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 | 第006期 大城市人口政策，我们的出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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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六期——大城市人口政策之辩
”
问题发布：
此次事件的背景是大城市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明确指出：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在制定政策时，已经非常重视人口问题，如何看待大城市人口政策，我们的出路在何方?
嘉宾介绍
主持人：
博成
上海海事大学行政管理系讲师 博士
参与嘉宾：
田雄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博士
王程
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 博士后
王向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卜清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博士后
观点阐释
田 雄：
城市产业链犹如生物链，从下游产业到上游产业，不同产业分布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行业的群体共同维系着整个城市的运转。BAT技术再先进，投放的机器人再强大，也不可能像千百万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一样精准而带有温情。因此，再高大上的城市，也需要分工有序的不同行业的不同群体来共同建设和呵护。当然，如果乡村有稳定的就业，良好的教育，谁愿意背井离乡，寄居在杂乱的城郊，风雨无阻送快递、做保洁，在小企业谋生。
回头来看，这场必然发生的大火迫使北京必须由渐进式转变为强硬快速，这就导致很多人短期内居无定所，在偌大的首都寒冷的夜晚找不到安身之处。但北京相关做法之前就已开展多日，只是进展缓慢少有媒体深度报道。“冰冻一尺，非一日之寒”。显然，相关行业的分布和外来人口的集聚有多种原因，人口要谋生，本地人要房租，小老板要赚钱，基层政府还要发展经济，少数官员可能因为“共谋”而对违法乱建“默许”，正是这些复杂因素才导致今天的治理困局，结果“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大火让19人丧生时，人们才习惯性地关注热点和批评权力体系，权力体系原来的缓慢整顿便转变为“运动式治理”。北京在努力“筛选”产业的过程中，除了遭遇本地各种阻挠之外，更要遭受铺天盖地的舆论，可制造舆论的人未尝有耐心去探寻背后的真实——京郊为何能聚集这么多外来人口和产业？这些问题过去是如何形成的？某些媒体引导和制造的“道德君”们可不管这些。他们在批评权力体系过于追求“政绩”而不管过程时，何尝不也是只在追求“结果”？质问地方权力体系没人性的“运动式治理”岂能如此粗暴简单！你们为何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如果再发生一场大火，他们话锋回再转：当年如果干脆利落，哪会有今天无辜生命的消逝？政府可能获得的又是鲜花和掌声。当然，评头论足如今也有效，北京开始放慢脚步，发放补贴，缓解矛盾，给予柔性处理。
深思之，作为学者，把权力体系运作和政策执行过程应同样作为研究重点。媒体也有责任自己深挖素材的同时把学者的研究成果“通俗化”，从而起到“开民智”的正确引导作用，让人们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权力体系并不是万能的，万不可制造愤怒君和道德君。权力体系也必须深刻反思，周全谋划，避免让某些舆论和行为“雪上加霜，错中添乱”。（本文中用“权力体系”一词为编者替换，原意为政 府。）
王 程：
我主要从“Low-end population”生成的价值观念上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本雅明曾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那么，北京则是21世纪的首都。这里“首都”的概念意指现代性发育的中心。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转向：以结构主义为基质，全面转向城市空间理论研究，而促使这种时空观念转向的正是城市中出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请注意，这种新兴的无产阶级与当下中国所谓的“Low-end population ”很相似）。后来，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城市地理学派最终把学术落脚点定位在城市批判理论上，试图通过新的城市革命运动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最近，哈维在中国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资本一般黑，中国也不例外。
对于当今的“Low-end population”观念，如果把它纳入现代性的框架内加以审理，则会发现这是资本逻辑的普适性规律在中国的特殊性表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传统经济已经解体，但强大的文化传统基因使中国人意识形态方面还处在巨大历史轮盘的惯性之下。新一代城市打工者还未剪断“人对人的依赖”的文化脐带，就被抛入尚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价值通约主义与传统文化、小农意识之间的对立使冲突最终聚焦为“Low-end population”。
那么，问题该如何解决？道德的批判不起根本性作用。关键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框架之下，找到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路径，在此基础上，生成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价值观念。同时根据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使之与创生财富的机制相耦合，又能在现代性中国找到安放各类群体灵魂的价值空间，才能从精神空间的内部消灭“Low-end population”的价值偏见。
王向阳：
