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论自由理论的发展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从洛克到黑格尔

作者耳月，现就读于中山大学，法学专业，爱好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经作者授权，政治学人独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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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自由”这个主题一直贯穿整个欧洲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各个时期的政治家、哲学家甚至是文人们都对这个话题有着近乎狂热的追逐，这使得不同时期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导致了对立与冲突的出现，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反思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场革命进行的如此“彻底”和暴力。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然而，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了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时期的自由理论到底对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并没有明确的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并作出解答，但通读此书会发现，自由理论与法国人自由观念的变化在其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线索。实际上，这种自由观对人民，特别是对底层人们产生影响从文艺复兴时期便已经开始了，也是从此之后，自由理论对于革命的影响也完全被体现了出来。自由，第一次被簇拥到如此的高度；自由理论的重要性，再也没有被怀疑过。

自由理论的发展，从文艺复兴到卢梭

在文艺复兴初期，自由的概念被用作一种对抗宗教的武器。著名意大利诗人但丁，就在他的《神曲》中表达了一种对教廷权威以及中世纪经院派哲学的痛恨。这种痛恨就是早期自由观的体现，虽然但丁或者其他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自由”概念，但却表达出了一种对思想上自由的渴望，一种不受拘束的诉求。这种早期的自由观念的萌芽，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一种变化——自由是可以追求的，我们有权利不受限制和拘束。虽然这样的观念并不能马上改变什么，但对于刚刚经历过中世纪精神极度匮乏的欧洲人民来讲，这样的观念就像是黑暗中的火苗，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自由这种东西。

随着文艺复兴的全面展开，人们对自由也有了更多具体的认识和理解，并且马上就有了新的盟友——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自由的渴求可以说是最强烈的，也是最有效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等运动，都是人们对自由的进一步理解与实践。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洛克，他为此时的“自由”做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诠释。作为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认为，自由优先于权威，自由是自然地人类状态，政治权威不是自然地，而是约定的。从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出发，洛克认为个人自由是绝对的，不来源于任何人或者权威，而是“天赋人权”“绝对自由”。这样，自由权利的来源被指出了，自由理论有了一定的根基。这种自由观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自由主义的兴起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样的自由观马上就受到卢梭的冲击。卢梭意识到了“自由”发生的根基，自由体现于社会，而社会来自于契约。而这种契约意味着人要交出一部分自由的权利，而享受组成社会而带来的更大收益，这种观点使得洛克的天赋人权的观念受到了挑战，但并没有摧毁，因为卢梭虽然意识到了这种产生自由权利的原因并非“天赋”，但是并没有对产生自由的原因作出进一步探索。就像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但卢梭对自由的思考与进步，仅仅是对“绝对自由”的存在基础提出了质疑，并没有做出反驳的论证。就连卢梭自己都说，他知道“绝对自由”是有问题的，但却不知道在哪里。

黑格尔与托克维尔，在大革命上的思想交汇

在黑格尔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到康德。康德在自由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先验理论，认为自由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一种我们不能认知、只能通过实践来体会其存在。但就像费希特对康德的先验理论的批判一样，这样的先验不能解释任何问题，而只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黑格尔同样认为康德的先验自由理论是一种抽象的不可认知论，在这一预设前提下推演出的哲学体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由还只是一种纯粹观念上的、否定的自由，还不具有现实意义，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在对康德批判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他的自由理论。黑格尔认为，绝对自由只是一个否定性概念，“绝对”既是“无对”、他虽然能被破坏，但却不能重建。黑格尔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这样说：“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摧毁了旧制度，但却建立不起新制度。”黑格尔认为，这种自由意识并不能促进现实上的普遍事业，既不能完成有意识的自由所指定的法律和规章，也不能完成有意志的自由所实现的行动和事业。这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问题不谋而合。托克维尔同样发现，虽然大革命中的对立显得如此的尖锐、冲突如此的激烈、革命的如此彻底，但在革命结束后，很多旧制度仍在存在于新生的法国之中，但革命阶级却对此欣然接受。托克维尔想借此说明的是，有些旧制度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盲目性与过激。

紧接着，黑格尔又说：“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行动；它所能做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且这种死亡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死亡本身就是绝对自由与普遍自由的一个方面，且平淡无奇，冷酷无情。”同样，我们可以对比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描述，发现无不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与暴力的性质，它看似摧毁了一切，但实际上只是让表面上的社会做出了牺牲，而非动摇或者改变了旧制度。就像是黑格尔所说，受到这种“绝对自由”观念指导的革命唯一能做的就是死亡，并且毫无意义——旧制度在大革命之后依然大量存在，这就印证了黑格尔所说的“虽然能被破坏，但却不能重建”的认识。

