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真问题还是伪命题？ | 学术争鸣第012期

学术争鸣型•圆桌论坛

第十二期

论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

2022年4月16日晚，以“论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为主题的政治学人•大学问会议于线上举办。本次会议由政治学人团队主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政治学人哔哩哔哩B站直播间实时在线观看人数累计达2万人，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嘉宾发言收获了一致好评并引起广大学人反思。我们已在政治学人B站平台上传直播回放视频。在此基础上，圆桌论坛对此次大学问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学术争鸣”的形式推出，以期更好地呈现给读者。

议题发布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中国政治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各种知识体系之间激烈交锋，其中中国政治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应警惕当下存在的政治学公管化趋势，认为这将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碎片化，失去对宏大问题关怀的政治学只会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对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有学者将之归结为研究环境的变化，政府对以解读为主的实用性研究成果的倾向，导致一些政治学的学者转向公共管理研究。这部分学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独立性、特殊性与本土性，旨在构建学科自主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开创学术前沿研究。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提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与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可分割，中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大结构”的想象力，关注微观事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联系，关注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重大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倾向是否意味着政治学的学科危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此种现象的当前处境？本期圆桌论坛以“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为主题，拟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问题与挑战以及发展方向进行评估，以期展望政治学的未来前景。

嘉宾介绍

唐亚林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王向民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汪卫华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柳亦博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观点阐述

唐亚林

大时代、大发展、大变动：

政治学研究的公共管理化反思及其出路

引言：一个可比的社会科学分科性研究的思考

从2010年至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的获得者、获奖主题及其研究主题分类中，可以发现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是较为松散的，分布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公司治理、博弈论、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其最典型的特征是研究微观经济学中某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行为、心理等细微问题，或者通过实验等方法来对某些因果变量关系进行确证。

这些被认为是顶级学术成果精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吗？影响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宏观战略的制定进程吗？坦白地讲，并没有，而且目前已经逐渐走向了固定套路化的研究风格。从此角度上说，西方经济学研究早就进入“死胡同”了，不关心国家的总体制度框架改革与宏观发展战略及政策变化（因为无法改变，也改变不了），只能研究一些微观层面的行为、心理与方法，等等。这说明在美国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之下，结构性、战略性的东西无法被改变。而要改变，一定要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并非美国著名参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所讲的革命（工会运动、女性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环境运动、正义运动等），而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推翻政权、重新让资本不再成为主导一个社会结构的主流力量，即一种阶级性革命。因此，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引入美式理论与方法以来，不仅存在缺乏自主性问题，而且还存在没有大问题意识的问题。而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也强调量化研究，但并没有成为绝对主流，还是有不少强调诸如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但这种量化研究的趋势在美国就非常明显。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可以总结为：议题政策化、方法建模化、变量因果化以及价值中立化。尤其是价值中立化问题，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举个例子，我们讲国家理论，若不讨论国家性质问题，国家理论就不成立；但是一讲到国家性质问题，则意味着革命性的变革。因此，以一种中立性的价值观念是无法讲清楚国家理论的。同理，如果研究制度不讲制度的正义、研究资本不讲资本可能存在的邪恶，那么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经舍弃了学问的基本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难以注意到一种本质性现象，即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存在的 “（原初）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出来过，各位可以看看（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最近我参加了一场由广州大学组织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是关于公权力制约监督的。我将此发言内容写成了一篇笔谈文章，谈公权力制约监督的两种模式问题：一种是消极模式，即依据“人性恶”和“权力恶”双重恶的理性假设，建立民众对政府天生不信任、公权力行使由不同部门和不同人分别执掌的“分权制约式有限政府模式”，其主导模式主要表现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其主要构成包括三权分立制、多党竞争制、公开选举制和任期制等。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在英国政治传统的源头，并没有如今多党制、公开选举制的制度支柱设计，也实现了对公权力制约监督的目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所谓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包括多党制与公开选举制等内容。

另一种是积极模式，即依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外部监督和自律相结合的党性人假设，建立人民与执政党和政府间相互信任、公权力行使由执政党和国家共同执掌的“合力监督式有为政府模式”，其主导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其主要构成包括三治一体制（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制、选贤任能制、基层民主制等。