首先，谢谢博成的组织与邀请，提供了本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关于北京大兴“11.18”火灾事故及其后续治理风波一事，个人主要关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以本次火灾事故中的遇难者为代表的低端产业从业人口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需求？二是权力体系为何高度敏感，在多方因素助推中以致于演化为驱赶“Low-end population”的社会舆论？个人基本观点及其分析如下：
对于11·18火灾事故，结合遇难人员居住环境、周边职业类型、人员年龄结构等因素，我们不难对其身份做出还原：以山东杨大叔一家为例，一家四口遇难，其中夫妻两人分别60岁、58岁，外加6岁的孙子和1岁的孙女，杨大叔的儿子、儿媳很可能也在现场，只是幸免于难。根据笔者及所在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同仁对农民工群体的观察，他们属于典型的全家进城务工，一个家庭、四个劳动力，奶奶或儿媳轮流带孩子，孙子已经在当地上幼儿园，在京挣钱，返乡消费。
对农民工群体而言，核心逻辑在于打工挣钱。当前，打工经济已成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最大常量，劳动力结构已成村庄社会贫富分化的基本维度。为了在村庄生活体面进而实现高质量的家庭再生产，对于正常家庭而言，均会选择外出务工，到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上广深、省会城市等大中城市经济体来，最大限度释放家庭劳动力价值。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已成家的农民工群体，进城务工的核心目标在于打工挣钱，至于是否融入当地或返乡进城、基本人权、社会保障等，均服从于这一优先目标。显然，农民工群体的打工逻辑与行为，与学界、政策部门所臆想的大不一样。这种高积累导向的打工逻辑下，低成本的生活便成为其在城生活常态，其中就包括低成本的居住成本。
对农民工而言，北京1000元以上的用于出租的公寓是属于白领和金领阶层的，周边有每月三五百元出租屋或最好免费提供食宿的店铺经济、小作坊经济等非正规经济才是他们最理性也是最现实的工作选择。月收入三五千的农民工群体，极少有人愿意拿出千元以上用于改善自身居住环境。因此，在既有租赁格局中，对他们而言，非正规或违法违章建筑便高度契合了农民工群体低成本的住宿需求。同时，低成本的住宿选择一定匹配低质量的居住环境，低质量的居住环境很可能孕育着高风险的社会治安、生命财产安全等重大安全隐患，但在低成本、高积累的打工生活逻辑下，隐患便始终只被当做隐患，关键是可以打工挣钱。
城市治理专项治理行动，本质上是针对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在京务工群体在特定区域内低成本生活需求和低质量、高风险的城市环境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展开的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大兴11·18火灾事故是必然的，这是由农民工群体低成本的住宿需求与低质量却高风险的居住环境供给所决定的，如不及时改善，这样的悲剧不会是最后一例。
学术争鸣
田 雄：
听了二位学友的看法，我感到王程以很扎实的理论功底来分析这件事，很有高度。向阳的观点则带有浓郁的华中乡土学派风格，其分析判断来源于大量的调研观察，很接地气。
回到北京大火这件事情本身，我们都知道，大火成因复杂，导致的后果更加复杂。如果我们从2013年吉林禽业公司大火导致121人死亡，2014年江苏昆山粉尘爆炸导致146人丧生的典型事例来看，现代性并不必然导致风险，城市只是人口集聚而形成的风险生成和爆发的空间而已。其中，现代社会中的高风险与某些群体所处的行业种类、阶层地位密切相关，后者可能影响更大一些，这就对权力体系治理城市的能力与成效形成了严峻考验。但政府面对的治理对象非常复杂，情境容易多变，选择一条人人都满意的“帕累托最优”的治理路线显然只是理想状态。
因此，无论是学理性推论，还是事实性阐释，最终都需要回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实质目的当中。从北京及其它城市外来人口情况来看，正如向阳所说，就是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迫使这些外来人口选择了大城市。相对于农村、农业和家乡，外来人口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鉴于此，在必须承认北京等大城市确实需要物流、印刷、保洁等行业人员的事实基础上，按照王程兄提出的城市空间相关理论来分析，如何在国家、社会和民众之间构建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格局，从而让城市更加美好，富有“人情味”。如何让其他更多的外来人口得以疏散，降低风险影响范围，从而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有质量的幸福生活？这才是“说千道万、谴责批评”的最终指向。我认为，目前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二十字”总要求，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让乡村产业兴旺、教育良好、保障安全，城乡、行业和区域之间有差异而不是有差距，这应该是化解中国城乡治理难题的可操作性举措之一，而不是简单的“应，不应该”的回答。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只有产业低端，而没有population低端。所谓的“Low-end population”概念到底是谁制造的，谁在传播，我们需要深思。
王 程：
两位同仁运用经济学和政治学原理对问题的分析清晰明朗，能够帮助我们在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找到一条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框架，尤其对于之后的量化研究起到了有定性的作用，看了两位的分析，我深受启发。但我同时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并不赞同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作为看待问题的根本视角。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实际上解决的是市场交换瞬间的表层状态。如果把这种表层状态当成根本问题来研究，则会出现以下的问题：其一，忽略了具体的社会关系生成的力量，即物质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及其成因和性质。请注意，“生成”这个词讲求的是一种运动的状态。