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清渠编

“全国优秀会员”、

系主任说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政治学是我们时代不可或缺的学问。为理解和认识政治学专业，“政治学人”团队特此推出全国高校政治学“系主任说”系列专访，为莘莘学子介绍政治学学科系所，追溯高校政治学系历史，探寻政治学人精神，共话政治学学科的价值和使命。截至目前，我们已推出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学系介绍，本期我们介绍的是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通过部省共建，中山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政治学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广东法政学堂，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目前，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拥有一支近20位优秀教师组成的师资团队，研究覆盖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领域，是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编者按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底蕴，一以贯之地践行“善政天下，良治中国”的培养宗旨，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在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学缘结构的全球化、知识资源的多元化、学术生产的国际化方面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那么，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具有怎样独特的学术理念与治学风格，培养的政治学人又有怎样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担当？本期政治学人“系主任说”专栏，专访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王清教授，带领大家感受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独特魅力，领略中山大学政治学人的风采。1政治学人：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政治学人“系主任说”专访。您博士毕业后便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到现在也有十余年了，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您觉得又是什么吸引着莘莘学子报考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王清：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各位同仁、各位同学推介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就你所提问的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的魅力而言，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百年法政：中大政治学学科的历史十分悠久。从1905年广东法政学堂成立到现在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学科结构体系不断完备，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备。这都是学科前辈同仁为我们提供的良好平台。第二，让一个古老的学科保持思想和学术上的新锐气象。我们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吸收新方法，与全球的前沿学术成果展开对话，开展科学、专业化的探索。例如，我们举办的“中国政治新锐研究”系列，就体现了这个导向，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第三，中大政治科学系的同仁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有公认的标准。如同韦伯所提的“以学术为业”一样，我认为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是一个以政治学的学术为业的专业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共同体里，大家对于什么是好的研究有着共同的判断，这对于个人成长与相互激励有非常正向的作用。我在中大工作13年，从同事身上学到很多，现在还在不断地学习中。第四，丰富包容的治理实践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不竭的实践源泉。如果我刚才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同事为学术追求提供了同伴激励，那么丰富、广阔、包容、开放的环境为理论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实践源泉。中山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多样的治理实践，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实践中出现的悖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等等，这些恰恰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我一直从事中国政治、地方治理研究，2015年开始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研究地方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地方治理实践，常常带给我理论的火花。2政治学人：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可上溯至1905年的广东法政学堂，历经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于1988年得以复建。从深层次意义上讲，中山大学政治学的百年历史，实际也是中国政治学、行政学沧桑历程之缩影。百余年法政学科，文脉悠悠三十载，为中山大学政治学建设留下了怎样的历史积淀？王清：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学科。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百年法政、文脉悠悠。我们从1905年广东法政学堂开始，到现在已经有百余年历史。1924年广东大学法科中就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1927年法科改为社会科学，后来又改为法律科和政治经济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开始就有学科交叉。1985年中山大学恢复设立的政治学专业最早归属在哲学系。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大政治学科与法学、经济学、哲学多个学科融合发展。当下，我们系的专业方向也体现学科融合，包括政治哲学、针对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从人才培养来说，中山大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今年申报并获批PPE（政治、经济与哲学）本科专业，这是学科交叉在人才培养上的体现。第二，政治学学科结构体系不断完备。在中大政治学学科发展进程中，有非常重要的节点。在1981年至1985年，全国不同院系的政治学科复办的时间略有不同，中山大学政治学专业复办还是较早的。我们学院的夏书章教授，我们称夏老，今年已经一百零五岁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振臂一呼，提到要把政治学和行政管理重建提上历史日程。夏老是政务学院荣誉院长，担任第一到第三届中国政治学会的副会长和终身荣誉副会长。今年六月份学生毕业的时候，夏老还参加毕业庆典，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不同的寄语，启发人心。1988年中山大学成立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学科平台不断健全。2003年，政治学理论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政治学获评广东省重点学科；2009年，政治学获得博士后流动站；2010年，政治学一级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12年，政治学获评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2013年，政务学院与传设学院共同设立政治传播学博士点；2019年，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获批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在老中青几代学人共同努力下，政治学学科结构体系完备，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坚实的发展平台。3政治学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老师刚才提到夏书章先生，他也被誉为中国的MPA之父，现在也是中大政务学院的荣誉院长。同时还有一批著名的政治学人任教于此。他们的笔耕不辍与认真求索，形成了中山大学政治学人怎样的精神气质？新生代的政治学人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时代风貌？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知名学者团队及其研究特色吗？王清：是的。健全的学科结构得益于一代代学者的积累与努力，前辈给我们奠定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前述已经有所回顾，接下来我就把重点放在现状，即你刚才提到的研究特点和特色。我们前几年准备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时提炼了十六个字：结构健全、特色鲜明、思想厚重和方法精当。这既是中大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也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愿景。接下来我围绕结构健全与特色鲜明，谈谈中大政治学的三个研究板块。第一，政治理论板块。政治学理论聚焦政治哲学基本问题与中西政治思想史，在正义、权利、民主、政治义务等理论领域成果显著。该方向在现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核心领域，包括社会正义、公共理性、商议民主、权利理论、政治义务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中英文论文，在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权威出版机构出版了多部重要专著。对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商业社会与共和政治、《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突出。第二，当代中国政治板块。当代中国政治是中大政治科学系的研究特色，这个领域的师资较多。当代中国政治方向在中国党政体制、中国市场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有独到研究。其一，中国党政体制。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党政体制”从纵横两个维度出发，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体系结构与运作机制进行富有解释力的分析。其二，中国市场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围绕商业社会、政企关系、监管体系、数字治理等领域，探讨中国市场转型的道路与逻辑。其三，基层政权建设。立足地方治理和港澳治理，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方面为全国提供引领示范，揭示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我们注重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研究的对话，立足长远，探索真正的自主知识创新。例如，同事们开始把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上关于商业社会、现代商业共和国的理论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结合起来，开展跨领域的协作、对话，努力开拓兼具问题意识、理论厚度与现实感的学术领域。第三，比较政治板块。中大的政治学学科分布在两个学院，分别是政务学院政治科学系和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科学系近几年在比较政党制度和比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形成新的理论生长点。国家关系学院在中国-东南亚、中国-大洋洲关系研究、华人华侨与公共外交上具有研究优势。4政治学人：您刚才提到中大的政治科学系比较关注政治理论和中国政治。相较于国内其它高校大多数以“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命名，从这个学系的名称设置上来看，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名称确实很有特色，这是不是与中山大学政治学的研究特色有关？王清：我们的系叫“政治科学系”，这个系名确实很有特色，凸显它的社会科学属性，注重社会现象的因果解释。因果解释需要变量思维。一项研究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需要变量思维。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存在哪些理论的PUZZLE？竞争性解释是什么？如何与理论进行对话呢？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因此，“政治科学系”的系名特别强调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是中大政治学学科的研究特色。从师资力量来看，这个领域的师资最多，我们在中国党政体制、中国市场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地方治理、港澳治理等方面有独到研究。方法训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我们十分注重对学生的阶梯式方法训练。与公共管理融合式发展，我们一起进行方法论训练。方法论训练打通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流程，设置初级、中级和高级研究方法，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和对方法的掌握程度，选修不同层级的研究方法。除研究方法外，我们还为博士生开设英文写作课程，鼓励在国际顶刊进行学术发表。5政治学人：我们有了解过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身心健康，德才双修，领袖气质，天下情怀”是学院对学生的期许，那么，这一目标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希望培养具有何种能力与精神的政治学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政治科学系有哪些培养计划与方法？王清：我们学院有两大学科——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对学生采用融合式培养，有很多理念共享的理念。“善政天下，良治中国”是学院的院训，我们希望学生能逐步实现三问。第一个是问学，第二个是问政，第三个是问德。第一，问学是指立言，希望学生能够探究古今的善政之道。第二，我们学院的学生，其中包括政治科学系毕业的学生，有一部分会进入到公共部门。对于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有责任心，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政策的践行者，还是未来的决策者，他们应该求天下良治之策，这就是问政。第三，问德。无论是对公共管理者还是普通公民来说，无论何种职业，我们要学会立本，要培育现代基本公民素养和精神。问学、问政、问德构成了人才培养体系，这是政务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政治科学系也在不断践行。6政治学人：中山大学政治学设置了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研究生设置政治学理论与中外政治制度两个专业方向。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大政治科学系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吗？有哪些特色课程？王清：你提到的课程体系应该是指我们本科的课程体系。对于我们的本科生，我们只招收一个本科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课程体系设置具有特色，体现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融合式发展。除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外，我们大致有四类专业课程。第一，大类基础课。大类基础课是公共管理大类学生在大一开设的基础课程，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导论、社会学概论、经济学基础等基础课程，同时还会开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第二，专业基础课。这一部分主要是思想与制度，思想板块包括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制度板块有中国政治制度史与比较政治制度。我们也会开设政治哲学、比较政治等专业课程。第三，专业核心课。专业核心课会体现我们的一些特点与特色。我们会开设全球治理、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课程采用阶梯式学习，基础统计是必修，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修中级统计和高级统计。第四，专业选修课。专业选修课面向全院学生开放，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本科生都可以任选课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专业基础课部分，我们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导读，这是立德树人目标的体现，我们做得非常扎实。导读课由系里专业老师们带着大家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集》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总之，我们培养方案至少有两个特色，第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融合式发展。除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之外，两个学科共享大类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每位本科生入学就配备全程导师，负责引领本科生阅读经典原著，并指导毕业论文。全程导师跨专业配备。第二，强调方法论训练，方法训练具有进阶性，学生根据意愿和对方法的掌握程度，选修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课程。7政治学人：我们看到本科生的培养是完备且有特色的。那对于研究生方面，尤其对于硕、博士的培养，中大的政治科学系有怎样的特色和优势呢？王清：在硕士与博士的培养上，我们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我们的学制，硕士是三年，博士是四年。在博士生的培养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痛点问题”：博士生只读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狭窄的文献，对其他领域不熟悉，专业积累不够，影响学术沉淀和发展后劲。为了解决这个“痛点”，最近几年我们设置博士生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强调阅读量，每个同学可在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领域任选一份阅读书单，之后我们通过考试检查学生对本领域文献的掌握程度。另外，博士生还需要阅读相近学科的文献，比如一个同学选的考试是中国政治，那同时还要求他任选政治理论或比较政治，做一个主题的文献综述。中期考核全年多次开放，没有达到指标可以再次申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拥有更广阔的阅读量和更为扎实的专业训练。8政治学人：谢谢老师。刚才一直听您说学科融合，中大政治学也有这个历史基础在，其实这也是社会科学很强调的一个问题，经常体现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还有就是不同院校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中大的政治学有没有这种联合培养的模式，或者与其它专业之间的这种联合培养项目？王清：好的。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和哲学系、岭南学院一起，向国家申请开设PPE（政治、经济、哲学）的本科专业，现已获批。在人才培养上，我们有几个目标。第一，宽口径。跨学科人才培养，比如专业学生的大类基础课中有经济学基础、政治社会学等；PPE是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的跨学科培养。第二，厚基础。我们今年也碰到了一些从其它学校类似PPE专业毕业的学生，发现他们确实基础比较扎实。在这里我特别想对青年政治学人说一句：读文献，不是只读论文，还要读原著。尤其刚刚开始接触一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对该领域的体系掌握不清晰，此时一定要读原著。当我们对领域的体系有所了解时，再读论文，就容易建构该领域的知识树或知识谱图，能够将不同的观点放进知识图谱，从而实现理论对话。第三，强调实践能力。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实践能力是指学生的思维与研究能力，比如有逻辑能力、分析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等。这与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也吻合。另外，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我们也一直有这种学科的融合，我们开设政治传播学，就是通过政治学和传播学一起来推动政治传播学这个方向。9政治学人：作为政治学人，时代的发展既是我们关注的主题，也与我们的专业息息相关。在2021年，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接下来要继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全球风险的不断上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国际复杂形势，现代化建设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政治学人大有可为。面对未来，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绘制了怎样的发展蓝图？又当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王清：时代深刻地烙印在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身上，学科也有使命回答时代带来的基本问题。时代发展对政治学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宏观的层面，第二个是具体的层面。从宏观层面来说，学科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来的重要问题，自觉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比如，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即厂商、地方公司主义、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理论，提供了市场转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然而，新时代国家开启政权再建设，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间变小，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更加凸显，这与已有理论的分析不符合。鲜活的实践要求理论对其进行提炼、概括、解释与分析。实践为理论发展提供经验材料，理论需对其进行概括与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西方概念与中国实践的关系，如何安置经验材料与一般理论的关系，这些都是考验政治学者的共同问题。从比较具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接下来的发展愿景非常强调进一步完善学科布局，做出特色。比较政治一直是我们希望发展的方向；欢迎受过扎实的方法论训练，特别是擅长定量研究的学者；欢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方向的研究者。10政治学人：您之前提到了“问学、问政、问德”三问，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学生的就业结构是怎样的呢？学校是否和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咨询机构建立有良好的合作机制？王清：就业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但是我们学生的就业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的就业大致有这几种去向：一部分同学从事公务员工作，有些同学参与选调，也有去事业单位；一部分同学会去企业，比如今年就业我们有同学去华为、字节跳动、今日头条这样的企业任职；还有很多学生选择深造，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在硕士毕业生中，读博占很大的比重。一类前往国外的高校，今年我们有同学去了爱荷华大学，国内高校也有北大、清华、复旦。我们为同学们就业或深造提供了哪些条件呢？如果继续深造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国际化的师资为进一步的深造提供基础。很多老师毕业于海外知名大学，我们与海外有长期的学术交往，为学生去海外留学提供便利。同时，我们有非常正式的合作交流项目，尽管由于疫情原因有些中断，我们还是有一些项目在推进中。11政治学人：对于接下来有兴趣报考和就读中山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您作为系主任有哪些话想对他们讲？对政治学人的读者，您可以分享给大家哪些宝贵的经验？王清：非常欢迎大家选择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我们至少有三个优势。第一，学校优势。我们是双一流学校，百年法政，文脉悠悠。第二，学科优势。结构健全、特色鲜明、思想厚重、方法精当的学科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无论大家之后从事什么职业，政治学的扎实训练都能为下一步的就业和深造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三，地理位置。很多同学可能会考虑未来就业或升学，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山大学地处大湾区。广州是千年商都，既富于历史，又包容开放，大湾区活跃的经济为未来的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欢迎大家！政治学与行政学系非常欢迎两类群体。一是对政治实践非常感兴趣，非常关心公共问题、关注时事，甚至想参与现代国家建设的人，非常适合攻读政治学。二是，对于政治的研究感兴趣，有志于研究理论的同学，也非常合适学习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当前的时代下，它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于政治学的关心者、实践者、研究者来说，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与诸位共勉之。祝“政治学人”越办越好。谢谢！“系主任说”系列特色专访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文以治国武汉大学：珞珈学脉，情怀国家中国政法大学：良政善治，格物致公更多精彩文章回顾■

推荐语文章指出，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为此，作者提出了替代性的理论解释，即以“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反映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政治学人编辑部)专题文章推荐：发展研究中的“国家能力解释”——论证逻辑的陷阱及其超越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作者简介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我们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提出“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超越、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在国家发展理论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造福于民”，国家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片面增长，而是通过国家机构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国家体制越是健全，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强，国家治理就越有效。国家发展理论为国家治理实践奠定了基本理论前提，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由于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理论模式将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家园创造更为完善可行的指导路径。进入