二、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二分主题

行政体制属于一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进程既受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又受其孕生的社会环境影响。在当代中国，这种状况尤为明显。但是，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规约重点、回应民众需求重点、角色定位重点是各有侧重的。我以前写文章专门谈过此问题。

首先，规约重点不同。政治体制侧重于公共权力的来源、行使与监督，主要由代议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组成；而行政体制则侧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主要通过政府行政机构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或者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配合而实现。

其次，回应民众需求重点不同。政治体制重点解决民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实现问题，间接作用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行政体制直接作用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且直接面对民众的需求并做出有效的回应、提供和满足。

再次，角色定位不同。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由于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体制与由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其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重大发展战略的制定（大政方针）之上，而由国务院领导的行政体制其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有效地执行重大发展战略，并负责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活现实。

三、反思及其出路

我曾经提出过好学问具有“五大标准”：大历史、大比较、大现实、大综合、大关怀。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发展与研究与英美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向政治学公共管理化呢？其原因在于，尽管我们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制度框架下推进发展，但是在此大框架之下，出现了大时代、大发展、大变动的变化和需求，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都面临着重新组合、重新建构。在此背景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领域划分还是十分明显的，各自都有发展空间，绝对不会走向简单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化。

英美等国出现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研究趋势，表明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已然固化了，代议制度、政党制度、政府制度等研究，已经不具备研究创新的增长点了，而现实政治制度体系又没有内生动力去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只能将眼光转向细枝末叶的诸如行为、心理与方法等变量关系或方法论研究，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式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的境地。由这种学问所主导的政治制度发展趋势并不能代表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代表的政治制度体系通过武力和经济实力来收割世界财富的做法，也绝对不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

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出路在哪里？我想通过两个专题的分析来进行尝试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民主公式，可以发现西方民主公式与中国民主公式有很大区别。我如今一是主张提出中国民主公式与西方民主公式的概念，二是主张提炼出中西方民主公式的具体内涵，由此分辨出二者的差别。

西方民主公式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说和委托-代理制，理论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其设计原则是民众向政府单向授权，实行不信任式制约，设计依据民意，其核心制度是有限政府和自利政党，民主形态是分权发展导向型政治制度体系（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其民主实质是资本政治，其民主目标主要是两个，一是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二是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

中式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说和代表-信心制，理论假设是我提出来的党性人假设，其设计原则是民众与执政党、政府间双向信任、高效互动式监督，设计依据是公意（兼顾民意），核心制度是无限责任政府（为人民服务）和无私政党（使命型政党），其民主形态是合力发展导向型政治制度体系（党治、民治、法治，三治合一制），其民主实质是人心政治，其民主目标则包括四个，一是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二是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三是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四是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不仅比西式民主多了第三、第四个目标，而且还比西式民主多了第一、第二个的后半个目标，即第一的公共权力的积极行使、第二的公民权利的责任担当。这种差别很重大，很关键。

其次，通过考察舶自美国的政行二分理论，分析中西方都正在做的政行一体化做法。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来阐述此话题，最后只是写了一个提纲，并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政行一体化：行政超载的矫正及其超越路径思考——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反思》。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制定、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之“政行二分”，只不过是美国学者试图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推进学科分化的标志，但是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它并非如此。因为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中，以国会为代表的政治与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各有其施政重点，二者始终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确实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我们需要明了的是，由于在美国的政治研究中，没办法再去研究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政府理论等政治学的传统议题了，只能去研究投票选举行为、族群政治行为、弱势群体关怀、公共政策选择等主题及其变量之间关系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又不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实打实的现象和趋势。

政行二分的未来趋势是政行一体化。“政行二分”思想奠定了行政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推进了行政研究的科学化，但是政行二分容易导致行政超载，弱化政治的主导功能，强化官僚的主导功能。而行政超载将导致官僚集团漠视社会大众的利益，形成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的结盟。因此，在西方国家，政行一体化是对基于政行二分的行政超载的反思，主张强化政治过程的代表性、参与性与利益一致性，其核心在于重塑公民的权利，而公民权的重塑在于大社会的建构，即重回共同体生活。英国的梅杰政府、卡梅伦政府以及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时期都曾主张过，但是从未成功过，根本原因在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缺乏根本的主导性政治力量来推进这种革命性制度变革进程。因此，欧美国家的政治学研究最终只能走向衰落和公共管理化，走向细枝末叶的研究。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间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原理”制度框架下党政一体化模式，关于这一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我所撰写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去理解。

