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影响生活机遇？丨圆桌论坛 第0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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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14期——国家如何影响生活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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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事件，这场变革促使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国家及国家政策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尤其让人体会深刻。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期圆桌论坛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讨论国家如何影响生活机遇。周雪光老师有一本书名为《国家与生活机遇》，本期论坛的主题无疑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但是本期论坛的讨论并非针对周老师这本书的内容，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生活机遇的关系。

嘉宾介绍

主持人：

严海兵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政治学博士

参与嘉宾：

葛传红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政治学博士

卢凌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政治学博士

黄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政治学博士

点评嘉宾：

孙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社会学博士 

观点阐释

葛传红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提出一个观点：社会的成长并不是必然的，只有“挑战”遇到了成功的“应战”，并且这一挑战还能趁势不断激发起更新的“挑战”时，社会才会不断成长。 该理论也常被归纳为一个颇为简略的公式——“挑战—应战”模式，即认为文明的生长过程乃是一连串的挑战和应战的交替过程。

不过，在汤因比眼里，人类文明经常面临着生与死的挑战，所以对于挑战的成功“应战”便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当一种旧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将遇到自然或社会因素的巨大挑战，人类为了应战而努力开拓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一种新形态的文明便诞生了。

显然，这应该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条重要规律。1978年12月，由于“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的灾难，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在中国人智慧里，“危机”常常也意味着“转机”，正如“祸福所依”和“多难兴邦”这两句话所昭示的那样——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中国的灾难与改革》一书中，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Dali L. Yang）认为，“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把人们从经济激进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定了思想和制度的基础。在他看来，上世纪60年代初，如果说农民曾一度对“共产风”萌发过憧憬，这种憧憬也在大饥荒中破灭了，他们由此质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政府推行的各种政策。

追随着相同的逻辑，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则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经济改革”。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领导人获得的信息是明确的：他们必须着手制订政策，推动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弥补失去的时间，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化，并着力建设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

幸运的是我正好出生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年，但却并没有立刻迎来好日子。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在中国改革真正发轫之后。我至今依然记得，大约在1982年，在农村联产承包推行的第二年，我才第一次吃饱了饭（在此之前确实是饥饿的）；过几年后我家又建造了新房，从此告别了拥挤不堪、无法遮风避雨的过去；大约是在1988年又用上了电，记得我曾在初中的一篇作文里还夸奖了这个进步；说起作文，让我忆起初中语文老师曾给我们布置过的一篇作文——《展望二十一世纪》，现在依稀还记得当年的设想是：在新世纪人们生活将极大方便，生活达到小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句实话，我其实是一个“短期乐观而长期悲观的人”，在我当时年少的心灵里，我觉得那一切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也许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另外，我也曾有一个小小梦想，希望在将来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到乡镇上去工作——县城当然是想都不敢想啦！

然而，改革迸发了巨大的能量，给个人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可能，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其实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事实上，在我青少年时代，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会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工作！在此我不得不引用江主席的一句话来说——“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不过也得考虑到历史的行程。”换句话说，“人有人命，国有国运”。如果没有1978年冬天“中国改革的一把火”，那么也不会有中国“大国崛起”的今天，也更谈不上什么个人的发展。

如今，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在创造一个让世人惊叹的神话：它不仅经常成为报纸醒目的新闻标题，而且也是我们每日可看可见的客观实在。从上海浦东耀眼的写字楼到苏州庞大的工业园，从北京笔直宽广的长安街到深圳市中心的现代化广场──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才真正体验到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卢凌宇

在周老师的专著中，“生活机遇”指的是与社会分层伴生的个人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治导向和方针政策造成的，或者说是制度和政策的资源分配效应。我们可以循着周老师的观点追问两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关心平等？尤其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制度和政策所产生的不平等？这就涉及到“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或“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以下简称SWB）这个研究领域。

