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是否大材小用？| 圆桌论坛第0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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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四十四期——

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是否大材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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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以前很多中小学发愁招不到满意的人才，如今却有一大批高材生纷纷前往中小学任教。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2020年第一轮教师招聘拟录用人员名单中，共有35名拟录用人员，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有22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的11人。这35人中，32人为硕士学历，3人为博士学历。华中师大一附中2020年第一轮教师招聘拟录人员名单中，最高学历毕业院校为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有6人，名单共9人。再比如深圳，以30万年薪为龙华区招来了76名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当中小学老师。另外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级中学发布的2020届毕业生拟聘名单中，20个录取者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有13人为清北本硕连读。深圳老牌四大名校之一的深圳中学公布了其2019年拟招聘的教师名单，名单共35人，其中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有20人，还有1人为哈佛大学毕业。27人为硕士学位，5人为博士学位，还有3人是博士（后）。对于这份“超豪华”的教师名单，网友们纷纷发出“现在教个初中门槛都这么高了”“知识真的是力量啊”之类的感慨。还有网友认为，博士应该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中小学教书就是大材小用。还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只能反映当前社会就业困难的局面。当然，也不乏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教育行业正需要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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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清华北大高材生愿意去中小学任教？为什么中小学需要这些高材生？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是否大材小用？高材生对自己的期望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对基础教育有什么影响？

嘉宾介绍

主持人：

王子谦

University of Sussex

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参与嘉宾：

陈科霖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

助理教授

段伟文

中国社科院

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员

刘成晨

桂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社会工作系主任

张梦晨

台北大学

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博士生

观点阐述

陈科霖

根源在于全民受教育层次和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行业就业市场遵循着随学校层次递减而学历递减的规律，例如若干年前的标准大致是这样的：“985大学—海归名校博士；211大学—海归博士或985博士；普通大学—985博士或211博士；大专高职—211博士或985硕士；高级中学—211硕士或985本科；初级中学—硕士或211及师范本科；小学—师范本科或师专”（以上只是历史上的大体情况）。所以从一般的社会舆论来看，中小学老师的层次大概处于本科或硕士的情况，可能偶尔会有少数一般高校毕业的一般博士进入，是整体社会舆论认为正常、“可以接受”的水平。但是随着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乃至博士进入中学任教，社会对中学教师学历的既有认知被打破，因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事件被炒作为新闻是很正常的。

其次，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入中小学的高材生变多了？从根源上说是由于全民受教育层次和水平的提高。在80年代初，大学本科毕业生就可以留校任教，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比例低于同龄人的5%），而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了50%，因此按照同龄人中的精英比例进行换算，实际上竞争难度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学历层次则比上一代人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随着新一代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愈来愈容易，各行各业的进入学历门槛都将提高，这并不仅仅是中小学一个领域的问题。此外，博士进入中学可能在现实中是存在着“大材小用”的问题，因为清华的博士可能也可以进入国内的大学任教。但一则，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是个人选择问题，有的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进入一所顶尖的高中任教，在毕业生看来，可能选择要优于进入普通的一般高校；二来，高校的竞争压力也日趋激烈，随着tenure-track体制的日趋流行，在高校端稳饭碗也成面临着相当难的PK，而中学老师的岗位则相对稳定，求竞争还是求稳，不同的选择也各有道理；第三，高材生往往是高考环节的胜出者，由他们担任中学老师，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师资力量，对于改变传统的填鸭式“应试教育”，提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在客观上有一定的帮助。因此在高考体制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高材生进中学，总体上是正常现象，对于中学教育自身而言也是利好。

