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何如此焦虑？ | 圆桌论坛 第029期
“
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二十九期
你为什么如此焦虑？
”
问题发布
你快乐吗？你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还记得那个放松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被现实推着前进。工作、学业、生活，四面而来的压力使人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交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巨大压力。原本期待着一场欢畅的闲聊，却意外收获了对比、炫耀、暗中较劲，羡慕和嫉妒几乎让聊天每每铩羽而归。我们渐渐成为了“话题终结者”，拒绝打开心扉，复杂的内心却难以平静。这背后透露的焦虑，正成为描述公众心理状态的标签词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国家治理创新报告》指出，如何降低民众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聚焦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指出我国35.2%的公务员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可以窥见焦虑正在社会中蔓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越年龄，存在于不同职业与社会阶层，并体现在职场、婚姻、恋爱、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为何感到焦虑？中国人的焦虑具有独特性吗？或者说，这种焦虑是“现代性的焦虑”还是“中国式焦虑”？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
嘉宾介绍
主持人：
王子谦
萨塞克斯大学
政治学
博士研究生
参与嘉宾：
方曼
德国可持续发展
高等研究所AMA
项目组成员
王伯承
上海海事大学讲师
社会学博士
邓雪
上海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
博士研究生
牛长璐
复旦大学
中外政治制度
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陈昌凯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副教授
观点阐释与质询团提问
方曼
匮乏性需要掠夺幸福
焦虑并非某种单一的情绪反应。隐藏在焦虑背后的情绪（悲伤、愤怒、无助等等）与未被满足的需求映射出的其实是不同的心理内涵。所以，在强调精细化管理的今天，我们对于“焦虑”也应当有更精致的理解。
回到情绪的本质上，焦虑是是身体的预警机制，正因为有这样的机制，人类才得以存活。焦虑，让我们在面对需求时，产生诸如害怕、恐惧、悲伤等负面情绪，促使我们作出反应，在缓解和释放负面情绪的同时，满足生存的需要。比如，作为父母，看到孩子生病很焦虑，便会带孩子去看医生；作为学者看到环境污染感觉焦虑，便建言献策、发展科技以保护生态。这都是焦虑的带来的意义和内涵。
焦虑本身并没有问题，它在提示我们尚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如今的问题在于，在物质与科技空前繁荣的今天，焦虑反升不降。也就是说，问题根源不在“焦虑”，而是不断降低的情绪警报阈值，更在于不断提升的心理需求。
基于弗洛姆的思想，人有两种心理需要，一种是匮乏性需要，一种是充裕性需要。匮乏性需要是一种驱力，其令人感到有一种紧张或压力，需要把这个情绪释放、进而使需求得到满足。比如人们有周期性的生理需要，定时吃饭，定时睡觉等。在心理上，匮乏性需要的表现可能是，人可能肚子不饿却还想吃，有房有家却想要更大更气派。所以，弗洛姆认为，当人的需要完全被匮乏性需要所占据，我们将离幸福十分遥远；同时，匮乏性需要是贪婪的根源，也是大量心理病理的根源。（韩岩，2018）但是充裕性需要则不然，当这种需要被满足时，人们感受到的并非只是满足和放松，它会进一步带来充盈丰沛的感觉，令人充满活力与创造力。（韩岩，2018）
很长时间里，我们被递进式的需求理论影响，认为只有在满足了身体的、安全的需求之后才能满足归属感、爱与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忽视了充裕性需要对匮乏性需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在不断强调基本生理与安全需要的时候，我们对归属感、尊重与爱、自我实现需要的关注、憧憬和满足被限制和禁锢住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历史上有诸多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都是在穷困与窘迫的生存境地中实现自我的。
综上，面对“焦虑”，从个人层面而言，是重新反思自身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契机；于社会层面而言，既能促使社会提供满足充裕性需求的空间与媒介，也为反思公共价值取向与社会资源调适提供了新视角。
To方曼：
1. 人们焦虑的现实体现是什么呢？
2.文中提出:“匮乏性需要是贪婪的根源。”但是如何衡量匮乏性需要的度呢？我认为一定程度的匮乏性需要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不一定会导致贪婪。
方曼
谢谢质询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焦虑，作为一种主体感受，其本身即为现实。
第二个问题：提问者的表达其实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匮乏性需求就是个体需求的一种，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我的论述重点在于，为了缓解焦虑，我们应将注意力由对匮乏性需求的满足，更多地向充裕性需求的满足转移。
具体而言，匮乏性需求的满足在于“占有”，而充裕性需求的满足在于“存在”，即To have or To be，是占有还是存在的区别。我的关键论点在于，“存在”才会远离焦虑，“占有”会滋生形形色色的问题，包括焦虑在内。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To Have or To Be》（Fromm，1976）中阐述了占有与存在的不同面向。若以我们关于“焦虑”的探讨为例，占有型的讨论目标在于说服别人自己的论点、彰显丰富的知识储备，期待他人的改变，而存在型的讨论更多是在共同空间里享受交流的乐趣、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洞见，同时看到彼此人性的彰显，这既可能是面对共同困境时产生的共鸣，也可能是作为社会公民所表现出来的危机感与责任感。重占有的人依赖于其拥有的东西（知识、信息、地位、名誉），而重存在的人则相信他的存在这一事实，相信自己是活生生的人，只要生动活泼的展开对话，就会有创新、有意义，这个意义产生在每一个我们思想交汇的当下。
占有的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我要使每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存在的生存状态里，依照赫拉克里特和黑格尔的思想，生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实体，它只能在变化中存在。（弗洛姆，2017: 14）
