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操控公共舆论的“拷问” | 圆桌论坛 第0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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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二十七期

流量操控公共舆论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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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流量”原本是一个技术性概念。在互联网领域，它一般指网站的访问量，包括访问网站的用户数量以及用户所浏览的页面数量等指标。一般地，拥有较高流量指标的人物、事件意味着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人气），而这种关注度往往能够转换为商家的收益，流量的内涵也因此而扩展。“流量明星”、“得流量者得天下”这些网络时代的“怪现状”，清晰地折射出流量已被人为赋予了功利性内涵。由于流量与收益相关联，现在甚至发展出一种黑色产业，“花钱上热搜”、“花钱打榜”等流量造假行为已成为众多社交网络平台上几近公开的秘密。

在网络与生活高度重合的“互联网+”时代，流量的负面效应已扩展至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面对每天汹涌而至的流量话题，公众所看、所感、所思、所言，几乎都在追随由流量带动的风向标；而转移公共舆论的注意力，似乎只需要一个新的热点。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流量可能已在某种程度上“异化”，成为操纵公共舆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伴随着流量操纵现象的普遍化，公众心理、社会文化、思想观念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那么，“流量操纵公共舆论”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现象？流量又是如何被赋予操纵的能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去思考，从政府的角度，如何治理？从社会的角度，如何自治？从个人的角度，如何自持？许多问题尚是开放、且值得追问的。

嘉宾介绍

主持人：

 王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博士生 

参与嘉宾：

 梅立润 

武汉大学

政治学理论专业

博士生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助理研究员 

 黎锦贤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博士生 

点评嘉宾：

 胡象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观点阐释与质询回应

梅立润

持续快速的发展当中交织着多面向的转型，这促使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场景里生长出来，“流量操纵公共舆论”就是其中之一。而“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之所以值得社会科学研究，或更近一步说即政治学研究去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共舆论背后关联的是民心民意。受到以民为本的传统政治文化的长期熏陶以及中国共产党独特成长发展经历的影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施政集体特别强调对民意的尊重，主张“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因此，不管是出于维护执政施政安全的考虑，还是出于提高国家治理准度和效度的需要，“流量操纵公共舆论”都是不被国家允许的，至少是不受国家欢迎的。

问题就在于，不被国家允许不受国家欢迎的“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为何能够生长？我认为以下两点原因不可忽视：其一，“国家思想产品”的供给不及时。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为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公共问题讨论创造了广阔的空间，针对特定公共问题的讨论往往都会产生丰富多样的“思想产品”；如果在此过程中，国家不能及时提供“有竞争力的思想产品”，“舆论的市场”就很容易被其他主体（比如流量效应追求者）占领和抢夺，从而使得公共舆论存在极大的被（流量）“操纵”的隐患。其二，公众对官方的说法“习惯性不信任”。由于长期以来被公众诟病的“名实分离”、“说一套，做一套”等政治与行政运行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或者说欠下的“公信账”没有还清，许多民众对官方在特定公共问题上给出的说法存在一种“习惯性不信任”，他们更愿意依据流量效应追求者提供的信息来作出判断或直接跟随流量效应追求者意见，从而为“流量操纵公共舆论”创造了巨大的机会空间。

“流量操纵公共舆论”固然存在干扰民意信号质量、增加国家治理成本等弊端，但若是从更加大气开阔的国家治理眼光来看，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国家治理问题的检测仪”，暴露出当前国家治理在思维、理念、体系、能力、技术等各方面存在的短板；另外，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一种契机，有助于促进国家反思意识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To 梅立润：

1. 流量这个指标，是能够真实反映民心或者社会大众的意见，抑或只是反映了大众的关注点？

2. 请问到底是国家对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不足，还是国家已经提供了相应公共思想产品（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这些思想产品却未能顺利嵌入社会公共领域之中？

梅立润

社会科学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可于辩论中促进共识的达成。感谢质询团抛出的问题，为观察“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

关于“流量这个指标，是能够真实反映民心或者社会大众的意见，抑或只是反映了大众的关注点？”这一问题，我的回应是，“社会意见”与“社会注意力”在互联网时代很难进行区分，准确地说，流量映照出的更像是“社会意见”与“社会注意力”的综合体。实际上，相比于深究“流量反映出的是社会意见还是社会注意力”，我认为思考“流量能否反映出真实的民心民意”更有价值。此次圆桌论坛的主题就是“流量操纵公共舆论”，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展露出了对“流量不能反映出真实民心民意”现象的敏锐捕捉和担忧。不过我更为担心的是，鉴于公共舆论在我国政治运行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越来越大，出于维持公共舆论秩序与和谐的考虑，地方部门是否会以“操纵公共舆论之名”对各种平台予以过多的干预或控制，从而挤占社会合理发声的空间？或者成为“惊弓之鸟”，认为任何公共舆论的背后都存在某种操纵力量，从而忽略对真实社会公共问题的回应？