推荐语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理论层面，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提供的范式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的发展。那么，如何建构新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转向广阔的时空比较，提供了一套“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政治学人编辑部)专题文章推荐：政治发展的复线性与现代国家的复合路径论政治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基于对“转型范式”的理论反思与经验解构作者简介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谭晓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一、问题的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美式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世界”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崛起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受制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负，西方政治学不仅对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解释进退失据，而且拒绝正视非西方经验的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缺乏理解。政治发展的概念首创于西方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现代意义的政治发展研究之后，西方学者一直垄断政治发展的话语权。他们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为模板，试图为发展中国家“指明”发展道路，然而其所提供的“答卷式”政治发展模式，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屡遭现实政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西方标尺度量下的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并不理想。1974—2013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政体转型上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民主巩固国家、转型中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分别占其中的30.1%、38.4%和31.5%。与之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面对中国较快的经济发展以及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在给中国扣上“极权主义”帽子的同时，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能有这么好的经济表现”，其政治发展理论已难以解释中、俄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基于实践的发展，中西方政治发展研究领域形成了差异明显的范式和议题。在英文文献中，21世纪头十年的研究聚焦于政党政治、国家能力、公共政策、美国政治发展等议题，最近十年的研究更多关注总统能力、政治参与、政党选举等议题，致力于解释民主不满、民粹主义崛起和公民参与等问题。中国学者则在批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意识形态偏见的同时，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鉴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和偏见，以及各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多样性，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者应立足本土实践、打破政治发展解释的西方话语垄断，并进一步形成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在合理诠释中国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同时，为“分析世界局势、破解全球困境”提供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二、中西方“政治发展”意涵的差异派伊最早从十个方面对“政治发展”做出了界定，即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是政治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的运转过程，是一个国家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的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是动员能力和绝对权力水平上升的过程，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关于政治现代化，亨廷顿将其最关键的方面总结为权威理性化、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此后，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界定大多集中于政治形态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知有所调整，但自由主义支配的民主价值始终是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核心要素。西方政治发展的基本假设可概括为：单一“自由民主政体”目标的“线性转型观”和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等前置条件的“选举迷信”。从现实来看，这种由西方人发明且引以为傲的政治发展观正遭遇多重挑战，自由民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出现了民主断裂、民主解固的局面，但是，西方学者仍坚持认为多党选举制度具有显著优势。与此同时，一部分西方学者力图将选举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等因素引入政治发展理论。这些学者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的研究路径，强调引入公民参与，将决策前的协商审议质量（而非选票的聚集）视为民主的关键变量。但不能否认的是，参与式民主只是“拯救”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方法，未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对政治参与的强调也并未触及西式政治发展理论的内核。中国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概括，而且还表现出一种鲜明“实绩导向”。从宏观上看，政治发展被视为“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按照某种政治价值共识向更加进步的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随着对国家两面性（阶级性和社会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学者们意识到，政治发展既包括国家与政府体系的发展，也包括非政府政治体系的发展，即社会资本的发展和公民的塑造。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尤其突显出一种“有效化解主要经济社会问题”的实绩导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观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进一步将这一总目标与“政治发展”相联系，治理改革和创新已成为学界较为认可的对“政治发展”的解释，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也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发展人民民主的过程。在中国学者看来，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而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正以全面发展的格局统合多方面的价值目标，并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战略目标的要求，力争“实现民主、秩序、效率等政治价值的统一”。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背景下，全过程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是有效维护全体人民广泛真实权利、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的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尤其强调民主政治中强势一方的意愿必须受到社会群体的权利制约，这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民主有着本质的差别。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面临的挑战尽管西方学界以自由主义为摹本向全世界输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念和标准，但现实中各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情形却使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受到挑战，甚至其基本假设也受到质疑。（一）欧美国家自身政治发展遭遇重重困境近年来，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导致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欧美国家自身相继陷入了自由主义被质疑、民粹主义崛起、极端主义泛滥等政治乱局，使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解释框架受到重创。美国曾被誉为19、20世纪成功国家的理想范本，但近十年来在种族冲突和激烈选战的双重冲击下，美国人民对善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美国政府的治理效能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导致美国人民对美国政治制度越来越不满意。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视为“美式民主”瓦解的标志，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剧。在2020年大选中，在地理上呈现出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蓝州”泾渭分明的景象，美国政治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典型性极化特征。一些学者甚至对美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认为“一美元一票”相比于“一人一票”更符合美国的现实。与此同时，种族主义不断强化着党派各自的政治认同，使政治极化进一步加深。近年来英国保守、渐进和稳健的政治发展状态也被打破，2011年发生的伦敦骚乱等反对国家的行动以及脱欧进程的一波三折，使英国政府能力衰弱、政党碎片化等潜藏在英国政治深层的分歧与裂痕暴露出来。英国一度稳定的两党制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独立党四党竞争的局面。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初一直被视为制度稳定的典范，但近十年来，德国政党体系在政党构成和意识形态维度上发生了剧烈变化。2020年大选以失去“默克尔式稳定”开启，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三党联合组建的新一届政府，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个联邦层面的三党联合执政政府。但三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差异极大，因此新一届政府被称为“交通灯政府”，意味着其内部存在诸多分歧和矛盾。法国政党格局近十年来也日益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的马克龙，受益于法国两大政党分裂、民众渴望政治复兴以及对老牌政党和精英反感的选举氛围，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而国民议会选举中选票和席位的不均衡程度则进一步表明了法国各政党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2022年的大选再次表明，法国极端政治力量异军突起，政党两极化成为当下影响法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同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往往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站在西式政治发展观的立场上，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俄罗斯政治正在“苏维埃化”，俄罗斯政治的威权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普京当选以来日益巩固的“强人政治”是俄罗斯复兴的源泉，也是俄罗斯政治最大的弱点。甚至有学者断言，由于缺乏表达利益和汇集利益的合法渠道，俄罗斯政权已经开始走上“自杀式的治国之路”。（二）西方标尺下亚非拉国家的“不完全政治发展”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政治实践因为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常常被西方学者批评为“独裁主义”。例如，印度被西方许多西方学者称为“种族国家”“不透明国家”和“反自由国家”。他们认为，如果印度的民粹主义执政党打破了民主制度对权力约束的骗局，使反对派难以重新掌权，那么印度的民主政治可能会倒退为竞争性威权统治，因此印度内部的权力结构、政党制度必须做出改变。新加坡则被西方法学界评判为“非自由主义民主”“专制”“强权选拔式的威权政府”。但新加坡的政治过程并非单方面地由国家来驱动或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中的民间组织等分散性力量也会参与其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日益走向自由化，这使得新加坡正逐渐向竞争性独裁政权发展。非洲国家的政体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对于非洲国家，西方学者赞许其“无止境掌权的政权数量已经减少”，认为这有助于实现无暴力的权力更替，但大部分地区政治结构的变化是有限的，并没有出现有利于权力制衡的根本性变革。从现实来看，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拉丁美洲地区近几十年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更以事实打破了自由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神话”，呈现出浓厚的过渡色彩。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各国的新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党政关系的改变、新利益集团的出现深刻影响了各国政治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却成为引发拉美地区政治社会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拉美国家的人民对西式民主的满意度直线下降。一项基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1个国家的研究表明，认同“民主可能有问题，但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都好”的人所占比例从2010年的69%下降到2016年的58%。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0%的拉丁美洲人对其国家的民主状况感到满意，远低于2010年的44%。（三）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既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学者逐渐改变了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极端看法，但还是给中国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1987—2019年间，在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在“威权”前面添加的形容词有近20个之多，如协商、民粹、韧性等等。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不符合“法治”和“负责任政府”这两项自由民主的标准，因而他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都持怀疑态度。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是唯一没有被第三波民主浪潮冲垮的“威权大国”，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韧性。这种韧性具体表现为最高权力继承的制度化、政治精英晋升中功绩性因素的增加、政体机构及其功能的日益分化和专业化、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机制的不断完善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几个特征。也有少数西方学者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跳出了自由主义的陷阱，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甚至比西方的更为优越。四、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中西比较（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范式近年来，西方学界形成了以“美国政治发展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同时，西方的政治发展研究也开始从“宏观叙事”转向更多的微观分析。1.作为主流理论范式的“美国政治发展理论”。美国政治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哈佛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政治发展理论已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美国政治发展理论基于制度变迁的不同模式、因果机制与隐含过程，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研究的意义，重视政治行为与宏观政体显著变革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可以为政党制度的变迁、利益团体的权力争夺、福利国家的合法性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指引，因为所有的政治现象都鲜活地存在于历史之中，如果不依赖于精细的历史分析，解释性的政治科学很难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也提供了一些因果机制的解释，例如，时间序列中的“前导事件”会对后来的制度变迁产生影响，由此可推演出制度变迁中主体的行为机制，等等。一些推崇解释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学者也尝试将反事实推理等因果推断方法引入历史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即在一项因果解释的研究中，先用定性研究为定量模型提供初步变量和先验假设，再用定量研究检验定量模型的解释力，最后用定性研究来推演政治现象之间的多重因果机制。此外，关于政策和制度的存续与变迁，除了“制度惰性”的解释之外，“主体能动性”得到强调，例如，执政党可以通过特权授予等手段和方式来推进某一政策议程，挫败反对派的挑战，从而捍卫既有的统治秩序。2.微观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21世纪初以来，研究者们意识到此前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忽视了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而只关注机构和政策过程，因此部分研究开始回归行为主义范式。这些研究把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单元，注重个体或团体的心理和行为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关注影响政治的各种力量和外部压力共同塑造的政治发展过程、动态变化及其结果。其中，信息化建设、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青少年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机制等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信息化建设会影响各国的民主发展水平和公民参与。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参与政治决策已成为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流行方式，但是信息化建设和社交媒体的应用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效用是复杂的。从政府管控的角度来看，一项基于2000—2017年间70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由于通信内容由政府监控，发展中国家民主水平的提高受到阻碍，而在发达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则有助于提升民主的有效性。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公民积极参与线上政治活动有助于改变政治不平等的现实。对一些西方国家的研究已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促进了公民正当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不当运用也会扰乱政治秩序。一项基于125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高度的线上政治参与会对民主造成威胁。对1995—2014年的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也显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传播，导致群众抗议等行动增加，间接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倒退。此外，青少年群体也成为政治参与或推动政治制度变革、改变权力格局、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青少年可通过投票以外的多种途径参与政治活动，展现其力量，如在线参与政治行动、参与社区组织、参与跨党派的政治对话，等等。（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范式中国学者在批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同时，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三维解释。1.对西式政治发展理论的批判。中国学者从发展过程和研究范式两个维度，批判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方面，政治发展是一个具有多重可能性的过程，这意味着政治发展不仅在过程上可能是曲折的，而且在目标上也不必然指向西式的自由民主政体，西方以自由主义民主为主导的所谓的“科学”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事实证明，竞争性选举无法给很多国家带来有效的治理。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存在过度模型化的弊端，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西方研究大多唯定量论，架空实践或进行无理论支撑的假设，导致理论无法指导政治实践”。2.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新进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方面进行了尝试，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阐释了中国政治实践的必要性。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源头展开论述，反驳了西方学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发展）理论”的说法，展现出一个包含目标与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即，马克思主义指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是一种将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视为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强调积极行动为先决条件，指出迈向未来共同体的过渡时期政权条件的“条件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建构了一种“新结构主义”的政治分析模型，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关系中的人”的本质判断，批判既有政治社会发展分析的“去结构化”“去经济结构基础化”，强调“权力与资源互构、行动主体与结构的互构”过程，通过对政治社会实践的运行过程以及主体关系的考察，把握政治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这种由系统、动力、行动者、过程等维度构成的“新结构分析框架”不仅在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之间构建了多元平衡的价值理念，也致力于寻求实现国家治理平衡的整体性机制。3.中国政治发展的三维解释。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等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践主要从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其一，国家治理有效性是检验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为测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解释政治发展的差异，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脉络的，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范式。国家治理能力对于政治发展而言，就是将各领域之间的复合形态转化为民主发展的动力与资源。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有效性”既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也是政治发展形态不断变化的现实支撑。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实践的根本政治保证。国家治理有效性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同治理。在宏观层面，中国共产党被视为是一种跨越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其以方向引领、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的组织优势，通过利益整合、政治动员和组织群众等方式确保了实质民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基层，中国共产党则以“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的行动路径，发挥了“以党建带社建”的政治发展功能。其三，全过程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形态的最新实践。全过程民主嵌入国家治理过程实现效能转化，呈现为国家治理有效性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向。全过程民主的运转，一方面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广泛收集民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通过程序设计，提供“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这一涵盖国家治理全过程的实践体系以及不断优化、调适的机制，从而赋能国家治理。（三）中西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差异从价值理念看，面对现实政治困境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解释力的冲击，西方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虽然补充了“公民参与”等政治发展要素，但他们更多聚焦于高层选举，而非地方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始终以“非我即敌”的二分法为主轴；中国学者则更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的理念。从理论范式看，西方学界近年来力图回归历史寻找西方政治困局的“解药”，却不追究根源性的基础原因；中国学者则立足现实政治，从结构化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见表1）。很明显，在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始终高擎意识形态大旗，并将其当作对抗、拒绝承认世界变化的精神麻醉剂，他们缺乏对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做彻底、客观了解的耐心，更不愿从经济结构这个基础来分析世界。结果，他们对本国问题的判断是“身体健全，偶感微恙”，在评判非西式政治发展经验时则充满了“本就病体，无可救药”的偏见。西方学者对自身的分析遭遇困境后选择返回历史寻找原因，却不愿以同样的方法客观审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这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只会继续强化其理论的偏执，使国与国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五、结语：建构更具有现实解释力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从现实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自身的政治困境，其基本论断受到现实的冲击，这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反思政治发展的路径提供了契机。对中国而言，建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恰逢其时。首先，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强调政治发展根源于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当下的政治发展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立足于经济结构基础、遵循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以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其次，贡献超越国别范畴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任何政治发展模式都不是先验的、无条件的，中国学者对本国政治发展的理解，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近代救亡图存、现实强国富民等价值理念与历史经验的规定，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和构建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坚持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的逻辑。在新时代，关于“全过程民主”的研究要从抽象叙事转向更加具象化的研究，不断丰富其理论和实践内涵，同时相关研究还应关联到人的具体经验，形成更具现实基础和说服力的政治发展理论。在充分解释本国实践的同时，我们更要从个别化、片段式的经验论述，转向更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研究、长周期政治比较研究，致力于提供超越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再次，促进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供给、模式提炼和方法创新。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经历了从最初对西方理论的“模式套嵌”到更加注重本土化研究及相关理论探索的转变，这决定了当前研究的重点应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更新政治发展的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概括而言，相关研究应以国家结构形式（党政关系、政治协商、央地关系）——全过程民主（党的领导、党内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地方治理（基层民主、群众参与、人民获得感）为主轴展开，既要凸显政治发展的全方位要素，又要在比较中探索政治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从现实来看，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有利于大样本、场景化、跨国别研究的开展，研究者既可以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行为主义等路径展开研究，也可以综合运用因果推断、实验主义和实证比较等研究方法，提炼出“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方法。责任编辑：陈翕一审：张杨子涵

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古典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当前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历史政治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书第十章“意识形态领导权”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访谈嘉宾朱光磊，1959年生，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务长，现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政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政治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市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理论与中国政府、中国阶层与收入分配问题等。2003年获全国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2004年“中国政府与政治”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2008年“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20年，主讲的“中国政府与政治”本科课程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代表性论文有《“职责同构”批判》与《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政府过程》《现代政府理论》《政府职能转变研究论纲》等。采访嘉宾郭忠华，江西万载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2022年任教于中山大学，曾获中山大学校级教学名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等荣誉称号，兼任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Social

本期嘉宾肖晞，吉林大学匡亚明卓越A岗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国家安全。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等科研、教学项目30项。编者按国家安全是政治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学已经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国家安全不仅有其学术意义，在国家发展和外交实践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应运而生，值此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呼声日益升高。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学科需要走出怎样独特的道路？这门年轻而极具活力的学科要如何面临现实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学的构建要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本期政治学人将专访吉林大学肖晞教授，帮助读者领略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特色与魅力，把握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脉搏。01政治学人：近年来，国家支持各高校设立“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从研究领域逐渐发展为单独的学术学科，并尝试走出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是什么原因与契机让国家安全获得如此重视？“国家安全”建设成为学科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约翰·米尔斯海默虽然我意识到自动武器和人工智能为战争增加了新的变化，但我并没有看到这种变化使常规威慑能力更多或更少地发挥作用。12SSQ：您认为我们可以将常规威慑的概念应用于太空冲突和网络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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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寄语Introduction青訪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上学术舞台，发光发亮，成为政治学界新涌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荣膺桂冠，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栏目，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突出建树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本期人物

fatto），但是它们都和“做”（facio）同根——以及对实效的利用，对立于“想象”或者（在为了康德所说的“概念形成”[concept-formation/

作者简介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项目组成员。在数字时代，一些大城市成了吸引各类流量的磁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流量城市”呼之欲出。综合来看，流量城市是自然流、物质流、经济流、社会流和信息流等多种流量大规模汇集的城市，信息流日益发挥连接一切的基础作用。流量的增加，促使城市从传统时代的“固定庇所”过渡到“流量之城”，并在事实上改变城市治理的基础组件、组织架构和工具机制。流量城市反映了城市的引领性变迁，撑开人类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新想象。尤其显著的是，流量城市立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信息技术来表征一切、将一切简化为数字，这势必将改写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冲击城市发展的价值。有必要提出流量城市的研究议程，即流量城市的“基础与价值、安全与发展、组织与治理”。如何把握流量城市的主体价值、如何“吸流、限流、设定流量跑道”，关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决策者需要根据流量的发展，重新评估城市的增长和治理战略，配以更好的组织体系和制度设计。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城市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也成为各种流量的容器。各类要素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规模聚集、高速率流动、交融互构，产生了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大的“流量乘数效应”，深刻改变了城市的生产生活。“网红城市”“流量经济”的兴起，从侧面展示出城市追逐流量的新潮流。一种新的城市形态——“流量城市”呼之欲出，它展现出改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力量，并在事实上改变城市治理的基础组件、组织架构和工具机制。城市的地理空间固定，却与永恒的流动并存。面对城市的流动，哈维提供了一种辩证分析的思维，强调在“对元素、事物、结构和有组织的系统”的分析之上，对“过程、流动、通量和关系的理解”可以把关系和流动显现出来。人们还未对流量城市进行定义和研究，与其概念相近的是“城市网络中心流”“全球流量指数”“流量社会”等。1996年，卡斯特尔斯提出，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特别是城市中的生活，一系列复杂的网络对产生“流动空间”具有影响力。城市被认为是网络中相对固定的节点，而人口、能源、信息、疾病等的流动则将这些节点连接成一个关系网络。2010年，泰勒等提出“非本地化”的城市间关系，并冠以“中心流”的概念，他们用收集的数据描述了80家(后来扩展为175家)世界领先的生产服务公司所创造的城市的关联性(connectives)，分析全球城市中心流分布。2014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推出了全球流量报告，将港口的货物流量、机场客运量(货物、服务和人员流动)、资金流量、人口流量(外国居民的人数)、信息流量(互联网带宽)作为衡量全球重要城市的五种主要流量。有学者关注近年来兴起的“流量社会”，将流量社会解释为“一个随时随地与网络连接的社会，认为流量与每个人的生活高度融合，重塑了社会生产的渠道和逻辑，成为影响个体行动、重构社会秩序的支配力量。既有的研究要么聚焦于网络流量，要么侧重于全球性的经济流量，这都不能涵盖城市流量的全部或者主流。正如涂尔干所言，“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这样的定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弄清一个初步的定义、搞清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一个共同现象和框架之内的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概念和实体，流量城市为何？特征为何？城市各种要素的不断流转，在“永久性的流动”与“相对固定性的空间”之间揳入张力，如何影响城市治理的走向？继而，流量城市还有哪些亟待跟进的研究议程？这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回应。二、何流在城：流量城市的多流集汇流动和变化是城市的属性，与城市流量关联较大的词有流动、运动、迁移等等。综合来看，城市流量主要包含自然流、物质流、社会流、经济流、信息流五种。（一）自然流影响城市人居环境自然流是自然要素的流动，构成城市发展和人居的基础环境，包括水流、气流、洋流等等。人类逐水而居，城市依水而建。滨水区是典型的人流、自然、商品和资本进出城市的地方，也是他们留下痕迹的地方。工业革命以后，一些沿海城市依靠水上交通的便利快速崛起。当下，不少城市热衷建设“江景房”“河景房”“湖景房”“海景房”，就是营销亲水环境实现土地升值、获得资金流，一些城市还不惜“造水引人”。反之，在空间承载力饱和后，向水要地，成为一些城市发展的一种选择。近年来，城市的空气流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不少城市在规划建设中忽略“空气流动”，高密度的建筑物堵塞“城市风道”，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大气流动的大涡模拟已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模拟方法，用以评估城市气流结构、通风速度频率和能量谱。城市的自然景观、公园、林地等保留了自然流的空间，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和优化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气候变化，自然流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全球各大城市遭遇了程度不一的海平面上升、暴雨洪水、飓风、热浪、暴雪等灾害。在一些时候，自然流竟然成为城市的一种“反噬”力量。（二）物质流影响城市持续发展物质流是物质材料进入人类经济体系后所产生的流动以及最终回到自然环境的过程。大城市每天都面临巨大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大量的剩余物、污染物。“物质流”的测算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1997年，一项由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莱顿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维也纳跨学科研究和继续教育研究所、瑞典统计局合作的“协调区域和国家环境可持续性物质流核算”行动，在莱顿举办了一次会议，希望建立战略性减少破坏性物质流动的途径。与会人士主张“制定能够纳入生产和消费过程间接影响的指标，更好地了解进入经济领域的物质流与环境问题之间的时滞”，“从整体上减少物质流动的数量”。大城市每天需输入大量的物质和能源，成为大宗石油、电力、食品、燃气等的消耗者，建筑材料的广泛使用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稀缺，也带来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消费引领的阶段，这意味着城市每天经历着更大的物质流量。在中国，城市化率每增长1%，国家能源消费就增长1.4%，城市居民人均能源消费是农民人均消费的6.8倍。2014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家庭物质输入量为7.36吨，物质输出量为5.47吨。快递流量显示了城市对物质的巨量需求，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累计完成271.6亿件，广州、深圳、上海、杭州、东莞、北京、成都、武汉快递业务量分别达到10.68亿件、5.98亿件、3.74亿件、3.67亿件、2.68亿件、2.21亿件、1.83亿件、1.60亿件。伴随巨大物质流而来的，是能源安全与空气、水、噪声污染等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城市屡屡遭遇电力危机、能源危机，中国部分城市在2021年12月也短暂地出现一波“拉闸限电”，城市旧城改造与外延扩张不协调的发展，会产生更多的能源消耗。研究指出，北京2005—2010年的生态与环境压力指数从32.2上升为33.4，生态与环境压力仍处于不断加大阶段。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年报，在2019年，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深圳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分别为1076.8万吨、1011.2万吨、808.8万吨、738.1万吨和712.4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最大的是上海，产生量为55713吨，其次是北京、广州、杭州和成都，产生量分别为42800吨、27300吨、27000吨和25265.8吨。（三）社会流影响城市社会秩序社会流是与人口活动相关的流动，主要包括人口流量和交通流量。人口流是城市流的最主要组成。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的创立本身是对流动社会的一种呼应。随着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城市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各类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20世纪初，齐美尔将大时代的社会流动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连接起来。他看到，从城市运动的物流到公共交通的时间表，正在试图组织一切事物，从而创造了城市流动等特征。芝加哥学派抓住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将社区的研究彻底转向城市，并且赋予其不同于“滕尼斯式初级群体”的新内涵。中国内地目前有21座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的特大、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4%，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已经超过3700万，美国纽约超过880万人口，英国大伦敦拥有900多万人口，人口还向大城市不断流入。流动人口是现代城市人口结构的重要部分，2020年，深圳、上海、广州流动人口数量位居中国前三，分别为1243.88万人、1047.97万人、937.88万人，深圳流动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尤为明显，较2010年增长51.29%，流动人口与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为0.71∶1。伴随人口活动和机动车的增多，城市的交通流量日渐增大。2020年以来，上海集中了全国近40%入境航班、近50%入境旅客、近70%入境货物。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上海、北京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超过6000万人次和5000万人次；成都、广州旅客吞吐量超过4000万人次；深圳、重庆、昆明、西安超过3000万人次。2021年，中国内地城市仅依靠轨道交通网就完成了237.1亿人次的客运量，上海、北京的总客运量均超过50亿人次，日均1500万人次；广州、重庆、深圳、成都的总客运量分别超过46亿、38亿、36亿、30亿人次，日均800万~1200万人次。武汉、西安、杭州、南京、沈阳、长沙、青岛和天津等城市日均客运量300万~600万人次，交通拥堵已成为不少大城市的痛点。高速流动的社会正在给城市带来方方面面的挑战，突出表现为社会融入、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人口吸引力等问题。（四）经济流是城市发展的血液经济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总量，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全球化条件下，城市经济流量与贸易紧密相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发布的《全球流动的新时代》报告直指“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的流动已经达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水平，要是脱离了全球流动，必然落后了”。其报告还显示，世界上只有9个真正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香港、迪拜和上海，其标准是在5个主要流动中至少有4个位列前25名(见表1)。在中国，高度商业化和混合经济的城市在GDP和人口比例因子上表现出超线性关系。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苏州、杭州、天津、南京、成都和武汉等城市拥有数量众多的企业，每天经历着巨大的资金流动。就全球城市联系度而言，香港、北京和上海挤进了全球前10的位置，分别位列第3、第4和第6名，广州、深圳、香港的网络连接性有所提高，深圳金融服务公司网络拥有相对更高水平的关联变化。物流业发展的大城市化倾向明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沈阳、济南等城市，具有物流业发展的良好产业、技术、交通、人力资源基础，物流业发展水平较高且稳定。（五）信息流是城市发展的新基础信息流是信息要素向其他主体传播的集合，它是科技革命以来城市流量大爆炸的最显著因素，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基础。信息流正在城市间汇集并且深刻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正如OECD的报告所言，在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数字经济之间划清界限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经济本身。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则指出，数字经济越来越模糊，并与传统经济交织在一起。数字化正在改变所有行业的商业模式，改变公司与世界各地消费者接触的方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自2005年到2016年，跨境使用带宽增长了45倍。仅在2014年，全球资本流动数字就达到了7.8万亿美元。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几乎所有的行动都与网络有关，传统的经济活动也日益转向网络。联合国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球互联网带宽提高了35%，是2013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据估计，每月的全球数据流量预计将从2020年的230艾字节激增到2026年的780艾字节，2022年的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将超过截至2016年年底的互联网流量之和。随着信息化城市的兴起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高度专业化的信息创造和交换对于大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联合国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指出，全世界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有一半在美国和中国，它们占过去五年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总额的94%，占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70%，占全球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近90%。最大的数字平台——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正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数据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法兰克福、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纽约、洛杉矶等是国际信息互连枢纽，拥有全球领先的信息流量。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数达142.5万个，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达到3.57万亿元，全国网民达10.32亿，网络直播用户达7.03亿，网络视频用户达9.75亿，网络购物用户达8.42亿，网上外卖、在线办公、网约车、在线医疗用户分别达5.44亿、4.69亿、4.53亿和2.98亿。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98万亿元。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截至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高等级城市在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位于北京的互联网上市企业数量最多，占互联网上市企业总体的34.2%；其次为上海，占总体的20.6%；深圳、杭州、广州紧随其后，互联网上市企业分别占总体的10.3%、9.7%和5.2%。总体来看，流量城市就是多种流量大规模汇集的城市，并且凸显为社会流、经济流与信息流的高度结合。其特征有三：第一，流量规模巨大、流动要素增多，人口、交通、经济等传统流量达到相当规模的体量，城市成为多种流量集聚的超区域性网络中心；第二，流量流动速率加快、流动数量激增，各种要素高速流动、大进大出，短时期内迅速分化重组；第三，信息流的关联性更强，信息不但成为城市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要素，还席卷和连接其他各类要素，极大地延展了城市发展的时空。三、从“固定庇所”到“流量之城”：流量如何影响治理？