回到这个探讨，我们或许可以问问，我们享受这个对话的过程本身吗？还是在苦恼和纠结，我的发言是否表现了一个学者的水准，是否能够收获更多的赞誉，吸引更多的粉丝，引发公众的讨论、政策的关注？如果探讨本身都在创造焦虑的话，我们探讨的意义又何在？
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此谈论“焦虑”，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正在制造“焦虑”。就像全世界都在贩卖“焦虑”并以此牟利一般，我们也在用“焦虑”的议题吸引关注，巩固我们在学术场上的一席之地，仅仅因为“焦虑”是社会热点词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这样的自我觉知吗？我们敢于承认这个觉察吗？“焦虑”议题的主体都是“人“，我们很难完全在客观层面去应对，并试图用单纯的政策或技术工具来开出药方。这个药方，其实都在“人”的手上，是建立法制机制的人，是撰写政策建议的人，是做研究的人，也是执行的人，还有传播的人，教育的人等等。如果这些人都没有自我觉察，很难相信这些重要岗位本身会不会制造和传播更多的焦虑。
心理咨询师常常自我告诫的一句话是，觉察即改变。意思是说，一旦每个人对自己的固有思维和行动模式有所觉察，就一定会发生改变。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正面对了自身的“焦虑”，找寻到自己独特的存在，就一定能够发生深远的改变，这种改变将涉及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工作等种种决策与行动。不难想象，这种自我觉察下的改变一旦发生，将在社会中通过人际网络的传递呈现几何级数式的影响。
我们身在“焦虑”风暴的中心，却仍未发生改变的唯一原因，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焦虑”提示下的人生议题。是时候去抛弃“焦虑”的提法了，我们或许该问问，如何去照顾到那些未曾被满足的需要？“占有”在于从外在攫取，而“存在”是内在的、过程的满足。所以，把关注外在转向关注内在，从转化社会、他人到转化自身，每个人将干预或是试图干预他者的那只手收回来，对自己开展探索，才可能成为社会整体转化的引擎。
王伯承
焦虑源于主体性的丧失
我们处于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没有时间驻足来欣赏身边的风景——稍不留神，春夏秋冬就溜走了。焦虑，正成为很多人心理状态的标签。中国人的焦虑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太过注重物质层面的享受，却忽视了精神上的“索居离群”。
那么，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存在什么不同？就普遍的焦虑而言：一方面，现代社会个体脱离了由血缘、地缘、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纽带，传统邻里关系中的守望相助观念逐渐淡漠，物理距离虽彼此相近，而社会心理距离则相距甚远——“远亲不如近邻”早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社区中居住的尽是“熟悉的陌生人”，原子化的个体越来越反映出社会的支离破碎，心理与精神的归属早已变得贫瘠不堪；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会中，没有权威，没有统治，剥离了一种所谓的地位恐慌，从而为人类的个性张扬创造了契机，在解放了个性的同时也实现了“网络社会扁平化意义上”真正的平等。然而，网络社会确实又是“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传导因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虽然网络上，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解放了个性，凸显了自由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其代价却是规范的丧失。没有规范约束与共享价值，人又怎能不迷惑和彷徨。
另外，网络看似让你懂得更多，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你的内心也收获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干扰。因此，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同时这种现象也受到网络社会的推波助澜。在网络社会中，个体常常被动地等待客体――网络的自我呈现，或简单享用客体的现成属性，而难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追求，去发现和发掘客体对于自身的有用属性，做出恰当的评价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主体性又在网络社会中消失了。
丧失了主体性，人们没有了判断的标准，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感，所以人们迷失了，焦虑就如病毒一样弥漫开来。
To王伯承：
1.在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审视网络科技发展对文明和秩序的冲击？如何重塑人情社会的原始温度并战胜焦虑？
2.您提到现代网络社会中主体往往被动接受客体的属性，那您可以进一步阐述主体自我判断能力弱化的原因吗？
王伯承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智慧，有道德，有价值；但是我们说，这些东西在网络社会中已经被肢解了。鲍曼把后现代性看作现代性的自我进化，并用“流动的”现代性指代它，这恰恰是网络社会的特征—— 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冲破，实现网络空间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时因为网络空间是流动的，它无法建立起一套权威的秩序体系，进而产生了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网络社会的这种后现代性体现的是一个原本“意欲”摆脱被固有价值或真理统治状态的社会；然而原本给予人自由的网络科技现在反而成为控制人们的新手段。譬如在消费领域，个人为了追上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的步伐，为了获得不再焦虑的能力，总想与最新的消费趋势保持一致，然而个体的能力却似乎永远赶不上。无尽的物欲逐渐膨胀，消费作为人们回避现实不幸的避难所的同时，异化为生活的终极目的。网络生活也抹杀了真实的个人需求，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虚假的自由和快乐。同时，网络信息自身的膨胀，以及难以企及的目标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也进一步加剧了焦虑的产生。
