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与偶像：相爱相杀|圆桌论坛 第0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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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三十五期

粉丝经济与偶像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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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近年来，偶像养成类节目及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成为娱乐信息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从《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到刚结束不久的《创造营2019》，手握“大权”的粉丝们犹如经历政治大选一般狂热。打榜、签到、应援、购买周边、氪金都已经成为粉丝日常。而近期周杰伦粉丝们学习打榜，让周杰伦成功登顶超话的事件，也让饭圈文化出圈，引起了社会热议。粉丝们通过这些方式，帮助偶像制造人气数据，创造明星的商业价值。

社会化网络强化了粉丝的中心主体性和生产力。在这种新型的偶像养成模式中，粉丝拥有极大的选择权。消费成为他们自我赋权、强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同时，在全景式社交媒体中，新的偶像养成模式拉近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也使得偶像所谓的“人设”更容易崩塌。因此，本次圆桌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如何看待新型偶像养成模式中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权力关系？偶像是否已经被异化为商品?

2.如何看待Z时代粉丝经济下的粉丝集体心理映射以及资本运作在其中所起作用？

3.如何完善政府和民众对艺人不当言行的监管，发挥优质偶像积极的示范性作用？

嘉宾介绍

主持人：

王敬雅

浙江大学 

社会学 

博士研究生

参与嘉宾：

林川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 

博士研究生

张晶

北京大学 

日语 

博士后

胡冰清

台湾师范大学 

汉学与文化 

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杨晶照

江苏大学

行政管理

副教授

观点阐述与质询回应

林川

制造明星：“商品”与“展品”

如今，明星的制造被视为有路可循，即实现两个特点的培养：想象中的“商品”和现实中的“展品”。前者是承载粉丝心理的内需指向，满足自我幻想的诉求，后者是要求粉丝借助媒介来实现有距离的互动，如同在博物馆无法接触展品但可利用读“介绍”、听“解说”、拍“照片”等方式与展品发生联系，并由此引导粉丝完成群体认同的建构，强化粉丝崇拜爱豆的内在合理性。而这暗示了粉丝与明星相互制衡的根本事实，若打破平衡，可能瓦解明星应有的暧昧感，或僭越明星的领导地位。

有人认为个人工作室是明星脱离资本塑造的商品形象的表现，但资本实质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参与造星，即失去资本的明星亦沦为凡人。尽管资本与粉丝的矛盾在电视媒体兴盛时期已经明显，但当网络为粉丝赋权之后，粉丝似乎获得了驯服资本的缰绳，资本迎合粉丝喜爱的“人设”来生产明星，粉丝则欣然为其买单。但“黑粉”的出现实质是在打破镜花水月，既暗示了粉丝群体之间的话语较量，也映射了对资本审美的不服从。有学者将粉丝比喻为“盗猎者”和“游牧者”，分别说明了粉丝行为的能动性和流动性，这其中蕴含的张力在早期体现于电视制作人、作家与观众或读者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如今却在网络社会中以更清晰的方式迫使路人甲之类的第三者卷入。

黑料和政策总是会督促明星以及资本谨言慎行，遵循应有的社会规则，但终究还是最关注饭票的得失，即自家粉丝的支持度。因此，培养年轻一代正确的明星观是端正明星话语的主要着力点，由媒体、学校、家庭协同助力价值观念培养，改善社会上过度的追星氛围，引导青少年合理追星。

质询团提问：

请问林川，粉丝经济背后的既得利益者是一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自然现象而不应受到过多干预管制，还是说应给予适当引导规制？

林川：

真理的存活需要恰当的时空，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勒庞和塔尔德分别把大众描绘为“群氓”与“公众”，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重视个体的能动性。当粉丝研究越发重视粉丝的自主性时，实则说明了网络时代挖掘的正是个体的能动性，随之而来的是正视身份与去污名化，其矛头指向的正是“既得利益者”。但既得利益者一词略显泛化，因为粉丝经济的产生或许也是多方共赢的产物——资本获取利润、KOL获取声望、普通粉丝获取快乐。