大革命的真正指导者——自由主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下的自由”一章中提到：如果认为旧制度是奴役和不自由的年代，是十分错误的。在其他章节，托克维尔同样提到了与欧洲其他封建国家相比，法国农民面对的压力并不是最大的，甚至是比较小的。但是，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法国，而且发生的如此激烈呢？这个问题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想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我认为，绝对自由的思想从一开始便对法国产生了重要且直接的影响，造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自由主义对法国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以洛克、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兴起，其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极大推动。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促使了自由主义有了强大的实践根据，因此在欧洲广泛的传播并产生影响，尤其是法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拿德国和法国做一下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卢梭、托克维尔还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旁，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法国思想家都十分崇尚自由主义，并且坚信只有英国的自由主义才能将法国带向繁荣。同样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中，对自由的赞美和对当前社会的批判成为至高无上的主题。在勒旁的《乌合之众》一书中，就明确表示他认为只有像英国的自由主义那样，才能拯救法国。托克维尔更不用多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同一时期，德国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景象，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明确的提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让英国国富的理论，而不是让其他国家国富的理论！”在经济上，德国一直都奉行着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抛弃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哲学上，德国深受理论派哲学的影响，对英国的经验派（后来的自由派）嗤之以鼻，产生了诸如康德、费希特以及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巨人。可以说，在自由主义影响欧洲大陆的这个时期，法国和德国分别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

通过法国和德国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与德国相比，法国最终走向了一条以英国模式为基础和目标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而德国则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而英国自由主义的内涵即是洛克的“天赋人权”“绝对自由”，绝对自由是一种极端的、抽象的自由。对此，黑格尔已经作出了的评述：这是一种抽象的自由，是一种空虚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自由。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花了大量篇幅提到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在大革命之后建立的体制中，仍然大量存在着旧制度。在革命中，旧制度是革命阶级最大的敌人，但革命后，革命者又欣然与旧制度作了朋友。除此之外，托克维尔还描述了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底层阶级的受压迫并不是最狠的，相比于欧洲其他封建国家，法国农民的压力并不算很重。不仅如此，托克维尔还提到，在大革命前，法国正处在一个繁荣时期，经济、文化等方面处在一个上升时期。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阶级矛盾并非最严重的国家，爆发了最激烈的革命。托克维尔在书中将这种现象评价为：革命不会在受压迫最严重的地方发生，但是如果你让人们享受了自由，再去剥夺，哪怕只有一点点，它也会引发革命。这种评价是符合现实的，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判断。但是，这并不能叫做原因，只能是一种总结或者对这种现象的描述。真正的原因，则是自由主义的“绝对自由”思想。

这种绝对自由，是一种抽象自由，通过对这种思想的信奉，人们并没有建立一种具体的自由，一种实践的自由，这种思想会让人们对现有自由的限度产生不满与抵制，但却不知道自己的自由观是虚无的。但正像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样，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绝对自由是抽象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既是大革命表面上推翻了政权，但革命者却无法建立起一种新制度，一种符合他们理想的新制度。因此，旧制度的继续存在也就不难理解了。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对这一点有着精彩的评述：“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当时一切才能方面和权威方面的区别，看来都被废除了。这一时期是以战栗、震惊、势不两立，来对抗每个特殊物。因为狂人所希求的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东西，所以一看到差别出现，就感到这些差别违反了自己的无规定性而加以毁灭。因此之故，法国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缩减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因为每种制度都跟平等这一抽象的自我意识背道而驰。”这里的抽象的平等自我意识，既泛指“绝对自由”的抽象自由观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革命前后会出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些看似怪异的现象了，黑格尔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找出了根本的原因。

结语

培根曾说过：“读史世人明智，哲理使人深刻。”哲学思想就像是剧本，而历史就像是舞台，任何一种思想的火花都会让历史的舞台掀起暴风骤雨。我们总能在历史中找到今天的影子，并惊叹他们是如此的相似。自由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对其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关键和典型的事件。对大革命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自由理论有着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作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对自由理论的深入理解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其他历史事件。

通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方面我们不禁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细致与全面感叹；另一方面，我又感受到一丝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我对书中现象的感同身受——我们当前国家的状况，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处在繁荣时期，相比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人民的负担并不严重，但在西方媒体舆论的强烈攻势下，经过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披上了普世价值的外衣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认知。托克维尔曾提到文人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评价道：“文人们缺乏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最原理政治的人都不会缺少那些最肤浅的有关政治自由的习惯和知识。所以，文人们的创新工程显得更加大胆，对理论性的政府管理系统产生了莫大的热爱。他们倾向于蔑视古人的教诲，依赖个人推理，比普通的思辨政治作家更加脱离实际。这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共有的愚昧。”这与中国当前众多“公共知识分子”打死谈论“自由”“民主”“改革”等观念又是何其的相似，其中又有些人根本不了解或不清楚自由概念的起源，也不了解自由理论的发展历史，却将一种肤浅的自由观与普世价值相结合，肆意的为公众传达不准确的自由观念和肤浅的自由主义。这些看起来和大革命前夕的现象是多么的相似啊！难道，我们也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夕吗？（本文由政治学人微信订阅号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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