段伟文

高材生能否成为人才要看其综合素质及转化能力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高材生这种说法。一般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名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博士当然也时常被夸为高材生。但所谓人才的高低是就其工作能力而言的，高材生能不能在具体的工作中堪称人才，要看其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其中有一个在工作实践中转换的过程。因此，不要拘泥既往，轻易根据学校表现给毕业生贴上高材生的标签，而应朝向未来，更多地关注其在某一领域的准备和潜力。显然，学校招募的是教师，不是高材生和学霸。实际上，清北等名校的毕业生，与师范生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一样，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需要有一个努力探索和转变的过程，前者在成才方面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清北等名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博士去中小学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毕业生就业难造成的。深层的原因一是高等教育特别是高学历教育扩张但结构不合理，二是传统的等级观念导致单位、企业和社会盲目追求名校和高学历人才。这使很多学生在教育上投入了过多的资源和时间成本，却难以在就业市场上兑现价值。清北等名校毕业生选择去中小学，大多基于就业相对难度和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考量，这也容易得到多数倾向于稳定择业的家长的支持。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名校的毕业生不一定在大学及其后阶段都是佼佼者，但他们在中小学绝大多数是响当当的学霸。因此，不管是不是退而求其次，对回到中小学教书还是比较有底气的。

在就业和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大多数清北等名校毕业生换一个角色回到他/她们曾经十分成功的场域，对自己期望应该是觉得可以达到某种次优或不算坏的目标。当然，不排除他/她们中有人打小或刚刚发现自己有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对于社会来说，对于这种基于人才比较优势的选择当然是接受的。尽管传统的师范教育可能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打破原有的结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竞争与互补格局，对中小学教育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未尝不是好事。

名校毕业生去中小学任教不是新鲜事，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不过在近年日渐普遍。说起对基础教育的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小学的教育目标。据我所知，名校毕业生去中小学任教的主要既有活跃教育思想、加强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作用，也有搞竞赛和办国际班之类高版本应试教育功能，而且后者更明显，即便是一些全国中小学名校也不能免俗。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前一种作用得到强化，使之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和提升注入活力。为此，除了教育部门应该改进其指导思想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清北等名校毕业生应该在选择教育的同时，要热爱教育，将其专业知识和素养与对教育的反思和探索结合起来，超越高材生及其熟知的教育模式，勇敢的走出舒适区，在实践中给基础教育带来全新生机。

刘成晨

社会多元，我们应该包容个人选择

很多年前，某北大毕业生去卖猪肉，顿时引起了社会轰动，因为社会期待与个体的实践或选择完全不同，导致了这样的事情成为了新闻，说起来也蛮有意思。而今，在深圳，因为高薪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称“21世纪需要的是人才”，加上城市的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要优渥一些，导致北大、清华的一些高材生选择去当地的中小学任教。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类如这样的“超级豪华阵容”的教师队伍，已经越来越“常见”。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高材生“择业偏向”、“社会心理”等一系列的变化。但变化归变化，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也值得厘清与审视。

第一，有人质疑，这些人有没有基本的教师素养？因他们不是师范类出身的，所以任教的时候就没有教师素养？这个怀疑非常勉强，而且可笑。我觉得，这样的思维定式非常落伍，毕竟已经是2020年了，如果继续抱着这样的思维去思考一些高材生的选择，则不怎么靠谱。怎么讲？以我在大学两年多的工作经验来看，师范类的老师讲课就一定好？未必。和学生相处，当然需要教育学和心理学等课程，但这不是否定他们的理由。相反，一些非师范类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的讲课未必差。因此，以专业来评判教师素养，不全对。

同时，还有人质疑，既然这些高材生、非师范类的毕业生都去当老师了，那我们的师范生去哪里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但反过来一想，或许从物质层面与个体抉择的自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此处，我列举一个个案，现某双一流大学的教授——海外留学的博士后，其在本科阶段就是一名师范生，他之所以读师范是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好。这里不是说师范生都是家里穷，而是在生活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又没有更好的社会竞争资本，他们也不热爱，你让他们选择基础教育的教师职业，这可能么？的确，教书这个行当，本身就穷，不可能大富大贵，除非当官或开公司。尤其在文科，温饱解决没问题，但很难升官发财。很多人留下，是因为稳定和热爱。因此，让师范生来从事这个行业，无非是把他们再次逼入“物质匮乏”的境地。虽然深圳的工资的确高，但消费呢？生活成本呢？那些师范生用什么和清北的博士、硕士毕业生竞争？布迪厄所说的“资本”很重要。