若该词是针对其中任何一方，那必然需要制定规则以形成方圆，以保持粉丝生态的多方平衡，比如限制资本生产有害的文化产品，制约KOL利用粉丝圈行骗，控制粉丝的过激行为等等。反观如今有一种“无绯闻、不明星”的现象，黑粉在以传播绯闻或曝光黑料的同时，也间接帮助明星成为“明星”，并制造外部紧张感来促使粉丝获得更强的团体凝聚力。但黑粉的过度刺激同样容易产生负面效应以至于损害明星固有的“人设”，甚至打破应有的生态平衡，而强行打压黑粉往往出现反弹效果，产生类似某明星打篮球的现象， “局座”的对话式疏导则相比更胜一筹。因此，谁得利、谁受害，非一成不变。

张晶

流水线造星：偶像不再高高在上

在国内新型偶像养成类节目花式登场前，曾发生过两件值得我们注目的“大事”：第一，某一天日本AKB48姐妹团——SNH48炸响国内宅男圈，每年声势浩大的大选，亦让我们见识到了面对偶像时粉丝的疯狂与歇斯底里。第二，加入韩国偶像团体的中国人相继归国，带回了一大批韩圈粉丝和一套完整的偶像应援模式。这种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国内生根发芽，肆意膨胀，并将更多人，尤其是年幼群体吞噬其中。

该模式重塑了偶像与粉丝的权力关系。它通过打榜，氪金等形式将偶像成绩与粉丝的努力联系起来，从而为粉丝缔造了一种与偶像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幻觉。加上网络普及带来的社区群体构建的快速性与大量性，正如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所言，群体的行为模式相对个人更加极端，聚集起来的粉丝们往往都非常“入戏”。这种“入戏”导致粉丝形成了严格的“内外关系”，他们一方面因精神寄托的需求，将偶像或放在高位狂热膜拜，或当作孩子般宠爱有加，一方面又依仗自己“出资人”身份，将偶像放在低位横加干涉，一旦偶像行为与自己理想产生冲突，便宣言“脱粉”，或转而成为“黑粉”。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矛盾性质的二重权力结构。

Z时代粉丝经济下的偶像打造模式是一条工业流水生产线，具有数量较大、要求较低、成名较快的特点。这种包装模式使偶像一登场就注定是一个商品。其背后推波助澜、裹挟舆论的，正是旨在获得巨额利润的资本。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部分偶像在获得瞩目、阅历增长后，试图摆脱裹挟，回归自我的挣扎。

而流水线生产模式也客观上导致一些年纪尚幼、教育水平不高的偶像出现，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更具有指导意义的偶像养成节目规范，亦需要粉丝保持理性，在偶像出现某些有争议的言行时，不妨与局外人进行理性沟通，有错则鞭笞之，切不可蜷在一隅自我狂欢。

质询团提问：

请问张晶，男偶像与女粉丝，女偶像与男粉丝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差异是?

张晶：

一直以来，不论是在资本方还是普通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女偶像团体逊色于男偶像团体的论调已形成普遍共识，而这背后便有男偶像-女粉丝和女偶像-男粉丝之间权力关系差异的影响。偶像工业流水生产线的本质在于它反其道而行之，将过去粉丝对偶像抱有的“私密幻想”去病理化，以种类丰富的各色“初期设定”去公开迎合、鼓励粉丝的该种行为。因此，“妈妈粉” 、“女友粉” 、“女儿粉” 、“事业粉”等种种基于粉丝角色幻想的称谓便应运而生。相较于男偶像与女粉丝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多样性，男粉丝往往只把女偶像当作“女友”或“老婆”，且男女自然的生理心理差异和社会伦理道德环境的制约亦导致二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同。

首先，女性相比男性更具感性、耐性，乐于投入更多时间去培养与男偶像的粘性。这种付出导致女粉丝会深入参与到男偶像的事业决策和人际交往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以激烈的方式强迫偶像服从自己的意志（参考李易峰多次更换经纪人）。与之相比，男粉丝总体更具理性，比起沉溺于幻想中花费时间为偶像打榜，更愿意在现实中拉几个朋友打游戏。

