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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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理论层面，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提供的范式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的发展。那么，如何建构新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转向广阔的时空比较，提供了一套“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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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谭晓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美式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世界”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崛起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受制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负，西方政治学不仅对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解释进退失据，而且拒绝正视非西方经验的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缺乏理解。

政治发展的概念首创于西方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现代意义的政治发展研究之后，西方学者一直垄断政治发展的话语权。他们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为模板，试图为发展中国家“指明”发展道路，然而其所提供的“答卷式”政治发展模式，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屡遭现实政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西方标尺度量下的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并不理想。1974—2013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政体转型上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民主巩固国家、转型中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分别占其中的30.1%、38.4%和31.5%。

与之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面对中国较快的经济发展以及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在给中国扣上“极权主义”帽子的同时，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能有这么好的经济表现”，其政治发展理论已难以解释中、俄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

基于实践的发展，中西方政治发展研究领域形成了差异明显的范式和议题。在英文文献中，21世纪头十年的研究聚焦于政党政治、国家能力、公共政策、美国政治发展等议题，最近十年的研究更多关注总统能力、政治参与、政党选举等议题，致力于解释民主不满、民粹主义崛起和公民参与等问题。中国学者则在批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意识形态偏见的同时，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

鉴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和偏见，以及各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多样性，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者应立足本土实践、打破政治发展解释的西方话语垄断，并进一步形成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在合理诠释中国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同时，为“分析世界局势、破解全球困境”提供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

二、中西方“政治发展”意涵的差异

派伊最早从十个方面对“政治发展”做出了界定，即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是政治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的运转过程，是一个国家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的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是动员能力和绝对权力水平上升的过程，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关于政治现代化，亨廷顿将其最关键的方面总结为权威理性化、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此后，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界定大多集中于政治形态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

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知有所调整，但自由主义支配的民主价值始终是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核心要素。西方政治发展的基本假设可概括为：单一“自由民主政体”目标的“线性转型观”和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等前置条件的“选举迷信”。从现实来看，这种由西方人发明且引以为傲的政治发展观正遭遇多重挑战，自由民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出现了民主断裂、民主解固的局面，但是，西方学者仍坚持认为多党选举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与此同时，一部分西方学者力图将选举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等因素引入政治发展理论。这些学者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的研究路径，强调引入公民参与，将决策前的协商审议质量（而非选票的聚集）视为民主的关键变量。但不能否认的是，参与式民主只是“拯救”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方法，未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对政治参与的强调也并未触及西式政治发展理论的内核。

中国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概括，而且还表现出一种鲜明“实绩导向”。从宏观上看，政治发展被视为“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按照某种政治价值共识向更加进步的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随着对国家两面性（阶级性和社会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学者们意识到，政治发展既包括国家与政府体系的发展，也包括非政府政治体系的发展，即社会资本的发展和公民的塑造。

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尤其突显出一种“有效化解主要经济社会问题”的实绩导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观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进一步将这一总目标与“政治发展”相联系，治理改革和创新已成为学界较为认可的对“政治发展”的解释，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也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发展人民民主的过程。

在中国学者看来，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而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正以全面发展的格局统合多方面的价值目标，并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战略目标的要求，力争“实现民主、秩序、效率等政治价值的统一”。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背景下，全过程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是有效维护全体人民广泛真实权利、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的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尤其强调民主政治中强势一方的意愿必须受到社会群体的权利制约，这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民主有着本质的差别。

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面临的挑战

尽管西方学界以自由主义为摹本向全世界输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念和标准，但现实中各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情形却使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受到挑战，甚至其基本假设也受到质疑。

（一）欧美国家自身政治发展遭遇重重困境

近年来，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导致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欧美国家自身相继陷入了自由主义被质疑、民粹主义崛起、极端主义泛滥等政治乱局，使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解释框架受到重创。

