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东北：何种困境？如何振兴？丨圆桌论坛 第0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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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十九期

再谈东北：何种困境？如何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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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东三省，历时4天行程两千公里。人民日报公众号连续多日发布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一分钟视频，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黑龙江的沃野千里、吉林的白山巍巍和辽宁的黑土金光。

东北三省作为共和国长子，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但2000年左右，在全国经济发展大跨步向前之际，东北的经济发展却开始放缓。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成为国家战略。时至今日，重振东北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实现东北的全方位复兴仍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的东北调研之行无疑释放了更加强烈的信号：东北要更好。那么本次圆桌论坛的议题为“再谈东北：何种困境？如何振兴？”

本次讨论将围绕东北的基本情况、发展布局、问题困境、出路前景展开，邀请不同专业的学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讨论。

嘉宾介绍

主持人：

 王灏淼 

吉林大学

 政治学理论 

博士研究生

参与嘉宾：

 丁冠淇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

 张力伟  

吉林大学 

政治学理论 

博士研究生

 訾   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杨   修  

广西财经学院讲师

管理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观点阐释

丁冠淇

东北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更确切地说，在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缺乏效率和活力。历史上，东北的成功与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密不可分。据学者统计，在高峰时，东北三省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3以上，而这一时期东北的国有经济比重达50~80%。过往的成功经验造成了路径依赖，进而塑造了宏观上计划经济统治，微观上传统国企主导的东北特色经济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广泛存在于全国，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越是根深蒂固，但只有东北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改变，被称为“改革开放滞后三十年”。我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主导的经济模式有以下特点。第一，管理行政化。在这种模式下，国企是政府的延伸和附属机构，那么它们的管理模式必然是官僚化等级化的，“命令—服从”是其基本运行逻辑。企业只需完成政府的订单即可，价格机制被完全排斥。第二，目标多元化。既然国企听命于政府，那么它们的经营目标就应当与政府趋同，即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部分转移为以社会福利和社会稳定为导向。企业需要为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福利，厂办大集体和厂办社会机构（如医院、学校、住宅、公共交通等）应运而生。在一些“一厂一城”的城市（如鞍山、大庆、长春），龙头国企俨然第二政府，需要负担数十万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第三，收益分离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中，个人收益是通过国家再分配完成的，其分配的主要依据为等级或工龄，而且在激励机制上排斥物质激励和竞争淘汰。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职工的普遍贫穷和缺乏动力，苏联政治笑话中的“我们假装干活，而你们假装给我发工资”，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描述。第四，退出机制无效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不善的企业会通过破产退出市场，从而实现优胜劣汰。但在计划经济的国企中，这一机制失效了。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政企关系紧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企业规模大等原因，政府不愿让企业破产；另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所带来的产权和政治风险，也是政府所无法承受的。这导致许多经营不善的国企转型为“僵尸企业”并通过源源不断地吸取贷款和补贴创造出了“僵尸银行”和“僵尸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金融风险。以上四点，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这类企业在东北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更可怕的是，数十年“东北模式”的发展历程对东北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称之为“体制型社会”。既然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和生产者都服从于行政力量，“官本位”和权力崇拜就顺理成章；既然进入大国企就代表获得永久性保障，对体制内的趋之若鹜和对体制外的不屑一顾也就理所当然；既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理性的职工自然选择不干，如果手里有点权力的，还可以搞一点“按权分配”；既然国企很难破产，破产也很难追责，企业的管理者自然会选择欺上瞒下、疏通关系以获得更好的上级评价而非改善生产以迎合市场……种种僵化的机制塑造了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进而塑造了整个东北社会，人对体制的依附关系使每一个东北人好像被困在了关东煮的小格子里面，只有按照“体制”的游戏规则才能得以生存。在这种“体制型社会”中，百姓万事托关系、上班磨洋工，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门难进脸难看、贪污腐化简直"水到渠成"。最终，僵化的体制和社会难以培育和接纳创新，不甘沉沦于体制的青年才俊纷纷逃离东北，东北出现了产业和人才双凋零，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我看来，东北的困境和东北人在全国的糟糕形象是体制的问题，东北的现状充分暴露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多么脆弱与落后。因此，解决东北问题的指导思想很简单——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开放即可。四十年过去了，是时候让这股春风吹到白山黑水的“共和国长子”身上了。