 生活质量并不等于SWB感。传统的生活质量研究侧重于外生的物质性或制度性指标，比如经济增长、人均GDP、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绿地和政治制度类型，包括周老师所研究的社会分层/不平等。应该说，迄今为止，对物质性/制度性生活质量变量的探讨仍然是生活质量研究的主流，这是由庇古（Arthur Pigou）开创的传统。与此同时，SWB研究正在成长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纲领。所谓SWB指个人内心的积极感受，包括对生活状态和生活品质积极评价。这派学者关注的是个人幸福感受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以及这种感受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影响，数据来源主要是世界价值调查、美国社会调查、欧洲晴雨表、盖勒普等权威问卷调查。显而易见，当我们使用外生物质性/制度性变量来模拟个人感受时，其实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这些变量与人的SWB是显著正相关或者甚至等值的。这个假定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对此最著名的反驳是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发现的悖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的国民主观幸福感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要高，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当人均GDP超过约12，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就不再对SWB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个经验发现后来不断地被更新的经验研究所支持，成为得到SWB学者广泛认可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SWB研究，（不）平等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SWB学者倾向于认为攀比（comparison）是人类痛苦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人类攀比的直接原因就是不平等的存在。不平等可能是天生的（比如残疾人VS正常人）、社会的（比如勤奋致富VS懒惰贫穷），但也很可能是制度/政策强加的（比如拆迁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人们很容易适应天生的不平等，对于社会性的不平等接受程度也比较高，但始终对制度性的不平等保持强烈的怨恨和敌意，这种情绪既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又成为社会和政治动乱的温床。伊斯特林分析了“世界价值调查”等权威数据，发现尽管在1990-2015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并没有提高，2015年时的平均值尚低于1990年的平均水平。他的解读是1990年代国企下岗潮是在缺乏必要社会保障和再就业体系的前提下强制推行了，显著地降低了中国国民的总体幸福感。实际上，这段时间也是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十五年。正如周老师在书中所写到的那样，这种不平等主要是由制度/政策驱动的。追溯到1980年代，“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做法就很普遍，原因是在体制内干部的待遇优于普通职工、高级干部优于下级干部，所以无论给多少待遇，都无法平息普通职工对干部、下级干部对高级干部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国民广泛存在的不幸福感是内生于体制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制度/政策性的不平等和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心理，这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比普遍贫穷的毛主席时代要低。结合周老师的著作和SWB的研究，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固然重要，它构成人类幸福的物质前提，但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无限制的增长也无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可能加剧制度性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在维持适当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努力让制度和政策所导致的不平等最小化，让富人有安全感、穷人和青年有希望，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黄晨

在大多数人的生命中，几次公平的考试，以及随之而来的成绩高者受更好教育的权利是我们最初拥有的机会，也是对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机会之一。中国人在教育公平这方面很早就走在了世界前列，不过细究起来，也有许多不为人注意的故事。

        我们知道，唐代以后的科举制首次为全国的半数民众提供了一个程序公平的考试选拔平台（当然尚未包括受歧视的女性和“贱民”）。何炳棣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统计：他在一万两千多份进士题名录中发现，明代的进士有半数来自非官员家庭，47.5%的人甚至祖上三代都没有中过一个最低级的生员。在前现代社会能有如此公平的考试机会甚至是升官机会，这令今天的人都有些汗颜。公平，是唐到明清越发严苛考场管理、匿名改卷和舞弊控制的结果。不过科举发展到明清还出现了另一个故事，那就是传说中死板的“八股文”。我这里有一份清代县试的试卷，上面一个大题叫“与其进也”，另一个叫“如用之”——真就只有这么寥寥三四字。而这几个字都是孔子说的，这是要让考生先拼命想起它出自四书五经的哪一节，然后再按标准注解把孔子表达的思想写出来。但现在我们看，这种记忆题真的有助于培养经纶济世之才吗？恐怕连孔子自己都不会同意。但明清的制度设计者为什么没有把科举废掉，改成某种由政府全面考察人才的制度呢？这又是第三个故事：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一个为了公平选拔人才的妥协。史官们都知道，科举之前的历代察举制度，都是施行没多久就变成了权贵和大族提拔自家子弟的捷径。