网络科技的另一个面向是公共空间的控制，人们的心理、意识、思维也都被操纵了。微信、微博、推特上的绝大多数的“公共话题”，最终都会“堕落为”猎奇围观和茶余饭后的谈资。网络平台上热点事件从曝光、发酵到无人问津，周期愈来愈短，正如一时爆红的乞丐大师回归正常生活后，大家也都逐渐消停了。总之，焦虑就是人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感的一种反作用力——“流动的现代性”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冲破而使得社会解决自身矛盾与问题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牺牲宝贵的自身资源去处理社会问题。
窃以为，现代社会应对焦虑的基本对策之于个体，应该是：慢下脚步，脚踏实地去做当下该做的事情；深刻追寻生命的意义，延缓幸福感的即时体验；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事、去生活，或许就能减轻很多焦虑感。就好像《慢慢喜欢你》歌词里面唱的：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邓雪
社会治理问题催生焦虑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使我们变得更加焦虑和迷茫。从富豪人群到中产阶级再到普通民众，焦虑感仿佛“绑架”了每个中国人。
焦虑可以说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源于对社会或自我的不安，这种不安产生的根源在于主观世界认识同客观世界间存在偏差。从辩证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焦虑都是有害的。一方面，焦虑的存在是上进心的体现。尤其当一个人力不从心，或者能力和时间有限，甚至努力去做也达不到想要的结果时，现实追不上自己的期望，由此便会产生焦虑不安。此外，过度焦虑就会对自己和社会产生危害。焦虑可以通过个人情感传播给身边人，使之成为社会心态。社会焦虑心态又通过反作用力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焦虑，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对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将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焦虑的社会心态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问题。首先，我国和西方社会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公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意识弱、机会少、能力低，政府与社会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尚未建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结果显示：中国人2018年的工作时间比2008年增加了22%。忙碌导致生活娱乐减少，欢笑减少，休息不足，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更为严重的是，越优秀的人越努力，根本无暇参与社会治理。其次，公民缺少一个表达、参与和监督的畅通渠道。由于社会公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解决，从而激发了各类社会矛盾，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发。因此，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来降低社会焦虑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To邓雪：
您提到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的提升的作用，请问这一定需要政府的参与吗？在缓解焦虑这一议题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社会的活力又应该如何被激发？
邓雪
感谢质询团的提问。
政府在面对社会焦虑现象时，必须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不但需要政府的参与，更需要政府和其他主体建立有效的合作模式，激发社会活力，让更多的人参与社会治理。同时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和个人的焦虑感。
首先，缓解焦虑需要政府做好情绪疏导工作，注重道德教化、心理干预、矛盾调处等机制有效控制消极社会情绪的蔓延。通过心理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积极的价值观引导，提升国民心理素质，营造公平正义、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其次，缓解焦虑需要政府建立一个能够兼顾绝大多数人利益且具备完善利益表达的制度体系。如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引导社会和个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监督公共决策的执行，特别是涉及到民生领域的（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各主体可通过商谈、协作的方式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建立社会问题防范机制，合理整合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和公正。
最后，在社会参与不够、良性互动不足的背景下，缓解焦虑需要激发社会活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这需要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益表达得到实质性的关注，避免流于形式的参与，提高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政府的主导下，由社会分担政府部分职责，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外包、决策咨询、建立智库等方式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牛长璐
理解焦虑应关注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
我认为社会焦虑是一种弥散的不安全心态，根源还是在于日常生活。近期有研究指出，在自媒体生态环境下，生活压力、网络风险、话语权平等、公权力信任、信息鉴别和信息安全这6个方面成为青年焦虑的主因；对上海市民心态的研究发现，市民焦虑集中在高房价、物价上涨、就业与工作压力、食品药品等产品安全等方面，而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焦虑。现代媒体让人看到不同人群的生活，消费社会中的需求欲望被放大，La mer优于妮维雅，绿水鬼好过西铁城……房子是当今城市中最令人焦虑的事，“中产”希望为后代留下资本，房子是最大的保障。中国制度下的户口和房子不仅有居住功能，还有储藏财富、附着教育、养老、医疗、服务等社会资格等功能，代表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定位和安全感。我们焦虑的是财富、地位以及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成为了很多人解决焦虑的思路。可是人不能被欲望淹没。