其次，偶像工业去病理化的主要对象为女性，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从幼年到成熟女性粉丝群体的全面壮大，但男粉丝的狂热追星主要限于“宅圈”内。不可否认，主流文化对“宅文化”仍然存有一丝偏见，男粉丝的过激行为很容易越过“私生饭”界限，直接涉及犯罪。

因此，总体上来说男偶像与女粉丝的双重权力结构更为显著，而后者多限于付出购买力等单纯支持行为。

胡冰清

偶像与粉丝的羁绊：一种“体验经济”的发展

“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出现与粉丝经济的崛起，本质上是文化/创新产业（Cultural/Creative Industries）发展的一种呈现，符合我国“十一五”、“十二五”计划中此类产业的发展预期。

此类产业的形态与形式变化快速。其中，一种逐渐占主导位置的，如“偶像养成类”节目所代表的“体验经济”之发展。作为决定成团人选的“全民制作人”，一方面是呼应市场的大众喜好，带来流量收益。另一方面，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练习生在节目中进行各自粉丝积累，也是分众（消费）文化（或Z时代下的“圈子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的体现。是此，生产与消费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就现况看，偶像团体更迭迅速，他/她们本质上是作为商品来包装行销的。但偶像也有其主观能动性，竞争的压力与环境，会促使富有独特个人魅力的偶像被关注。除偶像自身的特质外，背后的“公司”也是其关注度的重要决定者之一。在中国，大公司往往有绝对的市场控制权。它们采用市场导向的营运方式，筛选练习生。同时，也掌握更多资源，分配给自己的艺人，其中不乏资本运作。但基于“体验经济”下消费者赋权增多，运作存在高风险，公司间的竞争是一场资本的零和游戏，偶像爆红带来的巨大效益与亏损往往在一线之间。

关于偶像的不当言行之问题，就先行的韩国发展经验来看，新世代的粉丝群体实际上有着较高的素质与相对正向的是非观。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效性以及偶像更迭快速的现实背景下，粉丝成为了偶像言行的监督者。

笔者认为，无论是指导发展还是规避发展中的问题，较为首要的任务是参考各国发展经验，建立相关引导政策与法律（例如日本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韩国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实现我国文化的多样发展与多元繁荣。

TO胡冰清：

请问冰清，粉丝经济有何优势和缺陷？如何看待它的发展前景？

胡冰清：

谢谢质询团的提问。我以为粉丝经济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高效性，或者说是低成本、高回报的。粉丝经济不仅仅出现在有耀眼爱豆的饭圈中，还在许多领域以个人或小团体之力影响成千上万的受众产生消费行为。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淘宝带货王，口红一哥李佳琦，他将个人的时间打包，通过直播平台将资讯分享给众多粉丝。粉丝除了对其本身的特殊营销方式的追崇之外，还对他有着高度的信任，即相信他推荐的东西并且购买，进而使这样的播主获得各种衍生的利益。而这其中的关键莫过于“信任”二字，那么与之相对的粉丝经济的很大的一个缺陷，即是粉丝容易陷入盲目，或者狂热的“信任”中，忽视或者不愿相信所谓的“真实”状况。

关于粉丝经济的发展前景，如我之前的首轮发言中所言，其本质是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的，而此类产业必然是今后（各国）发展的重头戏。且伴随着分众消费方式与互联网新科技的不断演变，甚至会迸发出新的模式与发展方向。

学术争鸣

一、粉丝群体通过何种方式完成群体认同?