综上所述，在讨论政治学公共管理化这一议题的时候，我们要将其放在时代的背景、现实的背景与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并通过比较的方法，掌握中西学术研究的演化规律。惟如此，可更能增添我们推进学科理论创新的紧迫感与自觉性；同时我们也可以完全说出一句响亮的口号：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学者构建全新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范式的时候了！我们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信心，因为中国政治与中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美好的前景。

王向民

学科、学术与政治：

刍议“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意味着政治学人对于学科的认知慢慢发生了变化，体现出政治学的学科危机感。这样一种学科认知或者学科焦灼，恰恰是近四五年中国政治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我将其概括为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

首先，“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何以如此？是进步还是倒退？从学科角度说，“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有四个推力。第一，政治学研究的规范化、学术化。换言之，政治学的专业门槛已经成为了这个学科的共识。如果对比最近十年和之前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即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等），我们很容易能够体会到这个问题。这种变化大致是从2006年开始的，当年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和其他一些海外及港台的政治学者联合国内大学开设了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这个讲习班办了好几届，培训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学者，打破了之前的研究方法路径。后来留学欧美的海归回国带来的欧美研究方法，也冲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路径，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的专业门槛。现在投期刊、写课题大多是“八股文章”写法，“八股文章”是2006年以来方法论训练形成的结果。第二，“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是与国家治理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治理概念最初传到中国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的多元治理，社会中心主义，但是后来变成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治理。国家治理的概念自2013年提出之后，形成了政治学治理化的研究，最终演变为从国家到各种课题、各种期刊以及评奖等一系列规训的结果。第三，中国的治理经验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富矿。政治学的研究或者公共管理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科学研究，关注时事和经验，而中国治理领域有太多太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就给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所以我们看到，乡村、社区、城市治理等选题在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占很大比例，这是因为有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四，近年来中国高效率的职业竞争导致了快发论文、快拿课题的趋势，而快发快拿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写“八股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经验研究的写作方法就迅速地流行开来。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似乎是一个负面的趋势，但是放在学科史上，它却是正面的。它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在发展，越来越学术化、规范化，这是学科共同体认知提高的表现。

其次，我们既然提出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命题，并对其感到不满，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认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两个学科是存在差异的。政治学有政治学的学科认知，这种学科认知和管理学有很大差别，除了理论气质不一样（政治学研究的是基础理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的合法性，并不是单纯研究“死的经验”。权力分析里蕴含了很多价值判断、意义以及理解相关的内容，它是在意义世界中讨论问题的。我们在讨论权力是怎么来的，及其合法性问题时，实际上讨论的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判断。并不是所有存在的或经验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些选题确定之后，政治学也会严格恪守客观中立的态度，像公共管理研究一样“物化”研究对象，但是，选题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过滤与选择，每个人看到或选择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成熟的学者会自觉遵守选题之后研究过程的客观性，但是，这和公共管理学标榜的从源头开始的科学主义不同，这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学科焦虑来源。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政治学研究能够提供怎样的学科认知或学科方案呢？目前，大家所理解的政治学主要是基于经验归纳和形式化的理论进行研究，大多是经验实证的，并以中层理论作为目标向导，强调概念的内涵清晰和外延明确。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概念清晰只是为了随后变量的测量及数据检验，是为证实或者证伪服务的，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因果逻辑文章。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概念建构与理论化。从这个角度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有特征，它们都是一些经验的政治理论，或者说都是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析。换句话说，它们都承认现存的权力结构，或是以现存的权力结构作为研究起点，不会去质疑现存权力结构在意义世界或逻辑结构上的问题。所以从认识论上来说，经验性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唯一的差别就在于理论的抽象程度与理论化方式不同而已。