美国曾被誉为19、20世纪成功国家的理想范本，但近十年来在种族冲突和激烈选战的双重冲击下，美国人民对善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美国政府的治理效能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导致美国人民对美国政治制度越来越不满意。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视为“美式民主”瓦解的标志，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剧。在2020年大选中，在地理上呈现出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蓝州”泾渭分明的景象，美国政治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典型性极化特征。一些学者甚至对美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认为“一美元一票”相比于“一人一票”更符合美国的现实。与此同时，种族主义不断强化着党派各自的政治认同，使政治极化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英国保守、渐进和稳健的政治发展状态也被打破，2011年发生的伦敦骚乱等反对国家的行动以及脱欧进程的一波三折，使英国政府能力衰弱、政党碎片化等潜藏在英国政治深层的分歧与裂痕暴露出来。英国一度稳定的两党制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独立党四党竞争的局面。

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初一直被视为制度稳定的典范，但近十年来，德国政党体系在政党构成和意识形态维度上发生了剧烈变化。2020年大选以失去“默克尔式稳定”开启，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三党联合组建的新一届政府，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个联邦层面的三党联合执政政府。但三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差异极大，因此新一届政府被称为“交通灯政府”，意味着其内部存在诸多分歧和矛盾。

法国政党格局近十年来也日益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的马克龙，受益于法国两大政党分裂、民众渴望政治复兴以及对老牌政党和精英反感的选举氛围，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而国民议会选举中选票和席位的不均衡程度则进一步表明了法国各政党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2022年的大选再次表明，法国极端政治力量异军突起，政党两极化成为当下影响法国政治的重要因素。

同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往往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站在西式政治发展观的立场上，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俄罗斯政治正在“苏维埃化”，俄罗斯政治的威权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普京当选以来日益巩固的“强人政治”是俄罗斯复兴的源泉，也是俄罗斯政治最大的弱点。甚至有学者断言，由于缺乏表达利益和汇集利益的合法渠道，俄罗斯政权已经开始走上“自杀式的治国之路”。

（二）西方标尺下亚非拉国家的“不完全政治发展”

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政治实践因为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常常被西方学者批评为“独裁主义”。例如，印度被西方许多西方学者称为“种族国家”“不透明国家”和“反自由国家”。他们认为，如果印度的民粹主义执政党打破了民主制度对权力约束的骗局，使反对派难以重新掌权，那么印度的民主政治可能会倒退为竞争性威权统治，因此印度内部的权力结构、政党制度必须做出改变。新加坡则被西方法学界评判为“非自由主义民主”“专制”“强权选拔式的威权政府”。但新加坡的政治过程并非单方面地由国家来驱动或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中的民间组织等分散性力量也会参与其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日益走向自由化，这使得新加坡正逐渐向竞争性独裁政权发展。

非洲国家的政体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对于非洲国家，西方学者赞许其“无止境掌权的政权数量已经减少”，认为这有助于实现无暴力的权力更替，但大部分地区政治结构的变化是有限的，并没有出现有利于权力制衡的根本性变革。从现实来看，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而拉丁美洲地区近几十年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更以事实打破了自由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神话”，呈现出浓厚的过渡色彩。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各国的新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党政关系的改变、新利益集团的出现深刻影响了各国政治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却成为引发拉美地区政治社会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拉美国家的人民对西式民主的满意度直线下降。一项基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1个国家的研究表明，认同“民主可能有问题，但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都好”的人所占比例从2010年的69%下降到2016年的58%。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0%的拉丁美洲人对其国家的民主状况感到满意，远低于2010年的44%。

（三）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

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既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学者逐渐改变了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极端看法，但还是给中国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1987—2019年间，在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在“威权”前面添加的形容词有近20个之多，如协商、民粹、韧性等等。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不符合“法治”和“负责任政府”这两项自由民主的标准，因而他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都持怀疑态度。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是唯一没有被第三波民主浪潮冲垮的“威权大国”，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韧性。这种韧性具体表现为最高权力继承的制度化、政治精英晋升中功绩性因素的增加、政体机构及其功能的日益分化和专业化、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机制的不断完善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几个特征。也有少数西方学者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跳出了自由主义的陷阱，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甚至比西方的更为优越。