Žižek（下为“SŽ”）:我认为那只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巧合。首先，在前南斯拉夫这种现象仅局限于斯洛文尼亚——在南斯拉夫共和国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拉康主义者。但是我时常被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那儿？”

让每一个人自由地理解政治让世界各地的学人成果互联互通让政治学人的核心关切得到传播让闪烁的政治学人共享这片充满思考和情怀的天空政治学人始终在路上本期国际化部为大家带来了《美国政治学年鉴》对当代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作者简介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知识基础，然而作为学科的政治思想史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难以证明自身价值、影响知识积累的四类典型问题：“思想介绍”“贴标签”“虚构思想史”和“替代政治史”。因而，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确立经验导向和规范导向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经验导向旨在还原历史真实，可以在“思想—思想”“社会—思想”“思想—社会”等三个方向做出解释；规范导向旨在提出新的命题，以发现“更优的规范性概念”和“更优的论证”等两个方向为评判标准。合理的政治思想史学科体系，不仅有助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真正形成知识积累，也将为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孙晓春，东北大学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传统政治思想包含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割断古今和回归传统的学术取向都是不可取的。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准确理解首先应该从解读历史文献做起，应该完整地把握思想家的理论体系，切忌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在现代化历史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在价值层面上深入挖掘历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学在高等学校的恢复，曾经一度中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得以恢复，并且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几十年来，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不仅研究成果的数量超过了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的总和，而且研究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日益深入的历史时期，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发展战略，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摆在每一个研究者面前的问题。一、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导向台湾学者韦政通说，思想史研究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与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由何在？其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和一般意义的社会历史一样，政治思想的历史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有着某种联系。这一方面是说，传统政治思想是我们无法抛却的思想基础，我们全部的思想活动在事实上都是这部思想史的延续，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传统政治思想是以往时代的思想家政治智慧的结晶，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也体现了我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全部的反思成果终将归结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基本判断。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关乎现实的社会生活质量。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提出，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是“专言政治哲学”，由此可见，梁启超所理解到的中国政治思想就是中国政治哲学。20世纪80年代，徐大同、陈哲夫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则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概括为“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派别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刘泽华先生认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也应该包括政治哲学问题、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致的。从理论维度来看，历代思想家的治国方略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两个方面涵盖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国家治理问题。“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如何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便成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的问题。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思想家便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儒、墨、道、法诸家，其思想学说的核心议题都是国家治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汉以后，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国家治理问题更是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当思想家就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就对这样一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优良的，如果说国家治理是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的可靠途径，那么，如何实现正当、有效的国家治理，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统治者应该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受到约束。人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治理过程，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我们所以要与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以往的思想家和我们一样，都有着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追求。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人们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虽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思想家没有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做出描述，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主张。但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判断是逻辑存在的。他们所以能够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是因为他们在观念上已经认定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有价值的。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为例，老子无为政治主张的理论前提是“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法家学派主张用严刑苛法治天下，是由于其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儒家学派所以崇尚德治教化，也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理想的政治生活应该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传统政治思想的真实意义主要是在价值层面上体现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本质上是观念演进的历史，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优良的社会生活总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而实现优良社会生活的前提，便是人们对应该的社会生活做出自己的理解。因此，对于应然的社会生活，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要做出自己的判断，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对于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无论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做出过怎样的回答，仍然需要我们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做出回答。这便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生活的时代有意义，承认并且恰当地理解思想史之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逻辑前提。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注意。首先是割裂古今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在说明他编写《古史辨》的动机时说：“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虽然这里说的是一般意义的古史研究，但其中也包含着对待传统政治思想的态度。顾颉刚先生的这一观点，有人将之归结为“历史主义”的研究导向，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顾颉刚先生这段话的要害不在于“历史主义”，而是把历史（社会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与现时代割裂开来的思想倾向。在表面上看，把“封建经典”送进历史博物院，使旧的思想在新时代不再延续下去，似乎不无道理，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无疑是说，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思想家为追求优良的社会生活所做出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思想史研究只是为了把“旧思想”封存起来的话，这种研究不做也罢。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导向是否定历史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之相对的就是回归传统的倾向。这种研究导向片面夸大传统政治思想本身的价值，把回归传统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在近年来有关恢复国学或重建儒学的讨论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充分。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恢复传统的分类方式”，放弃近代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回归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体系。也有人主张，“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以承认中国古代之政治思想之永恒和普遍属性为前提”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通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激活、转变、发皇先人之政治价值、理念、制度”，并且使之“予以新生转进，以参与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的事业”，这样，“两千年或者一百年的政治思想可以重新出现，参与塑造当下之理念、价值与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念，用传统的价值观念重塑现实的社会生活。这种研究导向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与历史上的思想家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主题。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无论其思想成就如何，都是我们研究、批判的对象。我们如此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对以往的思想家缺少“温情和敬意”，恰恰相反，作为思想史的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学说，是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们民族连续的思想过程，自古及今，无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上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留下的那份思想遗产都值得我们珍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以对以往的思想家怀有“温情和敬意”，不是因为他们道出了永恒的真理，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哪个时代的思想家能够永久地站在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上。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就人类社会生活中永恒的思想主题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最可宝贵的道德努力。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要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思想主题。二、如何准确理解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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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型•圆桌论坛第十三期统筹的力量：对口支援何以运作？政治学人团队于2022年6月15日晚在线上举办了“统筹的力量：对口支援何以运作”大学问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政治学人团队主办，来自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政治学人哔哩哔哩B站直播间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嘉宾发言收获了一致好评并引起广大学人反思。我们已在政治学人B站平台上传直播回放视频。在此基础上，圆桌论坛对此次大学问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学术争鸣”的形式推出，以期更好地呈现给读者。议题发布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布讲话，指出“要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对口支援实践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口支援制度被正式提出，对口支援已成为中国国内区域合作中的重要政策。对口支援在初期往往采用行政动员的方式，后期则体现为国家援助、经济合作、社会责任和区域协调等驱动因素的综合作用，具有分散风险、分摊成本、汇集资源、形成合力等功能，促进了规模治理负荷向规模治理效应的转化，被广泛地运用于治理民族地区问题、边疆地区问题、贫困地区问题、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地区移民问题和灾区恢复重建问题，显示出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兄弟大家庭”的独特文化优势。本期政治学人·大学问拟围绕“对口支援”就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对口支援是政府间关系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凸显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元素。作为国家统筹的重要工具，对口支援何以运作？在对口支援实施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体现出怎样的关系样态？在新时期这一关系又将发生什么变化？2.对口支援是转移支付与资源横向流动的重要形式，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平衡市场与支援的关系？3.随着对口支援类型的不断增多，对口支援政策的实践意图也被不断放大。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对口支援的类型，以进一步推动对口支援实践的制度化？4.体制机制创新是改善对口支援政策实践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对口支援政策实践走向对口支援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之一，如何更好地构建相关体制以促进对口支援制度的稳步发展？嘉宾介绍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杨龙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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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耿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颖颖，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社会学的发展研究，多半强调各种结构约束，并将“约束”与“超越”间的张力，借由“国家能力大小”展现，形成了主张唯有国家强势，方能主导发展，从而促进增长的“国家能力解释”。但在检视其论证逻辑，并比对主要案例后，本文作者发现：国家能力解释往往难逃“循环论证”问题，因此弱化其经验验证、减损其理论意义。再进一步分析，论证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能力”概念不易厘清，研究者转而借助“能力后果”以判定能力强弱。但借由后果判定能力，又以能力解释后果，便难逃脱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为求有所改进，作者提出以独立于后果的“国家权力”，代替依赖于后果的“国家能力”，同时也建议改进案例选择策略，减少“就结果挑案例”的做法。根据作者多年经验，一般社会现象当中，可以发展为经验命题的关系其实并不多见。而在这其中，还得见前人所未见，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面对各类因果命题的主张，我们最好能谨慎以对，因为学者所提出的，很可能仅是一组“循环论证”。基于作者所见，在“发展研究”当中，“国家能力解释”（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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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使用2018-2020年在全国调研的贫困村案例，考察脱贫攻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脱贫攻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论文通过乡村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农民经营的“对接”方式、驻村帮扶中国家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案例对这种关系形态进行了描述。重视“家国一体”的一面，有利于在乡村振兴中保持和维护“家”的主体地位。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扶贫减贫的“战役”。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在此基础上，2018年、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国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农村，社会各界积极广泛参与，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以及农民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及其作用不但能够为扶贫减贫和农村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两个不同的宏观现象，但同时又有着彼此衔接、一气贯通的社会机制，如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农民间的动员和协调机制。这些动员和协调机制能够承担起如此巨大的资源开发、流动和分配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其根基必然深入于中国深厚悠久的社会结构之中，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是我们理解脱贫攻坚的关键所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首先梳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渊源关系，并在文献讨论中检视由此导致的对中国现实经验分析的偏颇和不足之处。然后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维度，指出其中所含的家国关系特征。对于家国关系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通过脱贫攻坚中的经验案例展开。产业发展中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维持、对内生动力不足以及病残鳏寡户的帮扶方式显示了“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对接”关系的两个不同侧面。在家的经济和伦理层面，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展现了高度的融合性，这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维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一系列改革，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在政府主导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国家将脱贫攻坚作为一场全国动员的“战役”，体现了中国政府“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其本身就是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特点的体现。中国的扶贫事业一直是政府主导，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对象。政府主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国家制定扶贫减贫战略，扶贫减贫的整体规划和具体措施都体现了国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扶贫减贫政策的实施主体也是各级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的参与只是起辅助作用。改革开放前期，重点是解决普遍贫困的问题，“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是扶贫的主线，如何处理好开发式扶贫和保护式扶贫的关系是扶贫战略的主要内容。2010年以来，“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扶贫政策的主旋律，广东率先提出“双到”，即“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方针，这是发达地区所引领的进入扶贫新阶段的标志，同时也彰显了政府作为扶贫责任主体的地位。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发起的“脱贫攻坚战”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主要内容，对2013年底的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贫困户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等步骤进行整户识别，建立了全国12.8万个贫困村和近1亿贫困人口的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包括这些贫困户的家庭、收入、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等情况，成为政府进行精准帮扶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国家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以“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为手段，以打攻坚战的动员方式完成了脱贫攻坚的总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指令，将扶贫最后阶段的任务比喻成一场战役。最后五年的攻坚战，其动员程度之高、覆盖层面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前所罕见的。扶贫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到后期越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的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但是贫困人口的缩减幅度却越来越小，因为剩余的贫困人口是脱贫能力最差的群体。对于这些群体，常规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往往无能为力，无论是“输血”还是“造血”都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就脱贫攻坚战前期的开发式扶贫、整村推进等政策而言，这些脱贫“困难户”很难从中直接受益，而且还可能相对剥夺感加重，所以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依据中国国情，要全面摸清底层贫困状况、精准靶向施策、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只有依靠国家力量。中国发动脱贫攻坚战以前，国内经济形势正处于全面实施产业和技术升级、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动员大量的人力财力脱贫攻坚，仅依靠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效率的判断是很难理解这样的战略决策的。我们需要跳出经济发展视角，将脱贫攻坚放到更为广阔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庶几能够对中国扶贫和农村发展的道路做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在社会学学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脱胎于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产生的历史现象，其最初的发展主要在城市。城市中的市民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与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浪潮相呼应，摧毁了作为封建社会遗存的地方权威，形成了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的社会结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构成了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主流的理论范式，经典理论家大多将国家和社会视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在此后的理论发展中，有些理论家将国家视为多元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有些强调国家独立于不同利益群体的自主性，还有些将国家和社会关系视为互嵌的或互相渗透的，等等。但这个理论范式在演进过程中基本预设始终都没有脱离其形成时期所带有的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为何种互动模式，甚至将“国家”视为由地方性政权（local