关于“国家思想产品是缺乏还是不能有效嵌入公共领域？”的问题，我的回应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总体上来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施政团队具备极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非常注重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探查以及对民情民意民心的体认，以便及时回应公共舆论关切，“国家声音沉默或不在场”的情形基本上不会出现。不过由于在发展转型时期，各种公共问题出现的频次和概率都很高，针对特定公共问题的“思想产品”供给，国家反应有时不如社会迅捷，因此会造成“国家思想产品缺乏”的假象，事实上，这种缺乏只是“短暂性缺乏”，国家会以极快的速度补上。而正是由于国家思想产品供给缺乏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国家思想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问题才如此值得关注。针对特定公共问题，国家提供的思想产品质量越高，越有竞争力，“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的机会与空间就越小。而如何生产出高质量的有竞争力的思想产品，正是对国家能力的重大考验。

王奎明

“流量操控公共舆论”现象是网络时代信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也是信息便利的必然衍生品。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是无序，在人人皆是自媒体的时代，信息源呈原子化状态无序分布；其次是浮躁，网络时代重新诠释了奋斗的方向和路径，对快捷性和可复制性的追求进一步加剧了浮躁的社会氛围。“流量操控”的投机行为就是在无序中抓住了“流量至上”这一根本性因素，借此实现浮躁的价值追求。

“流量操控”的原动力是经济利益，借助热搜提高个人抑或品牌的知名度，进而获得经济利益。但关键问题在于，“流量操控”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链条本身，渗透到了社会、价值等多个层面。首先，“流量操控”在社会层面造成了公共空间的严重挤占，大量庸俗、低级的私人话题充斥在网络空间，特别是娱乐类话题，这直接导致了现实舆论热点议题的庸俗化、低级化。其次是在价值层面，同样与公共领域空间被挤占造成的影响紧密相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长时间浸淫在“娱乐至死”的网络空间中，对于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缺乏了解和关心，“三观”的树立情况堪忧。最后，不得不说，我们对“流量操控”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似乎也已经被“流量操控”所绑架，在包括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在内的诸多评价、排名体系中，“点击量”业已成为核心的量化指标，这是否又是另外一种“流量操控”呢？

To 王奎明：

流量反映的是曝光，传播效果及影响范围，而非质量、影响力及口碑本身，但是在互联网语境中，除了流量以外，是否有更好的衡量指标？

王奎明

我们之所以说当今是信息爆炸时代，一方面是表明信息量的巨大，另一方面是体现爆炸式的无序，单纯从信息的关注度而言，“流量”确实是最为直观的评价指标，甚至是不二指标。但关键问题是，信息的传播往往只求范围大，不求层次深，“流量”就是广告，广告就意味着经济效益。

对于现在的“流量操控舆论”现象的改变，一方面需要运用法律手段来予以规范，特别是对于谣言类信息传播，法律的健全必然要引导信息发布主体与传播途径的自律化、规范化，从源头控制信息的导向和层次；另一方面依赖于民众的理性化、认知的科学化。信息传播的“流量至上”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根据个人喜好进行私人定制式推送，所以社会整体信息需求的理性化是改变“流量操控舆论”现象的根本性路径。

黎锦贤

流量操纵公共舆论各种乱象的缘起，要从媒体产业化开始说起。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媒体产业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就已经酝酿着种种矛盾。

媒体产业化呈现的变化有以下几点：第一，跨媒体合作使得信息传播的形式更多元化，媒体的传达方式更加立体化。第二，传媒公司的经营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大概在10年前，传媒公司陆续开始跨地区合作，改变了以往只在各自省市发展的封闭状态，信息收集和传播的速度都明显加快。此外，传媒公司也开始实行跨国合作，亚洲创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由CJ集团(韩国希杰集团)与上海东方传媒公司合资创立的。第三，国有性质的媒体单位逐渐减少。许多媒体由国有性质转变成民营的性质。这是国家、社会在媒体领域不断失声的重要原因。第四，各传媒公司逐渐与其它工商资本融合在一起，在商业角逐中，各媒体传播出来的信息因此具备了愈加浓厚的商业味道。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公共事务空间即将被挤压殆尽，公共事务信息的传播遭到严重的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商业性信息或者是吸引眼球的庸俗信息。长期以往，将会对媒体受众的价值观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国家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将会淡出大家的视野，降低群众的政治参与；媒体传播领域最终将会沦为各企业主的竞技场。