张力伟

东北衰落或者东北振兴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不是我地域黑或者地图炮，为什么我没听过新疆振兴、西藏振兴、青海振兴？怎么东北这么倒霉，天天被别人说的跟马上要活不起了一样。事实上，在我看来，东北振兴就是一个伪命题。目前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很多南方人讨论东北问题，真正讨论东北的东北人少之又少，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其实根本不了解东北的社会事实和文化传统，生搬硬套地拿空洞的理论去叙事，结果只能是废话；第二，几乎所有讨论都很少关注到东北地区的实质性特征。那么，如此分析问题很容易跑偏，下药而不对症。我们看看历史，东北在过去是什么地方？是蛮荒之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东北有什么特点？黑土地。恨不得插上秧苗就能长出东西。工业基地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战争和苏联人。就这么几个客观条件结合起来，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在现在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如果就事论事，东北问题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依然在用小农经济的思维去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东北的开放程度确实不佳，也没有利用好自己的地缘优势。但是我们转念想来，东北开放了，是不是就一定会解决目前的问题？东北与俄罗斯远东接壤，旁边只有海参崴，朝鲜就不要提了，这种地缘的优势其实和没有优势没什么区别。现在很多人把锅甩给了国企，的确，国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东北官僚主义等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没有东北这些国企，当年很多东北人也无法安置。个人认为，东北国企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顶层制度，毕竟国企太多，私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就比较小。垄断哪里都有，只不过东北经济国企占的比重太多了。总的来说，东北振兴应该关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在东北农业衰落的现实中，如何重振东北的农业，真正让农业成为发展的基础，不是重视工业而忽视人们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其次，如何改变国有企业和长期计划经济留下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清除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招商引资习惯；再次，人才外流不可怕，东北过去本来就是地广人稀的地方，问题是如何解决东北的养老问题，如何留住该留住的人；最后，怎么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到那几个本来就应该卖掉的企业上。可能本人的观点有点后现代，但是寥寥百字很难把这么个复杂问题说清楚。核心问题是，东北的问题得真正懂东北的人来解决。我建议喜欢研究东北的非东北人真正来东北感受一下，看看我们东北人到底是什么生存状况，是不是像很多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偏见那样，研究问题不要纸上谈兵，要扎根田野才能了解社会。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在东北，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呗。

訾阳

首先要思考的是“振兴东北”与“重振东北”两个命题是否一致。在我看来，“振兴东北”要更加适合东三省的情况。因为，“重振东北”内涵着东北已经走向衰落，而且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地域。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先入之见，似乎我们要恢复东北的辉煌。

然而，东北从来不是中华大地上的富庶之地。它曾经之所以显得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缘政治与特殊的历史状况造成的。国有企业的建立，黑土地的开垦，重工业的兴盛，无一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改革开放以后，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了，而是说东南地区发展起来了。随着金融资本的集聚，产业的换代升级，以矿产、农业和重工业为底色的东北地区，在改革与创新的道路上，显得有些步履艰难。其实，问题不是东北如何恢复曾经的辉煌，而是说东北为何没能向东南沿海一样迅速的发展起来。粗略地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区位优势不明显。东北地区经济交往的便利性，互通有无的可能性，财富的积累，文化的传承，都不及东南沿海。第二，产业优势不明显。重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很难与新兴产业在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上抗衡，这类似于德国的鲁尔区。第三，如果拼不过硬件，那就需要比较下软件。官僚主义对东北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阻碍作用。这里说的官僚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把它客观地看做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它的优点同样蕴含着它的缺点。作为社会生活形式的官僚主义或官僚机制在维系社会稳定，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促进大规模建设，抵御外敌等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它与以价值规律为机制的市场形式相比，在刺激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活力方面，就显出天然的短板了。反映官僚主义（中性的，作为社会形式的）的日常意识也会在特殊的条件下形成我们所谓的负面的官僚习气，辽宁贿选案就是个鲜明的例子。这也同时证明了，腐败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想，党和国家一直在反腐斗争方面坚持不懈，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上孜孜以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观察团质询