这种经验实证主义的政治学认识论框架在中国会面临一些问题。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在逻辑经验主义里只是一些分析变量，即用数值表示的观念、信念。但在中国语境里，我们日常生活感受到的却是“意义”，不同语言、词汇、表达所承载的理解与意义。而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路径在欧美政治学中是自然的。因为欧洲尤其是美国认为已经解决了价值问题和国家理论等根本性问题，政治研究因此不是一个意义问题，而只是一个操作问题。所以对他们而言，政治研究就是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故而去国家化、去历史分析。当国家的世俗化发展到政权稳定之后，一定会在政策议题上进行讨论，因此经验分析方式对公共管理研究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将其移植到当前中国，将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的学科认识论，我们就得讨论其适用性，即意义问题完全解决了吗？因此，我认为，虽然说我们在反思“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实则体现了学科焦灼感。但实际上在我们现有的对政治学的学科想象中，政治学仍然和公共管理共享着同样的认识论，即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而闭塞了其他的学科认识论。

最后，目前对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认知是情感上的焦虑，还是已经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如果这是个真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做出调整？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有必要去追问意义吗？去追问“何为中国”，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意义的问题在中国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的话，那么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就顺利成章了，如果没有解决，那么逻辑经验主义就只是一个公共管理或政策研究的方法，它并不能代表整个的政治学学科认知。

我用一个现象来解释学科的认识论。昨天晚上很多人都无眠，大家都在听崔健的线上演唱会“继续撒点野”，唏嘘泪流，演唱会的文案道出了一丝原委：“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它表达的是，“蛋”所表达的“生命”比“石头”的坚硬、无生命更重要，意义比经验更重要。一个注脚是，朋友圈的一条评论是，“杜真的不靠谱。跟老崔讲技巧。扯。”杜文涛讲技巧就不靠谱了吗？技巧不是歌唱的经验事实吗？评论人显然关注的是崔健摇滚的意义的问题，这就是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认识论。也即是说，唱歌不单单是唱歌，“摇滚”实际上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从分析性概念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意义的问题。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分析的话，其实就进入了新领域。这不是一个经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是一个语言分析哲学的问题，即我们要从一个事物的名称概念中来分析这个概念的特征和边界。

中国政治学其实有两种表述方式，第一种表述方式是“中国的”政治学，这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政治学的领域，中国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只需要把普遍的东西拿过来“演绎”就可以，这是一个拿过来的过程。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政治学”。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学，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经验的领域。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那就意味着中国和这个世界中的其他共同体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差异而不是共性使得它有自己的质性。这些质性代表了它的本质特征，和其他的对象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很多问题，就会相对容易得多。我最近就有文章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作为分析性的概念，中国政治学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关于中国政治学这个学科认识论的转型，现在政治学界大部分都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怎么去转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公认的范式。目前国内政治学的两个分支，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试图来触摸中国的特性（中国质感或者中国性）。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中国政治学和政治学学科的认识论出发，试图做出一些变化。在这一问题上，历史政治学可能更敏感一些。而对于中国质感的描述，田野政治学可能更胜一筹。

所以，做一些政治学学科认识论上的转换，而不是单纯从经验实证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增加其他的分析视角，比如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甚至是批判性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那么，中国政治学大概会形成一个与现在不一样的政治知识体系。

汪卫华

政体与政事——政治观的大分流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这个说法语义比较模糊，我想把它分解为三个层面的现象来讨论。

一是由于学科内部的精细分工，导致政治学研究“碎片化”。比如，做政党政治研究的，和做民族问题研究的，可能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共同体，相互之间学术对话也不多；做国际政治研究的，与做国内政治研究的，也分属不同的话语频道。碎片化是政治学本身专业化程度提升、进一步精细分工的客观结果，并且这个趋势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扭转。

二是研究方法花样翻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技术崇拜”。很多时候，“技术崇拜”是因为我们“不明就里”，觉得某个方法很厉害、挺高深，然后咱们就拿来用。可能我们对这些模型的前提假定不清不楚，对操作方法的具体来源也不清不楚，但是既然英文学界如此，我们就跟着“玩”。

三是理性选择研究思路盛行，导致研究视野上的局限。我们不去提“大”问题，而是谈“细节”问题，也就是讨论管理性的问题，不谈政治性的问题。公共管理的主流话语是按照理性选择的脉络走下来的，比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政治学家赫伯特·西蒙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其实也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比较彻底地推动了理性选择研究思路在政治学中的盛行。相形之下，政治学原有的规范研究传统、对意义问题的重视，自然而然就显得势弱了。