杨晶照

有共同的偶像崇拜，组织粉丝应援团体，用群体性的共同活动并通过网络社群频繁互动交流关于偶像的相关信息。贝特西古奇认为，网络时代中追星已经由个体性行为变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以线上为媒介，个体对自己的认知，符合个体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定义与身份认同。

群体的认同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但这里的集体记忆是一种以归纳形式而来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对同一明星追星经验的集合，既包括集体应援行为，也包括个人的追星经验。粉丝们也在不断以偶像为中心，通过对各种事件的解读强化自我族群的认同。

胡冰清

林川

粉丝群体形成主要有两个动力。粉丝在盗猎文本、为己所用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寻求他者协作的，由此形成的粘合性是粉丝群体的形成的首要动力。而粉丝在面对批评时，保护爱豆的一致行动会进一步促进群体意识的契合，这是粉丝群体形成的第二动力。

在此，我觉得这不应仅是以“方式”来思考。群体认同不仅是内发性，更是需要放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考量，外部压力既可以瓦解群体的稳定性，亦可以增强群体的认同感。

我认为粉丝的群体认同主要分为三大块：共同支持、共同分享、共同对抗。

共同支持指通过投票、打榜、刷数据等线上和线下的多种活动形式，为偶像赢得关注度的一切付出型行为。其次，共同分享指成员之间就偶像本人、偶像作品或偶像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等进行交流、共享的沟通型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成员之间彼此获得共鸣，甚至产生一些类似暗号般的“内部用语”，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一体感”。

张晶 

二、随着消费异化与资本介入，粉丝地位是否有僭越偶像的趋势？

杨晶照

按照《人类简史》的观点，人类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构造抽象的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所构建的体系集合大众，因此，人类需要从偶像身上找到价值认同，群体认同以及归属感。只是由于以往受传播渠道与方式所限，话语权一般掌握在偶像这一边。彼时，资本完全可以掌控偶像的走向，并左右舆论导向。

当下，资本方为主导的偶像塑造模式不再适用。因此，在新型偶像养成模式中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权力得到平衡。偶像之所以能成为偶像，必须与粉丝一起共同养成，通过社群互动，变成粉丝喜欢的样子。虽然网络不断引爆粉丝与黑粉的对阵，更加说明“偶像并没有被异化为商品”。粉丝地位不存在僭越偶像，只量偶像与粉丝这一对关系更加趋向平等。

林川的表述中有提到偶像也有展品的属性，其实我是不太认同的。因为展品是没有主观能动性，也不能与粉丝进行互动的。在传统观念中，粉丝对偶像的付出被认为是单方面的，不求回报的。如今偶像的人气并不仅仅依靠单向传播的文艺作品，而是源自他们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双向交互中与粉丝建立起的情感联结。这种偶像—粉丝的双向互动如果足够理想，可以建出一种偶像—粉丝社群的情感共同体。

王敬雅

林川 

我同意王敬雅的观点，但代入现代博物馆的情境来看，展品不一定是“死的”，即展品实际上在通过各种媒介与受众进行交流，交流方式既有触摸式的，亦有听觉上的。然而无论交流方式如何改变与进步，大多数人必然无法接触真实的“展品”，因为界限的存在使得展品的价值提升。那么，反观明星亦是如此，不管粉丝如何接近明星，看的都是“人设”而非客体本身。

我们没办法界定一个人的“真实”，一个人的人设是资本方根据其个人特点再加包装设置出来的，所以真假掺杂。因此，粉丝行为具有能动性和流动性，也具有羊群效应，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多数粉丝会被意见领袖所左右，资本通过引导社群活动达到诱导粉丝的目标，实现其商业价值。事实上，资本的控制力在下降。

杨晶照

三、如何完善政府和民众对艺人不当言行的监管？

胡冰清

除了偶像本身的特质外，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设”。作为粉丝价值观的榜样，可以让偶像参与到更多的节目中去，如韩国G20，偶像团体甚至成为了公众外交的好帮手。既然偶像有其“力量”，就要发挥他们的力量。

政府采取措施，控制虚假信息传播，信息公正客观。剩下的事情，交给群众。相信群众，相信粉丝。加强小粉丝的引导，增加他们判别真伪的能力。年龄小的人，更需要从偶像中找到认同与方向。对于低龄粉丝的引导，应该是教育界、政府、家长共同努力。