举个例子，质量规格相同的苹果手机本身，放在美国和中国两个社会中，背后所凝结的社会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背后，凝结的是自整个中华文明形成以来，直至今日物质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力量，在美国亦然；同样，市场机制的三要素——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在教科书里都一样，但是将三者置入不同国家审视，决定其生成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因此，表面的供给均衡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物化的社会关系问题。其二，均衡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状态，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用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去解决这类具有价值判断的问题时，会陷入矛盾不可自拔。其三，供给与需求原理解决不了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之间的张力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作为学人，我们既要关注解释世界的“应当”，更要致力于与改造世界的“现实”。政治力量既生成于经济基础，又独立于它，尤其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的国家，当前的宏观政治架构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在这个架构下思考改造现实的方法，如何使政治理性与经济理性始终处于相对协调的发展，我觉得需要PPE（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三者加以贯通研究。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核心观点：第一，我们对于北京的设想，并不能完全依按照建构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去设计，北京现在的状态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历史人物主观设计的。而是历史发展的自发性与人的主观性相结合的结果，当前对“Low-end population”观念的生成，其实是全体中国人在特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集体无意识的凝结。第二，北京作为当代世界现代性之都，凝结着整个世界体系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给出未来建设的开放性构想：比如，如何引导各类人群能够更为理性地选择职业与栖息地。如何通过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疏导人口回流家乡等等。第三，就目前来看，北京无法告别农民工群体，失去了他们，这座城市也就丧失了活力。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对立的世界，我们无法期待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发展本身就意味着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第四，矛盾是世界进步的动力。没有矛盾，世界就停止了发展。而矛盾月多，说明发展的快，并且潜藏着社会更进一步的可能。
王向阳：
本人非常认同田雄博士的产业结构决定论：产业类型之所以内在选择劳动力结构，本质在于市场机会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本次11·18火灾事故遇难者基本以赴京务工农民工及其随行子女为主，北京城郊地带中低端的非正规经济空间和低成本的住宿等市场供给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就业选择与生活服务体系。这一点，从随后公布的遇难者人员名单及起火区域建筑所承载的职业类型也得到进一步证实，简摘如下：起火区域地上一层为餐饮、商店、洗浴、广告制作、生产加工储存服装等商户，总面积约6600平方米；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均为出租房，总面积约8300平方米，共305间房、租住400余人。该建筑是典型的集生产经营、仓储、住人等于一体的“三合一”、“多合一”建筑。
此外，打工经济兴起后，包括北京、深圳、东莞等在内的城郊村或城中村村民，也不失时机地在国家政策缝隙中抢建了一大批违法违章建筑，用于满足超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涌入后所产生的住宿需求，一来可以有房租收入，二来将来很可能有拆迁收益，在利益驱动下，于是低质恶劣的非正规建筑便一间间拔地而起。违规建筑中，电线老化、私拉乱接、消防设施废旧等属于衍生现象，这是与农民工群体打工生活的低成本生活需求相匹配的，低成本蕴含高风险，重大安全隐患时刻可能成为重大社会新闻。北京大兴的11·18火灾事故就是实证。
权力体系为何如此敏感？众所周知，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场机会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科教文卫等优势资源密集，由此也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成为人口净流入的特大城市，其中主要包括北漂的白领群体和农民工群体。资源的集聚自然产生人口的聚集，可城市公共服务容量在一定时期内却是有限的，尤其是近些年的飞速发展，也的确蕴含了难以估计的社会风险。为了纯净、优化北京的首都政治功能、分担人口大规模流入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压力以及降低可能伴生的社会重大安全隐患，我们国家先后做出了建设北京市城市副中心、首都副中心以及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部署。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国际性都市、世界名城，地位显著，关注度高，影响力自然也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角色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也即是说，北京市肩负着其他同级别城市难以比肩的政治责任。