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焦虑要关注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前，每个人被嵌入在一个整体结构中。但当今社会很多人脱离了原有结构，形成了“脱嵌”。在城市市场经济环境下，年轻与年长、个人与群体主义、消费场景和生活环境的差距、旧观念与新环境突变之间矛盾重重。自由是有代价的，看不清楚前路所产生的焦虑，就是代价的一种。在转型中社会整体保障尚不充分，年龄、市场竞争、贫富差距和教育军备竞赛、养老隐忧等普遍焦虑，大多由制度和保障不完善所引发，结构性因素投射入家庭生活、教育经历、工作环境引发的焦虑，只有靠发展才能缓和。
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改开四十年，长江后浪推前浪，80、90认为自己是“后浪”，很多人没有做好成为“前浪”的心理建设。个人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找准自己的定位，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将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提高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至少能缓和焦虑。对政府和社会而言，需要对公信力、社会生活压力、保险监管、网络信息安全、公众参与和居民心理引导等客观需求和制度环境加以回应并改善，引导民众真实理解社会问题。有了信息技术支持的改革，真的有可能医治社会焦虑。
To 牛长璐：
结构性因素导致了焦虑，那么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否能成为缓解焦虑的关键因素？中国人口众多，社会保障如何能发挥类似于西欧国家的作用？
牛长璐
在经济发展放缓、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转型的条件下，居民收入预期无疑受到很大影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统统都不是问题”，可焦虑问题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在于没钱，或者说没有足够稳定的收入预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均是如此。焦虑发生在面临收入出现天花板、各种因素导致的支出却不断膨胀的状态下，提升收入很难，提升安全感也很难。完善的社会保障个人觉得可以相当程度地缓解焦虑，但并不成为缓解焦虑的关键因素：笔者感觉社会保障的本质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起到的是兜底的作用。
缓解焦虑的关键因素在于经济发展良好、民众拥有良好稳定的收入预期，即“开源强于节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内差异巨大，当下养老金在各省的状况不均衡就是明证。要想“开源”，发展是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发展从来都是非常艰难的，然而只有持续发展，不断推动教育和科技进步，提高民众整体能力，降低制度成本，才能进一步的实现国家发展，攀升科技产业链条，实现国家和民众高收入，为民众带来更好的经济机会和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和制度稳定是很关键的，任何社会保障体系均要有稳定持续的财政供给，西欧和北欧的高福利体系建立在高科技产业和高税收等等基础之上，这些基础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大多并不完善，在当下处于经济换挡、科技升级的时刻，更需要谨慎操作。一方面“增收”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一方面“稳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兜底”推动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多管齐下，或能缓解社会焦虑。
学术争鸣
如何缓解焦虑？
邓雪：
我很赞同方老师的观点。我们在不断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贪婪，在满足现有的需求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需求出现。随着我们对社会认知的增加，需求会越来越多。请问方老师，如何才能平衡充裕性需要和匮乏性需要？两者的最佳平衡点是怎样的呢？
方曼:
谢谢你的问题。你知道吗？当我们追寻这最佳平衡点的时候，咱们就从存在(to be)的位置上挪开了，也就开始了制造焦虑的旅程。焦虑是这样一个状态，要不为过去悔恨，要不为未来担心。解码焦虑很简单，也很难，就是面对生活和世界的变化，和变化一起生活，而非试图控制和驾驭这些变化。
匮乏还是充裕，这两个概念需要每个人自己把握一个度，每个人自身的需要是什么，还有需要多少，只有自己去探索才可能清楚。比如睡觉，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自己到底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自己到底适合早睡还是晚睡？如果不清楚，我们始终会将外界因素作为指责对象，认为工作，家庭事务或他人剥夺了我的睡眠，亦或者在节假日睡上几天几夜，其实这种补的不是觉，而是我们心里的缺失，那种自己生活被他者，被世界占有的匮乏感，我们要把它夺回来。然而，如果我们懂得自己的需求，在自己身体需要休息的时间去休息，后面就不会出现报复性的补觉了（虽然这样还是很爽）。当然，还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有嘉宾提到买衣服，我也很理解，其实就是心理的匮乏需要用外在条件来填补。比如收到来自外在的肯定，只要穿得美，会让人觉得自我价值都提升了，这种填补的方法多么简单。但那些真正充实内在的事情，读书写字，冥想净心和反思相比起来又是多么的麻烦!可是，不得不承认，只有后者才能让人在纷乱的世界里寻得一条出路。向外求，不会有所谓的度或平衡点，只有向内求，才会有答案。因为那些“度”和“平衡点”都是个人的、独特的、精微的感觉体验，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这些没有被自己觉察的需要就永远得不到适宜的满足，它们会继续在暗处控制我们的生活，继而发展成为匮乏型需求。
邓雪:
王老师，您说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价值多元化导致我们的内心都受到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请问如何才能排除干扰，找到自身的价值追求？
王伯承:
慢下来，专注于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方老师所说的——精心-静心。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按照一定的节奏去做事，去生活，就能减轻很多焦虑感。用比较时髦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匠精神。
方曼:
感觉我与王老师的观点殊途同归了。慢，就是不二的选择。原本中国人的生活就有这个闲适和自在的面向，而焦虑是由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就像Ulrich Beck提及的，风险社会最终会以个人症状表征出来，模糊掉社会建构等制度性议题。所以，在个人层面消解焦虑也是我们个人对于社会的一份贡献。我们文化里消解焦虑的元素和智慧太多了，只需要连接上古老传统里那个喝茶作诗、寄情山水的部分，便可安然了。
焦虑是个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
王伯承:
请问邓博士，社会治理如何舒缓民众焦虑，或许有具体哪些环节？
邓雪:
环节如下：
1、出现问题：某一社会问题导致焦虑现象弥漫
2、发现问题：问题被政府和社会发现
3、协同治理：政府开始思考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焦虑问题，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治理
4、解决问题：若治理方法得当，则焦虑问题得到解决；若焦虑尚未解决，便需进行政策调适，直至问题解决。
王伯承:
焦虑是不是自身一种免疫机制或者说平衡机制，可供大家思考。我是认为“社会问题的公共困扰”与“个人焦虑”不能画等号。
邓雪:
王老师说得很对，焦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不是心理学专业出身，不擅长从主观因素来分析，所以我主要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算是其中一个方面吧。
牛长璐：
我个人其实觉得焦虑本身不是问题，或者说，是个人问题。但随着社会信息网络的进步和深度信息的联接，焦虑被社会网络给放大了。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单一评价体系。单一评价体系存在一种确定感，在什么年龄段和时间点获得怎样的能力、做怎样的事情，但这种确定感在现代城市中却消失了，变成了虚无。如何应对虚无感就成了问题，这时消费主义便趁虚而入。原先的制度设定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社会支撑和更多元的评价方式。
牛长璐：
向邓雪博士问个问题，您写到“焦虑可以通过个人情感传播给身边人，使之成为社会心态。社会焦虑心态又通过反作用力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焦虑，从而形成一个循环体。”请问，在您看来，个人为什么不能够抵抗住他人传导的焦虑？或者说，焦虑为何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是因为境遇相同还是因为“内心戏太多”，把别人的焦虑当作自己的焦虑？
邓雪:
焦虑的传染性来源于价值观的认同。如果大家对彼此不认同，也就不会相互传染。如果大家境遇相似，产生共鸣，一定会有相互认同感和信任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存在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来进行调适。
王伯承:
个体的焦虑如何上升到公共问题，然后博得公共资源来解决，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公共资源常常只用来解决决策层认为重要的公共问题。一般意义上的个体问题，没有可能博得公共资源的关注。
方曼:
如何处理外部环境的压力，归属公共管理领域，是公共事务；而如何处理个体内在驱动力，归属个人发展，是个体事务。公共管理和心理工作，各有各自的边界，各有各自的发展空间。简单粗暴地运用公共权力、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无论从个体发展层面、还是公共空间安全政策与措施层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选择。公共管理（学）者并不具备定义“病态个体”的专业训练和职业背景，他们的具体工作目标在于评估“公共政策与制度”是否呈现病态，而非确定是否为个体或非个体问题。所以，公共管理和心理工作应当各司其职。公共议题的学者负起善治的责任，心理工作者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大家提供情绪和健康管理的方法，我们都为自己的焦虑负责，这个社会不好都难。
王伯承:
这亦是我们讲的个体化社会，是自由了，是民主了，但是责任和困扰更多要靠社会个体自己扛了。
王伯承:
请问牛博士，您说的社会焦虑是一种弥散的不安全心态，根源还在日常生活。那从政治学的角度，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应该如何切入，实现问题的解决呢？
牛长璐：
个人感觉“弥散的不安全心态”，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可以理解为我们看到了社会中种种问题令人感到不安和潜在风险，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应对、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比如“红黄蓝”幼儿园和成都七中的事件。
公共事务的实现，需要具有组织力度的集体行动，其享用多数存在搭便车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真正识别出问题症结、民众组织起来才能够正确表达，以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形成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往往需要参与者群体高度的理性、超高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以合作解决问题。但现实是，这些能力的生成却极为艰难，大众参与往往呈现出一种情绪化、极端化的表达倾向，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缺乏持久和较为低调但细水长流的持续关注以及专业技能的协助，而这在美国社会中往往是专业NGO的功能。
国内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一方面我们的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众没有太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社会活动，NGO的收入又普遍比企业要低的多，因此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往NGO 。另一方面，“好人流血又流泪”的事情不管真假总会引起某种民众警觉，同时民众也很难有合适的参与渠道。因此，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民众收入增加和能力增强，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建设逐渐加强，慢慢在日常生活中转变民众观念，从臣民心态转化为市民心态，建立民众间信任，逐渐解决这些不良现象，从而缓解社会焦虑。
学人点评
社会变迁、（工具）理性化与焦虑