杨晶照

王敬雅

当前粉丝群体呈现低龄化趋势，更需要加强引导。艺人本身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职业，但是艺人们的文化素养并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高。现在主流媒体已经在有意识地跟偶像主动合作，发挥偶像的力量，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家庭与学校还是对粉丝以不理解为主。家庭与学校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引导作用。毕竟大家追星的初衷都是，与偶像一起成长为更好的人。

学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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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晶照

各位嘉宾对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首先，在如何看待新型偶像养成模式中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权力关系、偶像是否已经被异化为商品的问题上，大家一致认为，粉丝与偶像是一对关系，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有偶像就有粉丝，粉丝也能成就偶像。林川认为，粉丝与明星相互制衡，若打破平衡则或瓦解明星应有的暧昧感，或僭越明星的领导地位。事实上，随着社会化网络社群的兴起，偶像与粉丝的互动得到加强，偶像不再是单一的中心，粉丝的中心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粉丝可以通过各种有组织的社群活动，以自己的偏好造星。如先有粉丝的期望，再有明星的作品，甚至先有粉丝，再有偶像。远的如“超级女声”，近的如《创造营2019》。偶像与粉丝关系形成线上、线下结合态势，打榜、签到、应援、购买周边、氪金......，不一而举，粉丝的这些行动，一举改变了以往偶像为中心，粉丝从属地位的传统关系。

因此，网络与“体验经济”对粉丝的双重赋权，粉丝获得多元化的符号身份，并且加速了粉丝生态的动态变化，同时，使资本运作存在高风险。由此，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权力得到平衡。

其次，对于如何看待Z时代粉丝经济下的粉丝集体心理映射以及资本运作在其中所起作用的问题。

关系变化的影响，是粉丝的需求成为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有别于以往流水线式的造星运动，依赖于社会化或分散化资源自组织配置，通过云计算和服务计算，采用新的技术去洞察、满足和引领粉丝不断变化的审美与需求，探索一切可能性，将粉丝发展成“偶像-粉丝”共同体。以此理念指导下的偶像养成类节目及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成为娱乐信息业经济新的增长点，符合“社会制造（social manufacturing）”的大趋势。其特点就是能够实现全民参与，是一种实现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能力完美结合的过程，从单一内部生产转向人人可参与的协同合作，从封闭式转向开放式。利用社交网络的广泛连接、大数据处理等，实现了粉丝社群的运作与管理。

这样的模式，给资本的运作与文化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不仅需要用传统年度方式培养塑造偶像，更要运营粉丝社群，同时做好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桥梁。不仅要做到线下的产品过硬，更要关注线上粉丝的反映。其过程在社会需求与社会制造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所有嘉宾都承认，资本一直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参与造星，Z时代粉丝经济下的偶像打造模式是一条工业流水生产线，这种包装模式使偶像一登场就注定是一个商品。而在其背后推波助澜，裹挟舆论的，正是旨在获得巨额利润的资本。大公司往往有绝对的市场控制权，它们采用市场导向的营运方式，筛选练习生，不断推出偶像，利用网络、打榜、氪金等形式将偶像成绩与粉丝联系起来。改变了偶像塑造的方式。

最后，如何完善政府和民众对艺人不当言行的监管？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方为主导的单方面偶像塑造模式不再适用，网络改变了传播渠道与方式，话语权不再由偶像单边控制，粉丝从沉默的大多数走向台前。在人人均能发声且发声可以被轻易传播出去的当下，草根也有了发声的阵地，“我的地盘我作主”，偶像不仅要塑造，更需要维护。在新型偶像养成模式中，通过社群互动，以及网络不断引爆粉丝与黑粉的对阵等，粉丝成为了偶像言行的监督者。另一方面，粉丝行为的能动性和流动性，在网络社会中以更清晰的方式迫使路人甲之类的第三者卷入，如最近一次周杰伦16小时内，在新浪微博冲击到了超话榜流量第一。