11·18火灾事故，暴露北京市城市治理问题的同时，也再度拉开了其城市综合治理的序幕。作为属地政府，坚持安全第一、人民群众生命至上原则，坚决消除社会重大安全隐患，这一专项治理行动目标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各个层级的执行环节。专项行动伊始，从各处的新闻媒体、社交网络等有限的报道来看，在统一的行动目标下，各下级单位执行情况参差不齐，部分区域出现了“顾头不顾腚”的简单生硬式执行，采取断水断电、即刻整改、只管搬迁不负责安置等粗暴景象，让当事群众寒了心，让国际友人看了笑话。最关键的是，部分宗教组织趁虚而入，用心“安抚”、积极“协助”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安置问题，继而我们被动地将人民群众拱手送人，这是我们基层权力体系应当反思和检讨的。同时，在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干部也许会觉得非常委屈，时间紧、任务重、风险大，矛盾突出，和风细雨是难以立收成效的。有基于此，在既有压力型科层制中，高风险矛盾与零容忍考核和高强度执行便高度契合，高标准组织目标、高强度组织压力与短时间治理行动之间，便需要精心组织、多方调研、统筹谋划，稍有不慎便可能产生组织目标与组织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一鸿沟，必然需要付出相应的组织成本，甚至可能消解组织目标本身的合法性与组织权威。很显然，北京市近期沸沸扬扬的“驱赶Low-end population”一说，正属此列。
这一重大安全隐患的消除，重在切实改善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城市中低端从业人口的居住环境，而非简单粗暴地取消隐患表面的起源。殊不知，一刀切式的关停并转，一次性消除火灾隐患的同时，也断掉了农民工群体等的生计来源。对他们而言，要么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留在城市紧张而辛苦地打工，要么返回老家所在省会或县城，可尴尬的现实是老家也许无工可打。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具有选择性，资源结构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流动的客观因素。基于此，在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尚没有提档升级到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之前，中低端的产业结构位置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广泛存在的合理性，善用并善待这一群体，应成为权力体系以及社会各界最大的社会共识，而非简单地为了城市一己之私，或粗暴或高明地将农民工群体一赶了之。
此外，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供给者，遍及保洁、保安、家政、快递、环卫、餐饮等城市生活的每一个基本且难以或缺的重要角落。失去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在城工作生活的土著市民、白领阶层、金领阶层等群体的生活成本也将迅速上涨，最终失去的是整个城市的发展竞争力和生活幸福感。对待农民工群体，当善用、善待也善管，一切需要从长计议，切不可“把孩子随洗脚水一切倒掉”，一切回到问题本身上来，只发牢骚和情绪不解决任何问题，一味将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却不落实在行动上也于事无补，关键要正视问题并解决问题。
学人点评
卜清平：
首先感谢田雄兄的邀请和政治学人团队的信任。三位青年才俊的发言非常精彩。围绕着谁是“Low-end population”？这是由谁构建的？权力体系在这次疏解过程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很好的回答了当前关于“Low-end population”的诸多争论。
要回答谁是“Low-end population”，首先得从是谁在构建这一污名化标签，而这背后有隐含怎样的深层次逻辑开始，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准确理解和反思这次公共事件危机，从而避免键盘侠行为。
实际上，“整治、疏解、提升”是北京缓解城市问题的既定方针与策略。即使没有大兴这场大火，人口疏解或早或晚也会发生。然而，这场带走诸多炙热生命的突发大火提前和加速了人口的疏解，权力体系非人性化的行动、学者观点的推波助澜、部分媒体的扭曲报道、公众焦虑与误读合力助燃了这次“Low-end population”公共事件。事实上，这种污名化标签的背后深深暗含着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高端”与“低端”的建构本身就指代了拥有资源和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与缺乏资源和话语权下层阶层之间的对立，而这一污名化过程不断撕扯着权力体系努力弥合的社会，同时也加剧社会内部的张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不仅面临着工业社会带来的风险，而且也面临着风险社会所带来的风险，这双重风险不断形塑着当前的社会结构形态。在风险社会时代，风险支配逻辑逐步取代财富支配逻辑，社会结构被分成高风险阶层和低风险阶层，高风险阶级对应着下层阶层，低风险阶层对应着精英阶层，精英阶层可以通过自己权势、资源化解和转移风险，而下层阶层除了承担自己应承担的风险，还要承受精英阶层所转移的风险。在多重风险的逻辑下，下层阶层默默承受着这些风险，而这次被迫迁移的务工群体就处于这样的高风险阶层。那么“如何弥合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增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它作为一个重要时代议题会一直不断拷问着权力体系、社会、公民。善的政府、善的社会、善的公民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会给出不错的答案。