第二，目前有一个现象，我们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反过来则质疑高学历人才投身教育，这是否是一种分裂？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教育是国家之根本，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另外一方面，这些家长、社会人士质疑高学历人才投身教育，似乎觉得他们不应该如此。这看起来的确是矛盾的，但也是合理的，说白了，就是人性，不需要太纠结这个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高学历人才——不论是博士也好还是硕士也好，他们选择基础教育是自己的个人选择，加上这些一线城市的确有很大的诱惑力，比如生活环境、公共服务、周围的人才状况、政府的服务型水平、工资收入、社会地位等，这些都会左右一个人的选择。当深圳有这样的条件吸引他们加入时，这当然是好事情。其次，这些人大面积地流入一线城市，那些非一线城市的教育怎么办？是否会更加拉大教育的差距，以及发达地区与其它地区的差异性？《无声的革命》是一本很好的书，作者们在里面强调了环境因素会影响社会流动，这本书值得一读。

总之，我不认为高材生去基础教育是浪费，更觉得社会对教育、对高材生、对大学、对科研等等，都是存在很大误解的，或者说不了解。一方面，我们要平心去看，不要对这些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有太高的社会期待从而进行道德绑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前提是自己喜欢、接受就可以。另外一方面，要允许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比如：读了师范不一定就必须当老师，凡是认为读师范就必须当老师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封建的。这是一个转型期的中国，更是一个社会流动很大的中国，高材生们的流动，固然需要被理解，但教育自身的不平等问题，国家也需要用“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如果放任之，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准与师资水平差距就会更大。这或许也是本期我们议题的“根本目的”，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

张梦晨

此乃基础教育之福并非浪费人才

对于这个议题，如果单纯抛开功利性因素，即30万年薪这个短择因素，而是清华北大等毕业生因为兴趣情怀投身基础教育，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且认为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这件事本身是基础教育之福。

首先，学校需要优质教育资源，更需要优秀的教师。清华北大是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北大毕业的博士毋庸置疑代表着我国的优秀人才群体，优秀的教师能发挥作用，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是一样的，甚至可能对社会更有价值。优秀人才去中小学，其实是基础教育发展需要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扩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名校毕业生进入中小学从事基础教育绝不是浪费人才，从事基础教育的优秀人才恰恰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

其次，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东亚国家现代的普鲁士教育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但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和思维路径，而顺利完成博士学位的名校毕业生，一定是经历了自我超越的阶段，恰恰具有这些稀缺品质——明确知道学习的侧重点、有效衡量自我知识掌握度和管理自我学习时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专长和这些优秀的学习模式教给中小学生，此为基础教育做出巨大贡献。

学术争鸣

1.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是否是一种资源浪费？

段伟文

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是否是资源浪费取决于他们的所学能不能致用，他们的才华在中小学有没有用武之地。前者是存量，后者是素质和潜力。是不是资源浪费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能不能教好书，做一个学生的良师益友，需要教与学双方面的努力。教书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学历，还在于有没有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力，能不能让学生信服。如果表达能力弱、沟通能力差、缺乏领导力，学识上的优势就难以有效转化为教学优势和教书育人的能力。

清北高材生去做基础教育是否是浪费？他们为何选择去中小学教书？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传统思维”和“思维定式”去思考这些高材生及其希望获得的“社会位置”，他们有他们的选择，而且这也是市场的一种“选择”。相反，他们在博士毕业后，就应该去双一流大学任教么？就应该去银行？就应该去做公务员？等等。然而，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应该与不应该。