To 丁冠淇：

 Q1:从出发点来说，我们都肯定“东北困境”必然有其特殊原因，但我认为您在最后所提出的解决思路有些抽象，您是否能提出一些更具体或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Q2:改革开放前，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体制型社会模式在我国各省市是普遍存在的。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唯独轻轻地拂过了东三省，其原因显然要从东北的区域特色寻找。您认为东北在改革开放进程方面滞后于其他东部省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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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张力伟：

您提到东北的人才外流问题。问题是东北不但人才外流，人口也外流，在东北的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人口结构不合理和养老金缺口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迫切现实问题。请问是您能否从人口结构和社保制度方面谈谈您的理解，谢谢。

To 訾阳：

您认为东北有一些“天然劣势”，比如“不够富庶”和“交通不便”等，但可能从现实角度来讲，东北无论是矿产资源还是农业基础在国内都很难算“劣势”，而且东北是中国最早建成“铁路系统”的地区，也有重要的出口海港。您能否具体解释立论中的“东北劣势”，谢谢。

嘉宾回应

丁冠淇

非常感谢观察团提出的问题。

在我看来，解决东北困境的主要思路是进行如下三方面的改革。首先，应分类型地推行企业改革。对于非自然垄断、非公共性和竞争性行业来说，应当主动开放市场，允许民营资本的进入，鼓励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允许国企按照市场信号进行经营决策、自负盈亏；对于具有非竞争性、自然垄断特性和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企业来说，则应在保持国有国控的同时，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总而言之，应当按类型将现有国企分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其次，应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升级。关于产业结构方面，我不同意林毅夫教授“取长补短”的观点。我认为东北的经济结构发展应该是“以长带短”，即应强化自己的重工业优势，通过这一优势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东北不是一个国家，不需要所有产业面面俱到，而即使在今天，东北仍具有发展重工业的区位优势。它的问题在于生产技术老旧，不符合市场需求，在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同时，“有效产能”实际上是不足的。在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之后，东北仍能作为“新型重工业基地”获得良好的发展。最后，应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商关系恶劣，投资环境差是限制资本流入东北的重要原因。因此，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和行政效率、杜绝官本位思想、坚决消灭权力寻租，应是振兴东北的必要条件，而且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吉林省最近推出的“只跑一次”政策，正是这种改革的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显现成效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也会出现改善，整个社会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关于东北改革开放滞后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说，东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太成功了，造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辽宁的面积不算大，但它在1978年的GDP比广东还多，是浙江的将近二倍。在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产值上，东北更是遥遥领先。在现有制度成熟且成功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是巨大的。眼下的成功使东北的官员和民众对时代变化不敏感，使他们最终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富不过三代”、“国祚难过三百年”都是相似的道理。从客观上说，东北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政策福利相对不足，也制约了东北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概括为“试点-扩散-推广”模式，获得新政策试点是重要的政策福利。而试点通常选择在无战略性资源、既有经济条件较为薄弱的地方。这样，即使改革失败，其成本也可以承受。东北由于经济条件好，战略性重工业密集，自然是作为改革的“大后方”而存在，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新政策供给。例如，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东北全境无经济特区，直到1984年才获得第一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这显然与东北当时的经济地位不符。政策供给不足也是东北改革开放滞后，并最终造成今天困境的重要原因。