方曼博士从个人层面切入，其中“匮乏性需要”的讨论非常有价值，一下子就点到了当下不少人的焦虑所在。我们似乎有一种欲壑难填的贪婪，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但其实，当我们真的得到了，却又产生了新的、更高的需求。所以我们始终处在一种无法满足的焦虑状态。就像Goodin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选择（choice）”和“必要（necessity）”的差异，我们对于时间不够用的焦虑，常常是因为我们将时间花在了我们“选择”的很多事情上，但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而言，或许这些事情并非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无法满足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需求，很可能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也许形成了我们的压力错觉，引发误导出来的焦虑。
王伯承博士有关“客体――网络的自我呈现”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其实在是在提示我们一种可能常常被忽略的，网络世界中的信息强迫性。网络阅读以超链接的形式呈现信息，让我们只能看到部分信息，而不能观其全貌。这种“不完全的信息”使个体意识到仍然存在自己尚不得知的信息，可能会引发一个新的不确定情境，由此使个体产生一种相对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言的内部不确定性（internal uncertainty）（Dequech, 2004；Kamal & Burkell, 2011）。不确定感是一种引发焦虑与缺乏自信的认知状态（Kuhlthau, 2004），它会引发产生个体搜索信息的动机，以降低不确定感。人们渴望获取与掌握信息，因为信息是以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存在（Nahapiet & Ghoshal, 1998）的，它可以为人们在社交中处于优势地位提供保证。然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时，不安全感与焦虑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形成一种带有强迫性的习惯来对抗这种负面的情绪。而在当今移动互联环境下，智能阅读器恰好可以让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断地上网去搜索、阅读更多的信息，从而增加信息阅读的强迫性，其实也是在默默增加着焦虑。
邓雪博士谈到的社会治理问题我并不熟悉，所以我并没有资格进行评论。但却让我想起了米尔斯（2006：200）在他的《白领》一书中谈到的地位恐慌，人们总害怕被抛到社会之外，被社会彻底淘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法国的社会已经从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2003：17 ）。”
2006年，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0.4%的家庭占了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 当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时候，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加大，社会阶层间、特别是富裕阶层与中下阶层间的壁垒可能日益加深，社会隔离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社会的稳定性变弱，同时，也意味着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
牛长璐博士提到的，在社会变迁之下的弥散性的不安全心态，我非常赞同。中国这几十年间的变化，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人们的工资收入的数字比以往大大增加，同时房价也从过去的几十元一平方飙升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们想要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宽敞，但房价却又远远超出了一个年轻人的承受水平，于是便有了买不起房的“蚁族”和小到极至的“胶囊公寓”；人们因为工作、生活而产生的人口流动极大地增加了，而同时“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却总会常常成为城市里被遗忘的“重要”群体；有的人似乎一夜暴富，通过互联网赚得盆满钵溢，有的人却早早“被”下了岗、失了业，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的人根本不用工作，靠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卖给国家而成为亿万富翁，有的人却因为遭遇“强拆”而不惜以自焚相威胁来换得更多的补偿；购物不再需要各种“票据”，消费壁垒得以消除，人们可以购买到任何想要 的商品，但当人们谈婚论嫁时，货币起的作用似乎也越来越大……
今天我们谈到焦虑，首先要把它框定在某个范围内，因为这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从注重个体的心理角度来看，焦虑很可能是一种个人的特质。同样一次考试、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坦然处之，有些人却坐立不安。这时，我们常常会说那些人有焦虑的特质，因为他们比较容易焦虑。尽管这种焦虑特质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父母的应对模式，甚至是神经或是基因等先天因素，但这种个体的焦虑相对是简单的，有时常常并不会引起我们太大的关注，因为既然它是个人层面，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调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人格特点，或是后天的训练而得以改变。就像前面提到的，如果是网络的广泛使用，或者是消费的升级，让有些人感到焦虑的话，那么我们就通过某种方式教会他们远离网络、清心寡欲就可以改变这种焦虑了。所以，个体的焦虑并不可怕，再严重，也不过是个人的“小事”。
然而，当我们把焦虑放到更广阔的领域，当我们发现焦虑的个体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心态的时候，那么焦虑可能就已经脱离了心理学，或者说是个体的微观层面，不得不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考量焦虑问题了。就像在当下的中国，虽然可能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我们远离手机，减少网络信息的轰炸，就可能恢复内心的平静；只要我们远离消费，减少奢侈与符号化的购买，就可能找到消退焦虑的侵袭，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因此，当2011年8月，《人民日报》分三期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当下社会的普遍焦虑的心态予以了充分关注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有些无奈地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人民日报，2011-08 -0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民日报，2011-08-18）。”在这样的社会事实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身不由己”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问题，而恰恰是我们好像别无选择。