       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公平的考试似乎存在着一种两难：科举的“考试教育”公平却不全面，察举的“素质教育”全面却不公平。这就是伯林所说的，善的价值往往互相冲突。即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这一两难仍然存在。当大家统一进行中考、高考和国考，很多贫苦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但很多人也像八股时代一样变成了“做题机器”。而当最近十几年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北上广的精英家庭可以花重金进行补习大战甚至出国游学竞赛，穷孩子就永远没有赶上的机会了。考试的机会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细思极恐”。今天我们如何在公平考试的基础上，加上一点非人格化、非资本化的素质考察，仍然需要智识上的艰辛探索。

观察团质询

TO葛传红老师：

       您前面的论述提及了“挑战-应战”模式，社会的改革似乎更多是在危机的刺激下发生，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您认为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在巨大的危机没有发生时，社会是否需要或能否进行大刀阔斧性的改革？

       在“挑战—应战”社会成长的模式中，中国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进行改革和进步，不可否认中国是在大国的崛起中实现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活可能，但是“寒门难出贵子”、社会普遍焦虑等的问题现在依旧存在，面对经济的崛起，如何克服不平等的问题以及国家如何创造更多方面的生活机遇呢？

TO 卢凌宇老师：

        在您的论述中，体现出生活机遇、制度、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制度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制度性不平等，并在制度性平等的环境下增加生活机遇。但是现有的生活机遇受到制度的惯性影响，例如户口制度带来的一系列惯性问题，同时也受到市场的影响，如地域发展不均衡。在双重影响下，制度建设如何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环境？

        如您所言，国家改善人民生活机遇的主要途径在于增长经济与促进平等的并行。但在人们平等程度的量化中，许多指标与SWE研究指标是重复的，而您质疑其假定。那么请问您对平等程度的测量有何建议？

TO黄晨老师：

       考试只是目前相对公平的机遇之一，考试公平由多方面的因素所组成，目前国家只能提供基本的公平环境，如每个未成年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等，但是更高水平的平等，仍然需要更长时间。如何在现有考试制度下，看待国家提供的其他生活机遇？

嘉宾回应

葛传红

（1）我认为当下“挑战-回应”模式依然是适用的。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走向世界依然面临很多困境——究竟是“与国际接轨”还是“改造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以我最近几年的观察，中国在实力强大之后，好像更倾向于后者。如果是这样，可能会招致西方国家的反弹，“中兴事件”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和例证。

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充满着巨大的疑虑：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这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也一样很关注。最近美国《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一篇文章甚至以“第二场冷战”（Cold War II）来形容这种局面或者一种前景（senario）。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设想。无论如何，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和雄心来迎战这样一场“新冷战”。所以，中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比过去更加不利，很多替中国说话的专家、学者都不再讲话转而保持沉默，各政党也空前一致，觉得中国是个真正的威胁（言外之意，恐怖主义并不是）。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是汇入人类发展的洪流还是另辟蹊径？中国是在人类文明的跑道上赛跑还是在跑道外奔跑？

如果看国内的问题，挑战也许更大。国家强大了——但强大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梦”是“国家的梦”还是“人民的梦”？如果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与自由，那么人民将如何获得自由（也就是“解放”）？假如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否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其实，在国内依然无法回避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发展挑战，对它有效的“回应”将事关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未来。 