张力伟

感谢质询团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我还是那个非主流的观点，东北的人口外流是正常现象，是东北向其原真性的回归。人为什么外流？城市户口的自不必说，关内大城市毕竟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而东北本身以农业和国企为主，就业机会少，所以人口向外是社会的正常现象。就好比学生考研，你不能说一个学校外考的学生多，就说这个学校要完蛋了，谁不想去一个好学校？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农业人口也外流了，为什么？就在于东北的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农民和过去不同，不能够靠土地吃饭了，气候使得一年一季，一年收成没多少钱，农闲时候你让农民干什么？打麻将说东北人不求上进，出去务工说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到底得罪谁了？革命年代时的东北是相当富足的，所以这养成了东北人小富即安的心理，这和现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是想改变人口结构，就要从农业这个根本问题入手，探讨如何留住农村人口，并且能让农民也享受到城市的福利，真正把农业搞上去。说实话，东北人现在不关心什么国企问题，你问他他也不懂，但是他关心大米蔬菜和猪肉。另外是社保的问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漏洞很多，当然我们不能说的太露骨。东北的社保问题是社保制度本身的缺陷和经济衰退共同造成的。我和一些乡镇干部聊过，他们表示目前东北处理社保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罚款来募集资金。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很难从根本上治理。如果说是治标，还是要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等一系列救济措施。目前来看，城市的社会保障运转的还算正常，受害者主要是“下层社会”的居民，另外，辽宁的情况应该略好于吉林和黑龙江（我没做过调研和统计，只是推测）。所以人才外流本身不可怕，但是如是想通过以留住人才／人口为借口来根本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那就是根本不动脑子。

訾阳

谢谢质询团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天然劣势”这个概念。因而，东北的状况不是单纯的自然状况，而是社会历史状况与自然状况相互交织起来的。马克思说，自然史就是人类史，而人类史就是自然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东北的有些特点，是在现代经济架构中体现出来的。透过这种经济社会结构，其特点才有些表现为优势，有些表现为劣势。任何一个地域特点，甚至人格特点都是这样，它呈现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然后，把这种社会历史状况映现在自身的各种特质之中。

农业基础良好，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不能直接地就成为该区域的必然优势。众所周知，河南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而2016年的GDP只有40471.79亿。而天津作为直辖市，在农业上与河南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2016年GDP却有17885.39亿元。这里还不涉及人均，我们要知道河南的人口要比天津多。与之同时，农业占全国GDP比重日趋降低，2016年第一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只有4.3%。东北农业基础虽然看似不薄弱，粮食产量也位居国内各省前茅，但是，农业产值相对较低，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结构中，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按照使用价值的多寡，而是按照交换价值的比例进行的。所以，即便东北沃野千里，阡陌纵横，它的农业定位还并没有完全以市场和价值为导向，它还仅仅是以保证国家粮食产量，从而是以使用价值的产量为导向的。

矿产资源，如煤、铁、石油资源确是第二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这些资源优势，有利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但是，第一，2016年我国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也只有38%，较第三产业的57.5%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工业或重工业虽然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它们的经济价值效率并不高。第二，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去产能”政策的落实，传统的产业如煤炭、钢铁等等，都面临着压缩产能、提高质量与产品价值的挑战。所以，依靠矿产资源形成的工业基础优势，在新形势下反而变成了弱势。第三，矿产资源不是永续发展的基石，同时，随着逐年的开发与消耗，东北的矿产资源如大庆的石油储量也逐年缩水。因而，这些条件对于东北的长远发展而言，都不能称之为优势。举个例子，某些内陆省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它并不比相对缺乏矿产资源的沿海城市更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

再说说区位优势，辽宁临近渤海海湾，确实有出海口。而且，我们会发现，拥有出海口的城市如大连，也具有相当的经济活力。这我并不否认。然而，东北临近的地区，如朝鲜、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经济活力远低于韩国、日本。而山东、江苏相较于东北而言，更接近于这两个国家。