嘉宾认为，粉丝经济的产生或许也是多方共赢的产物——资本获取利润、偶像或者明星获取声望、普通粉丝获取快乐。日益兴旺的粉丝经济，本质是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的，而此类产业必然是今后（各国）发展的重头戏。且伴随着分众消费方式与互联网新科技的不断演变，甚至会迸发出新的模式与发展方向。

不同于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偶像肩负着文化与社会文明的导向作用。一方面，完善立法，加强监管；同时，建立建全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杜绝偶像的低俗行为与不当行为。另一方面，偶像应该有自己的担当，努力出好作品，能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不应该为了名声与利益完全迎合粉丝口味，否则，只能媚俗，沦为产品的高级广告人，如所谓的“带货王”，甚至被异化为商品，愧对偶像的称号。

回应点评

林川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点评，从中受益匪浅。

我亦想借周杰伦中短期粉丝的身份，谈一些感想。网络社会不仅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也弱化了界限的区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中是甚少交往的不同圈层，但进入网络中后则瞬间回归点状，失去了原有权力体系中的“形象”，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建构自我。但真实生活中的惯习会影响互联网行为的形成，不同年龄段的网民可能是在使用同一APP，却不一定消费相似的内容，即网民的意识认知中会具备时代特征，并由此内塑网民的形象。

圈层群体进入互联网后，会依据自身属性打造个性强的“游戏”方式，而先入场者自然比后入场者更具先发优势。恰如周杰伦打榜事件，“打榜”本身是一种想象，是一种虚拟建构，就连蔡徐坤本人都表示对数据是不服的[zl1] ，要靠作品说话。但本质上来看，00后关注数据，如同80后、90后关注演唱会门票的销量，二者同是粉丝生态的一种玩法。因此，不同场域的介入更像是在场的宣示，而非驯服。

张晶

杨老师在总结中提到了日前引爆舆论热点的周杰伦超话事件，这正是针对本期主题，来自广大民众的回应。粉丝经济是多方共赢的产物，但面对这块看似美味的蛋糕，置身事外的普通大众却味同嚼蜡、无福消受。因此，有人认为此次事件是理性大众对“脑残粉丝”们展开的一次行为艺术，至少说明，一直以来流量为王的虚假繁荣和粉丝狂热式的自我陶醉已经在客观上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此次事件是一场发泄，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偶像经济造成影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期望它能够带给封闭于圈内的粉丝和偶像们一些反思。

胡冰清

感谢杨老师的点评与总结。老师的总结说明，能够成就偶像的因素是多元的，粉丝与资本运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两者与偶像之间恰好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或者说相互协作的关系，使得粉丝经济的市场机制趋于完善。若在这粉丝—偶像—资本三方之外，再结合政府、网络运营者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则有望形成一个能够实现多方共赢，各取所需的良性市场。

主持人总结

王敬雅：

感谢各位嘉宾、点评老师以及质询团的精彩发言！2018年已经成为媒体公认的“偶像选秀元年”。偶像养成类节目引入了粉丝干预度模式，粉丝被赋予了较大的自主权与选择权。干预和形象再造共同构成了粉丝经济中的BOP市场环境，也将幕后的粉丝们推上了台前。

新型偶像养成模式重塑了偶像与粉丝之间具有矛盾性质的二重权力关系。粉丝需要不断以偶像为中心，通过对各种事件的解读强化自我群体的认同，构建起与偶像的情感共同体。一旦偶像与自己的幻想出现冲突，也可以随时弃之而去。但总体而言，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权力关系更加趋于平等了。

偶像产业尽管已经高度商业化，但出售的“商品”仍然具有一般商品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即“人”是娱乐产业的核心。在粉丝经济领域中，资本会通过职业粉丝、营销号等中介来诱导粉丝行为。这些与资本关系更加密切的群体既为粉丝群体提供咨询，也引导了粉丝群体的行为。

当今偶像的社会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我们认为，一方面政府需主动承担对艺人言行的监管责任,参考各国发展经验，建立相关引导政策与法律，明确偶像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应由媒体、学校、家庭协同助力价值观念培养，改善社会上过度的追星氛围，引导青少年合理追星，发挥偶像的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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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朝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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