（2）其实，中产阶级本来就是一个焦虑的阶级，但不平等又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就明确指出由于存在出身、体质、智慧、外貌和善良程度等差异，因此“不平等”变得不可避免。在斯密看来，不平等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秩序，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涓滴效应”将让社会处于一种普遍受益的状态。之于负面因素，斯密认为不平等将会扭曲人类的道德——因为人类总是“嫌贫爱富”——本来应该同情弱者，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更多地“同情富人”（show sympathy to the rich）。而解决之道，斯密认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参见《国富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斯密的逻辑是强大的，但很显然他是会反对福利国家和共产主义的。事实上，强行的平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或是“系统的暴力”。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幻想，我想国家应该给社会“自由竞争”提供一种环境：法制、秩序、必要的公共产品、适当的福利和充分的思想市场，应该打破人为的限制（比如户籍制）和垄断（比如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开放教育）。我认为，这些是克服不平等问题的最好法宝，也是国家能够给个人提供的最好的生活机遇。

卢凌宇

（1）至少对于中国人而言，生活机遇主要受制于制度。制度由于得到政府合法垄断的暴力的支持，相对于市场占据压倒性优势。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制度对市场塑造的结果。反过来说，市场暴露出来的很多弊端其实是制度纵容或者约束不力的后果。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所谓制度和市场对人们生活机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本身的约束。关于制度如何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环境，我认为就是密尔提出的“群己权界”，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与市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这个问题这些年讨论得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我只强调一点，具体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功能是弥补市场的不足或者中和市场的负作用，比如为市场经济的被淘汰者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

       （2）社会科学家通常借助客观的指标来度量“不平等”这个概念。这些指标以个人或家庭收入为基础，目的是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的分布。常见的“不平等”度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图示度量，比如“洛伦兹曲线”（Lorenzcurve）；二是系数，包括基尼系数（Gini index）、阿克金森指数（Atkinson'sindex）等等；三是比率（比如等分分散比率（decile dispersion）和帕尔玛比率（Palma ratio）。在幸福科学中，最常用的是系数度量指标，其中最常见的是基尼系数。通常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6，就进入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危险状态。

然而这样的划界是粗暴的，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依赖于基尼系数与其他政治-社会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例如社会冲突、内战、政治稳定程度、社会分裂程度等等。我个人认为，可以对“不平等”进行主观度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问卷调查中加入与平等相关的问题，来请被调查者回答。问题可以很简单，比如“关于这个国家的收入/财富分配，您持以下哪种观点？”答案可以包括“极不公平、很不公平、不公平、公平、很公平、极不公平”等选项，然后再给不同的选项赋值。

相对于不平等的客观度量，主观度量至少具备两个相互联系的优点：一是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切身感受；二是以个人评价而非群体收入水平分配为划分平等/不平等的标准，充分地体现人的主体性。不过，主观度量也有两个值得警惕的缺点：一是被调查者对社会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受制于他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结构，也就是说人与人设置的参照系是不一样的。二是主观评价无法隔离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所以让这一指标具有难以摆脱的内生性。例如，Alesina (2004)等指出，经济不平等对欧洲人的SWB产生的消极影响远比对美国人的要大。更有趣的是，在欧洲，对于不平等深为不满的是穷人和左派，但在美国，对此忧心忡忡的是富人！这个差异根植于欧洲和美国大不相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Alesina等提供的解释是，美国是一个流动性较大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更高的收入、进入更高的阶层；欧洲社会的流动性相比之下就要弱得多。

黄晨

如果以我们的高考为视角，去看待一生中其他的生活机会，我们自然会发现有很多地方还存在不公。正如观察团所言，国家还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等”。至于怎么去做，我觉得仍然需要从上面提到的两个侧面去思考。

第一，国家应当把公平考核的原则进一步贯彻到决定公民命运的其他方面，例如大学生毕业后公平的求职机会，以及进入机关、企业之后公平的提拔机会。既然公平考核是中国人伟大的历史遗产，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能让这份遗产被权力、资本、运气、派系或者阿谀所毁掉。国家需要推进立法和社会监督，来防治上述因素对公平的侵害。

