华人，世界各地的，香港台湾的，对我们传统的文化，对我们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多么热爱。这是其他东西无法代替的。

（采访、整理： 唐旻红    时间：2007年5月30日）

来源 /《口述上海——电影往事》

编辑 / 周奕韵

制作 / 张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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