作者简介欧阳静，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与传统“无为而治”背景下的“简约治理”不同，当代乡村的简约治理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有为”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是指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结合点”的基层政权组织通过“群众路线”“驻队”“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等非科层化治理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其“承上启下”功能的治理模式。近年来，由于“上面千条线”对“下面一根针”的挤压，导致乡镇党委政治统合能力弱化，无法发挥其简约治理功能，结果引发基层形式主义问题。基于此，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出发，处理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实践关系，充分发挥基层简约治理功能，以保持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一、问题提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对上，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工作部署；对下，要领导乡镇、社区，促进发展、服务民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的实现。而“治理现代化”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是因为一个快速发展、高度流动的现代中国日益迅猛地呈现在历史面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一个对变迁社会的回应过程，是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然而，近年来的基层形式主义却成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道障碍，引发广泛关注。新华社等媒体多次痛批“检查频繁、材料论英雄、处处留痕”等基层形式主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自2018年以来，中央多次发文予以整治基层形式主义。然而，相较于中央对基层形式主义的关注力度，学界对这一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明显不足。少数关于基层形式主义的文献主要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面，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野。而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讨论要么停留于抽象的价值理念层面，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要么陷于具体经验分析中，缺乏理论观照与历史维度。基于此，本文将从基层形式主义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经验中分析形式主义的根源，进而探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和理据。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与西方国家政权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特性。西方国家政权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以建立理性化、专业化的现代科层治理体系。尽管我国国家政权现代化也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基层政府也在形式上呈现出科层化特征，但构成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并非科层治理，而是简约治理。比如，无论是新中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实践并不是依赖于正规化、标准化的科层治理，而是以党组织为基础的简约治理，体现于“群众路线”“驻队”“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等非科层化的治理方式。由于这些治理方式不需要依托繁密的科层职能机构、人力资源和庞大经费预算的支撑，也能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国家各个时期的政策目标，同时又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序治理，因此具有“简约”特性。这在字面意义上与黄宗智所说的“简约治理”相同，均是指一种不同于科层治理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非正式治理方式，但两者的内涵、逻辑和时代背景全然不同。黄宗智所谓的“简约治理”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概括。基于“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县官除了解决纠纷外，几乎不介入乡村社会，主要是依靠“准官员”进行半正式治理，加上“小农经济的有限税赋”对行政组织科层化的限制，所以基层行政只能采用“简约治理”。对此，黄宗智概括了传统“简约治理”的内涵，意指“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本文虽借用“简约治理”以概括当代乡村治理“简约、高效”的特性，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机制和治理基础等方面则赋予了其新的意涵。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不可能“无为而治”，而是要“积极有为”地引领整个社会的全方面发展。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的有限税赋”已不再是科层组织充分发展的制约条件，尤其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国家完全有财力在基层建立一套充分发达的科层体系。但即使在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仍是简约治理。然而，“积极有为”背景下的简约治理不同于“无为而治”背景下的“简约治理”，它有着自身的独特内涵和运行基础，是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炼。相较于科层治理的标准化、分割化、非人格化等特点，简约治理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自主性和灵活性。能根据国家政策任务的轻重缓急和乡村治理事务的季节性、临时性和差异性灵活地调整组织结构、调配治理资源和选择相应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时机。二是整体主义。能依据乡村治理事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进行全盘考虑和统筹兼顾。三是人格化。由于基层工作主要是“群众工作”，是对“人”的工作，简约治理能充分运用乡土社会中的人情、面子和“关系”等“行动伦理”，获得共识与合作，最终赢得“民心”。概言之，如果说科层治理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形式治理”，那么简约治理是基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是一种不讲究繁文缛节、追求朴实简洁的“实体治理”。本文将通过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来呈现诸如“群众路线”“驻队”“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等简约治理方式的上述特点，并说明其运行的组织与社会基础。简约治理的组织基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其意识形态资源和“政治统合制”塑造了一种“积极有为”的简约治理模式。乡村社会的特性则是简约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事实上，传统中国的基层之所以能采用“无为而治”的“简约治理”，也是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即乡村社会有自行提供秩序的宗族组织和“乡绅自治”。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则是一个变迁和流动的社会，呈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特点，因此需要自主性和灵活性的简约治理模式。而追求格式化和标准化的科层治理一旦进入变迁中的乡村社会，不仅难以切中治理的要害，而且容易引发基层行政治理僵化和形式主义问题。本文将论证，当前基层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科层治理对简约治理的挤压或替代，表现为“上面千条线”对“下面一根针”的挤压，即基层干部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正在变为“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和“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导致乡镇党委缺乏应有的政治统合能力，难以充分运用简约治理来发挥其作为“一根针”的效能，结果引发形式主义。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尊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实践关系，使乡镇党委具有应有的资源配置和统合能力，充分发挥简约治理功能。与此相呼应，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突破西方“科层化”的一元思维，跳出“制度建设—制度失灵—制度再建设”的循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关注制度背后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在鲜活的群众工作中体察人心，赢得人心。二、当代乡村治理中的简约治理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文化多样、区域差异较大的大型国家。大国治理注定与小国治理不同。例如，“小国就不大会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也很难说什么中央与地方关系”，而我国自古以来，既要面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又要治理一个“百里则异习、千里而殊俗”的基层社会。因此，国家需要一个既能有效维系国家统一，又能应对复杂多样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西周的分封制转向郡县制，正是源于郡县制具有分封制无法比拟的效率与能力，能解决大型国家统一的问题，所谓“郡县治，天下安”。但郡县制只是停留于“县”，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从而保留了乡村社会的多样性。自上而下的“郡县制”与自下而上的“乡村自治”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格局，费孝通将之概括为“双轨政治”。由于郡县制止于县，传统乡土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表现为“无为而治”式的“简约治理”，主要依靠于乡绅和宗族长老等地方精英，以及由社会提名的乡保、乡约等准官僚通过“礼”、村规民约、习惯法以及包含着民间信仰、亲戚纽带和人情关系的“文化网络”施展权威，达成乡村治理秩序。比如，当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至乡村社会时，乡绅通过礼节性的拜访、协商或求助各级官僚体系中的亲友，以至将地方社会的需求自下而上传达，由此使原先自上而下的政策具有“弹性”，可以伸缩、也可以曲折变通，以适应地方社会的差异性。在20世纪初所开启的国家政权现代化背景下，国家行政体系开始延伸至乡村社会。虽然民国初期的乡村治理仍然依赖于传统“无为而治”的“简约治理”，但在民国中后期，政府为了汲取更多的农村税费资源和加强社会控制，自上而下地设立各类“现代化”机构，添设了许多新职能，以替代传统“简约治理”的功能。但这一现代化过程导致乡村“赢利型经纪”产生，最后发生“政权内卷化”困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但并没有沿着西方现代化的模式，通过向基层设置繁密的现代科层组织机构来追求现代化目标。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建立了一套超越科层治理的简约治理模式。“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也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与方法。通过“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乡村干部“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这种主动走向普通民众的民主形式不仅超越了西方以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而且超越了传统以乡绅为主的“双轨政治”。在具体实践中，“群众路线”通过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等方法，塑造了一种既“积极有为”又十分简约的治理方式。深入群众的方法主要有“蹲点”和调研。“蹲点”类似于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即对一个地方进行长时间段的田野调查，通过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党委决策的一种流行话语。毛泽东曾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联系群众的主要工作方法则是建立联系点。从中央到县乡，各级党组织以领导挂点、单位帮扶和干部驻村等方式与基层群众建立长期关系。上级领导干部通过定期走访和长期帮扶、驻村的形式了解联系点群众的所思所想，联系点的群众也可以通过这种渠道将基层的情况反馈给上级领导或组织。在县域，县乡党委将这种联系点转化为“领导挂点、干部驻村”，每个县乡领导联系一个村庄，每个乡镇干部长期驻扎在一个村庄。通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建立亲密关系，既能充分了解老百姓的诉求，又掌握基层情况，有利于开展工作。动员群众的方法主要是团结和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通过少数带动多数，最终实现群众的普遍参与。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都能有效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与乡村治理。也正是基于这种干部动员、群众参与的方式，基层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乡村建设。正如一位受访的老人所说，那时候的乡村干部很有威信，主要依靠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群众的积极性也都很高，都有主人翁精神，自带干粮、投工、投劳，干劲十足，“开荒开到湖底，收到湖心”，“抗灾抗到天低头，抗到水让路”，“不夺丰收誓不休”，乡村建设场面是“红旗＋喇叭＋毛主席语录”以及人山人海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又形成了一种“驻队”的组织与治理方式。“驻队”是指每个公社干部驻一个生产队，负责领导、组织和协助该生产队开展农业生产、帮扶困难群众。负责驻队的公社干部被称为“驻队干部”，因为其长期驻扎在生产队，以村庄为行动空间，与群众打成一片，又被称为“泥腿子干部”。驻队的治理方式是由解放初期的“工作队”演变而来，是党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组织与运行机制，不仅充分体现了执政党要求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心连心、鱼水情”的治理理念，而且有效地防止了行政组织的“官僚主义”，实现了乡村社会与国家的有效连接与互动。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改革，逐步推进新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具有专业化性质的“七站八所”等行政机构开始在乡镇设立，基层最终形成了“乡政村治”治理体系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治理格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对乡村治理实践的形象概括，主要是指乡镇政权组织与上级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上面千条线”是指乡镇政权以上的政权组织按科层组织形式被分成不同职能部门，各种政策任务通过职能部门向下布置；“下面一根针”指乡镇不再进行职能和部门细分，而是要充当“针”的功能，串联上面的“千条线”。问题是，乡镇是如何发挥其“针”的功能，又是如何串联“上面千条线”的？事实上，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以及多次乡镇机构改革，国家权力逐步上移，乡镇政权的组织和权威被逐步弱化，一直处于“权责利不对称”状态。尽管如此，乡镇仍有效完成了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包括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我们发现，乡镇之所以能在权力弱小、资源匮乏的困境下完成诸多艰难的目标任务，主要源于乡镇党委的“政治统合制”。在政治统合制下，乡镇党委能对既有的乡村治理资源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焦和功能重组，从而形成了“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等治理方式。通过这些非科层化的治理方式，乡镇不仅有效地发挥了其作为“一根针”的功能，而且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简约治理。包村制是对“驻队”的延续与创新。具体而言，乡镇党委根据行政村的数量，将党政机关和“七站八所”的所有干部统筹配置，形成相应数量的包村工作组，每个村庄都对应一个包村工作组。包村工作组的结构根据干部的职务、年龄、性别、工作能力、工作经验、特长和性格进行配置，一般由包村领导（党政班子成员）、包村干部（普通干部）和村干部构成。乡镇根据村庄的规模、治理的难易程度、村干部能力强弱，配置相应的包村工作组。比如那些问题复杂、治理困难的村庄，调配工作能力强的包村工作组。包村工作组是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治理团队，队员之间不是“命令—服从”的支配型关系，而是领导带着“一起干”的协作关系。包村制还发挥着“传帮带”的功能，将包村干部培养为“全能手”，既懂得国家政策法规，又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村庄社会关系、各家各户的底细和户主的脾气秉性。因此，与科层组织的“专才型”人才不同，包村干部是典型的“通才型”治理人才。与包村制相类似，工作组也是一种团队运行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包村制的主要功能是将“千条线”上的所有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到村庄，而工作组的主要功能则是充分调动乡镇干部的积极性，以完成目标任务中的中心工作。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上面千条线”所下达的目标任务逐渐增多，乡镇的治理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又非常有限。为此，乡镇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原则，先对“千条线”的任务目标进行分类；然后根据目标任务的轻重缓急和上级考核的力度，确定本年度的中心工作；最后根据中心工作的数量和内容确定相应的“工作组”。比如，税费时期乡镇主要有“税费工作组”和“计划生育工作组”，税改后则有“招商工作组”“综治工作组”，之后又有“城建工作组”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组”。工作组确定后，确定各组组长和组员人数，各组组长在科级干部中竞聘产生，组员则差额竞争上岗，那些工作不积极的干部往往会落选。落选的干部无绩效工资，只能领取基本工资，如果长期落选也不太可能会被提拔重用。因为乡镇的政治和经济激励主要依据各工作组完成中心工作的速度和效果。那些工作效率高、完成效果好的工作组组长和积极分子，不仅年底奖金多而且容易提拔重用。所以，工作组类似于乡镇党委所发起的“锦标赛”，极大地激发了乡镇干部的竞争和赶超意识，充分调动了基层有限的人力资源，实践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简约治理效果。由于乡镇每年年初会根据当年中心工作的内容重新竞聘组长和组员，所以乡镇干部不会固定在特定的工作组。这也使得乡镇干部熟悉各项中心工作而成为“多面手”。基层干部在包村制和工作组的实践中又形成了“统分结合”的治理方式，即“下去一笼统，上来再分工”。“下去一笼统”指基层干部下到村社开展工作时什么事情都要做，不存在因专业分工、不懂业务而回避的治理事项。“上来再分工”则是指对于边界明确的问题，上来分工处理；对于难以处理的问题，上来再开会研究，分头处理。“再分工”说明乡村治理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条理，但这种内在的逻辑与条理是“笼统”之后的理顺与分工，是在对治理事项进行“通盘考虑”基础上的分工，而非基于预先设定的“定岗定职定人”的刚性分工以及对治理事务进行标准化的形式治理。三、简约治理的组织与社会基础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2009年获首届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誉称号，2017年再度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是中国最重要的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基地之一。人大出版社始终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出版理念，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出版物传播先进文化，建社以来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明传播、文化累积价值的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作为涵括图书、音像、电子、网络和数字出版物等形式的跨媒体经营大型综合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的重镇和旗舰。书单速览本期赠书小贴士本期活动共选择四位幸运读者获得福利赠书1册壹《政治哲学导论》作者简介李石，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哲学硕士，意大利罗马LUISS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曾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奖、北京市民主同盟“优秀盟员”等多项荣誉。内容简介本书系统讲授政治哲学知识，是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多年开设“政治哲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阐述了与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权利、公共利益、自由市场等议题相关的政治哲学理论。本书逻辑清晰、内容翔实，是一部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中国的政治现实为基础的政治哲学教材。扫码阅读贰《政治科学（第14版）》作者简介迈克尔•G.罗斯金（Michael

作者简介颜昌武，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侯一麟（通讯作者），美国西拉丘斯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开征房地产税是一项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并非只是补充地方税源不足的渠道，也不是抑制高房价的权宜之计，而是推动和促进我国更深层次改革的治理工具。房地产税承载着调整和完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的使命。房地产税作为地方辖区居民投入和受益的链接纽带，其征收和使用能够促使地方政府更负责、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也有利于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要使房地产税顺利开征，首先要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稳定宏观税负，最大限度地保障纳税人权益，最大限度地规范政府的权力。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以来，学术界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方兴未艾。现有文献对国家能力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中央层面，即使涉及央地关系，也大多囿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不太关注地方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地方治理能力一直是我国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干部也一直在我国地方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能动性作用。但治理资源不足一直是影响地方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的瓶颈，特别是在治理重心下移的今天，地方政府要用有限的治理资源应对日益繁杂的治理责任，其困境更加凸显。为了化解财政资源的紧张，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预算外收入的获取，有的基层政府甚至摸索出一条“谋生式”行政之道，陷入从“因事找人”到“因人找钱”再到“因钱找事”的恶性循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由此界定为：地方政府能否寻求一种更为可靠的“找钱”方式，以使现有的“非制度化找钱方式”转变为具有稳定可预期性的“制度化找钱渠道”？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开征房地产税能否担当起这种“制度化找钱渠道”的重任？一、国家治理中的税收能力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国家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后发国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这一信仰的核心，就是对国家能力的呼唤：强大的国家能力不是奢侈品，而是发展所必需的元素。在学术界，1980年代以来，一种“把国家找回来”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论”学者，不满于将政治还原为社会经济变量进而忽视国家核心作用的依附论等学说，主张将国家重新视为政治过程中重要的自变量，呼吁强大、有效且负责任的政府，并将财政资源的汲取和再分配视为国家能力的基础。学术界关于国家能力的界定和分类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一般来说，国家能力通常包括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等要素，其中汲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获取一定财政资源的能力最为重要，也是实现其他国家能力、确保国家有效运作及长治久安的基础。建构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必须要有抓手，能够牵住“牛鼻子”。税收能力就是这样的“牛鼻子”，它既是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重要来源，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变化都静静地体现在政府收入和支出上，相比于任何其他单一要素而言，一个国家筹集和配置财政资源的方式更能说明其国家能力。政府筹钱、分钱和用钱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做事的方式，决定国家的治理制度。如果公共财政匮乏，那么国家就难以提供国民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更谈不上有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分配体现的是政府的良心，如果分配不公，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从汲取和再分配两个维度提高税收能力，就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税收能力通常包括两个维度。首先是国家的税收征管能力，即国家税务机关对既定税制下全部税种的征收程度，主要取决于税务人员的人数、技能、敬业精神以及技术水平等。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作为一项税收分权改革，对各级税务部门具有较强的激励引导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征税能力。其次是公民的纳税能力。税收一头连着国家，一头连着纳税人，它不仅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源泉，同时也考验纳税人承受税负的能力，即公民的税负承受度，这构成了税收能力的第二个维度。税负显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课征赋税，应当关心百姓疾苦，赋税过重就会危害百姓生活。《孟子·尽心章句下》有云：“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征税的权力在国家手中，实际效果则体现在纳税人身上。纳税能力不仅指公民的税负承受度，更指公民的遵税秉性，即公民自觉纳税的遵从意识。因而，国家汲取能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纳税者的遵从。如果纳税者都照章办事，政府便能获得充足的收入。如果偷税漏税普遍，那么政府就不可能有钱应付其基本支出”。在现代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作为纳税人的人民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纳税。政府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就必须拥有一定的财力，但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其财力资源只能由纳税人来提供。因而，纳税不只是公民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也体现公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体现了公民作为自由个体的本质，“一个自由人只有把征税目的看作是为了创造最终和谐，才能化解税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因而，实现税收能力现代化，不能只着眼于强化国家的税收征管能力，更要着眼于培育负责任和参与、配合公共事务管理的现代公民。二、从税收能力角度看地方治理困境

学术争鸣型•圆桌论坛第十二期论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2022年4月16日晚，以“论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为主题的政治学人•大学问会议于线上举办。本次会议由政治学人团队主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政治学人哔哩哔哩B站直播间实时在线观看人数累计达2万人，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嘉宾发言收获了一致好评并引起广大学人反思。我们已在政治学人B站平台上传直播回放视频。在此基础上，圆桌论坛对此次大学问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学术争鸣”的形式推出，以期更好地呈现给读者。议题发布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中国政治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各种知识体系之间激烈交锋，其中中国政治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应警惕当下存在的政治学公管化趋势，认为这将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碎片化，失去对宏大问题关怀的政治学只会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对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有学者将之归结为研究环境的变化，政府对以解读为主的实用性研究成果的倾向，导致一些政治学的学者转向公共管理研究。这部分学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独立性、特殊性与本土性，旨在构建学科自主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开创学术前沿研究。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提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与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可分割，中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大结构”的想象力，关注微观事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联系，关注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重大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倾向是否意味着政治学的学科危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此种现象的当前处境？本期圆桌论坛以“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为主题，拟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问题与挑战以及发展方向进行评估，以期展望政治学的未来前景。嘉宾介绍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彭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准确把握中国治理现实、真正超越西方主流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将历史维度根植于政治学研究之中，建立历史传统与当下情境的有效关联。政治学中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是如何呈现的？由中西比较视野观察可知，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西学理论源泉；作为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在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赋予历史感的同时，也拓展了主流政治学的考察范围。只有在理论自觉、平等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历史传统的认识，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一、引言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实践日趋丰富，这呼唤着中国政治学在理论方面进行积极回应和同步更新，从而更好地应对多元化的社会治理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曾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历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回顾、学习和总结。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以理性选择论、历史终结论、转型理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学话语的影响，中国政治学未能在发展过程中激活学科主体优势，创建契合中国政治发展规律、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也促使学界开始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史学转向，聚焦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回顾中国政治传统、分析历时性政治实践等重要议题，进而达到重构中国政治学的目的。目前看，已有成果在中西政治学研究路径方面尚缺乏基于历史维度的深入的对比分析，以厘清二者在历史关怀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自觉反思和学术创新存在明显的不足。鉴此，本文选取历史政治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辨析二者在历史观与时间性分析方面的异同，为更好地发展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研究参照，以促进具有历史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二、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政治学：缘起与发展（一）历史制度主义一般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Thelen等人合著的《建构政治：比较分析下的历史制度主义》首次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专业术语引入政治学领域，围绕制度如何发展、制度如何影响政治结果进行分析。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种主流研究路径，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对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的部分借鉴与批判。具体表现在：第一，对旧制度主义重视正式制度研究的肯定。旧制度主义以制度分析为核心，将正式政治制度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关注案例中的规范性因素，从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对行为主义研究中非正式制度传统的吸纳。在行为主义研究看来，要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必须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以行动者个体为研究对象，运用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提炼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在对行为主义研究偏离政治现实、分析视野囿于微观层面等不足进行反思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且引入动态分析视角，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对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部分延伸与拓展。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认同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行动者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寻求对由利益集团间竞争造成的差异化政治后果的解释；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在吸纳结构主义理论成分的基础上，强调组织制度或政治、经济结构是集体行为塑造、政治结果呈现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历史制度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历史制度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根据对“制度的重大变迁源于外部冲击还是内部冲击”的不同回答，可以将历史制度主义粗略划分为“间断均衡论”和“渐进变迁论”两条研究进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制度主义秉持“间断均衡论”观点，将现存制度状况与先前阶段中的制度结构、外部环境、历史事件等历史因素进行联结，试图对Almond提出的“历史疗法”进行积极回应。“间断均衡论”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外部危机事件冲击下制度的长期稳定状态被打破。在经历短暂的断裂期后，制度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又会进入新的稳定期。但是这类观点过于注重制度的剧烈变化，因而可能忽视了现有政策制度过程中微妙的“漂移”现象。Thelen等人意识到“制度变动性和制度稳定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开。这种对复杂制度的动态特征的强调开始让部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逐渐转向渐进制度变迁论。Orren和Skowronek引入“交互并存”一词，用来描述制度变迁和制度稳定相互交织的状态。这表明多种不协调的制度可能会同时发挥作用，而制度内外行动者的参与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内在不协调，使得具有多重历史渊源的制度安排成为制度变迁的中介变量。通过对制度变迁的类型区分，“渐进变迁论”指出，制度产生本质性变化的根源是制度内部渐进变化的缓慢过程而不是“单一的历史断裂点”。由此，渐进变迁论对以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为主要概念工具的间断均衡论作出两点修正：一是对以往被忽略的内生性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修正间断均衡论将制度的重大变化归因于外生性冲击的观点；二是对行动者在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主体能动性进行强调，修正以往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将制度持久性归功于制度发展惯性的观点。总之，历史制度主义建立在对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集团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性吸收和对现实政治生活及其规律的尝试性刻画之上。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置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关注历时性视角下制度的起源、演变以及其对国家政策、政治后果的影响，进而实现对早期主流政治学理论的超越性发展。（二）历史政治学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前沿议题和发展方向，历史政治学（historical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我国唯一一家以中国残疾人事业出版与大众出版相结合的综合性出版社。本社着眼于提高出版物的文化和科技含量，致力于培育有长久生命力的传世之作，形成了以人文社科、经济与管理、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和残疾人读物为主的六大出版板块。“经典与解释”丛书是华夏出版社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书系。“经典与解释”丛书旨在推进对古典思想的理解。分为西学、中学以及辑刊三大系，下又分为40多个子系列，如柏拉图注疏集、尼采注疏集、古典学丛编等等。至今已出版图书超500种，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书品牌。书单速览本期赠书小贴士本期活动供选择三位幸运读者获得福利赠书1册小惑读书会精彩预告政治学人读书P计划系列活动暨小惑读书会第四场将于4月30日（星期六）19：30-21：00在B站直播间“政治学的困惑”（房间号：24542659）举行。本次读书会研读的文本为《胡克与英国保守主义》，本书的编、译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姚啸宇老师将担任领读人。线上研读期间将采取“领读人荐读+听众提问与讨论”的方式，同时，直播间还将开展抽奖活动，更有精彩赠书（《胡克与英国保守主义》、《历史主义与民主精神》）和丰富文创产品相送。欢迎各位读者届时积极参与！✦壹《儒教与民族国家》作者简介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总顾问。迄今出版《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等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创设并主持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学刊《古典学研究》等，至今合计出品六百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内容简介《儒教与民族国家》是著名学者刘小枫的论文集，包含了刘小枫教授关于儒教与儒家思想的思考成果。作者在文中指出，儒家的确是个含混的指称，不能说儒家就直接等于儒教，儒家与儒教有一种“生存论上的差异”，并从何谓“儒教士”入手来澄清这一问题。点击阅读贰《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简介豪斯霍弗（Karl