第二，我为什么说贯彻“考核”而不是“考试”呢？其实就是强调，考核的具体题目应当多样化、专业化，与该部门要求的业务能力相匹配。沃尔泽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虽然正义是普遍的，但正义在政治、市场、学术等不同领域的具体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一名大学生去一家公司考业务员，公平的考核自然要以业务知识为标准，以后公司提拔他的时候看的也是业务量。而如果他读了博士，毕业进入学术岗位，科研量或者文章字数的多少就不算是公平的考核了。因为可能有的人天天写报刊，而有的人好几年才拿出来一篇高水平的论文。而在学术领域重复劳动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以专业的同行评价为标准，才能发现后者值得更多回报。类似的标准如果能树立起来，中国或许能走出“培养做题机器”的困境。

学人点评

孙龙

非常感谢主持人海兵老师和黄晨老师邀请我参与这次线上讨论，各位老师的发言各具特色，我也不是这个主题的专业研究人士，说不上点评，谈谈我的一些初步思考。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海涵指正。

第一，三位老师都结合各自的教学科研经历和人生经历，阐述了结构性变化对个人生活境遇的影响，借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概念，各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也深受启发。其实，这次圆桌讨论的各位老师都在从事与政治学有关的教学科研工作，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政治学教授相关职位，其实也与国家的总体性制度安排息息相关。熟悉中国政治学史的都知道，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大陆地区彻底取消了政治学系，尽管1964年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但是主要研究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欧北美政治，直到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发表了补课谈话，“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紧补课”，之后政治学学科才开始逐渐恢复重建，之后各个高校才开始重新设立学科、专业和教学科研岗位。国家结构性变化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请允许我谈谈对三位老师观点的理解。葛老师借用“挑战-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度变迁对个人生活境遇的影响，非常具有启发性。理论分析模型当然要力求简单，但是现实却是非常复杂的。在葛老师的眼中，国家似乎是铁板一块的，其回应似乎是整体的，也是相当被动的。如何理解那些选择性回应行为？选择以这种方式进行回应，而不是以那种方式进行回应？比如，现在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地区开始出现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现象，但是国家的回应有些迟钝，并且很多方案是在探讨如何提高退休年龄，而不是及早研究如何鼓励生育，增加生育意愿。又比如，很多地方政府债务缠身，不少部门和学者对研究如何征收房产税非常积极，但是却不研究如何压缩开支、减少预算、平衡赤字，也不研究如何将70年使用权延长、房产税确立专门用途从而换取市民对房产税的支持。“挑战-回应”的解释模式非常重要，具体的回应方式似乎更值得仔细探讨。

卢老师的发言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作为最重要的因变量，分析国家是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减少不平等来增进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我非常同意卢老师的具体结论。很多年前，我参与过一个课题，对2001年和1991年北京市民的生活质量指数进行比较，研究发现，2001年北京市民的客观生活质量比1991年要提高甚多，但是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同步提升，若干主观指标甚至略有下降。咱们在做研究时候确实要更加关注主观幸福感，在衡量不平等程度时候，可以引入主观认知指标，但是咱们做公共政策建议或者公共政策规划时候，可能要非常谨慎。这里有三点补充供参考。其一，就整体而言，中国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客观生活质量整体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中产阶层，但是这个阶层非常脆弱，对于带有“均贫富”色彩的社会工程非常敏感。其二，关于主观幸福感指标，不少观察者指出，很多贫困地区的居民，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幸福感非常高，如何理解？扶贫攻坚还要不要搞？其三，关于不平等的认知，有不少学者说中国人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文化传统，然而，有研究者调查发现，普通公众对于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努力取得财富的富人非常尊敬，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接受度非常高，但是对于官倒、垄断、巧取豪夺、强买强卖等行为非常反感，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扎实研究加以补充。