即便按照这样的思维定式去走，高校的压力就不大？公务员的压力就不大？银行的压力就不大？从我博士母校毕业的某师弟（硕士），去年也去了深圳的一个银行，这位留学的硕士，现在特别渴望进大学。我反复对他说，大学也未必如你想象的那样，你应该去读个博士学位再进来，否则会非常容易受困。还是以高校的压力为例，就目前的就业环境而言（博士率的增加也要纳入其中考虑），如博士毕业后到高校，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又不乏发出这样的疑问：“感觉自己博士白读了”，甚至有的“海龟”还在吐槽：“我觉得我自己留学花费了那么大的成本，但回报呢？捉襟见肘（安家费少的可怜，科研启动资金也不多，温饱都无法解决，怎么搞科研？），甚至还觉得自己的学历被玷污。”的确，博士算不上什么，但“付出——回报”模式下的不成正比，导致这群人灰心丧气，继而在“现实环境”与“心理感染”的情况下，一些博士转向“干脆不搞学术”。

所以，高校又是科研，又是教学，还有各种行政事务的干扰，“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堆”，与其这般“煎熬”，不如去中小学，这或许是一些博士们的心理。而在中小学，教学可能是第一位。这反而能够过的轻松，还能保命（“青椒”的死亡率与亚健康非常值得教育部门关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一点理解这个问题。

刘成晨

张梦晨

我认为并不是一种资源浪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教育水平的发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博士数量逐年增长，而相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博士的需求量，近几年几乎出现过饱和状态。优秀的教师能发挥作用，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是一样的，甚至可能对社会更有价值。在名校博士生不再稀缺的背景下，其他行业里的博士硕士都已经很普遍了，博硕士在其他行业都不是浪费，而中小学教育为国家的基础教育，他们投身我国的基础教育怎么就成了浪费资源呢？钱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家都曾经在中小学当教师，叶圣陶、陶行知等教育家，也将改良教育的阵地放在中小学。大家都记得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吧，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突破口或许就在基础教育阶段，让优秀人才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基础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为创新人才培养夯实根基。我认为这非但不是一种资源浪费，恰恰是资源的一种合理分配。

我想再补充两点。其一，观念的转变是博士生在毕业后去基础教育的原因之一，而不一定非要去高校。其二，他们为了更好的公共生活也好,为了物质利益也罢，其实这都没有错。他们有社会竞争的资本去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何况他们还不需要承担在高校里那种巨大的科研压力、教学压力，等等。

另外，针对梦晨博士所说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博士的需求量，近几年几乎出现过饱和状态”，据我观察（因为没有数据统计，因此不是特别准），一些二本院校的博士率，依然不高。他们不是饱和，而是缺口很大。

刘成晨

张梦晨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信息不对称呢？我觉得信息不对称还是挺严重的，如果不是我认识你，真的不知道二三线城市的高校这么缺老师，身边所有的学长学姐都告诉我很难找工作。现在虽然很多平台都会发布招聘博士的信息，但整体比较零散，我觉得国家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机制或搭建一个专业平台，或者某些做招聘行业的企业是否可以开辟出一个专门针对博士招聘的版块，把博士岗位需求汇集起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这个或许可以用IT技术去实现，搭建一个信息共享的数据平台。

刘成晨

张梦晨

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博士不好找工作，最后去中小学可能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只看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想永续发展，这些问题要连起来看。