作者简介向杨，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是围绕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形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通过对1949—2020年省级纪委书记群体的兼职、来源、任期和流动等人事信息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地方各级纪委从只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单一领导体制，逐渐演变为同时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且侧重于上级纪委领导的双重领导体制的过程；此外，纪委书记职位在党政维度和条块维度上均存在较为紧密的人事交流，且在专业性上更多具有通用性知识而非专用性知识。这些发现对于深入认识当代中国政治中党的领导、党政关系、条块关系的实现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问题的提出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党的纪律建设又最鲜明地体现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建设上。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是围绕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纪律建设的好坏或成败。虽然早在1927年党内就出现了监督执纪的机关——监察委员会，但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这些党内监督执纪机关都未能稳定、持续地发挥作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才真正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常设机关，并在党的治国理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即使从1949年至今，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也历经了70余年的演变。因此，系统梳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过程和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党内的定位乃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已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制度）的变迁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解读。但这些文献主要还停留在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历史演变过程的一般性描述上，更多是基于政策文本去总结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规律与特征，既缺乏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在历史实践中丰富面相的关注，也未能提供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不同阶段特征的清晰、连贯的线索。此外，还有少数研究侧重于从人事制度的视角来探讨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及其变迁。冯军旗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纪委常委）的构成。王冠和任建明则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1978年以来产生的所有中央纪委委员，发现中央纪委的专业水平和组织权威都在不断提升。过勇通过对1978—2011年省级纪委书记职业背景的分析，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省级纪委书记权威性、独立性、廉洁性和专业性的变化情况。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小切口”方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与它们的切入点一致，本文也认可纪委书记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职业特征是观察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一个合适的“窗口”。因此，本文将继续使用人事制度视角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通过对1949—2020年省级纪委书记履历资料的经验分析，刻画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轨迹、特征与逻辑。与以往的同类型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更长，所选择的样本规模更大，尤其是涵盖了改革开放之前省级纪委书记（监委书记）的样本，这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另外，既有人事制度视角的研究更多是将注意力放在官员的个体层次上，典型的如李宏彬和周黎安对官员晋升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则把省级纪委书记视为官职而非官员，每一名曾经任职省级纪委书记的官员都只被作为揭示该职位与机构特征的一个信息点来处理。换言之，本文只是将省级纪委书记这一人群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最终目的是透过他们去发现省级纪委书记职位乃至整个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不同时期制度设计的特征，并试图理解这些特征。二、相关制度背景纪委书记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核心职位，因而与纪委书记任职相关的制度必然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在纪委书记任职的相关制度中，纪委书记的提名、任命和管理制度又是重中之重，它既是不同时期党内法规加以明确规范的重要方面，也是每次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重点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此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是作为党委的工作机构，其地位相当于党委的组织部、宣传部。根据1949年11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各该级党委提出名单，经上两级党委批准后，在各该党委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可见，在地方纪委书记的人事权方面，同级党委拥有提名权，而上两级党委拥有决定权。1955年之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被党的监察委员会所取代。与纪委书记的产生方式不同的是，监委书记的产生增加了选举程序。例如1956年八大党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地方监察委员会由本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且经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尽管此时党的监察委员会仍然属于党委的工作机构，但相比之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地位还是有所提升，因为监委书记的选举程序增强了这一职位在党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监察委员会被取消，监委书记自然也就不复存在。“文革”结束后，1977年十一大党章恢复了有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出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后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重新设立。事实上，在1980年之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实行的都是单一领导体制，即各级纪委（监委）只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这种单一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书记（监委书记）的任免权名义上掌握在上级党委手中，但实际上却主要由同级党委来行使，即对于同级党委提名的纪委书记人选，上级党委很少会行使否决权。而1980年党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各级党委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指出：“将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的确立，但当时偏重于同级党委的领导，各级纪委书记的任免权仍然主要由同级党委行使。1982年十二大党章确立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改为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受同级党委领导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转变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第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仿照同级党的委员会，增设一级常设机构——常务委员会（包括书记、副书记和委员）作为其领导机构；第四，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与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即中央、省、市级纪委的任期为5年，县级纪委的任期为3年；第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尽管随后的十三大党章取消了这一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各级纪委书记几乎仍然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这样，各级纪委的地位就从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上升为仅次于同级党委的领导机构，而伴随着纪委地位的变化，纪委书记的任职制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首先，纪委书记的每届任期最终被设定为5年。其次，在纪委书记的产生方面，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各级纪委换届时，纪委书记（包括副书记和其他纪委常委）均由各级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由同级党委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二是在各级纪委非换届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级党委可以直接任命下级纪委书记。这实际上也就演变为两种纪委书记的任职方式，即“批准任命”和“决定任命”。前者可由下级党委行使提名权，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而后者的提名权和决定权都由上级党委行使。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再次成为新一轮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重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表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朝着侧重垂直领导的方向发展，由此对纪委书记任职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下级党委基本上失去了对同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这样，在纪委书记人事权的配置上，上级党委对下级纪委书记行使任免权，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对下级纪委书记行使提名权和考察权，上级组织部门对下级纪委书记行使管理权。通过以上对纪委书记任职相关制度文本的概要分析，我们可以把握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一般性规律，比如有关纪委书记人事权的逐步上移，但是却无法揭示制度文本之外的东西，即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在不同阶段的实际运行情况，而这对于深入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及其变迁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了更为完整和深刻地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我们有必要从文本分析转向实证分析。三、资料与研究设计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3年1月，国家一级出版社，首批“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之一，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众多图书品牌的综合性出版社，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基地、大众出版创新平台。江苏人民出版社承担多项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有近500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数十种图书获得国家级大奖。近年来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抗日战争专题研究》《大国通史系列》《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美学通史》《西方哲学史》《纯粹哲学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等一大批重点图书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吾国与吾名》《向北方》等图书先后获评“中国好书”。书单速览本期赠书小贴士本期活动共选择四位幸运读者获得福利赠书1册壹《恩格斯研究指南》作者简介张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史等研究，著有《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等。刘冰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内容简介本书编译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恩格斯及其思想的经典研究成果，全方位呈现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总体面貌，内容涵盖当前恩格斯研究的重要主题，包括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文学批评理论、辩证法思想及恩格斯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点击阅读贰《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作者简介武雅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荷兰内梅亨大学教授，被公认为自施坚雅以后海外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中坚学者、著名人类学者。曾获得美国鲁斯基金会资助。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武雅士等有关中国社会宗教与仪式主题的论文集。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华南民间信仰做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构建了汉族民间“神灵”的人类学解释模式，总结了汉民族的民间信仰的三种模式：官僚模式、个人模式、异端模式，分析潜藏在这些信仰和仪式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碰撞与交融。共收论文16篇，包括“一个台湾城镇历史中的宗教组织”“香港的乡庙”“台湾的建筑与超自然”“广东的萨满信仰”“祖先崇拜和丧葬实践”等。点击阅读叁《为多元主义辩护：政策分歧及其媒体报道》作者简介埃里克•蒙佩提，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政策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和科学在欧美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著作《信任错付》（Misplaced

作者简介刘金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趋势中，权力不断向市场流散，互联网平台加速了这种进程。平台具有赋权属性，平台拥有者拥有权力。平台权力来源于基础设施媒介化和媒介基础设施化两大相互强化的逻辑，其最突出的社会效果是消减了国家政府权，限缩了个人和社会的权力，而扩大了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部门的权力。在对国家政府权力的消减过程中，原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权力部分转移到私营企业手中，此过程同时表现为国家内部的公共权力“私有化”和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协商化”。经过不均衡赋权，平台成为新的社会权力中心，一种以市场—国家二元主导的新权力结构在线上平台社会中已经清晰可见，并将对未来社会的权力形态产生深远影响。面对越来越紧迫的挑战，数字时代亟需一种新的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新社会结构变化。国家毫无疑问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构件，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潜藏在惊人的时代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采取国家中心主义立场的理论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性，往往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简化了其内部的力量互动进程，以至于掩盖了这种互动进程中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历史结果。事实上，国家在建构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在建构国家，整体社会的权力呈结构性动态分布。社会批评家艾尔伯特·诺克曾敏锐地指出：“透过公共事务的表面，我们将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断地重新调整和分布。”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进一步用“权力流散”来描述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权力由国家向市场进而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的趋势。当下，这种权力转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权力流散的进程正走向深处。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到了平台社会时代，但也引发了全球深刻的平台垄断困境。各国政府掀起的反垄断浪潮正在汹涌而来，面对巨型平台科技公司巨大的影响力，似乎“全世界政府联合了起来”。互联网平台（下文简称“平台”）在当代的社会权力流散中扮演着重要的杠杆角色，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技术赋权的窗口，提供了一次从技术观察社会关系乃至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契机。社会权力流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呈现出多个同时发生的进程，本文注意到权力经由平台转移到政府和社会民众的现实，不过为了抓住主要矛盾，将权力从政府转移到平台视为主要进程，强调平台对国家权力的消解，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变革性社会影响。虽然平台所承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需要被审慎地考察和分析，但本文拒绝持“平台中心主义”或“平台决定论”立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平台作为技术的一种表现形态，是社会力量变迁过程的一种影响因素：作为一种私营的基础设施，平台在当代的权力流散中扮演着重要的杠杆角色。权力在公私主体之间的转移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将给社会治理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以平台社会为观察样本，本文尝试将国家—社会二元关系打开，从社会力量视角再看社会形成的动力因素，分析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互动关系。一、权力结构的变迁社会乃是围绕着每一个社会结构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组织起来的，其由多重交叠的权力网络构成。正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也可以说“权力建构了社会”。从社会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权力关系是最基本乃至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权力的实质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形成支配关系的能力。权力组织起了个人、团体以及政府间的关系，权力结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在国家—市场—社会中所形成的力量分布就是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是指一个社会整体的权力关系，也往往被称为社会权力结构，但是为了与文中特指的与国家对应的“社会”概念区分开来，以下直接用“权力结构”这一概念。

为提升读者朋友们的阅读品质，“政治学人”平台伴着全民阅读的春风，正式启动“政治学人·读书P计划”，旨在为读者推荐各大出版社的精品力作，实现高质量的阅读效果，现将该计划项目介绍发布如下：图文编辑：宋俊锋

为提升读者朋友们的阅读品质，“政治学人”平台伴着全民阅读的春风，正式启动“政治学人·读书P计划”，旨在为读者推荐各大出版社的精品力作，实现高质量的阅读效果，体现学术公益特色，现将福利赠书规则介绍发布如下：图文编辑：宋俊锋

学术争鸣型•圆桌论坛第十一期中国政策过程：议题与创新2022年3月26日晚，以“中国政策过程：议题与创新”为主题的政治学人•大学问会议于线上举办。本次会议由政治学人团队主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政治学人哔哩哔哩B站直播间实时在线观看人数最高达23000余人，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嘉宾发言收获了一致好评并引起广大学人反思。我们已在政治学人B站平台上传直播回放视频。在此基础上，圆桌论坛对此次大学问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学术争鸣”的形式推出，以期更好地呈现给读者。议题发布探究政策过程是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窗口。目前国内学者更多侧重于关注“政策过程的知识”，尝试基于中国情景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研究。现有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过程进行单一的案例研究；二是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创造性地提出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新概念和新模型。有别于西方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结构鲜明，党的方针、政策深刻影响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政策制定，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政策过程。因此，未来的中国政策过程研究更加需要本土化视角，需要研究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情境，更加精准地阐释中国政策实践；同时也需要研究者与西方既有研究进行对话，有所反思和超越，以期为全球政策实践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基于此，本次会议将围绕“中国政策过程：议题与创新”这一议题进行讨论。嘉宾介绍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庞明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will）是卢梭政治哲学中最神秘的一个概念。在这一概念的两端是两个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矛盾中的概念：“公共利益”和“私意”（private

栏目寄语Introduction青訪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上学术舞台，发光发亮，成为政治学界新涌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荣膺桂冠，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栏目，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突出建树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本期人物

作者简介王立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十个坚持”的首要经验，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时代价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特色，具有独特的政治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诠释了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政党中心主义分析视角提供了坚持党的领导的认知维度，“宪法为上、党章为本”的法治原则为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制度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才能保障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实施。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可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首要经验被重点强调。该决议还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对照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内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征程中，“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齐抓共举，形成了党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进革命和建设走向深化的局面，同时又不断通过制度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而制度的不断完善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了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经验，从而保障党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也在历史中不断变迁和完善，因此，党的领导制度的孕育、演化与发展必然受制于特定时空场域的影响，有其生成的政治逻辑。而制度能够不断调适与完善，又离不开制度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即制度在不断发展中实现自我修复、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因而，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时代命题的认知与理解，必须基于“坚持党的领导”本身所蕴含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进行阐释，才能深刻领会这一时代命题的内涵与价值。一、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显然这一提法本身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是解释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一把密钥。美国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是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党的领导人立足于基层，但他们的手牢牢操纵着政府的杠杆，其头脑始终与不断变化的大众思维与期望及政治体系自身的变化保持着一致。”“不断变革、回应调适、与时俱进”可以用来描述党的领导制度与中国政治体制的组织嵌合性与功能耦合性。但无论国家发展模式如何转变、政治体制如何改革完善，始终不可动摇的、不可挑战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中国共产党是贯穿这座大厦的总骨架，党中央就是顶梁柱。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底色，具有独特的政治逻辑。（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诠释了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论依据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必然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政党作为权威，要发挥领导作用。关于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后期列宁对政党的领导做出经典的论述，“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党的领导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论，这一理论就是由列宁提出并加以完善的，列宁认为：“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而且，革命家组织（党的组织）要反对运动中的权力分散性，更应集中权力，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与执政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与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新的发展，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思想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发展在不断加以完善。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对党的领导理论予以进一步完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邓小平从如何完善党的集体领导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产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时代意义、制度逻辑、理论内涵、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党如何长期执政、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认识，进而深化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党建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不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全中国广大民众力量的领导核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必然规律，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并且走向胜利的必要前提。”“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改良派等多种政治力量提出多种设计方案，但最终都宣告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指明方向，才使得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遵循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砥柱磐石和领导核心，只有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虽然“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但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使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只有进一步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才能保证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不断完善以党章为本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实践，坚持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从而推进了党的领导制度的规范化。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组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带领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步走向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铸就伟大的抗疫精神；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系列伟大成就无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政党中心主义分析视角提供了坚持党的领导的认知维度