如果拆成以上三个层面的现象，那么我觉得“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有不同的因由，进而可以分别找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需要说明，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也就是基于各种政治正确的考量，研究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决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问题不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是不同意识形态的立场选择问题，而不是一个学科的内在合理性或者说学科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把这样的立场差异问题先搁在一边，姑且在经验研究的大前提下，来谈谈政治学与相关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学科适宜的发展取向。

我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政体”与“政事”。为什么拎出来这两个概念呢？我们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到底什么叫政治？我们在把政治学跟公共管理学进行划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划界？

首先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边界确定问题。西方政治学的基本脉络是很清楚的，他们认为政治学是关于政体的学问，政治学讨论的是以“政体”为本位的一套知识，是以国家为中心去讲的知识，而行政学或者说公共管理学则是一个“技术活”。

但是在中国，什么叫政治呢？我们的政治传统是什么样的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并不认为政体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比如孙中山先生讲“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今天所指的政府，名称源头是唐朝的“政事堂”，即宰相处理政事的地方。更往前推，孟夫子说过，“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中国政治思维里，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本来就是“政事”。

如果从“政事”的角度去理解政治，那政治学往公共管理学的方向发展又有什么不对呢？学科知识划分上的不同，背后其实是不同政治观的问题。在一些基本的枢纽概念上，中西方政治观的大分流其实是很早就有了。这也就是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边界的确定，很可能得取决于我们对于“什么是政治”的理解。中西之间对政治的理解差异，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的政治思维，却没有在我们的学科知识体系上体现出来罢了。

延伸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和“制”的关系。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讲，“失之在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之在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他把政和制分得很清楚，“政”即政事，是老百姓的生计，这是治国理政具体做法层面上的事情，而“制”是制度。今天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主流有个共性，都认为制度问题是政治学或行政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公共管理就是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讨论细节、做法。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西方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一方面二分，另一方面相互配合的格局。

但是，讲到中国，我们总会感觉到西方的许多学理表述显得“格格不入”。比如，“有为政府”也好，“有效市场”也好，一旦与“党的领导”相结合，就成了在西方政治学脉络下讲不通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政治学也好、公共管理学也好，如果不跳出西方既有的学科概念及其话语脉络，去理解“政”和“制”的关系，往往会发现这类“格格不入”的现象。

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是不是只有在理性选择的思路下才可能去做的事情？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是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那么人的自主性在哪里呢？人的反思能力又在哪里呢？人们多样化的需求，该如何去提供呢？

在中国的“政事”传统里，延伸下来的基本思路就是，“如何把事情办好”，“如何选对人、办好事”，这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讲，“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就是政治。政治的核心聚焦点，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那么，工作方法问题究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还是政治学问题呢？如果不跳出书本上既有的知识脉络和概念体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就可能会有更多认识方面的疏漏。

总而言之，如果从“政体本位”的政治观出发，那么“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可能就是“民主化”大势已定之后的自然结果。既然“大势”已定，我们当然只论“细节”。但如果从“政事本位”的政治观出发，那么政治学研究需要警惕的，只不过是单纯的理性选择思路的“公共管理化”罢了。在我看来，与其纠结于学科上的门户之见，我们不妨以政策问题、工作方法问题为枢纽，拓宽政治学讨论的视野，加深对政治学问题“处境化”的理解。

柳亦博

融通亦或互补？发展中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是一种存在但并不需要被“医治”的现象，有以下三种解释：

