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华北国民党统治区，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不仅北方党的工作有了根本转变，并且影响到全国的白区工作，上海也不例外。刘少奇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纠正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实现白区工作转变的论述，对上海地下党组织正确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他在多年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重要论著。
抗战时期的刘少奇
刘少奇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章中，着重分析了王明统治白区工作时期推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指出其主要表现是急性莽撞，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术战略，常常不顾成败、不问条件地乱斗；对于群众则要求他们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如反帝、拥护苏维埃，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强迫群众去接受，去斗争；每一次斗争，又不管条件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耗尽力量才止；对于同盟者，则只要纲领口号不完全一样，就不去支持和争取，纵然争取了，也要搞冒险活动，使别人退出，或将人逐出，这叫做“清一色”；夺取了黄色工会，就忙于“转变”为赤色工会，弄到不能存在；对于工作方式，则混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界限，使群众工作日趋缩小，而秘密机关无限庞大，易遭破坏，或在公开场合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完全暴露；对于敌人，则不懂得加以分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打击主要敌人；对于中间阶层，则不相信他们的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因而不去做统战的工作；对于党内，则常把同志的偶然错误说成“系统的机会主义”，进行过火的斗争，把处分基层组织、打击干部，作为“推动工作”的方法，对于形势估计，则常做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从世界、国内到本地，认为在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像上海这样的地方，随时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仿佛明天就可以成为苏维埃区域了，等等。这些“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重复出现，给党、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如刘少奇曾说的“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我们如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和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我们如果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组织时，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结果就是，党的中央机关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于1933年迁往苏区。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部分内容
但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有一些党、团、赤色工会和党领导下的其他革命组织完整地保存下来，主要有中央文委、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赤色工会系统（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共青团江苏省委以及中央情报部门和出版印刷部门。尽管这些地下党组织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横的组织关系，但本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意志，仍在艰苦地开展革命斗争。党的中央机关迁往苏区后，他们为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红军的情况，除了从公开报道的消息来推测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得党的信息。 一二·九运动后，上海掀起了抗日救国新高潮，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上海工人运动也开始复兴，特别是日商纱厂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 为了能正确领导日商纱厂的工人斗争，1936年10月，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专门成立的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简称纱委）召开会议，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个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能动员广大群众下决心为之奋斗的斗争纲领。纱委成员根据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关于领导工人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的指示，一致同意将“实事求是、适可而止”作为罢工的指导思想。同时，认为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本身就包含着重大的反日政治意义，无须在纲领中硬塞进去政治口号。最后，经过讨论，拟定了增加工资、不准开除工人等5条要求，决定从沪东纱厂着手，争取形成全市日商纱厂罢工，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
1936年2月7日，沪东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并示威游行
11月8日，日商纱厂的上海四厂工人在共青团江苏临时省委组织部长胡瑞英等人的发动下，首先宣告罢工。当晚，由于同兴二厂日本工头无故殴打一名工人，激起了工人的愤怒，都不约而同地吼起来：“关车！关车！罢工啊！罢工啊！”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鼓动下，全厂所有的马达、机器统统停止运转。其他各厂在党团员的组织下也纷纷行动起来，当天就有上海二厂、三厂、五厂、九厂、同兴二厂、东华等7个厂共1.5万余人开始罢工，次日，沪东其他日商纱厂也逐步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实现了沪东日商纱厂的总罢工。 沪西日商纱厂的工人听到沪东工人罢工的消息后，也在积极准备罢工。与此同时，沪东同兴二厂和上海日商纺织株式会社所属各工厂再度罢工，沪东其他各厂接踵而起，相继罢工。此时，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万多人，形成全市日商纱厂的同盟罢工。
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女工们退出工厂参加罢工
这次罢工，上海的党组织十分注意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配合，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反日大罢工的声势，使日本朝野大为震动，日商在华纺织业损失惨重，仅丰田纱厂两天就损失40万元以上。至27日，持续了20天的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这次反日大罢工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纱厂工人进行的规模最大并取得成功的一次罢工，是党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克服“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实行白区工作转变的一次成功实践，打破了近年来罢工斗争屡遭失败的沉闷局面，对全国工人运动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其影响下，青岛日商纱厂爆发了2万多人的大罢工。因此，毛泽东把它列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变之一，指出“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 党的白区工作，不仅仅是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还有文化斗争。毫不例外的是，“左”倾错误思想也影响了党在文化领域的工作。特别是在上海，这个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突出的表现，就是1936年上海文化界发生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 早在1934年至1935年间，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上海文艺界中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周扬等认识到，有必要提倡反抗异族侵略及抨击国内的汉奸卖国贼为主要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的文学创作，即提倡“国防文学”。1935年8月，当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主张召开国防会议，成立国防政府，动员全国军民进行抗战。对当时“左联”负责人周扬等人来说，由于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时，他们只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的《救国时报》获悉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精神。由于党的路线有很大变化，文委在组织学习讨论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故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但是11月收到一封由“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转来的信后，文委决定解散“左联”并尝试组织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解散。
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十分关注此事。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向上海文艺界地下党员传达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等会议精神，推进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建立。冯雪峰到上海后，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兼管上海文艺工作。他首先找到了鲁迅等人，在谈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时，冯雪峰认为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存在着“在阶级立场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等缺点，应该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予以补救。鲁迅对此表示赞同，而当时深为鲁迅赏识的青年作家胡风，在征得正在生病的鲁迅的同意后，赶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的文章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思想上还表露了“唯我独尊”的“左”倾色彩，发表之后引起周扬等人的反感，接近周扬的徐懋庸紧接着就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正在患病的鲁迅也就直接介入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先是口述《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接着又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正确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也对文艺界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意见，其中，对于客观上阻碍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主要障碍——周扬等人长期以来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切实的批评。
应当说，鲁迅上述两篇重要文章触及了“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实质问题，他的正确的意见也为“两个口号”之争的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稍后逐渐为那些持“国防文学”口号的人所接受。但是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还没有完全克服掉。针对这一问题，刘少奇在1936年9月写了《我观这次论战的意义》一文，于10月份发表于上海《作家》杂志第2卷第1号。 《我观这次论战的意义》一文意欲通过现象看本质，高屋建瓴地揭示出已发生的论争在客观上显示出来的重大政治意义，与此同时，结合对于论争中涉及的某些问题的分析，着重指出左翼文艺界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此引导论争的双方提高思想水平，消除思想隔阂，切实地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旗帜下团结起来。 正如刘少奇在文章开篇所写那样，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因为，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且有着艺术理论上的根源，即机械论，以及还有着客观的原因。对于如何克服文坛上的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刘少奇从政治高度，阐述了必须把握的几个方面。一是必须正确地认识“两个口号之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争论，即“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并不是对立的，是理论上的两派，而不是口号与口号的两派。二是必须认清产生这些争论的深层次原因是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应该说，刘少奇《我观这次论战的意义》一文，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1936年10月，上海文化界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辱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人士基本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