作者简介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国家治理传统中心轴的家国关系自现代转型以来经历了困境：在实践中被捍卫、被维系，在学理上却被抨击、被解构。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单向思维控制，反思家父长制、家产官僚制、家天下等话语，是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必要条件。依据钱穆著述，公家秩序论尝试提出植根于中国经验和智慧的解释框架。政治与社会一体、政治法统尊重社会是家国关系的精髓。人伦主义主张个体通过耦伍共成树立自我，把家作为公家秩序的起点和原型，国和天下又在家的推衍层积中形成，这个元宪制涵括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群己公私观。只有建立在人类性情关系上的大群秩序才能扩展并长生，天下为公和天下一家分别从公与家的两端构筑了秩序的至善规范。超越政体论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公家秩序的历史生成机制表现出共同体基于家而展开模拟融扩与修正矫治的内生二重性，生发原理与组织原理显现为主从关系。公家秩序的权力组织受到家团体原型、人伦主义和礼治的涵容，铸就了政治与教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礼法特质，这也是家国韧性的宪制缘由。中国现代转型自晚清以降在经历长期变法、革命和战争的动荡冲击之后，晚近四十多年来进入和平建设的发展阶段，近十年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展开的实践显示出长治久安这一悠久传统主题的再度回归。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认知条件是对于国家治理传统的精准理解。在这方面，国家治理的千年长期传统虽然没有当下短期传统切近，但是对于我们把握治理主题的体系性却甚为基础和重要。家国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于这一枢轴型关系的认知，深陷于现代转型以来形成的围绕国家治理传统的消极性争议中。现代国人依据现代西方文明的标尺对于传统家国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颠覆。这一窘境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国家在追赶阶段难以避免的，如今已经到了需要反省和清理的时刻。而我们发现深层困难在于，对于这个问题，除非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西言西心”的启蒙，人们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家天下、家国同构、家父长制、家产官僚制、政治伦理化的错谬，诸如此类语汇和判断笼罩了既有讨论，而天下一家、家国一体、家国天下等表述远远没有得到基于历史政治机理的客观阐释和检验。本文提出“公家秩序”的概念，尝试对这一困境加以纾解，或许有益于国家治理传统和体系的现代重建。一、为什么需要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对于家国关系这一类问题，构成了学术议程方向上的机遇重启。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师法欧美、师法东洋，模仿现代先发国家的国家构建方案。而现代转型的深入发展，愈发使我们认识到，向外学习与向内自反是不可偏废的两端。在经历长期西化洗礼之后，中国政治学的建构更应夯实在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基础上。历史政治学主张祛除西学教条对于我们的控制，主张实事求是地认知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数千年的实践政治经验，既是历史政治学的事实起点，也是历史政治学的理论起点。中国数千年来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秩序。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走向共和，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并没有走向分裂，仍然维系了大一统的传统规模。虽然统一仍未完全实现，走向统一、反对分裂仍是中华民族的主导共识。这是政治实践的基础事实，需要我们基于数千年历史政治传统提出系统而深入的解释。而我们遭遇的现代困境是，由于大一统相对于西方实践的异质性，后者对此无法加以把握而倾向于解构或曲解，现代国人则在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解释范式中不断对此进行抨击。大一统，在实践上被捍卫、被维系，在学理言说上却被抨击、被解构。我们的学术与实践之间存在距离或紧张。作为中国治理传统的另一个建构性枢轴，家国关系与大一统遭遇了类似现代处境，甚至可以说处境更为恶劣。自转型初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抨击就对准了家及其关联建构。当今学人关注到的思想界“家庭革命”，对于这方面的原理、伦常、礼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激烈的解构和颠覆。傅斯年、李大钊等人的“家庭是万恶之原”典型地表达出转型时代的这个感知。受到西学冲击的趋新读书人是家庭革命这一思想运动的主力军，家国关系也类似大一统被置于专制主义范式中遭到驳斥，这对于现代中国的秩序思维形成了深远影响。今天看来，家庭革命有其部分社会合理性，表现在女性地位提升、婚姻制度改善、社会活力释放等方面，然而也有其矫枉过正的转型代价。这个代价表现在对于家国关系的思维认知上，与我们身处的实践脉络产生了相当大的疏离感。应当看到，家国关系的现代实践演变，仍体现出国家治理传统的深远支配力。“家和万事兴”仍然是中国人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治理原则：对于社会主义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家庭式譬喻不仅仅局限在修辞层面。“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颇为概括性地表述出二者的现代关联，执政者对于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注重显示出传统的现代承继转化。正视这些实践经验，是历史政治学需要的基本学术真诚。而对此提出经得起检验的学理阐释，是历史政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政治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对此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和理论供给。家国关系，或者是在追溯政治学说发展史的时候被当作历史陈迹一带而过，或是被视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老套话题，在规范性和实证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很难确立其正当地位。笼罩在专制主义政体论和法治论范式中，家国关系的阐释场域基本上封闭在家父长制、家产官僚制、家天下等理论范畴和分析套路中，深层逻辑导向则是现代西方文明表征出来的理性化、政治与道德分离、民族国家及其自由民主体制指向的终结论。现代国人喜谈“天下为公”，对于“天下一家”却容易产生家天下的消极联想。值得欣慰的是，对于家的重新重视，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研究动向。这个动向主要表现在哲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哲学界围绕家、孝、亲亲相隐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兴趣的浮现。学者们广泛发掘现象学、经典学等资源，多能从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来揭示家哲学的独特蕴涵，由此反思个人主义现代主体性思维、单一公私观的局限。法学界也在类似思路上重新估量家的法哲学原理价值，试图由此对西方现代性的自由原则形成某种完善和平衡。社会学领域有学者聚焦于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从家的比较文明视角重估韦伯在方法论和实质论点上的贡献与局限。对于中国政治学界而言，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重新浮现的家哲学研究基础上，如何形成关于家国关系的政治学分析。家哲学囿于学科限制，多偏重于本体论、伦理学的解释，法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有明确的家国重构视野，但偏重于规范型理论，历史社会学的重新整理似乎难以突破韦伯代表的西学架构。总体来看，这几个领域都不太重视家国传统的历史政治分析，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如果缺乏基于数千年家国传统的深厚阐释，不能正视历史演变中的政治秩序机理，我们的规范性理论建构难以生成事实支撑下的说服力，历史社会学理论的精致化推进也难以形成对西学架构的实质性反思。因此，对于家国关系的再阐释，由此而形成对于现代国家理论的反省，需要历史政治学在学术议程上进一步深化。在这方面，历史政治学的探索已经迈开了步伐。徐勇教授及其团队主张从关系叠加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的国家理论，他们聚焦家户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于家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实证和理论研究。由此推展，还可以对于家国关系做出进一步的历史政治学探析。这个探析所依托的资源，一方面是基于当下中国的广泛深度调研，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历史形成的丰富学术资源，尤其是史学资源。基于后一方面，现代的中国史研究者也形成了比较可观的家国阐释，非常值得政治学界重视。如日本学者尾形勇、增渊龙夫、谷川道雄、西嶋定生等人的研究显示出基于西学现代理论刺激下的学术回应，其中的共同体视角更加注重中国文明内在理路的说明。笔者近年来研读钱穆先生的著述，将其视为历史政治学的现代先行者。钱穆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不仅如此，钱穆特别主张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来发展我们的政治学和政治学理论，在这方面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诸如士人政府、信托政权、政民一体等。他的《政学私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都可以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中加以解读评估。在政治学理论领域，钱穆最具代表性地表达了对于西学政体论、法治论的异议，主张从文明系统的高度对于不同国家政治秩序建构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解。他对于世人将中国政治传统认定为专制主义的驳斥，不仅是在专制认定本身上的商榷，也是不满现代国人拘滞于政体论、法治论，除此之外无法展开对国史的解读。在钱穆看来，家是中国文明的关键环节，他对家国关系有系统论述。从正面来看，钱穆的国史研读、文化比较显示出治体论传统的现代运用，注重从治人、治道和治法代表的政治主体、政治原则与制度方略之三维关系架构来阐释政治秩序。这也启发我们，从基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内在结构视野来阐释家国关系，治体论也许代表了从宏观层面突破现代政体论和法治论束缚的珍贵资源传统。二、政治与社会一体化：公家秩序的理论基点

终审：吉先生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相关阅读：北大教授：“颜色革命”是政治问题

作者简介高海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王鹏，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谭康荣，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990-2012），描述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私人领域价值观趋于开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表现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世代效应的特点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更加认同尊重权威，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趋于下降。价值观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全球文化扩散以及重要历史事件有关，同时也深受民族性与现代性双向互动的影响。一、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急速的转型过程。转型不仅发生在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等领域，也出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领域，其中对价值观领域的社会变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价值观作为一种对抽象事物持续性、评价性的信念，是个体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社会态度而言，价值观是一种更为明确、系统和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社会观念，在个体内化的评价等级体系中占据更高的地位。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反映了社会成员整体性的内在评价偏好及其关于社会关系是非对错的判断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但在精神生活、价值观领域却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关价值危机、价值观多元化的讨论。因此，厘清中国人在现当代的价值观变迁轨迹，分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变迁的核心趋势，既是学术领域内对社会转型关键侧面的探讨，也对把握社会思想动态、推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价值观变迁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现代化变迁理论。该理论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和服务业比重提升等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一系列可以预测的社会变化：更为富裕的生活水平、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更加广泛的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由传统保守向更加世俗理性、开放包容、更重视自由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价值观转变。现代化理论描述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但因其西方中心化、价值先验取向、传统现代的对立性等问题受到一系列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其对文化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多样的模式的忽视更是被广泛诟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对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尊重不够，后发国家并没有被看作真正的主体，而只被视为现代化浪潮波及的对象，因现代化的传播、冲击而被动地应答、反应。实质上，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这种主体性是本身就存在的。全球化绝不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都同于西方或美国模式，反而是这些国家和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主意识远比西方的影响重要得多。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现代关系是一种线性发展关系，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最早被注意到。学者们以传统—现代编制了心理现代性量表和心理传统性量表，发现很多中国人是“双高”的情况，即传统性高现代性也高。这意味着“传统—现代”并非非此即彼的概念，现代化本身不是一个简单地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线发展的问题，而是同时存在的两种现实。“传统—现代”既有纵向的结构，也有现实关系的横向结构。以上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对研究中国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延绵不断的民族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反映了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等深层结构。中国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其家国一体、天人合一、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团结、尊重权威等特点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区别；另一方面，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市场化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等进程。正如景天魁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即传统、现代、后现代被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之中，使得中国的社会变迁轨迹与许多发达国家迥异。以此为背景，中国人的价值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变迁的模式又呈现怎样的特点？这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内容。在以往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变迁的哲学探讨或者基于个人经验的主观评价，但缺乏纵向客观数据的支撑；而对价值观变迁的经验研究，通常又缺乏对中国主体性的关注，也缺乏对中国价值观变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讨论。本文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采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从1990年至2012年的多期合并数据，对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方面（尊重权威取向、后物质主义取向、私人领域开放度）的变迁进行探讨。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方面，是由于质疑权威、强调自由表达甚于物质富足和稳定、性和婚恋自由是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现代性的重要表现，而尊重权威、重视和谐稳定、重视家庭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特点。通过展现以上三个方面的变迁模式，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性与中国民族性的互相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选用以上三个方面，不是将其作为对现代化程度的测量或评估，而是着力于分析不同时期和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于价值观变迁不仅受到现代化社会变迁、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个体层面如年龄、性别、教育等因素影响，尤其是年龄带来的效应通常会和时代变迁效应混合在一起，这给检验结果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本研究采用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将年龄、时期、世代的效应进行分离。其中，年龄效应反映了个体层面生命周期的影响，时期效应反映了调查时间点所处的社会整体环境（如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重要历史事件、文化遗产对整体人群的影响，而世代效应通常指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人群由于青少年及成年初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经历的历史事件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因而表现出独属于他们的价值观特点。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可以较好地反映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事件、国家政策、民族文化的独特影响，因此成为检验价值观变迁的理想指标。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一）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反思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工业化、知识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基础教育和大众传媒不断普及。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更开放的性别规范、更低的生育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具理性与独立意识等成为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结为传统性，把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称为现代性。英格尔哈特和贝克则进一步将现代化引发的价值观变迁分为两个维度：传统—世俗理性与生存—自由表达。其中传统性是指重视宗教和家庭，对离婚和同性恋等非规范性婚恋行为的不容忍态度，强调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男权，对父母权威的顺从，被动接受集体权威；而世俗理性则相反，强调理性、自主、独立、包容开放等。生存—自由表达维度的关键内容是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成长于经济匮乏时代的人们更关注安全、物质满足、权威型的政府，而成长于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时代的年轻人则更重视自由表达、生活质量以及更多的政治参与。此外，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变迁还有两个重要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其中匮乏假设指出经济发展对人们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即经济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伴随着由传统向世俗理性、由生存导向向自由表达导向的价值观转变；而社会化假设则强调人的成长关键期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世代更替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价值观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描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领域发生的一些典型变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的“一元化”和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普世主义模式，忽视了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传统与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其次，它将传统—现代作为对立的维度。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析框架过于简化，它忽略了一项重要的社会现实：现代化社会也含有不少传统社会或文化的特征。此外，其理论还暗含着趋同假设，即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人们的价值观会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趋同假设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后来也修正了趋同假设，承认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其可能对现代化的方向、速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形成影响。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的社会变迁既有现代化过程普遍性的社会转变，又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基于中国传统土壤形成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时不容忽视。民族性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特有文化系统，是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统称，包括该民族形成的传统治国理政模式、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例如强调和谐秩序，强调稳定重于自由，重视等级秩序，还包括强烈的家庭观念、中庸之道、辩证的思维模式，等等。这些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偏好。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无论是起始点还是现实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其中，国家主导体制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模式对民众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学家阎云翔则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来阐释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他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进入以及国家的放权和松绑，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从集体主义伦理到个体主义伦理的根本转型；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划定界限和规范来管理个体化的进程，个体也内化了国家设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发展方向。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不断解除计划体制对个人生活领域的限制，激发社会成员活力，同时也极力倡导公众共同遵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过程，社会变迁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呈现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过程、民族性、特色的制度、重要的社会政策和历史事件、不同力量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共同作用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那么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展现出怎样的特点？由此出发，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至2012年的数据对现代化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方面——尊重权威取向、后物质主义取向、私人领域开放度——的变迁进行探讨。通过展现以上三个方面的变迁模式，可以窥见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力量的碰撞和融合的趋势与模式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如何受到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历程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现代性并非指现代化发展趋势下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某种必然归宿，而是指以价值观的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理论学说所预计的价值观变迁的可能方向。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以及全球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致是线性提高的，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国家政策、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不同，因此，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世代的民众价值观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力量如何影响价值观的变迁。下文分别对以上价值观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提出假设。（二）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根据社会化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每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都会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尤其是在他们青少年及成年初期这一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学界对如何定义中国的世代看法不一，但基本上同意以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节点。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1978年国家的政策转向以及随后的改革措施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可以称为改革开放初期，其后可以称为社会转型期。此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往往是从10岁左右开始，因此本文按照价值观形成关键期所处的时代作为世代划分标准。本文对成长时代进行如下大致分割：以价值观形成关键期进行命名，其中处于1949年之前的为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出生于1939年之前），1949-1966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世代（出生于1940-1954年），1966-1976年为“文革”世代（出生于1955-1969年），1978-1989年为改革开放世代（出生于1970-1979年），而1990年以后为社会转型世代（出生于1980年之后）。每一成长时代再按每五年一个世代进行划分。1.对权威态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对权威的态度被认为是衡量价值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对权威的态度在宗教国家体现为对神、上帝的尊重和服从，在非宗教国家则体现在对父母、长辈权威的尊重和服从上。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权威观念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人们所认可的权威由宗教权威、家庭权威转变为科层组织权威、专家权威、技术权威；二是人们更强调平等的地位，因此出现质疑权威、批判权威的倾向，而非一味地服从权威。尤其是在后现代的思潮中，解构权威、反权威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社会对待权威态度的变化也有两个层面：一是权威主体的变化，二是对权威的态度变化。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尊重权威的价值倾向，这与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以及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有关。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和三纲五常体现了对父权、夫权、皇权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制度被废除。这种变化在一般意义上也会影响人们对权威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步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新的权威角色如专家权威、技术权威、组织权威成为人们尊重的对象；同时，传统文化中尊敬长者、父母、师长的精神被作为传统文化积极的方面在教育系统中加以强化；此外，在国家权威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绩效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国家权威、政权权威的支持。可见，中国社会对权威的态度深受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此外，从自利的观点来说，人们的年龄越大，越可能成为长者和权威，因而对尊重权威的态度通常更为积极。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1

作者简介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由线性思维观主导，将民主化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而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构建相关议题研究中亦有此种偏误。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的，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为复线性特征，并出现时空叠加,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历史”,政治发展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出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时空素养”，分析政治发展的复线性并验证现代国家构建目标及逻辑的复合路径是题中应有之义。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于受到线性思维观的影响，学者们曾把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设置为单一发展目标，并视“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以至于把相当数量的国家列在“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清单上。而在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的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本文将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复线”的思维，并探讨政治发展的复线性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验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一、线性发展观视域下的政治发展理论（一）政治发展理论与“转型范式”叙事政治发展理论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门重要理论，它试图提供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作为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其理论兴起和演变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西方学界开始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形成了一个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相关的政治发展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政治发展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以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他从秩序论的政治发展理论转变为民主论的政治发展理论，其观点尤其体现在《第三波：20

2022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正如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说的那样：半个世纪来，中英关系虽有坎坷，但总体不断发展。说到这个遥远的西方岛国，中国人对它的印象真的是十分复杂。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是就由英国挑起，它是近代打开中国国门的第一个西方国家。而1950年，英国同样又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更别说关于香港问题，中英两国更是纠缠了一个多世纪。如今的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多。英国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从19世纪那隆隆的炮火声响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英国后来者居上，通过海洋而非大陆，加速拓展了现代化、全球化的空间，成为历史上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全球性帝国；到了21世纪初，它却不得已也心甘情愿地成了”全球化的逆行者“，而与此同时中国正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并在全球担负起大国的责任。新冠疫情期间，时年92岁、亲身经历二战的英国女王曾鼓励民众：”不放弃、不绝望，是二战胜利日传递的讯息，只要坚守信念，就能跨过逆境。”在如今这样的大变局和历史情境下，全面认识、深入思考英国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同时品味其苍茫的落日余晖，也意味隽永。看懂了英国历史也许就看懂了今日世界的种种谜团。提到英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就不能不提钱乘旦老师。钱乘旦是谁？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英国史学会会长。同时，他还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通信会士，要知道这个学衔在亚洲仅有3人。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钱老还是《大国崛起》纪录片的顾问。早在2004年，钱老就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讲解“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钱乘旦讲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剖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衰和发展轨迹。钱老的学术研究更是硕果累累，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通史》《英帝国史》等。钱老曾说：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拿《英国通史》来说，这部六卷本、近200万字的煌煌巨著，从2008年就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参加这部书写作的多数属于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钱老的学生。这批学者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而正是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先辈的努力和积淀，终于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英国通史》。2019年，钱乘旦先生主编的八卷本《英帝国史》也顺利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英帝国史，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水平最高、内容最全的英帝国史。这套书文献参考之多，叙事时间和空间之长之大，探讨大英帝国兴衰历程的问题之多，在中国无出其右。得到创始人罗振宇专门录制视频推荐这套书：提到英国，你可能会想到“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但你知道吗，英国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却在短短300年间不断实现“逆袭”，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球帝国，它究竟做对了什么？想一探究竟，《英帝国史》你一定不能错过。就像著名出版人佘江涛说的那样：在一个渴望立竿见影、弯道超车、跨越发展、横空出世，希冀不经过量变而飞速质变的产业时代，我们必须对这个耗时二十多年的劳动表达敬意。这两套巨著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对此交口称赞。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向我们提出了需求：能否将这些著作音频化，让我们通过声音去走近英国？其实这也是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然而这项工作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文字转述为音频的问题。如何既能保证内容的专业性和严谨性，同时又不失趣味性？我们请到了《英国通史》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金源教授。刘金源教授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整整一年时间，刘教授从数百万字中梳理出了12万字的逐字稿，然后又花数月时间到专业录音棚录制打磨，终于做成了这门77讲、700分钟的音频课程。今天，《大家说通史之英国通史》终于上线了。有人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帝国能同大英帝国相提并论。在最强盛的时候，英国的国旗插遍世界各地，号称“日不落帝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所开创的工业文明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英国所建立的现代政治体制，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那么，英国这个小小岛国为何能问鼎世界霸权？英国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为何偏偏诞生于英国？英国与欧盟的分分合合又是怎么回事？欢迎订阅专栏《大家说通史之英国通史》，一起来听刘金源教授讲透“日不落”帝国的前世今生。长摁识别二维码试听、订阅专栏课程大纲主讲导师刘金源，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才、江苏省“紫金文化英才”；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适宜人群历史爱好者历史教育工作者如何赠送好友进入课程后，自己购买学习，则点击“立即订阅”。如果是为他人购买，则点击右上角的礼物图标——“送好友”。订阅须知