首先，第一种解释是倒逼说：政治学公共管理化是否因政治学将自身的研究焦点从国家转向政府（government）所致呢？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政治学其实很早就将政府作为研究的对象了，不过彼时的政治学关注的是政府的构成性问题，有时候看似政治学在讨论政府（government），实际上它讨论的是国家（commonwealth），比如洛克的《政府论》。所以，是什么时候出现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现象呢？随着复杂性的不断上升，倒逼着政治学试图通过政府这个组织去解决国家中的具体问题的时候，此时它的焦点就从构成维度转向行动维度了，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现象。其实行政从政治中分化出来的根本原因也是复杂性倒逼下的学科边界调整，我个人觉得今天出现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现象不需要特别的去担心，因为虽然有些话题可能从政治学迁移到了公共管理（比如过去对政府职能的研究多被归入政治学的范畴，但今天这个问题更有可能被视为“政府学”的论域，或者说被纳入公共管理的范畴），但也有很多公共管理的话题现在已经纳入政治学研究范畴了，比如公共价值治理，这种流动性我认为是两个学科活力的体现。

对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另一种解释是成年说，它是中国行政学（公共管理的主干学科）成年的代价。当我们回到美国行政学的源头，也就是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以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这篇文章，会发现威尔逊其实很明确的说明了自己要干的就是建立“美国的行政学”，因为对当时的美国而言，行政学也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具体地说是一门由法国和德国学者们发展起来的科学，因而威尔逊强调说：“它所使用的仅仅是非英语的语言规则，所表述的是与我们的思想迥然不同的异邦观念，它的目的、例证和使用条件，几乎都扎根于外国民族的历史，扎根于外国制度的惯例，扎根于外国革命的教训。我们要应用这门科学，就必须使之美国化，要在形式、语言、思想、原则和目的上彻底美国化”。也就是说，威尔逊早在1887年就提出了行政学建设的本土化特征，那么以美国行政学为模板建立的中国行政学，自上世纪80年代学科复建之后，经历了三十年的对美国行政学的模仿，如今基本上也要成年了，这时候中国自然也就面对着行政学中国化的任务。但是，中国的政治与行政不是简单的严格二分的，而是一种差异合作的伙伴关系（我在2021年《探索与争鸣》发表的一篇论文里称这种关系类似“两人三足”游戏）。这种特殊的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导致了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出现某些政治学的特征，然而从政治学视角看去，反而是政治学出现了公共管理化，这是一种“视差”。以西方的学科架构为模型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术体系”，天然有一种封闭知识边界的倾向（比如通过创造很多本学科的独特概念、行话），同时对其他学科的入侵特别敏感，因而也就出现了对政治学可能公共管理化的担忧。反观公共管理学者，往往不太担心自身学科的政治学化，因为我们一直处在学科危机之中，时间久了就对这件事有点习以为常了，没有政治学学者们那么敏锐。

最后一种解释，就是话语体系说。我们描述和解释世界有两种基础性的话语体系：数学和哲学。其中，哲学与政治学具有同质性，最初的政治学著作也可被视为哲学著作，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甚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最初的哲学著作也能当作政治学说使用，比如《论语》《孟子》（七篇着眼的都是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左传》《墨子》《荀子》甚至《庄子》。所以政治与哲学话语体系的亲和性很强，但是在政治学中，存在一种趋势：数学话语的扩张和哲学话语的后撤，仿佛逻辑实证主义这个幽灵就是不愿从政治学领域离开。这导致政治学的研究在形式上越来越像公共管理学，越来越多地借助统计软件、模型去分析民主、投票、权利等政治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政治学这个古老的学科而言，是威胁性最大的一种解释。

这三种解释中，若第一种解释成立，那么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是正在发生一次边界的融通，对于两个学科而言，都不构成合法性危机，反而是它们的发展机遇。若第二种解释成立，则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将成为保持着差异性但又巧妙互补的两个学科，所以表面上出现的这种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现象，就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而是一种阶段性的、暂时的现象，会随着中国行政学的成熟、发展而消退。若第三种解释成立，那么它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它是一个仅靠政治学单一学科无力解决的问题。至少要等两个条件成熟了才有望解决：一个是中国大学发展起来比较成熟的“新社科教育”，即PPAE（政公经哲 Philosophy，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s）复合型博雅教育，推动中国的政治哲学、历史政治学勃兴。再一个是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强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多数需要“计算、推理和预测”的社会问题。因此我的结论就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化是一个有66.67%的概率不需解决的问题，有33.33%的概率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等待前述两个条件成熟后，会以问题消失的形式得到解决），综合来看我们目前最佳的策略就是先把它放到一边，再等等看。