最后，我并不认为事物本身就具有所谓天然的劣势，一个事物本身的特征只有在与它物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同时，社会经济特征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在关系之中的特点。我只提到了“天然短板”。而这时我指的是官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比，其对经济活力的推进作用较弱。这种“天然短板”也是在社会历史情境中展现出来的。由于它作为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好像它就具有了社会的自然属性，因而看上去是一种“天然的短板”。我还要澄清一下我的概念，我所谓的官僚主义，一方面不仅仅是科层制，一方面也不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消极词汇。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形式。打个比方，我们许多航空线路都没有利润。就市场经济而言，这是不可理喻的，因而，如果纯粹利用市场进行调配，资源和人才肯定不会配置在这条航线上。甚至，这条航空线路不会被开通。然而，在作为客观的社会形式或制度的官僚主义中，这条航线未必是不能开通和不能运营的，它不仅以经济效益为直接目标，而以稳定社会形态、维持现有秩序、协调财富分配等为目的。但是，当我们以经济效率为优先级考察社会机制的时候，市场机制似乎比官僚主义（中性的，社会形式的）具有优势。再进一步的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制定政策，那么，对于在市场竞争中失去其区位优势的东北完全可以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不予过问。然而，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按照市场机制的规律进行思考的。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形式，深入到我们的基本思维形式当中。当然，它在其现实性上会表现出种种劣势，同样，市场机制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种种缺点。但在经济活力和价值效益的视角下，前者的效率远远不及于后者。

学人点评

杨修

提到东北问题，每个人似乎都能头头是道。什么国企效率低呀，体制问题呀，但光说这些意义不大。

毫无疑问，东北问题跟体制（国企也是体制的一部分）脱不了干系，但给病人下诊断，不仅要说“毒性”，还要说“剂量”，更要分析“机理”。

国企效率低不低？当然偏低，70%的资源贡献30%的GDP，这个数据能说明一切。但是哪个地方国企的效率不偏低（只说整体水平）？国企之低效、养闲人，“编制是保护废物混日子的制度”，不仅是东北问题，更是全国性问题。

真要说起来，东北如今没落的种子，在东北辉煌的时候，早已埋下。建国初期，全国一盘棋，“共和国长子”以其工业基础，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重工业基地的重任，也是学苏联体制最相似的地方。因此，是计划经济色彩最浓厚的地方，进入转轨时期，出现不适应是必然的现象。历史注定了东北在市场经济时代，民营经济发展不如其他地方——能拿到的资源太少了，也注定了在产业升级时代，行将淘汰掉的产能会严重拖累东北，全国一盘棋时代贡献有多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包袱就有多大。这不是东北的错，更不是东北人的错，而是转型时代，必然上演的悲喜剧。

这么说锅都丢给历史，东北和东北人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也不是。

东北国企比例全国领先，对心态的影响无微不至。大国企大厂矿，已经深入到东北人的血液之中。

企业办社会，东北人最早普及了全国人民艳羡的象征“现代”的楼房——职工小区。住在这的全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老张晚上跟媳妇翠花“干仗”，第二天全单位都知道了。东家长西家短，没有秘密可言，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对私人空间缺乏概念。为什么东北人不介意在直播平台展现一些个人生活，不能说跟这个没关系。

在职工小区住久了，除了没什么秘密，更习惯了“打招呼”。老人身体不舒服，厂医院的大夫，住在隔壁单元三楼；孩子要上学，子弟小学的校长，住在自己家楼上。想办什么事，不是公事公办走程序，而是跟邻居打个招呼——企业办社会嘛，食堂、招待所、医院、小学幼儿园，什么没有？国企不太像基于契约关系的现代企业，更像基于血缘、地域等关系的熟人社会。几十年下来，东北人习惯的，自然是“打招呼”，而不是“走程序”。