回到议题中来，一个城市的发展控制适当的规模当然是合适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一个真正成熟的大都市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多样性城市。每一个公民具有平等进入城市和享受城市福利待遇并不受污名的权利。显然，我们当前的城市发展还略显不成熟，在通往成熟之路上还有一段路要走。城市人口的控制与疏解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秉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控制和疏解这一技术层面来说，权力体系应该在努力构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安全之网的同时，建立一套人性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常态控制机制，摆脱疾风暴雨式运动型治理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专家系统和媒体充当好政府和民众沟通和搭建信任的平台，消除民众为生活奔波的焦虑与紧张等。如此，一个充满着活力、健康、成熟的城市社会则指日可待。
回应发言
田 雄：
清平对我们三个人的发言的点评很到位。对北京大火所导致的公共事件的成因以及对大城市疏解风险、控制规模提出了前瞻性的见解。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事情早已过去，你们坐而论道无更多意义，只是刷刷存在感而已。想想似乎是这么一回事，这起大火对逝者而言犹如昨日，但对更多人来说已成了比较遥远的过去，因为中国不缺“公共事件”。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被网络快速传播的新闻信息所左右，他们不断蹭着一个又一个热点，时而笑，时而骂，真正的深度反思能力可能却已处于退化当中。
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看到，这场大火因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变得特别敏感，但大火背后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却并非北京独有。上海、广州等特大一线城市，还有二、三线城市同样面临着人口流入带来的城市治理问题。再进一步考虑，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还有大量的外籍人士，这就使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换句话说，人口大规模流动并带来各种复杂后果，这是地方（城市）治理中面临的新的大问题。在各类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扩散性和多变性的情况下，其它城市如何从北京这起事件中汲取教训，做到未雨绸缪。城乡各级政府能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显然，我们期待中国更多的城市早点行动，这是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考验。在这种大时代大背景下，期待我们能自觉承担起关怀现实，推动进步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几个“事后诸葛”参与讨论的价值所在。我想，这也是这次的话题讨论给我自己带来的特殊收获。
最后，感谢政治学人，感谢各位师友。
王 程：
首先感谢政治学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说出一直想说又没有机会说出的话。各位老师发言和点评也让我受益匪浅。前面几个回合我已经基本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总结一下：在生命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和平与繁华的年代因大火失去生命的人，并不比那些因为邪恶的战争失去的生命卑微。我们总会祭奠因为战乱和民族矛盾而丧生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却那么容易淡忘？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张力，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仍然座架着这个世界，我们总在思考如何避免各种现代性后果，却忽视了如何发育好中国的现代性。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庞大的物质基础面前，仍有许多功课需要重新补课。
清平兄的点评非常到位，当代社会的“阶层风险 62 50167 62 31369 0 0 4668 0 0:00:10 0:00:06 0:00:04 6362”也令人深受启发。同时，我也非常赞同王程博士关于社会问题必须融合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贯通研究的倡议，学科有界限分殊，而实践和问题没有边界，巨变时代尤其如此，因此更需要我们来自各个学科的同仁多角度对中国问题展开研究。政治学人圆桌论坛的推出，也正是政治回归生活、回应实践的初心所在，恰逢其时，值得赞赏！
最后，结合以上讨论，小结三点：一是北京11.18火灾事故的发生，实质是农民工群体低成本打工生活策略选择和低质量城市供给体系间风险矛盾短时间难以调和的产物，短期来看是偶发行为，长期来看是必然现象，辩证存在，既是市场供需所致，更是农民工群体这一特定阶层普遍的生活选择。二是农民工群体在空间流动上和资本高度相似，哪里有市场机会，资本和劳动力就流向哪里，城市权力体系逆势而为是不得人心的。城市产业结构体量大、类型丰富，资源密集，提供的工作岗位较多，其二三产业集中的产业特征，赋予了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强大的劳动力吸引力。强城弱乡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特征，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群体只能选择外出务工，不打工，无生活，更难有未来！三是中国农民工群体向何处去？从我们的田野观察来看，仅有少部分的农民工愿意并有能力融入有限的城市，是否融入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农民工家庭劳动力价值是否足够支付进城生活成本；二是农民工家庭在生活观念上是城市面向还是村庄面向，也即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三是城市文化是否足够开放、包容；四是城市公共服务容量是否足够接纳农民工群体进城生活，尤其是随行子女教育问题。