2.高材生对自己的期望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段伟文

不管是不是高材生，要成为自己满意、社会认为合格的教师都有一个角色适应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从教意味着成就感的再定位。而中小学教师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成效不仅在于自己的努力，还在于处于心智发展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学生能否接受教育和主动学习。除了待遇和社会地位之外，一旦从教，如何掌握其中的规律并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就成为教师自我努力的方向，而这也是学校和社会的基本期许。惟有在此基础上，高材生才有可能发挥其优势。实际上，是不是高材生也是相对于结果而言的，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好教师，若干年后，你个人可以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学校和社会则会认为你原本并不优秀，是他们看走了眼。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刚开始选择读博士的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就业生涯全部押在学历上，认为读博之后未来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对于读博的人生期望值很高。但事实上等到博士毕业就会发现自己高估了当初的愿望，会让自己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且博士论文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毅力，要么是选题没选好，要么是没法继续做下去，只能换题目。随之而来又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又会让自己的心理和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过程会使博士对自身的期望值不断发生改变，而社会方面恰恰相反。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连续几年扩招，在校的学生总量几乎翻了一翻，扩招的直接后果便是给毕业生带来了人才过剩，供过于求，无论用人单位，还是社会，都已转变了选材的方式，从以往的不看学习只看学历的几个单位争一个毕业生到现在的一家用人单位在千军万马中选择自己称心满意的优秀人才。因此，用人单位早已改变了以往选拔人才的观念，从良莠不齐到现在的精益求精，从以往的只注重成绩到现在的成绩是基础，品质是关键，能力是优势。社会大众觉得好像你是博士就应该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有自身专业的，也似乎不觉得术业有专攻。从自身出发，我是真的觉得自我期待值的不断降低和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值不断升高是一个普遍现象。

张梦晨

刘成晨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与学历，在国内的确是非常大的关系，这个不可否定。问题是，这样的观念也在改变，这个的改变不是从社会开始的，而是博士们自己。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想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因而选择去一些公共生活较好的城市，这即为选择深圳的原因之一。或许，他们觉得这样无所谓，但社会却觉得，这是在浪费人才。社会会认为，博士就应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道德绑架就像最近在医院里看《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某博士后——美国某大学的老师，网友评价，国家培养了你，为何你不回来报效国家？云云。

我以前在清华工作的时候，有几个相熟的博后，后来都去了企业工作，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自己的论文质量不高，没有高校要他们。所以即使你是名校毕业，学术成果不行，也很难进高校。

张梦晨

刘成晨

学理工的人更多地会选择去企业，因为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文科博士的确是没有更好的选择，高不成低不就。

反正无论是企业还是高校，对博士的期望值都越来越高，既希望你是名校毕业，又希望你学术能力出众，还希望你尊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要发表“高见”。

张梦晨

3.如果高材生大多流向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会不会拉大？

段伟文

如果高材生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的确会拉大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要克服这一问题，主要需要国家教育政策更充分地发挥调节作用，实质性地加大地方教育投入和教师待遇。此外，从教者投身教育和造福乡里的理想也非常重要，但这种理想需要与公益支持、必要的地方优先主义等相结合，需要引入社会创新，才能重建一种不同于自上而下架构的在地优质教育实践。

这是肯定会的。抛开名校博士去中小学任教这个前提，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难道不是逐年增加吗？我小时候在河南老家长大的，我大二才第一次知道subway是什么，而北京的孩子们呢？从小身边围绕着故宫博物院798艺术区。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难道是教师的原因吗？不是的，我认为是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反倒是如果不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可以引进名校毕业生，更像是给当地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个跟世界沟通的窗口。我们可能拼死拼活地努力了30年才跟别人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是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

张梦晨

刘成晨

政府要不要关心一些非北上广深地区的教育问题？答案显而易见，当然是需要的。甚至需要政府政策的倾斜，及利用远程教育与“互联网+”的模式来实现资源的相对公平。否则，危害无穷。目前，一些高校的毕业生，尤其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往往都去大城市，或者一二线城市，而留在三四线或者农村教书的，几乎是无奈的选择。对于一些愿意留在家乡工作的博士、硕士，他们要么是因为不希望离家太远，或者家里有“矿”，等等。否则，博士毕业后的清北人才，谁去一些二三线的小地方？理想固然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可怕的是，这个时代更是市场化的社会，他们又不傻。同时，个体选择自由也是价值观转变。

但这不意味我们就可以放弃那些偏远的、落后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农村。他们反而更需要被重视，因为，一旦他们的教育不构成他们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则城市再好，发达地区再好，社会也因此存在非稳定性。这一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早就说明了，不再重复阐述。同时，不重视落后地区的教育，不重视中西部地区的教育，那就是跛脚式发展，并非“全面小康”，更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前段时间，我看到兰州大学引进一位中科院大连某研究所某院士的文章，里面谈的非常好。他在谈到自己为何加盟兰州大学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中西部地区不能被遗忘。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家乡在甘肃。总之，既要有个体的“舍我”，更要把政策、倡导、资源等适当性的倾斜给这些地区。