观众提问

To 唐亚林

观众A

理性假设下政行模式是否更难形成超载？

现代政治从以议会为中心走向以行政为中心，行政占主导可能会导致有效制约缺乏的现象。西方政治与行政是一个平衡的模式。

唐亚林

观众B

政行一体化构建的进展和期望是什么？

政治有一个重大方略，通过代表性、一致性、参与性提出公意，让行政有效执行。其背后是对理性的期待，体现出理性的、规划性的思维。

唐亚林

观众C

中国政治工作是否蕴含着中国的政治传统？

西方政治、科层制理论去人格化的不足，导致政治体制失去了服务职能。西方新公共服务理论，很难反映在美国制度的运行和设计中。而中国致力于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纳入教育，成为行为动机的一部分。中国的学术理论可以通过政治体制吸收进去，成为制度设计。而美国西方政治体制中，缺乏共产党这种使命型长期执政党。政治学所带来的价值中立的程度远远低于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制定，可以走向技术化，而政治涉及到权力和选举的问题，背后的性质远远不同。

唐亚林

To 王向民

观众D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哪个对价值中立的要求更高？

放在经验实证主义认识论下讨论，公共管理对价值中立要求更高。放在分析性认识论下讨论，政治学对价值中立要求更高。如果我们去理解“政事”，即使对于基层管理人员来说，也会考虑语境和人的要素，无法价值中立。

王向民

观众E

中国的政治传统如何实现古代和现代的接续？

比如现代中国的集权制度，可以与古代“大一统”结合。西方视野下的政治协商制度也被纳入中国的群众路线和政治协商中，这是一种关于代表政治和代议政治的两种不同的叙述思路。但类似于血缘伦理、等级制度等中国传统并未复活讨论。因此我们需要回望传统，但需要将相关的、符合现代需要的知识资源返本。古今政治之变最大特征是大众的政治参与，这是将来考虑中国政治学理论创造需要对应的问题。

王向民

To 汪卫华

观众F

如果将政协归结为政治观差异，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探讨这种政治观差异的根源？

西方的政治学说已经形成一套说法，但我们对于自身政治传统并未形成总结。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政治概念讨论问题时应注意语境。不同地区、文化体系、社群观念差异是否造成现实政治后果，主流政治学理论是否有效将其包括进去？我们需要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同时尽可能在有限的一般性的程度上做抽象理论的归纳和整理。我提出一个方法论叫“处境化认识”，代入不同处境化差异，给其一个适度的理论上的说明。

汪卫华

To 柳亦博

观众G

前些年我们在反思中国行政学危机，现在出现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如何理解这种反思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行政学也在危机中，试图探寻其合法性所在。行政学对于新兴理论构建的热情超过了政治学，如治理理论。这都是学科发展的活力，如美国从“政治-行政二分”到“公共行政的政治属性”（如价值追求）的发展和变化。

柳亦博

结语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是危机抑或际遇？本期大学问以“论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为主题，邀请学术界该领域的中坚力量进行主题探讨、专家点评，以期让学界更加关注中国政治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政治学人大学问”系列活动旨在表达“政治学人有大学问，政治学人能做大学问，政治学人要做大学问”的诉求，积极推进本学科关键研究领域的高端对话。下一期政治学人•大学问期待您的继续关注。

延伸阅读

  中国政策过程的议题与创新｜学术争鸣第011期

往期精彩回顾

【学术争鸣】

政策过程|找回公共行政| 因果推断|基层减负｜政策试验|政府创新|技术与监管（下）|技术与监管（上）|国家能力|实验政治学|应急管理|

转载授权：圆桌论坛为政治学人推出的系列活动，以上为本次论坛全部线上活动纪实，文章为原创作品，任何纸质或网络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微信号：zzxrbjtd）。

嘉宾招募：欢迎海内外教师、博士生参与圆桌论坛的讨论，欢迎发送您的意愿和个人简介到[e-mail]邮箱报名。

议题征集：如果有感兴趣的议题，欢迎点击“阅读原文”告诉我们~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负责人 | 吴玮莹

文 字 |  崔   梦、吴玮莹、岳   婷

 排 版 | 岳   婷

  初 审 | 林佳怡

终 审 | 大  兰、王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