对大多数农民工群体而言，进城务工注定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将来怎么办？乡村振兴战略便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之大，大到东西南北中差异极其巨大，因此也便不存在短时间内一劳永逸、千村一面的乡村振兴，一定是需要长期谋划、因地制宜、灵活调整的。在此之前，开放有序、进退有度的打工通道便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城市生活必须保持开放性，同时属地政府要肩负起创造更安全稳定且低成本的生活体系的社会责任来，盲目驱赶没有未来！
总结评论
博成：
历时一个月，本期圆桌论坛终于接近尾声了，作为主持人，最后要对四位学友表示深深感谢。雄哥一贯被人戏称为我的“好基友”，就很熟悉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很放松，他却正经八百——一种即时的诙谐，却又彰显了他难能可贵的学者气息。不管是雄哥统战部工作若干年留下的“阴影”，抑或说他本身自始至终都是这么文绉绉的，总之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经世济民也好，独善其身也好，他总是在路上。王程兄的文笔却是另外一种风格，处处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思辨智慧的光芒，思想深邃跃动，但却不刻板。向阳老弟更是不言自明，不和你争辩、不和你辩解，摆出来的就是“事实”，让你不得不钦佩叹服他田野功底的深厚。至于本期的评论人清平兄，我不是太熟悉，是拜托雄哥邀约的，在此相会表示荣幸之至，关于风险社会和现代社会风险我也写过几篇小文章，我认为他的评论也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大城市应不应该驱逐"Low-end population"，几位学友都论述了很多，全面、系统且不乏真知灼见。在此，我就不画蛇添足了，我想再讲讲的是故事的延续。从北京市开始全面彻底拆除群租，这则消息甫一出台，很多人都开始对权力体系进行新一轮的诘难。借助新媒体的造势，对政府的批判声音络绎不绝。然而，结果是，很快——批评的声音很快被屏蔽。那些所谓的社会“公知们”又开始感叹，“社会”似乎起不到一丁点制衡的作用，来改变权力的流向……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真是这样吗？诚然，国家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使得诸如此类的文章迅速地被屏蔽，但我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国家与政府管控。
其一，在我国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阶段，媒体舆论呈现出即时性、多元化、复杂性的趋势，特别是网络媒体和新型媒介的触角无孔不入，使得民众随时随刻都可以获得各种不良信息，主流价值的“式微”越来越明显。所以，新闻报导与信息披露都要受到一定的约制——报导的形式与内容都要弘扬主旋律。信息传输与新闻报道，应该有利于整个社会增强理性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实现社会整合，而不是鼓励骚动、鼓励反叛、制造对立、撕裂社会；应该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的价值向心力，而不是相反。现实中信息传导方式的多元化和非理性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和管理。关于媒体管制这一方面就先说到这里，不然就离题太远。
其二，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并非这场口诛笔伐真正的利益诉求方，他们已经沦为他人的“消费”对象。试问，如果这些所谓社会“Low-end population”想到用这种现代传媒方式来维权，批判政府原本无可厚非，政府也应该做出积极和理性的回馈，而非直接粗暴地屏蔽相关信息的传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场口水战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已有的既得利益群体，特别是那些在政策缝隙中抢建的一大批违法违章建筑的拆迁户、开发商、包租婆等。农民工走了，他们的财路就断了。而政府的职责恰恰是要规制这种阻碍城乡规划的不法行为。此外，针对弱势群体，政府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城乡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供给，引导和促进民众的合理流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最后，我还想啰嗦一句的是：虽然因为权力体系“驱赶”，离开都市的民工确实大量存在；但这并非主流，被迫离去——实际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不是无止境的，即使农村劳动力被城市吸纳，也往往只能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缺乏稳定性，受市场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大，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可能被迫回流；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期间不断积累专业技术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人脉资源，选择主动回流创业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我们所谓的官方论调也好、学者也好、道德君愤怒君也罢，他们都拿自己“太当回事”——底层民众有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存在，他们不是被建构的、被驱赶的群体，亦非被“间接性驱赶”的学术指向。驻足都市抑或梦归故里，底层民众有他们自己的生存逻辑，都市并非他们的归属和认同，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的主体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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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夏为 审校：谌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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