作者简介张爱军，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包括理性认知、非理性认知、差异认知和差序认知等维度，理性认知与非理性认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基础性认知面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影响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共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非理性认知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影响具有正向维度和负向维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受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民本主义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认知都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差异性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差序格局”增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体性、丰富性和多维性。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认识，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制度化民主、广泛参与性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目前，学术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表现在：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过程的制度化、协商化、责任化、参与化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全员参与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与西方民主相比较的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等。从研究层次来看，主要侧重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宏观研究，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较少，且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层面的研究相对不足。认知是政治心理体系的基础，民主认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的心理学基础。学界对政治认知的分析或理解视角不同，对政治认知所下的定义也不同。比如，政治认知是对政治现象的认识与理解，即“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政治认知是一个观念系统，“政治认知是政治观念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政治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政治客体，即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政治功能等方面的认识与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既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系统的认识和把握，更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判断与评价。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重大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包括理性认知、非理性认知、差异认知、差序认知四个维度，它们共同影响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性认知与非理性认知关系较为复杂。理性认知对非理性认知进行自我规训，非理性认知又影响着理性认知的形成和发展。每一个人对民主的理性和非理性认知不同，导致了民主差异性认知和差序性认知。人是理性的人，也是非理性的人，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认知是集理性认知与非理性认知于一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与非理性认知均具有群体性与个体性。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理性维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对于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作用。有什么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就有什么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图景。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水平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对民主的理性认知，一方面包括对人类民主共同价值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包括对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不同的人们对于何为民主，民主都具有何种类型，对民主类型的偏好与选择，对民主的价值、程序、政策的认知，对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认知，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认知都具有很大的不同。“‘民主价值观’指向的乃是针对民主价值的认知、评价和支持。”现代社会的民主价值，在内容体系上已经不只是古希腊时期的人民民主这一单一价值，而是吸纳了自由、平等、共和等多种政治价值的复合价值。民主价值的高度复合性内化于体制与制度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民主类型、体制、模式和形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既包括对人类共同民主价值的认知，也包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的理性认知，二者的关系是民主共同价值普遍性与中国特色全过程人民民主特殊性辩证统一关系。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与理性共识的生成关系因民主主体的层次差异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共识取向。对民主主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所具有的抽象性、宏观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理性认知容易形成理性共识，而对民主主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所要求的具体性、微观性、特殊性的理性认知容易产生歧义而难以取得理性共识。这是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主体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最终造成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在理性层面的差异化和层级化，导致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认知多维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表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性质的共识是建立在多元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共识，而不是单一化的共识。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价值层面、制度层面、规范层面和程序层面上。从价值认知层面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成为并内化为民主认知主体的信仰，从而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有利条件。如果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主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缺少内在的信仰，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视为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者视为权宜之计，就难以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就不可能推进民主。从制度认知层面来说，现代意义的民主都是制度化的民主。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政党制等基本制度是西方制度化民主参与的保障，尽管西方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族群主义、女权主义对西方制度化民主造成了冲击，但依然是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民主，其基本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参与是制度化的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包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参与的制度保障。从规范认知层面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参与是规范性的参与，受到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核心是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核心的约束。从程序认知层面来说，任何广泛的参与都必须具有程序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参与要受到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权利的基本程序的约束、立法程序的约束、协商程序的约束。无序的参与必然会导致民主的混乱局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是集价值、制度、规范、程序于一体的整体性与综合性的发展方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的发展方向。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主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程度不同，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不同。从一般意义上说，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理性认知水平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就高；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水平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水平就低。目前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水平低主要受网络传播信息的影响。网络传播民主信息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征，即便网民具有民主理性认知，也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碎片化理性认知。碎片化的理性认知与低水平认知重叠，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如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认知混乱，就会造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建设与发展过程出现左右互搏的状态；如果民主认知只停留在实质结果层面，而对程序层面理性认知没有改进和突破，就会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如果民主认知只停留在程序层面，而不注重民主的实质层面，就会导致公平正义的缺失；如果把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视为民主本身，就会延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影响着民主决策。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个体认知会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决策及其决策水平的高低，“认知观点强调个体的知识结构对其行为与决策的影响作用，其假设认为人类从根本上都是有限理性的生物，而不像计算机那样具有无限的信息加工能力。”国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个体的认知偏差会导致其在信息的选择中产生选择性接触行为，进而使其政党选举决策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验证性偏差效应。”习近平一直强调国家是否民主有效是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标志。从立法层面来说，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就会严重影响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决策水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性质的认识、理解、把握、判断与评价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定位极为重要。如果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认知偏失，就会迷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水平，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的决策科学化。何况人的认知具有有限性，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系统体系难以全面地认知，在人的理性认知具有有限性这一基本前提下，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认识则具有优先性的地位和作用。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非理性维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但制度架构在微观层面所导致的非理性认知却极为复杂。相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架构导致不同的非理性民主认知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常态，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非理性认知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处于同等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非理性认知相对提升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忠诚度与信任度。第一，非理性民主认知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性质。非理性民主认知包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情感、态度、意志、心理等认知维度，支持和拥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情感认知、态度认知、意志认知、心理认知等会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民主主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冷漠、猜疑、抵触、怨恨等消极认知则会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与发展。非理性民主认知具有消极作用，在西方民主社会制度之中，“个人仍然有不顾实情的意见，即对实情所包含的证据公然加以蔑视的意见。总之，个人有一些意见同知情与否无关，它先于知情，而且否认或拒绝知情。”西方民主社会在保障自由的同时，也在保障非理性认知，从而使得非理性认知起着消解民主的作用，这些非理性民主认知诸如“认同、宗教信条、意识形态信仰、种族情感等等，它们同知情与否没有关系，并且实际上是由于被歪曲了的信息或毫不知情而得到强化”。西方民主社会的危机在于非理性浪潮的兴起，使理性认知失去自我规训的作用，导致了对西方民主的怨恨，“怨恨是一种欺瞒之泉，为了辩白自己内心的价值体验，他便不由自主地‘诋毁’存在的世界。”西方民主制度这一非理性认知的负向功能需要中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有所警惕，因为非理性民主认知虽然指向不同，但非理性情感依然存在。如果认知主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怨恨，便会不由自主地诋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内容、形式。非理性认知与人格具有密切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表明，“相同的信息很可能对不同的个体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包含民族主义框架的官方宣传对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左的个体而言很可能强化了其既有的态度，而威权人格低、意识形态偏右的个体很可能会漠视这些信息，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也就是说，具有民族主义框架的官方宣传对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左的个体往往会促使其拥护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威权人格低、意识形态偏右的个体往往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抵触情绪。第二，非理性民主认知的路径依赖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展。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路径依赖即“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条道路发展，那么扭转和退出的成本非常昂贵。即使存在着另一种选择的情况下，特定的制度安排所筑起的壁垒也将阻碍着初始选择时非常容易实现的转换”。路径依赖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不但影响到群体，也会通过个人体现出来，形成思维和行为的路径依赖。非理性民主认知的路径依赖，主要是传统民主认知的路径依赖，在传统民主认知的路径依赖下生成民主观念，并用这一民主观念来解释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当询问个体‘民主是什么’或是让其对民主的某些原则进行判断时，个体首先感知并注意到了‘民主’这一概念并暂时存储于短时记忆之中，接着将输入概念与日常学校教育、亲身经历或是媒介宣传所获得的既存知识进行联系，编码与解读相关信息后存储于长时记忆中，同时运用启发法、隐喻、动机性推理等方式对‘民主是什么’进行判断，进而形成对民主概念的获取与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依赖受到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独立性，其思维与行为也会具有独立性，“国家认同更可能是长期性文化浸润的结果，而不是当下经济、政治或社会情况的实时反映。”非理性民主认知，既是中国共产党历时百年不断向人民宣传的结果，也是传统民主认知，尤其是民本主义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非理性民主认知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既提供文化基础和现实基础，也制约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进步。第三，非理性民主认知具有碎片化特征。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具有其自身的限度，非理性民主认知则因其碎片化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呈现具有碎片化形态。非理性民主认知的碎片性源于情感、信念、意识形态、价值偏好。情感对民主具有解构和重构作用，“情感主要包括高兴或悲哀、欢乐或忧愁、喜欢或厌恶、热爱或憎恨、满意或失望等表现形式。然而，不管人们以何种方式和语言描绘复杂的情感世界，情感与人的欲望和需要之间总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某种欲望和需要得到了满足，人就会对欲望所系的物质或对象付以价值上的认可或肯定，流露出喜悦和热爱的情感；反之，则会在价值上予以否定，相应地表现出悲伤、失望甚至发怒等情感。”同理可证可推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欲望与需要之间也存在着距离和心理落差。在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当群体或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就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价值予以肯定，否则就予以否定。民主并不一定带来瞬时性的幸福感和尊严感，从而提高了否定的系数。与此同时，由于旧中国留给国人的是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少，缺少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要求的基本素养。判断和评价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又具有传统偏好和取向，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障碍。“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知和理解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不少民众无法表达关于民主的真实偏好。在民主政治世界中，国家与社会运行的外部特性和内部规律的复杂性要求公民具备较高的认知素养。然而，由于个体在信仰、知识、经验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的个体对民主的价值与原则的认知能力有所不同，民主的知情理解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知情理解不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差异。第四，非理性民主认知导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刻板印象”。非理性民主认知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一旦形成就极易通过情感、信仰、意识形态等形成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固化。同时对制度、程序、价值，以及人民民主的选举与协商、程序与实质、过程与结果等的认知顺序、着眼点、着力点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认知固化。非理性民主认知的碎片性，只会导致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关键环节、偏好次序、信息接触渠道、拟态环境等方面的刻板印象，并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圈层化、分流化、多中心化，进而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的多元化。比如，情感倾向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质与结果的，会形成其实质与结果的圈层化；情感倾向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选举的，会形成其选举圈层化；情感倾向于协商民主的，会形成协商的圈层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刻板印象”，会从各个层级、各个维度形成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忠诚感、自豪感、尊严感。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不同，非理性民主认知具有多重矛盾性，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同时并存。这不但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与非理性认知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而且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非理性认知内部的不同情感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矛盾性的巨大张力。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差异维度无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认知还是非理性认知，都源于三种传统。这三种传统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传统、民本主义传统、西方传统。这三种传统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的多元性、混合性、模糊性，进而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观念形态、话语形态和价值形态。从观念形态来说，“古今中外等多种元素对地方干部群体具有复杂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在于中共的民主理念，次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观念，复次为西式民主或民粹观念的影响。”从话语形态来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官方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占据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从价值形态来说，“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强调人民主权、鼓励民众的参与，儒家思想则主张君权天命和士大夫精英政治;

作者简介任中平，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的重要论断，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实践遵循和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状况及发展走向。根据这一要求，我们从以下三个面向来揭示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一是按照民主的逻辑进程，“四个民主”相衔接，实现“四个民主”的均衡发展；二是根据民主的实际内容，民主与民生相统一，推进民主与民生一体化建设；三是基于民主的实现形式，民主与治理相结合，从选举民主走向协商民主。而在我们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正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有待于在今后实践中逐步地处理和解决。回顾建党百年历史，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人民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扬的一面旗帜。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一代觉醒者，正是在

作者简介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一、问题的提出社区是社会系统的微观语境，也是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窗口。与中文世界在社区领域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态势相比，英美学界对这个议题的讨论较少。在“社区与社会”概念最初被分离的时期，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实践几乎难觅国家的踪影，相关研究也大多集中于社会本身，展现出“国家无涉”的独特场景。西方早期的社区概念本身就与国家无关，到“一战”后，国家才逐步进入社区实践领域，但仍然被作为一个“被提防的救援者”来看待。即使是名噪一时的“社区权力多元论”者，也几乎视国家为社会之受动者，将不同的社会主体视为施动者。一批西方学者甚至对国家在社区的行为“充满戒心”。英国在1968年推出社区发展计划项目后，就有人怀疑“社区的空间正在被控制的代理人、机构和做法所殖民”。在美国，社区和社会组织被视为原始社会权力，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福利改革和社区发展，被批评“只不过是一个国家侵入公民日常生活的专业机构和服务网络”。少有学者质疑“社会偏好”，提出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衔接的命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区俨然成为“国家与社会合作”的重要尺度。英美学界关于社区合作治理等主张在全球范围影响至深。不同于“社会至上”的传统主张，西方学者似乎已经接受国家干预社区的现实，有学者甚至指出国家在社区治理的某些领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看到“不是所有的市民和社区都有能力或资源承担自治的责任，国家是这种机制的安全网，保护市民和社区的行动”。社区已然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一环，例如美国的“授权区和事业社区法案”、英国的“大社会政策”，等等。西方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凸显，表面上否定了“国家无涉”的陈旧观念，背后则与国家行为理性的转变相关联。中国最初的社区治理研究首先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早期，吴文藻、费孝通等对社区的人类学研究、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大多是从社会自身的角度去寻求破解社区问题的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以来，社区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受到学界热切关注。起初，一些学者受西方概念的启蒙，对社区共同体十分推崇，甚至预期社区会产生西式的社会形态。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关注国家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其视为政治发展的战略环节。中国学界关于社区治理的“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的隐匿对话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此后，随着国家治理话语的增强，二者之间的对立逐渐弥合。特别是在党建引领成为主导话语的背景下，学者们既看到“国家嵌入社会”的社区治理实践，还观察到“社区党组织的权威塑造”。实际上，中国的社区治理并不服膺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而是经由权力、资本、生活三重逻辑，形成综合国家、社会与生活的“社区复合体结构”。“国家创制社会”的逻辑，则将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桥接”为一个连续体，这显然超越了西方国家社会二元论的解释框架。毋庸讳言，中西方社区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差异甚大。相对而言，中国学界对英美国家的认识长期停留在“社区自治”的笼统认知，隐含了国家无涉的“想象”。少数研究虽然关注到国家在英美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但多理想化地将国家视为社会自治的推动者，对西方国家行为的变化及其深层逻辑缺乏考察，存在“以偏概全”的缺憾。与此相应，西方学界对“社区治理中的国家行为”关注较少，如此深刻的命题被遮蔽在“合作治理”的论述中而少有论及，一些研究还停留在“欢迎国家”还是“排斥国家”的思辨之中。这样的研究切断了国家行为的深层哲学联系、历史联系，使人们获取的关键信息断层和静态化，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上的误导。鉴于此，本文引入历史分析框架，分析西方社区治理中的国家行为，揭示其转型的深层原因。二、前进与后撤：西方社区治理中的国家行为转变