黄晨老师引导大家深入思考科举考试及当前中小学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在黄老师看来，科举考试在明清之后强调公平而牺牲了效率，国家选拔出来的人才应付不了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而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强调素质教育，形式上让大家都减少学习时间，盯住学校不让补课，却在客观上使中下层孩子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中上层家庭通过额外的学习，增强了所谓的素质，从而拥有更多机会。黄老师进而提出将公平考核原则贯彻到各个方面。这个思考角度也很有启发性。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将科举制和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及高考进行比附，似乎不够有针对性。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选官，而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和高考，主要是培养和选拔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如果要比较，可以比较科举制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可能更贴切一些。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界定教育领域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具体适用领域或者范围如何确定。黄老师的发言似乎没有限制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

第三，三位老师的发言及对观察员的回应，都紧靠讨论主题，比较强调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和限制，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行动者在结构约束下的选择，没有探讨行动者是如何超越这种影响和限制的。然而，正是这些行动者的选择，促成了结构性的变迁。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谢谢各位老师。

回应发言

葛传红

感谢孙老师的评论。针对孙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看问题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显微镜视角”（microscope perspective），另一种是“望远镜视角”（telescopeperspective），都有道理，只是两者的焦距不一样。

卢凌宇

孙老师的三点看法既紧贴中国的现实，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值得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思考和探索。我在此谨对孙老师的观点做一些补充和阐发：

（1）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其1974年的原创论文中所设置的拐点是人均GDP12,000美元，后来更多的经验研究把这个点上移到20,000-25,000美元之间。我国的人均GDP在前两年是8,000美元，到12,000美元仍然有相当的距离，何况20,000美元。也就是说，国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还未能对SWB产生递减甚至负的边际效应，大家普遍还比较穷。考虑到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伊斯特林悖论”距离中国普通的民众恐怕还比较远。

中国的中产阶层确实非常脆弱。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阶层的规模在萎缩；另一方面，他们的财富日益集中于房产，其中相当比例的人为此负债累累，而其财富主要体现为虚幻的数字。这个局面并不乐观。主流舆论时隐时现的“均贫富”呼吁也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种不安从根本上源于我们的社会还未能在法律上对合法的私有财产给予充分的保护，它显著地降低了中产的生活质量。

（2）公共政策要产生良好的结果，前提是充分的调研，咨询民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体现区域/行业/群体差异性的政策措施。如果公共政策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而不是收入水平，相关层级的政府和部门就更应该三思而后行。全国一盘棋的做法对于某些类型的公共政策肯定是恰当的，比如国防、外交，但并不总是如此。

对于贫困地区居民物质生活艰苦但幸福感很高这个现象，至少可以提供两种解释：一是开放程度低。越开放的地方，与外界接触得越多，攀比的意识就越强，而攀比是人类痛苦的主要根源之一。也就是说，封闭的社会由于缺乏对比，反而有助于维持较高的幸福感。二是文化使然。比如，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西藏是可能是我国物质生活条件最差的地方，但藏人显然比汉人快乐，而且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比汉人快乐。幸福研究中有所谓“东亚鸿沟”（East Asian Gap）的说法，指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东亚国民的幸福感比其他地区的国民显著得低。其实，这里的东亚主要指儒家文化所哺育的群体，也就是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缺乏宗教信仰，相信人生只有一辈子，所以特别关注金钱和权力这样的硬财富。相比之下，藏传佛教认为人是在六道中轮回的。今生如果贫穷，那是由于上一辈子所造的孽，所以，今生的使命就是接受苦难，认真修行，以期待来生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人显然更容易满足和幸福。

（3）“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与此同时，确有研究者发现公众尊重诚实劳动所带来的合法致富。这两个貌似冲突的现象其实是内在统一的，统一的前提就是财富来源或者“不均”产生的途径。大家能够接受基于程序公正的“不均”，反感的只是凭借权力、暴力和欺骗等非正当手段获利。这也表明，虽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差异确实很大，但人们对于“公正”的认可和诉求则是高度一致的。

黄晨

孙老师的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社会大众关心的热点，背后也牵涉到学术界两个至今仍在争论的前沿领域：政治科学中的精英选拔研究和政治哲学中的公平原则范围研究。