除此之外，我认为以下两点值得反思：

不得不承认，媒体产业化发展，对于整合市场资源配置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媒体的传播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难以避免由于其逐利性，出现诸多乱象。绕开上述的本质问题，仅在相关法律、规范范围内，难以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媒体的产业化到底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国家对媒体传播加强干预，该如何把握一个合适的度？

现当下，企业者出于逐利目的，通过资金对媒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引导媒体方向的企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操作，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受众和消费者的个体，一方面，应该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自我分析能力，不应被主流信息牵着鼻子走，否则只会正中企业主的下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公共性事务，有意识地屏蔽庸俗的信息，要具备家国情怀，培养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

To 黎锦贤：

      1. 国家和社会在媒体领域不断失声，怎么做才能夺回公共舆论的主导权？国家面对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的现象，在法律和技术以及新闻宣传层面的应对之策是什么？

       2. 现在正大力提倡融媒体的理念，那您认为融媒体能从哪些方面解决流量操控舆论的问题？

黎锦贤

感谢质询团提出有益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非常有限。谈不上是回应，且当作是一些补充吧。

对问题1的回应：

在法规层面，国家对此也有相关的约束，例如2018年3月30日发布的《关于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资本市场进行规范。长期来看，只要媒体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就难以避免媒体操控流量的状况。尤其是新媒体，其竞争法则就是吸引流量和流量变现。要真正解决这些乱象，离不开对媒体企业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目前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官方领域与非官方领域仿佛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在官方领域（政治、外交、经济等），仍然是国家级媒体占据重要的地位，例如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国营企业；在非官方领域（休闲、娱乐等），则主要是腾讯、搜狐、新浪等私营媒体公司。这也是国家在社会层面和公众舆论中存在感较低的重要体现。相比于国家级媒体，私营的媒体企业与市场是更为紧密结合的，根据市场导向，提供了多元的信息，丰富了受众的认识，在信息传递的形式方面也更为活泼、灵动，因此这一领域的信息也更为容易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是，私营媒体企业的经营目的是盈利，其生存法则就是吸聚流量，从而对公众舆论进行操控，这种操控也必然是带有利益关系考量的。因此，解决的思路应该从媒体企业的所有制入手，相比于私营企业性质的媒体，全民所有制的媒体或许更加具备家国情怀。国家级媒体应该大举“进军”非官方领域，在传播内容和形式方面应该与时俱进，为公众提供丰富的思想产品供给。

对问题2的回答：

融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媒体产业化发展成熟的体现。它解决的是资源整合的问题，包括资金重组、跨区域合作、跨级别合作、跨媒体合作等难题。此前，政府出台的文件明确国家、省、市、县四级各自办媒体。后来，许多县级媒体在经营上遇到较大的困难，正是通过融媒体渠道进行解决。在融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的形式更为多元。在这一背景下，各媒体企业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媒体产业化具有一体两面性。一方面解决了资源整合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公司的逐利性，又能够吸引流量，对公众舆论进行操控。

我们应该反思媒体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西方国家的媒体很大程度上为各精英集团所控制，媒体传播平台实际上沦为各大利益集团的竞技场，这是值得引起我们警醒的。新媒体时代，在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这仍是需要不断去探索的。

学术争鸣

梅立润

1.关于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何以生成，王老师和黎博士偏向于从民众个体（非理性的信息消费习惯）、媒体和企业（逐利）的维度去展开解释，是否忽略了从“国家”身上找原因（如公信力、反映速度）？

2.王老师和黎博士的分析中似乎预设了操纵公共舆论的“主体”的是为了追求流量效应的“媒体或企业”，是否忽视了“国家”也可能成为操纵公共舆论的“主体”？正如王老师在第一轮观点阐释中所隐约提及的“另一种流量操纵”。