作者简介周平，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民是由在“国”与“民”关系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通过民族国家体制机制的构建而巩固和丰富，并随着民族国家体制在世界范围的广泛采纳而具有普遍性。中国近代形成现代国家议题后，国民概念被引入国内。辛亥革命开启现代国家构建以后，国民通过人口国民化而被塑造，逐渐成为取代臣民身份的新社会政治身份，并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民身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了相当时间后又逐渐凸显。以长时段历史观察的眼光对国民身份问题进行梳理，挖掘其蕴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服务，是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责任。一、引言“国民”并非表达“一国之民”这一无关痛痒意思的空洞词汇，而是表达具有特定内涵和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身份的概念。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并因其为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行动者而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由于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而引入了“国民”概念，进而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开启了国民身份塑造的过程。因此，“国民”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传播和影响都十分广泛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概念，“新民”“新国民”“国民性”“新青年”等影响甚广的社会政治概念皆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亥革命开启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后，国民身份塑造更是一直与之相伴随，并将国民观念推广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一系列现代性构建的运动、结构、机构和组织都包含着国民属性，舍弃“国民”概念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释。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宪法基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是以“国民”概念来论述社会成员个体对国家的义务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对“国民”概念既不加以肯定也没有否定，但很少使用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国民身份事实上处于一个弃置或虚置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八二宪法”在对公民进行界定时又填入了国民内涵，对公民做了一个国民化的解释，使国民与公民具有了相同的含义；现实生活中对“国民”概念的使用更是比比皆是，如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国民权利、国民待遇，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研究中对国民身份问题的关注也突出了起来，涉及国民问题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如此等等，又把国民身份问题凸显于今天的现实中。国民身份问题在中国出现至今已逾百年，提供了一个长时段历史观察的典型案例。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引入“国民”概念进而形成将人口的社会政治身份从臣民转化为国民的人口国民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国民身份塑造成为在中国现代性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构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因素。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告完成以后，国民身份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显现出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特点。这样的现象表明，对于昨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来说，国民身份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今天对国民身份问题进行再审视，就是要通过对国民身份问题形成和演变过程的梳理，对其形成客观、准确的认知，进而发挥其对于历史叙事、现代构建和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二、国民身份的形成及其普遍化在社会构成的意义上，人是以社会人口的形式存在的，通常以“民”或“人民”来称谓。然而，这样笼统且抽象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又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并在这样具体的关系中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进而经由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人身位置。因此，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凝结成的一套规范，也就成为人口个体行为的基本遵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塑造的规范，也就成为个体的人基本的社会身份，与之关联的权利也被视为身份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族性）、职业、阶级等次一级的身份，与基本的社会身份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身份体系。具有特定身份的个体在具体情景中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在同一时空场景中扮演多个角色。但是，这些具体的角色皆受其身份的制约。从总体上看，基本的社会身份构成了个体的基本模式，对其人身的行为具有框定作用，从而将个体的人塑造成为了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社会的人就以这样的行动者的方式释放出自身的能动性，从而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挥基础性的影响。国民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是在此前社会身份演变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的，并成了人类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类型。它的形成与国家形态的演进之间具有内在而本质的联系。自从人类社会构建了国家这样的政治形式从而进入国家时代以后，人类社会便要通过国家来界定自己。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中还可以划分出更加具体的区域社会、村落社会等，但国家社会是社会的基本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在如此一个宏阔的框架中来分析和论述的。在此框架中，由国家的权力配置及其运行方式形成的国家体制，体现着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家的本质内涵。而不同的国家体制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个体身份的塑造或构建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为其注入了丰富的政治内涵，使其具有了突出的政治属性。不过，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身份反过来又对国家体制的进一步构建和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往往成为新的体制构建的基本支撑。国家体制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国民身份就是在欧洲的国家体制与社会政治身份的互动中形成的。此前欧洲已经出现过的公民、臣民等具有典型性和长期、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身份，也对国民身份的内涵具有深刻的影响。公民，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国家体制所造就的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的确，“在西方历史上，公民现象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一些人因为在城邦中享有参与城邦事务的权利而确立了公民身份。亚里士多德就说：“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该城邦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身份是一种维持参与公共事务的亲密关系的纽带”“是一种特权”。罗马人继续了希腊的公民身份体制，并以自己“强烈的法律意识和行政管理能力”而将其发展成为“更为复杂、更有弹性，也更具有法律色彩”的罗马模式，甚至“把公民资格赐予平民”。在罗马帝国“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海湾和高卢地区”以后，公民身份也被当作一种统治手段而推广到罗马之外，“公民身份已经逐渐赐予了整个帝国的臣民”。这样一来，希腊城邦所确立的由特定的政治权利确定公民身份的逻辑也得到了锤炼而更具韧性和多样性。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公民作为一种基本社会政治身份的演进被打断了。欧洲的“中世纪开始于5世纪下半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与野蛮世界（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是西欧社会发展深刻变革的开端，这开启了中世纪时代。”庞大帝国崩塌后，“野蛮世界”中的不同势力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于是，“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在此情况下，“整个西欧是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界，不须关防，只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每块领地上领主对农奴实行经济权、政治权和司法权。国王是许多贵族中的一员，他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他是贵族中的第一人，是一群贵族之首。”这样“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这就是中世纪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权在与教权、贵族、民众这些稳定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持续互动和较量中胜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王朝国家体制下，君主拥有王朝的最高权力，成为一切社会政治权利的渊薮，民众则在与君主的关系中通过服从、效忠而获得庇护。于是，在“君”与“民”的关系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社会人口确立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政治身份——臣民。王朝国家这种国家体制遍及欧洲后逐步地专制化、绝对化，王朝国家的人口则进一步地臣民化，从而促成了具有突出的依附性、地域性特征的臣民身份的普遍化。臣民化的人口又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整合起来，成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王朝国家的王权不断加强并走向极端的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逐渐浮出水面：一方面，日渐凝聚、整合起来的民族（nation）逐渐成长为一种与王权抗衡的力量，王权与民族之间的二元性关系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民族成员个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并增强，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越来越把民族作为争取并承载权利的力量。在此背景下，英国在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运动的基础上，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实现了“王在法下”“王在议会”的变革，从而创建一种民族拥有主权的国家体制，开了民族国家之先河。因此，一个“国”与“民”直接关联的框架也建立了起来，开启了人口去依附性、去地域性的国民化进程。一个世纪后的法国大革命，通过宪制性文件明确宣示了由国民组成的民族来行使国家主权的原则，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化、法制化。如此一来，拥有主权的国家成了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中枢，“国”与“民”的关系成为塑造人口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的总体框架。在这样的关系中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而确定自己人身位置的“民”，也就成了国民。因此，从“国”的角度来观察和界定“民”的格局也实现了体制化。此后，民族国家依据一元性国民权利而建立一系列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巩固和丰富了国民身份的内涵，并将其凸显为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性构件。民族国家体制及其塑造的国民身份，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能自主支配自己行为的行动者，促成了现代文明的构建，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从而使民族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广泛采纳，又使得在“国”与“民”的关系中确定人口社会政治身份的框架或逻辑被推广到世界各国，具有了全球的意义。但是，在国民身份日益普遍化的过程中，国民与公民的关系问题也显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平实的“国民”概念，而以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公民”概念代之。就连最早在政治实践中和法律上确立国民地位的法国，后来在宪法中也经常使用“公民”概念。的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辨析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身份，公民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形成并延续至今，由特定的政治权利及相应的义务而塑造，既可以授予也可以剥夺，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国民在民族国家体制中形成，由“国”与“民”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而塑造，其权利缘自“国”，是自然形成的，无须授予也不能剥夺，兼具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在民族国家体制下，公民的权利由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因而成了国家公民，并与国民身份形成重叠关系——这为以公民概念替代国民概念提供了条件。但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别并未因此而消失。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同时强调了国民权利（国家框架内的人权，就是国民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并将两种身份并列。日本、韩国等则是以国民为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间交往越来越深入，国民身份以及“国民”概念的不可替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国民身份又受到了重视。三、国民身份问题在中国的凸显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便建立了国家这样的政治治理形式，在世界的国家形态演进历史上走在了前列。秦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后，中国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王朝国家是一种以某个姓氏的个人独揽王朝最高权力的国家体制，奉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皇帝拥有王朝的最高权力，也是王朝范围内一切政治权利的渊薮，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君主为核心来确定“民”之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框架。君主之外的所有人均服从并效忠于君主，由此而获得君主的庇护，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所确定的“民”的社会政治身份，便是皇帝的臣民。不过，农耕文明条件上的民众依附于土地并聚落而居，“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并未能与“君”建立起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在村社的范围内以家庭或家族的形式建立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族纽带与乡村纽带常常相互增强，村民们在自我保护和维持村社资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这便造就了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村民。从总体上看，王朝国家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一种双重性的社会政治身份，但臣民是整个王朝范围内基本的和普遍性的社会政治身份。但是，鸦片战争中古老的王朝无法与建立民族国家体制进而创立现代文明的西方列强抗衡，陷入了落后挨打的窘境。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先贤们，在经历了技术路线、改良道路的失败后，尤其是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建立民族国家而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现实后，选择了通过构建现代国家而实现对传统文明的根本改造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于是，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民身份受到关注，“国民”概念被从日本引入国内，并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至辛亥时，国民思潮在古老专制的中国大地上荡漾起伏，爱国志士、革命仁人无不以国民自命或为民请命。一时，国民会、国民军、《国民报》《国民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民声丛报》《民心》月刊，等等冠以‘民’‘国民’字样的组织、报刊应运而生。”梁启超在国民观念传播方面尤其活跃，对国民身份问题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并“深感中国现代转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变法时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撑这些制度的新‘国民’。”“国民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于是，他将国民与现代国家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的见解，并对“国民”做了这样的界定：“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对于当时国民概念的空前盛况，章士钊说：“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国民”概念是为适应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引入中国的，当然也成了论证中华现代国家性质的核心概念。孙中山就是用“国民”概念来对要建立的新国家的性质进行论证的。在1903年8月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学员制定的《誓词》中，孙中山就提出了“创立民国”问题。而所谓“民国”，指的就是国民之国。1905年8月，孙中山又将“创立民国”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将未来的共和国确定为“中华民国”。1906年，孙中山在领导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更是明确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选。议会以国民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在这里，孙中山已经将“国民”理念与其理想的政制和政府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国民成了支撑新的制度和政府的政治身份。“在这种浓厚的国民思潮的社会氛围下，孙中山将自己所从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并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付诸实践。辛亥革命以国民的名义兴起，也以此来获得自己及其政权的正当性。孙中山说：“此次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其所建立的政权也以“国民”来命名“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说：“谨以此誓于国民”。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体现了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这一系列的政治象征和宪法规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制文件确定了国民的国家主权者地位，在宪制层面上实现+了国家的国民化，为人口国民化提供了有力的宪法支撑。随后，社会人口在与国家互动中逐渐去除了依附性、地域性，褪去了臣民的身份，形成并巩固了国民的身份。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围绕着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国家体制机制的建立而形成的政治过程甚至是经历的反复，对于民众形成国民观念和建立国民身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人口国民化中迅速觉醒并走在前列的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不仅对传统的臣民身份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有效地促进国民观念的传播，推动了人口国民化的发展。在国共两党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中，孙中山对中华现代国家建设进行了总体设计，起草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对新的国家体制的设计中，“‘国民’身份是构建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基石”。国民政府于北伐革命中在南京建立后，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逐渐构建了完整的现代国家框架及相关制度。这样的现代国家构建，对人口或民众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从而推动了人口国民化向纵深发展。一方面，现代国家体制构建中通过“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凡依法律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规定，对政权进行了国民性论述和定位，同时也对人口的社会政治属性进行了国民性定位，促成了国民身份的体制构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对国民观念的传播和国民身份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人口国民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民众的国民意识在保种图存的生死抗争中得到觉醒的同时，国民的整体意识也快速地提升。1946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明确国民的主权者地位的同时，也对国民进行了明确界定，从而以宪法的形式，把全部国籍人口定义为国民，即以国民作为现代国家人口的基本社会政治身份，实现了对延续数千年的臣民身份的彻底否定，从而标志着近代以来人口国民化的基本完成。至此，国家的全部人口都具有国民这样一个同质性的社会政治身份。但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框架中构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不具有人民性，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政权的反人民性质更是暴露无遗，其通过宪法规定的国民身份已经无法满足人民日渐高涨的民主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要求。这样的情形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破产了，必须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国家，实现了国民身份的人民性改造，为中国近代的人口国民化画上了句号。四、国民身份搁置所导致的困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完成。所谓现代国家，就是在当下的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从国家类型来看就是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家形态来看，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新中国常常以“多民族国家”来自称，不过是为了强调或突出国家的民族构成，并没有否定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而这样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来说，不论是全面摧毁延续数千年并且有深厚的农耕文明支撑的王朝国家体制，还是建立一个首先出现于欧洲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以其取代王朝国家体制，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从而为辛亥革命开启的现代国家构建画上了句号。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并不是对旧政权的“接收”，而是在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上重建的结果，因而与旧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既是国体的重建也是政体的重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从国家政权的宪制设计来看，除了为新中国奠定宪法基础的《共同纲领》所进行的设计外，就经历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不同设计，到了“八二宪法”才形成一个完备的宪制体制。当然，这样的体制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不过，这些建设也包括其间的多次调整，皆是在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坚持了民族国家的体制框架，但为其注入了新的阶级内涵和意识形态内涵，熔铸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但是，民族国家体制与国民身份之间具有本质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也需要由人口国民化所塑造的能够自主支配自己行为的社会行动者的支撑。这样的逻辑联系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体制下也顽强地体现出来，具有并不以人们的认知为转移的特点。中国的国民身份问题，由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体制的构建而引发，并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构建而丰富。其核心是在构建取代王朝国家的新国家体制的过程中，突出“国”与“民”的关系，从而塑造与“国”相适应的“民”，即生活于国家的范围内并由国家保障其权利从而能够自主支配自己行为的社会行动者。也正是由于如此，近代以来大量使用“国民”概念而较少使用“公民”概念。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出台的各种宪制性文件，涉及具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社会成员个体，皆是使用“国民”概念。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宪法基础的《共同纲领》，也用“国民”概念来论述社会成员个体的义务。其实，“清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所倡导的‘民’，不管他们用的是‘新民’还是‘公民’，其实质内涵多是指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此前以“国民”命名的政权和政党被彻底推翻，“国民”概念也不再使用了，处于一种弃置的状态。凡是涉及“民”的地方，皆使用“人民”概念，国家、政权、政府、军队、政治团队皆以“人民”来界定其性质，充分地突出人民性，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指引了方向并注入巨大的力量。然而，“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政治身份概念，一旦涉及社会成员个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时候，它就无法适用了。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这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在筹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时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不具备选举产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但是，随着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以普选方式产生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确定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其中第一次使用了“公民”概念，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很显然，这里所指的“公民”概念，具体所指不过是整体性的人民的具体化、个体化，并非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身份概念。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专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确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却未对公民的身份作出明确界定，此后的“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也是如此。这样的规定导致了公民的模糊性，也削弱了其作为社会政治身份概念的意义。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公民”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抽象的，公民身份的意义并不是十分明确。相反，在具体的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中，尤其是涉及个体在社会中的人身地位及其相应待遇时，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身份在起作用。这样的身份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地域性身份。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进行的户籍管理和生活资料的供给方式，将社会人口区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通过不同的待遇而将其确定为不同的社会身份；二是民族性身份。这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的基础上确立的不同民族的族性身份，干部履历表和身份证皆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也是享有特定的照顾待遇的依据；三是职业性身份。这是城镇人口通过工作单位进行管理而被塑造为“单位人”而形成的身份，不同的“单位人”享有不同的待遇；四是阶级性身份。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通过家庭成分（各种履历表都必须填写家庭成分）而确定人的地位和待遇的方式而确立的身份，不同的家庭成分的社会个体享有不同的待遇。如此一来，社会便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身份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身份体系也随之而迅速地变化。一些身份，如阶级身份、城乡人口身份及职业身份等，逐渐失去了曾经的意义而从社会生活中淡出，另外的一些身份，如公民身份、民族身份等，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管这些身份形态如何变化，国民身份虽没有受到肯定也没有被明确地否定，实际上处于一种弃置的状态。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人口的社会政治身份的问题也逐渐突出了起来。一方面，此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领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政治身份需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都需要塑造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社会行动者。在这样的形势下，“八二宪法”第三十三条对公民身份做了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样的规定将全部国籍人口界定为公民，实际上是使用了国民概念内涵，与此前宪制性文件关于国民的规定完全一致。国民会议于1931年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就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凡依法律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中华民国宪法》也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这样一来，公民身份与国民身份就没有区别了，从而使得“公民与国民的含义相同”。换句话说，这样的规定将以前的国民概念的含义整合于公民概念之中，不仅为国家和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法定身份，也为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理依据。但是，国民身份并未得到正式的认可，更未成为一种体制性的身份。虽然从宪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看，公民与国民的含义完全一致而实现了同构，但该条第三款“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规定，确立了一个公民权利义务法定的原则，又将国民身份本质内涵中的一些基本的因素排除掉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身份的国民，其权利和义务是在“国”与“民”关系中形成的，具有明显的自然形成的属性。而公民的权利义务法定的规定及其具体内容突出的政治属性，则表明它与国民身份仍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这就表明，国民身份不再处于弃置状态，但却处于一种虚置状态，实际的意义有限。在国民身份搁置或虚置的情况下，关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继续的论述或叙事就由于缺乏关键性的因素而难以周延，新中国体制机制建立的伦理依据就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中华民族的国民属性就无法得到全面的论述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理论论述的完备性，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需要以国民来论述的诸多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比如说，现代国家体制机制建设，如果不以一元性国民权利为基础，而以国家法定的公民权利为基础，那显然就说不通了。总之，在国民身份缺乏的情况下，理论上和实践中就会面临诸多的困扰。五、国民身份问题再审视之旨归国民身份（包括国民概念的使用）问题，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不可回避的实际问题，是无法也不应该一弃了之的，对其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既不可取也不可行。相反，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学术上和政策上对其进行必要的回应。对国民身份问题进行再审视，就是对这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进行主动而积极回应的重要方面，其核心是承认国民身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将其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历史资源来对待和利用。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样做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提供积极而有意义的支持：一是，形成周延的现代国家叙事。秦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国家皆以王朝的形态存在。严复在其翻译的《法意》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王朝，“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因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体变革”，为现代国家的构建举行了奠基礼。这样的现代国家构建，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此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的国民革命的形成，就与中共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国民党主导建立的现代国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由于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最终破产。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完成。新中国在彻底改变此前的国体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体。但是，新中国的国家体制或国家类型，则是典型的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体制，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国民身份的形成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的话，那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就无法回避国民身份问题。如果不承认当代中国的国民身份，就无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体制进行完整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民身份是现代国家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二是，构建完整的国家伦理体系。在国家这样的政治治理框架中，国家政权与所治理的民众之间建立起来并维持着一定的伦理关系。而在此关系中国家行为遵行的体现某种价值观念的原则或规范，则构成了国家的基本伦理。这样的国家伦理既是国家政权的执掌者施行统治或治理的基本依据或基本取向，也是国家政权及其统治正当性的根源所在，因而对于国家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国家，皇帝拥有王朝的最高权力，用现代国家的主权理论来说，即为“主权在君”。此外的所有人皆依附于君，通过效忠于君而获得庇护，所以便具有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臣民。这个臣民身份成了这样的国家伦理体系的一个核心环节。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王朝后所构建的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则奉行“主权在民”原则，承担或拥有国家主权的是由全体国民所组成的民族。因此，所有人口拥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国民。辛亥革命后所构建的国家或政府，皆以“国民”来命名，以此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并因此而获得合法性。由此来看，臣民、国民这种不同的身份，不仅分别在“君”与“民”关系和“国”与“民”关系中形成，而且体现着不同的国家伦理。对于中国的现代国家体制来说，如果抽离或忽略了国民身份，就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国家伦理体系，也无法为对于国家的存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做出合理的论证。确认国民身份的地位，挖掘国民身份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资源，是现代国家形成完整的国家伦理体系的重要历史资源。三是，形成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又是一个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民族。述说中国悠久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推进中国今天的治理与发展，前瞻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发挥影响，均须对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阐释，构建起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从这个意义来看，形成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具有重大的历史、现实和理论意义。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论述偏重于历史，仅强调“多元一体”的属性，而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即它是nation-state之nation、与state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面，尤其是它的“全民一体”的属性有所忽略。此种状况的形成就与搁置或忽略人口的国民身份这一点分不开。其实，中华民族的现代属性，就是在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关键因素就是人口的国民身份。毛泽东在宣告“我们的民族站立起来了”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就是由“中国人”组成的整体，费孝通则“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的所有人。四是，筑牢社会稳定的身份基础。组成社会的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并以由此形成的权利关系而规范的行动者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因此，社会人口的身份对社会具有基础性影响。现代社会以行为自主的个体为基本单元，社会身份同质性的分布程度与社会的稳定性直接关联。由收入分配而形成的橄榄型结构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这样的结构只有在社会的同质性基础上才会形成并具有意义。社会不能也不应排除异质性，但如果同质性弱于异质性，那么，社会的撕裂并因此而造成动荡就难以避免。而社会同质性的构建和维持中，较之于由国家通过法律赋予权利且更偏向政治权利的公民身份来说，由于生活于国家疆域内就享有由国家保障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样一种更偏向于自然形成的社会属性的国民身份，显然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我国国民身份的长期被搁置，正是各种次级性身份兴起并导致社会身份异质化、多样化的重要根源。美国在身份政治、差异政治理论影响下出现的身份的异质化及其导致社会撕裂的前车之鉴，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重要时期，重视国民身份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国民性进行进一步的塑造并不断提升国民素质，是中国社会构建中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五是，回应现实凸显的重大问题。在一个基于国民身份所塑造的社会行动者而构建起来的国家和社会中，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用国民身份或“国民”概念来加以回应，舍此就无法将问题说清楚。试想一下，“国民经济”一词中，可以将其中的“国民”替换掉吗？其实，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在国家认同为现代国家合法性来源的认识已经成为共识的当下，要回答国家认同的主体及其形成国家认同的缘由，不从国民身份来说的话，能将问题说透彻吗？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境内的外国国民、企业以本国的国民、企业同等待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渐突出。这里所涉及的权利是民事性质的，只能以“国民”来述说，除了“国民待遇”就没有更加恰当的表述，由此也导致了国民待遇问题在日常生活和法律表述中变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通过法律加以推广和推行。书同文与车同轨一起，成了秦以来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支撑。今天，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是时不我待。但在此问题的论证上总是存在很多纠结。其实，从国民身份出发，用“国民有使用‘国语’的权利和义务”（即国民讲国语）很容易就能将问题说清楚。上述种种表明，国民身份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后就面临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既然如此，那就不如给予其应有的位置，并积极地加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用国民身份取代公民身份。国民身份与公民身份各有自己的内涵和特点，但在现代国家的条件下它们又在相当程度上重叠，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地各自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六、结语通过对中国国民身份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国民身份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它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在形成以后尤其是国民身份塑造成为现实过程以后，国民身份一直在现代国家、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将国民身份抽离出去或搁置起来，不论是现代国家体制的构建，还是近现代历史的叙述，以及今天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基本性问题，都无法得到周延的解释。站在今天的历史时代来看，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和正在复兴的民族，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都将国家的巩固和国民的凝聚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而国家建设、国家发展和国家力量的增强，在把“国”的问题加以突出的同时，也将国民身份的问题再次突出了出来。换句话说，重视乃至强化国民身份，是今天中国加强内部凝聚和在外部日益凸显的竞争中取胜的一个环节。因此，不论是回应历史过程，还是呼应现实需要，以及展望国家未来，国民身份问题都是一个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其加以重视进而开展相应的研究，产生新的创新性成果，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和理论供给，是学术研究应该担当起的历史责任。推荐语本文从西方范式下的“国”与“民”出发，详细阐释了“臣民”、“国民”与“公民”三种政治社会身份是如何承载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民”关系的。此外，结合中国近代史，将“人民”这一身份与其他三者联立，详细地论述了四者间的演变如何反映我国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以独特的视角深刻反映出政治社会身份的现实与象征意义。（政治学人编辑部）责任编辑：李庆港

开栏寄语Introduction青訪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上学术舞台，发光发亮，成为政治学界涌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有高质量的学术发表，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政治学人·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专栏，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代表性成果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