四、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中西比较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范式

近年来，西方学界形成了以“美国政治发展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同时，西方的政治发展研究也开始从“宏观叙事”转向更多的微观分析。

1.作为主流理论范式的“美国政治发展理论”。

美国政治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哈佛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政治发展理论已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美国政治发展理论基于制度变迁的不同模式、因果机制与隐含过程，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研究的意义，重视政治行为与宏观政体显著变革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可以为政党制度的变迁、利益团体的权力争夺、福利国家的合法性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指引，因为所有的政治现象都鲜活地存在于历史之中，如果不依赖于精细的历史分析，解释性的政治科学很难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也提供了一些因果机制的解释，例如，时间序列中的“前导事件”会对后来的制度变迁产生影响，由此可推演出制度变迁中主体的行为机制，等等。一些推崇解释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学者也尝试将反事实推理等因果推断方法引入历史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即在一项因果解释的研究中，先用定性研究为定量模型提供初步变量和先验假设，再用定量研究检验定量模型的解释力，最后用定性研究来推演政治现象之间的多重因果机制。此外，关于政策和制度的存续与变迁，除了“制度惰性”的解释之外，“主体能动性”得到强调，例如，执政党可以通过特权授予等手段和方式来推进某一政策议程，挫败反对派的挑战，从而捍卫既有的统治秩序。

2.微观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

21世纪初以来，研究者们意识到此前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忽视了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而只关注机构和政策过程，因此部分研究开始回归行为主义范式。这些研究把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单元，注重个体或团体的心理和行为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关注影响政治的各种力量和外部压力共同塑造的政治发展过程、动态变化及其结果。其中，信息化建设、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青少年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机制等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

信息化建设会影响各国的民主发展水平和公民参与。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参与政治决策已成为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流行方式，但是信息化建设和社交媒体的应用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效用是复杂的。从政府管控的角度来看，一项基于2000—2017年间70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由于通信内容由政府监控，发展中国家民主水平的提高受到阻碍，而在发达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则有助于提升民主的有效性。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公民积极参与线上政治活动有助于改变政治不平等的现实。对一些西方国家的研究已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促进了公民正当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不当运用也会扰乱政治秩序。一项基于125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高度的线上政治参与会对民主造成威胁。对1995—2014年的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也显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传播，导致群众抗议等行动增加，间接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倒退。此外，青少年群体也成为政治参与或推动政治制度变革、改变权力格局、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青少年可通过投票以外的多种途径参与政治活动，展现其力量，如在线参与政治行动、参与社区组织、参与跨党派的政治对话，等等。

（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范式

中国学者在批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同时，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三维解释。

1.对西式政治发展理论的批判。

中国学者从发展过程和研究范式两个维度，批判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方面，政治发展是一个具有多重可能性的过程，这意味着政治发展不仅在过程上可能是曲折的，而且在目标上也不必然指向西式的自由民主政体，西方以自由主义民主为主导的所谓的“科学”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事实证明，竞争性选举无法给很多国家带来有效的治理。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存在过度模型化的弊端，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西方研究大多唯定量论，架空实践或进行无理论支撑的假设，导致理论无法指导政治实践”。

2.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新进展。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方面进行了尝试，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阐释了中国政治实践的必要性。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源头展开论述，反驳了西方学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发展）理论”的说法，展现出一个包含目标与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即，马克思主义指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是一种将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视为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强调积极行动为先决条件，指出迈向未来共同体的过渡时期政权条件的“条件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建构了一种“新结构主义”的政治分析模型，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关系中的人”的本质判断，批判既有政治社会发展分析的“去结构化”“去经济结构基础化”，强调“权力与资源互构、行动主体与结构的互构”过程，通过对政治社会实践的运行过程以及主体关系的考察，把握政治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这种由系统、动力、行动者、过程等维度构成的“新结构分析框架”不仅在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之间构建了多元平衡的价值理念，也致力于寻求实现国家治理平衡的整体性机制。