黎锦贤

我赞同梅博士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待这一问题，这是基于国家成长逻辑考虑的。一定程度上，“流量操纵公众舆论”成为“检测仪”，国家可以根据这些缺陷，进行整改，并且迅速作出反应，包括丰富思想产品的供给、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国家治理这一维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国家从发现问题到治理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在这一空档期，“流量操控”对社会、个人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如王奎明老师提及的“流量操控的原动力是经济利益”，就长效机制而言，我认为分析这一现象是绕不开经济利益考量的。“流量操控”演进的程度，实际上与媒体产业化发展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在媒体产业化过程中，流量吸聚与流量变现越来越快速、频繁。在这一背景下，各媒体出于竞争，“流量操控”愈演愈烈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媒体产业化发展的过程是值得引起反思的。如何在深化改革浪潮中，在媒体事业领域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是一个难点，仍需要不断去探索。

王奎明

从国家角度而言，规范和引导公共舆论导向的相对理性化，降低流量对于公共舆论的负面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文化、思想、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社会的公共领域空间被挤占，特别是环境变化与民众认知发展的不同步性，为“流量影响公共舆论”提供了天然的现实基础。

黎锦贤

梅博士强调我们要具备国家治理的视野，实际上这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出现“流量操控”问题与政府实行相应治理期间，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吗？该如何解决？

梅立润

毫无疑问，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的产生既与个体的非理性信息消费习惯有关，也与媒体的无底线追求流量利益有关，还与“国家力量”长期以来的“公信欠账”有关。王老师、黎博士和我自己分别侧重于从其中的一个维度来解释。从纯粹的逻辑推演层面来看，培养个体理性、找回媒体良心、重塑国家公信是抑制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的出路所在，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每一点都不容易，更何况是三点复合推进。不过整体上来看，抑制媒体的牟利冲动，减少“浮夸表达”和“带节奏”倾向，营造专业、深度、严谨的媒体从业之风，是更为迫切而现实的选择。

黎锦贤

王老师把这种“流量操控”乱象的解决路径寄托于个人和社会整体对信息的理性需求。可谓是一语道出了本质。只是会不会有点理想化？

王奎明

问题最终的解决肯定是一个个人与社会理性化的过程与结果，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理想化。电影市场的发展轨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学人点评

胡象明

今天讨论流量与公共舆论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公共舆论很早就存在，但流量是今天才有的一种现象，它是随着信息化、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而兴起来的。信息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然也改变了公共舆论的性质和传播方式。自媒体的出现，导致单纯由国家或个别利益集团垄断公共舆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公共舆论，也许很难从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局面下去理解公共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

首先，国家对公共舆论发挥引导作用是必要的。实际上，从今天我国的现实来看，国家有强大的宣传机器来引导流量和公共舆论，主流的流量和公共舆论所反映的仍然是国家的意志。流量现在也受到了国家的管制，国家对流量的管制手段很多，如果流量背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根本不可能有生存余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流量和公共舆论对立起来，“流量操控公共舆论”这一命题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其次，因担心或害怕流量操控公共舆论，因而主张由国家统一来控制公共舆论的观点，既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与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相违背的。有的同仁希望把所有媒体企业收归国有，通过官办媒体企业实现政府全面控制公共舆论。请问，在一个利益多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政府如何把百度、腾讯这些企业收归国有？这在目前的政策下是根本不可实现的，或者说是与现有政策相违背的。

再说，国家全面控制公共舆论就一定有利于国家治理吗？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现实看，那种认为国家全面控制公共舆论更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要知道，国家也会犯错误。如果国家全面控制公共舆论，谁来监督政府？公共舆论具有监督政府的重要功能，而公共舆论要发挥这一功能，其前提是公共舆论对国家需要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公共舆论具有这种相对独立性，以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总之，应该坚持国家对公共舆论发挥主导作用，但同时不要把流量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看成洪水猛兽。国家主导和民间适度自由的统一，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公共舆论局面。

回应点评

梅立润

感谢胡象明教授的精彩点评，我再简要回应两点：

第一，胡教授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国家或个别利益集团垄断公共舆论的局面”的观点我很同意，正是这一改变为其他主体（媒体）“引导”公共舆论创造了空间与机会，但是我始终认为，“引导”可以，“操纵”不行。

第二，胡老师对“国家有强大的机器来引导流量和公共舆论，主流的流量和公共舆论所反映的仍然是国家的意志”的观察以及“流量会受国家管制，如果背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则根本不可能有生存余地”的观点都很准确，但是据此认为“流量操纵公共舆论这一命题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我稍微有些不同的看法。的确，国家可以管制流量，但是国家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管制得住，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或者一些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往往都是因为“官方”回应不及社会媒体迅速乃至在初始阶段的直接忽视，最终掀起舆论的大波澜。不可否认，再怎么汹涌的舆论浪潮最终都会归于平静，被流量带着高涨的社会情绪最终都能恢复正常理性，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国家与流量媒体争夺舆论引导权的过程，尽管主导权最终会归于国家，我们依然无法否认流量曾对公共舆论有过操纵的事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实在在损耗的是国家治理资源。