所以，我想将视角再拉回到社会变迁上来。过去的4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397，到2008年的0.466，也用了40多年的时间，上升了0.07。而中国从1981年的0. 281，到2008年的最高点0.491，不过只有27年，数值却飙升了0.21。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美国社会变迁的3倍，但凡亲历这个社会变迁过程的人，无不会惊叹于我们社会的飞速发展。由于我们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的变迁发展，浓缩在了短短的四十年当中，社会变迁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理性的预判范围。所以，每个人的发展轨迹似乎都是独特的，是不可复制的，人们没有办法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中获得有效经验，预知自己可能的未来，自然无从知道每条发展路径可能达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今天选择的道路，可能明天就不得不做出改变、甚至转向；今天设定好的发展路径，以期望实现某个目标，可能明天就发现，要实现同一个目标必须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速上升，而面对这样瞬息万变、甚至是毫无范本与规律的社会，人们必然显得手足无措，从而产生焦虑与恐惧。
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中，你的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按照你父辈走过的路，你就可以慢慢迈向既定的目标，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要说你父辈，就连你兄长走过的路都未必能够遵行，看看那些不停生长，又不断破产的互联网企业，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令人恐慌的不确定性，巨大的焦虑感自然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变迁虽然是集体焦虑的一个原因，但更可能只是一个背景，而（工具）理性化的单一标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动因。
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手机？因为今天打开互联网，不停有人在向你鼓吹，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了解现在的经济与市场，然后以最快速的行动占得先机。我们为什么停不下购买？因为今天使用APP，不断有人告诉你，“这本书很好，你应该看一下！”、“那篇文章很重要要，你必须读懂它！”虽然我们对真、善、美可能依然有着自己猜到的见解，但今天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资本的多少、点击量的大小等等。究竟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可能很难判断，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读过100本书的话，一定要强于只读过10本书的人。于是，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有各种帮人读书、替人总结观点的“高端产品”。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工具）理性化的过程。而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像是将“量”用来作为“质”的替换物。因此，人们才追求一件又一件的工作“量”、一秒又一秒的时间“量”，仿佛完成了就是“优秀”的。
归根到底，在急带的社会变迁之上，我们是要更多的事情，创造更大的（理性价值）。而这样的不断追求、不断赶超的体验，却一步步增加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恐慌。
嘉宾回应
方曼
谢谢陈老师的点评，收益匪浅。似乎看到一个长焦镜头，从个体逐渐上升到群体、最后看到社会的整体，这是心理学家常常缺少的视角——社会面，您的论述也向我们展示了更具历史感的思考维度。
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主演变的，人们的意识跟随着现代化逐步变迁，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社会共同学习的过程，物质繁荣与意识提升同步进行、相互匹配，如此，才可能令人从当下“悔过往”与“忧未来”的焦虑之中解脱出来。
非常赞同您的这一观点：为了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们被迫生长在一个被过度挤压了的时空之中。从外在而言，我们的社会空前富裕、繁荣，绝大部分人不必挣扎于生存之困窘；而从内在而言，以80后为例，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人，抵得上西方社会好几代人的社会阅历：儿时被熟人社会滋养、成年因城市化而隔离于格子间、被镶嵌于工业化进程中如陀螺般旋转，想念曾经儿时大家庭的温暖而不得，曾经田园乡间的悠闲成为梦幻泡影，家乡再也回不去，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能够像在土地上耕作一样给我们提供踏实的安全感……从社会到每一个小家的变迁，在心理学里，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创伤性事件”——指那些曾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的不适应并令我们苦恼事情。然而，我们整个社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消化、去转化、去反思，为个人生命成长带来体悟与给养。 如何去处理这些社会发展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时避免因时代剧变而引发新的创痛，是如今的建设者们需要密切关注的。
王伯承
当接到这个题目后，就和几个朋友简单聊了一下，关于缘何会焦虑的问题，他们的回馈是——“好久，都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感觉了”；“社会发展太快，生活节奏太快，信息化时代，每天都有新变化，害怕跟不上节奏，害怕落伍，害怕与社会脱轨” ；“想要的东西太多，然而不可兼得”……