3.中国政治发展的三维解释。

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等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践主要从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其一，国家治理有效性是检验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为测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解释政治发展的差异，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脉络的，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范式。国家治理能力对于政治发展而言，就是将各领域之间的复合形态转化为民主发展的动力与资源。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有效性”既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也是政治发展形态不断变化的现实支撑。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实践的根本政治保证。国家治理有效性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同治理。在宏观层面，中国共产党被视为是一种跨越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其以方向引领、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的组织优势，通过利益整合、政治动员和组织群众等方式确保了实质民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基层，中国共产党则以“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的行动路径，发挥了“以党建带社建”的政治发展功能。

其三，全过程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形态的最新实践。全过程民主嵌入国家治理过程实现效能转化，呈现为国家治理有效性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向。全过程民主的运转，一方面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广泛收集民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通过程序设计，提供“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这一涵盖国家治理全过程的实践体系以及不断优化、调适的机制，从而赋能国家治理。

（三）中西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差异

从价值理念看，面对现实政治困境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解释力的冲击，西方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虽然补充了“公民参与”等政治发展要素，但他们更多聚焦于高层选举，而非地方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始终以“非我即敌”的二分法为主轴；中国学者则更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的理念。从理论范式看，西方学界近年来力图回归历史寻找西方政治困局的“解药”，却不追究根源性的基础原因；中国学者则立足现实政治，从结构化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见表1）。

很明显，在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始终高擎意识形态大旗，并将其当作对抗、拒绝承认世界变化的精神麻醉剂，他们缺乏对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做彻底、客观了解的耐心，更不愿从经济结构这个基础来分析世界。结果，他们对本国问题的判断是“身体健全，偶感微恙”，在评判非西式政治发展经验时则充满了“本就病体，无可救药”的偏见。西方学者对自身的分析遭遇困境后选择返回历史寻找原因，却不愿以同样的方法客观审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这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只会继续强化其理论的偏执，使国与国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五、结语：建构更具有现实解释力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从现实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自身的政治困境，其基本论断受到现实的冲击，这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反思政治发展的路径提供了契机。对中国而言，建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恰逢其时。

首先，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强调政治发展根源于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当下的政治发展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立足于经济结构基础、遵循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以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其次，贡献超越国别范畴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任何政治发展模式都不是先验的、无条件的，中国学者对本国政治发展的理解，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近代救亡图存、现实强国富民等价值理念与历史经验的规定，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和构建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坚持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的逻辑。在新时代，关于“全过程民主”的研究要从抽象叙事转向更加具象化的研究，不断丰富其理论和实践内涵，同时相关研究还应关联到人的具体经验，形成更具现实基础和说服力的政治发展理论。在充分解释本国实践的同时，我们更要从个别化、片段式的经验论述，转向更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研究、长周期政治比较研究，致力于提供超越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

再次，促进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供给、模式提炼和方法创新。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经历了从最初对西方理论的“模式套嵌”到更加注重本土化研究及相关理论探索的转变，这决定了当前研究的重点应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更新政治发展的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概括而言，相关研究应以国家结构形式（党政关系、政治协商、央地关系）——全过程民主（党的领导、党内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地方治理（基层民主、群众参与、人民获得感）为主轴展开，既要凸显政治发展的全方位要素，又要在比较中探索政治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从现实来看，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有利于大样本、场景化、跨国别研究的开展，研究者既可以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行为主义等路径展开研究，也可以综合运用因果推断、实验主义和实证比较等研究方法，提炼出“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方法。

责任编辑：陈翕

一审：张杨子涵 二审：肖伟林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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