领导不仅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升迁，还能决定你住多大面积的房子爬几楼，你孩子能不能进好的班级他都能使上劲。因此，领导当然是“皇上”，说的话自然是“圣旨”。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算什么？不服管教老子修理死他！权力会扭曲人的心态，尤其享受过权力滋味的长辈（熬出来的），更不愿意让年轻人接管的过于轻松。优质资源不会由市场配置给最适合的主体，而是按“权”分配，分配给最接近权力，最愿意溜须拍马的个体。

在一个长时间内除了“单位”几乎啥也没有的地方，国企办社会的这些事，就会变成全民心态。为什么东北的老龄化最严重，因为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因为国企多呀，超生就要双双丢工作，不需要扒房牵牛，轻松完成计生任务。

时至今日，这种影响还在继续。国企承担了许多民营不会去搞但国家又十分需要的任务，虽然效率低，也有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不断地输血，会让资源进一步向国有企业集中，而民营经济很难在东北发展，各级官吏薅羊毛，而年轻人也不会选择民营企业。

东北最大的问题，在人心里。你问东北人为什么别的地方这几年比东北好，十个有九个会回答，因为政策好，国家这几年没给东北政策。固然，在中国境内，政策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但这几年中央没给东北政策吗？完全依赖政策，完全指望政策，说明民间已经丧失了造血能力，能谈不上创新。

要想东北脱困，东北人（在东北的都算）就不能像刘能和赵四一样，等待一个名曰政策的戈多。

戈多今天没有来，以后也不会来，戈多永远等不来。

回应发言

丁冠淇

非常感谢杨老师和各位同学的精彩点评。首先，我同意老师“东北没落存在其必然性”的观点。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制度发展最为完备的地区，东北的经济模式乃至生活和思维模式都早已被打上了深深的“体制内”烙印。这种社会转型慢、转型难是必然的，东北的衰落确实有其必然性。但另一方面，我对老师“东北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心”的观点不敢苟同。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既然计划经济体制塑造了东北人现有心态，那么改变这种心态同样应该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指望东北人和东北社会通过“自省”而发生变革是不现实的。我认为东北是缺“政策”的，它缺乏的不是扶持政策、补贴政策和扶贫政策，而是更根本的开放政策、完善市场机制政策和改善政商关系政策。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东北的改革开放进程会得到快速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本身也是一种政策），而社会风气和人民心态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最近，我去了淄博调研，更确定了人心其实并没那么难以改变。淄博过去也是与东北如出一辙“老工业基地”，但它也是经济转型的佼佼者，如今的人均GDP已超过两万美元。在淄博，无论政府领导还是各种企业家，都在不断强调“包容开放”的齐商文化，但其实这种价值重拾其实时间并不久远。淄博人包容开放的心态更多地是形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重拾历史不过是赋予这种心态一个较高的地位罢了。同样，如果未来东北经济转型获得成功，开拓进取的“闯关东”精神，又有何尝无法被东北人重新捡起呢？制度与文化孰先孰后，是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永恒的争论，两者在运行中可能是相互强化的关系。但就现阶段而言，我认为通过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心态变革是更可行的做法。