第一，更严格地说，传统中国的科举系统其实是“教育+精英选拔”，也就是相当于的今天的大中学考试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包括干部晋升考试）。两套制度不是孤立的，之间是有历史变迁的，正是清末以来改革派倡导废科举、兴学校的新式人才制度，经过激进年代的意识形态选拔，再到70年代末恢复高考、90年代初试行公务员条例，才有了今天一个人从小考、中考到国考、晋升考的一整套“生活机遇”。前一半的教育制度不再赘言，后一半的精英选拔制度其实我是谨慎地“欲言又止”，如果深究起来，我所说的两难问题更严重：其中存在既不公平、也不全面的“第四象限”。Shih、Li等学者的知名成果还有我们的数据都显示：80年代之前的选拔是意识形态因素相关性最高，这个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全面培养干部，众所周知；90年代经济改革以后变成了所谓“锦标赛体制”，进政府靠考试、中层以后的提拔也是靠以GDP增长为主的考核体系，无论干部是什么出身、偏好什么意识形态，只要能招商引资搞经济就行，这对“黑猫白猫”来说都很公平，但其缺点是唯GDP主义，清廉、环境和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分数被轻视了；21世纪初至今我们本来有以“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更新选拔机制的雄心，但派系与选拔的相关性却开始升高，下属跟领导间的政治、社会纽带强不强开始发挥作用，这显然又出现了既不公平、又不全面的风险，这也是今后改革的难点之一。

第二，公平和效率原则分别适用于什么范围，这个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牵涉甚广，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我想仅就公平原则在时间上的范围界定谈一谈，因为这刚好是近年来美国两党政策争论尤其是华人考生家长关心的焦点之一。粗略来说，民主党人经常支持少数族群获得更多的大学资源，这就是所谓矫正正义，例如加州宪法第五修正案（SAC5）要求公立大学根据少数族群的比例调整入学名额；而多数信奉保守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则认为大学名额应该按个人成绩和经验来分配，这种分配正义观自然引发了考试成绩上佳的美国华人群体共鸣，也刺激很多华人在最近的大选中冒险改投有“排外”风险的特朗普。我们乍一看以为民主党人是疯了，其实这跟两党议员对公平/正义原则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有关。支持SAC5的民主党议员把大学本科教育理解为平等提升全国公民素质的主要途径，那么当然应当弥补黑人、拉美裔等中小学教育资源不足的族群，白人和华裔则要“谦让”一下，至于之后更精英的研究生教育和就业市场，当然还是应该按个人才能去竞争；持相反意见的共和党议员（当然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则认为大学已经到了培养精英的阶段，应当让才能更佳的公民上更精英的大学，之前的中小学教育努力将各个族群拉平就够了。理解了这个故事我们就会明白，公平原则划到教育的哪个阶段，决定着那个阶段应当施行分配正义还是矫正正义原则、应当一视同仁还是弥补农村考生和少数族群——在中国同样如此。只不过全民平等教育划到高中为止还是大学本科为止，仍需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来确定。也许以三十年前中国全民的学历水平，《义务教育法》管到初三就很不错了，但到了今天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这条公平线该推到高中，还是大学本科。

主持人总结

严海兵

感谢四位嘉宾在百忙之中共同完成了这次线上讨论。各位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我深受启发。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讨论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微观视角与宏观问题相结合。政治学人如果不讨论宏大问题，政治学的学科特性将会受到质疑，但是如果仅仅讨论宏大问题，又会变得空泛，让人感觉游谈无根。各位嘉宾从微观视角入手讨论宏观问题，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统一，避免了这个困境。第二，形散而神不散。各位嘉宾讨论的话题涉及到个人命运、生活质量、教育机会等多个领域，看起来比较分散，但都是围绕国家如何影响生活机遇这个核心主题而展开的。第三，学术水准高。各位老师的发言在保持通俗性的同时，又能引经据典，时时注意与文献对话，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感谢主持人和嘉宾

感谢每一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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