总而言之，在信息技术发展如此迅速叠加社会利益如此多元的时代，流量操纵公共舆论现象确实存在，但是我认为流量操纵公共舆论固然值得担心，但是更值得担心的是国家反应的迟滞以及“国家思想产品缺乏竞争力”。

王奎明

流量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甚至是操控目前信息时代的必然衍生品，而对于这一衍生品的负面影响不能简单生硬地拔高到国家治理层面，这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最终依赖于民众的理性化、社会的成熟度，当然也离不开国家法律、行政手段的规制和引导，但是这些仅仅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胡老师提到的一点说，“如果流量背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有生存余地。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流量和公共舆论对立起来”。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商榷。我觉得我们对于流量和公共舆论的讨论，并非是仅仅是主流和非主流的问题，关键在于公共舆论导向的层次问题。很显然，流量引导下的公共舆论趋于低俗化、泡沫化，如何引导公共舆论更趋理性化、舆论聚焦点更趋营养化、价值化才是问题的关键。

黎锦贤

胡老师精彩点评丰富了这次讨论的深度，我想谈两点：其一，诚如胡老师所言，在我们国情下，不符合主流的媒体没有生存空间，这一点当然也是大多数人都是所认同与放心的。国家是有能力主导媒体的传播方向。但是，不代表流量操控舆论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毕竟那么多的案例（对流浪“大师”沈巍的关注度、热搜榜操作等等）都如此鲜明地反应了这一乱象，而这些都离不开流量吸聚和流量变现，这些现象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经济逻辑。其二，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如果重新由国有企业对媒体进行掌控，确实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但是，同样地，在媒体产业化发展模式下所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仅靠国家治理可以解决的。媒体乱象本质是经济利益，我们希望媒体是反映真善美的载体，但商业化媒体真正所关心的是流量吸聚与流量变现。避开经济领域谈及这一问题，是无法得到真解决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包括媒体所有制、分配模式上，能否作出一些变革的尝试？我想这或许会是将来一个方向。

主持人点评

王希

本期的圆桌论坛可以说非常精彩。在我看来，本期论题并不好谈。公共舆论古已有之，它是与公共性、社会空间、公民意志等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杂术语；而流量虽然是一个新兴概念，但它背后所折射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几乎不能够用一次论坛的观点加以把握。本次论题对两个复杂术语在网络时代碰撞的敏锐捕捉，既有新意，但也带给了论述者些许麻烦，因为它关涉了国家治理、社会文化、公众心理、技术哲学、公共伦理层面等众多问题。三位嘉宾分别从国家治理层面、社会心理与文化层面、媒体产业发展层面对于“流量操纵公共舆论”这一论题展开思考、阐述与观点交锋，贡献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尤其是之后胡象明老师从流量、公共舆论、国家意志的关系视角，反观“流量操纵”的生长空间，提出了非常警醒的观点。实际上，“没有必要把流量与公共舆论对立起来”，这一观点具有逻辑必然性，要做的是其在实操层面的“落地”。在这个意义上，各位嘉宾的观点其实是在统一逻辑下分层次丰富了对于该论题的讨论。

本次论坛凝炼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认识到，对于“流量操控”产生的原因，至少可以从媒体产业、信息社会、国家治理三个方面去寻求解答；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了“流量操纵”在社会生活与价值层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如何做”这个方面，或有以下启发：首先，国家应开展相关治理。无论是国家思想产品竞争力加强、还是国家级媒体“进军”非官方领域，实际上都是面对流量逐利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失灵”时，国家职能应当做出的必要反应。未来的核心突破可能在于国家治理的方式、程度及边界问题。其二，走向社会的成熟与理性。这并非一种理想主义。流量操纵根源于社会空间，一个更加成熟理性的社会所能够提供的积极制约，将比政府管控和法律规制所提供的消极制约，产生更大的价值和功能。我们期待的是，对于个人认知的丰满与公共理性的生长，在现代网络技术条件下实现再阐释。当然，最后要指出的是，流量操纵这一问题，还需要国家、社会两个领域中多种力量与因素的共同参与解决。

在论坛的尾声，感谢嘉宾、质询团、学人给出的真挚观点。碰撞出火花，互怼出脑洞。在未来，我们也希望看到关于该论题更多更深层次的观点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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