针对焦虑的问题，每位嘉宾也都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有非常鲜明的学科特色，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特别是点评老师的分析更是鞭辟入里，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然而我还想就自己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角度作进一步的阐释：缘何“中国人”特别焦虑?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把一个贫穷国家发展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贸易与全球化的领头羊。我们毫无疑问地欢欣鼓舞于这种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化成就。当然，我没跑题，我想说的是—— 经济体量的增长可以跨越式发展；然而，社会的发育及其文明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则难以逾越。
那么“中国人”特别焦虑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的社会价值、道德理念、素质文明，包括福利制度乃至社会的公平正义远远滞后于我们物质欲望的限度。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底色本身就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焦虑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个体遭遇，我们逃无可逃；谈论焦虑，并非是要根除焦虑本身，而是让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焦虑的源头活水在何方。当焦虑无处遁身了，那么，焦虑纾解对策之于个人，便不言自明了。
邓雪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陈老师列举了生动的案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诠释了焦虑产生的原因，给我很大的启发。的确存在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的现象，且处在结构外的群体大多为弱势群体，如：失业人员、低素质人员，城市待业青年等。对于这部分群体我认为可以采取帮扶措施（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来减少焦虑。而对于结构内部的群体来说，营造一个公平稳定的竞争环境对优化社会结构和缓解焦虑至关重要。
感谢政治学人这个平台为年轻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也唤醒了我对更多社会问题的思考。我对方老师看问题的精准性以及王老师分析问题的独特性表示由衷的钦佩，同时也很高兴认识牛博士。在与三位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交流过程中，开阔了我的视野，感谢你们给予我很多灵感和火花。
牛长璐
感谢陈老师精准的点评，"将'量'用来作为“质”的替换物……追求一件又一件的工作'量'”给了我良多的启发！也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认识了方老师、王老师、邓博士这样的青年才俊和圆桌论坛热心的组织者们——有缘千里来相见，能够相遇在此，令我感到注定有“缘”；“缘分的天空”不仅给了大家相聚的机会，也让我有了多角度思考的机遇。
我个人在理解焦虑问题时，往往习惯从结构性角度出发，觉得变迁社会的结构、土地制度和单一评价模式，是导致焦虑的三大主要原因，这些都需要发展才能解决，但发展很艰难，只有咬牙硬上。但通过与方老师、王老师的交流，我逐渐也意识到，社会主流长久以来强调的追赶模式，以发展型社会的特有结构因素搭建了一个导致焦虑的不断强化的外在场景，但焦虑不仅仅是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社会中的人”进入到我的思考中来，每个活生生的人固有的心理需要也放大了外在社会对个人欲望的引导，产生了过多的焦虑和“赶不上潮流”的恐惧。邓博士所探讨的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联接和治理，令我理解了社会治理工具对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意义，拓宽了新的认知路径，受益良多。
我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渴盼踏上“财务自由”这一艰难路径，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不是在追求财务自由，而是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希望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能够放缓脚步、舒缓神经，追求言行自由和心灵自由，不要过于焦虑！最后，还是要说，感谢各位学友们精彩的思维碰撞，使我近距离欣赏到那耀眼的智慧之光！
主持人点评
王子谦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热烈的讨论和陈老师精彩的点评。“焦虑”这个问题确实触动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经，无论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去讨论焦虑产生的根源，还是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探讨政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承担的责任，不断地追问和求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深受焦虑的困扰同时渴望寻求解脱。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甚至从更“虚无”的角度讲——“历史的进程”都在“焦虑”的解决上大有可为。但是，放下这篇讨论，首先可以有作为，或者最能让我们快速感受到焦虑感减少的努力仍然来自于我们自己心态的调整。我们没有必要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二者选其一，而是可以在这中间找到我们的平衡点和我们的位置。
童年时拯救世界的梦想仍然可以存在，对自己未来一定会“叱咤风云”的豪言壮语也不必放下，那是理想、激情与勇气。但是岁月、经历和教育赋予我们的是睿智和深刻，能让我们知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其实不必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爱我们自己以及回应家人、朋友对我们的爱，在生活的磨难中仍然不断完善自我，我们就会成为自己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但出名真的很重要吗？朋友圈里的点赞和积极的评论所带来的快乐真的有那么多吗？莫扎特年少成名，但却在35岁去世。黄旭华、于敏、程开甲、刘先林、屠呦呦、南仁东、戚发轫，刘先林等中国老一辈科学家，被人熟知时大多已白发苍苍，但这并不会减少历史与人民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也应该形成自己对所谓“成功”的认知，改变我们能改变的，认清我们暂时只能接受的事情。停止对“焦虑”感到焦虑吧，去积极探求获取主观上感到幸福的能力。
“有功夫绝望的话，还不如吃点好吃的去睡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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