张力伟

东北问题是系统性的，造成今天这个所谓衰落的局面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埋下了种子。按我所说，东北的国企比重太大了，再沿着单位制的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的思维下就显得格格不入。建国初期，全国的发展过分依赖东北的重工业，而现在其他地区富裕了，就开始嫌弃东北穷了？按照区位来算，东北这个地区还是适合发展农业，如果现在要转型，那么就做好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我同意杨老师的观点，逐渐地让国企的色彩慢慢褪去，不断地探索创新的路子。但这是一个长时段、并伴随着破坏与阵痛的过程，就像熊彼特的“创造性的破坏”。这么多年，东北不缺乏政策，但是为什么发展没有起色，根儿上其实在东北人自己。东北人确实太懒了、没有创业精神、不喜欢吃苦受累，这都是事实，这么多年养成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心理说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东北人有点钱就想着和朋友去喝酒、去泡澡、去按脚，这种社会心态也是很难搞好市场经济的。大家如果做博士论文，可以起这个题目《烧烤教伦理与“单位经济”精神》，我觉得能和韦伯媲美。玩笑归玩笑，我们想想看，东北所谓的事实衰落也才是这些年的事情，感冒都要一周甚至更长的自愈期，何况东北百年来留下的顽疾？输血续命不是不行，但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血了，命也就没了。所以东北还是要依靠自身造血，自己努力，发展同区域特征紧密联系的产业。社会是由观念、结构与行动共同构成的，推动社会的发展，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我非常喜欢乡村爱情系列，也推荐给很多人看，因为乡村爱情反应的就是整个东北的缩影。我们依靠什么、为了什么、拿什么去奋斗、又遇到哪些挫折，乡村爱情都说得很透彻了。要想日子过得好，就和王小蒙学学，在创业生涯的大起大落中不忘初心，也和刘能、赵四、谢广坤学学，在复杂诡谲的人际关系中不丢温情。还是那句话，东北问题的解决要靠东北人自己。也许当谢腾飞八十大寿那天，他握着赵兰妮的手，站在象牙山上，顺着郁郁葱葱的果园望着远方的一片繁华，满含深情地说：“看，这片美好的江山，是我们一代代努力奋斗出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会梦想成真！”

訾阳

感谢老师的点评。我们许多的批评集中在对国有企业和官僚主义方面。我认为，客观的讲，“国有”与“官僚”都不必然导致某地区的衰落。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控股的许多企业发展势头也很好。归谁所有并不是判断市场化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前提。有些领域随着私有化的发展，或许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也或许会潜在着重大的社会危机，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有些民营企业内部，“官僚习气”也不见得好多少。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落后的习气和价值观念，那么，这似乎是整个社会都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但如果，我们把官僚主义不加褒贬地理解为用政治手段控制和调配社会资源的体制机制，它在创造经济效率方面，确实不如市场经济。问题并不在于在价值上对东北的优缺点作出评价，而要研究东北当前的客观条件，哪些可以调整并发挥为优势，哪些可以随着优势的发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的讨论或多或少有些“外部反思”的成分，但必须要终结“外部反思”，终结“主观意识”。这要求我们不仅不能直截了当地把东北的社会现实说成落后的，还要求我们不能把南方的生产关系直接看成适用于当今东北情况的。尽管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东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治理，而且南方的经验也可以为东北的振兴提供某些借鉴，然而，归根到底，还要回到东北本身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中。比如，能不能从向东北的农业以要产量为重点转变成以要产值为重点？这种转变会不会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在这种转变中国有资产与民营资本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农业市场化，权力和市场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央地政策如何协调？当地农业人口就业怎么办？这似乎都不是随便几句市场化、去官僚主义等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市场化似乎是目标，但是官僚体制机制也要在解决问题中发挥作用；民营资本可以进入，但国有资产似乎更能保证粮食的战略安全。因而，只有解决问题过程本身，才是提出问题的真正过程。

总结点评

王灏淼

东北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因素造成的，三位嘉宾和点评嘉宾的发言鞭辟入里，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为我们展示出当今东北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可能存在的发展出路。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关系国家粮食安全；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和牺牲。

其次，东北地区发展面临重重困境。东北地区经济区位和地缘优势不明显，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经济贡献率偏低。单位制时代和国有企业体制造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人情社会”较之国内其他区域更为明显。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人口红利不足，且难以转化成“人才红利”，因近年来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东北人才资源外流情况堪忧。另外，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遗留的相关问题也让东北地区社会矛盾丛生。

最后，东北地区的发展需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发展兼容旅游的特色农业，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更加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地方政府应推行开放政策、完善市场机制和改善政商关系，创造良好的投资生态，激发投资热情，“造血”与“输血”同步进行。总之，东北的振兴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东北人凭着当年“闯关东”的精神，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区位资源发展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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