俞敏洪说，我常常对政府提出很多不满，尤其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我们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交了那么多税，为什么北京人有资格排除我们的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而且是在同一块共和国的土地上？但是，领导说“俞老师，我们要慢慢来，中国毕竟要逐步进步的，首先要解决北京本地的问题，要是北京人闹事了，那是真正的大事”。外地人闹事就不是大事？互联网最起码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补充一下，我觉得技术不能完全解决教育鸿沟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制度设计和落实。而这又会触及到另外一个根本性问题——执行偏差。

最后，我想针对一些担心“唯年薪论”的短择性言论说一下自己的观点。推荐两篇文章给大家，也是关于优秀博士逃离科研去中学当老师，最早，也是最深刻的全网讨论，就是程代展教授的科学网博文，以及当事人在校内网上的回应。当时那个年代，许多专业的博士已经很难就业了，那时候不乏有名校博士毕业转行，或者辍学去四大当审计的新闻，去中学、甚至去小学当老师的例子也有许多了。但是，像程代展教授发文这么深刻的，应该是第一次，因为大家很惊讶，一个在学术上有着很好前景的人为什么也会放弃科研，选择一条被世俗认为“求稳”的道路。在当事人的回复里，他明确的提到了放弃科研的原因：心累、没能力，且觉得做中学老师有成就感。感兴趣的可以找来当事人的文章通篇看一下，他的每一个字都深深的打动着我，作为一名博士生，我也经常有同样的感受，我时常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不足以支撑我胜任更多的科研，而这种惶恐的心经常在深夜鞭笞着我，让我感到愧疚和不安。能完成博士学位的人一定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点无可厚非，而什么能让我们放弃坚持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信念呢？我相信一定不会是金钱，而是对自我剖析后的深刻认知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张梦晨

主持人总结

王子谦：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他们从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的原因出发，讨论了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也对高材生去中小学任教是否属于资源浪费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指出了社会在这一问题背后更应关心的问题。

对于这个话题，个人认为首先应该细化一下提问，再做回答。具体说来，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清华北大高材生愿意去“发达地区”的中小学任教。这种对于问题的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发达地区，代表了这是一种市场选择的行为，背后暗藏的是供求关系驱动下的基本经济学逻辑。以题干中的深圳市为例，除了受到工资要素（wage factor）的吸引，一些清北毕业生选择去深圳的中小学任教还出于对“非工资要素（non-wage factors）”的考虑，包括：一些学校提供的解决深圳市户口、事业编制、帮助教师解决住房以及深圳市对待高学历就业者的补贴和教师工作本身带来的特别优势（诸如寒暑假和教书育人带来的心理满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首先是一个基本供求关系下市场选择的结果。

而在厘清了这一市场选择过程之后，诚如嘉宾提出的，有几个衍生问题是需要反思的：第一，认为清北毕业或者博士、硕士毕业生投身中小学教育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背后是否暗含对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视不够？一方面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却质疑高学历毕业生投身教育事业，这是一种分裂。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应该是：这些毕业生是否具备一个教师所应该具备的除了专业知识以外的教师素养？而通过师范院校培养而毕业的“正规军”去了哪里了呢？师范类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等环节中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二，根据北京大学2019年12月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统计，北大毕业生中，留京工作占比43.55%，跟随其后的是深圳、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因此尽管没有更详细数的个体数据支撑，结合相关新闻报道，大部分投身教育机构的北大毕业生仍然选择的是在发达区的任教，那么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又是谁在“积极投身”？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会不会就此拉大？这些都应该是比清北毕业生去发达地区中小学任教更值得政府、社会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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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负责人：张    昕

编    辑：张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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