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正义？洋女婿事件的规则与情理之辩 | 圆桌论坛第0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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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四十五期——

何谓正义？洋女婿事件的规则与情理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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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2020年3月20日，新民晚报一篇关于居委会完美解决英国籍女婿不愿集中隔离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热议。报道内容大致如下：一位去过德国、法国、瑞士，最终通过台北转机回到上海的英国籍女婿到达小区后，其丈母娘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够去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但英国籍女婿不太愿意进行集中隔离，街道管理办工作人员及居委会工作人员与其一家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但并无成效。随后一位通过英文高级口译考试的人士主动承担起翻译工作，向该名外籍人士详细介绍了集中隔离的目的及服务措施。最后，当地居委会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丈母娘及其妻儿暂行离家，英国籍女婿则按其心愿进行居家隔离。此报道一经发出便引发了热议，有些网友对这种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是在“搞双标”“不符合既定规则”。

随后，环球网于3月23日报道了“洋女婿”事件的后续反转——允许其居家隔离符合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定。根据上海有关隔离的规定，这位“洋女婿”的确可以自行选择集中隔离或是居家隔离，其选择进行居家隔离并未违反规定，更无关乎“超国民待遇”，充其量只能算是家庭矛盾，而居委会的初衷也是为了调解家庭矛盾。但是在环球网报道了事件后续之后，仍然有网友对该事件表示不满，认为“不违规不代表合情理”。

因此，本期论坛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该事件中基层组织的做法是否得当？

2.在该事件乃至此次抗疫中，媒体发挥了哪些作用？

3.如何看待全球抗疫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嘉宾介绍

主持人：

王子谦

University of Sussex

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参与嘉宾：

胡松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讲师

张梦晨

台北大学

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博士生

点评嘉宾：

王伯承

上海海事大学

讲师

社会学博士

观点阐述

王子谦

团结互助而非民族主义

这次事件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社会讨论，在这其中，我不愿意看到的言论是诸如“在伺候英国女婿中，上海基层干部展示了一脸讨巧卖乖的媚语口红”，甚至把基层干部比喻成“一代杰出的奴才”，然后开始用民族自尊来煽情、引导，甚至绑架舆论。尽管上海的社区进一步解释，“洋女婿”的居家隔离并没有违规或者特别对待，舆论在此之后仍然沸沸扬扬。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已经解释得很明确是符合规定，那么此人选择居家隔离，是个人的自由，而至于其让家人离家，那就是家庭内部事宜。我们可以用中华传统的道德观念做出个人的评判，但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应该接受如此大规模的公开“舆论审判”，社区基层工作者也更是无辜。在此次新冠疫情面前，团结、互助应该是主流的价值观念，民族主义并不适合在此时登场。就像我们对一些海外华人因为疫情遭到歧视甚至被暴力对待感到愤慨，我们也不应该一听到“老外”就觉得他/她一定享有特权了而对事实不加考证，甚至在知道实情之后仍然无视事实，肆意地进行情感宣泄。“我们”和“他者”的论述在此刻应该尽量避免，毕竟在灾难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一条生命。最后，当我们不再对“老外”这两个字存在先入为主的判断，民族自信才真的建立起来了。

胡松

无知之幕与网络之责

这次的主题，在我看来有以下几点需要讨论，在此抛砖引玉。

1.媒体的社会责任。现在的网络媒体时效性突出，同时基于微博、公众号百字左右的短新闻，往往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从而容易造成网民对某些社会事件的“误解”。由此引发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

2.该如何看待“无知之幕”背后的网络评论。很多人爱用“网友评论”、“网络民意”等词语以偏概全来总结大家对某些事件的看法。而网络的特质是相对的隐私性，充斥着相对过激、未经核实、不负责任的评论，由此引发的“政治正确”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屡见不鲜。

3.这则新闻反映了政治哲学一个基本问题——“何谓正义”，即我们应该遵循绝对的平等原则，还是差异化地看待它，我本人支持后者。因为，对于正义的理解取决于具体语境，这既包括你的政治立场，也包括特定问题所处的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普适性的正义仅存在于理想条件下，正如我们看到的，面对疫情西方各国过分追求“自由”，从而造成了当前疫情的蔓延。

4.最后，当地街道办的做法我是支持的，它体现的是基层干部以人为本、问题导向的工作作风。

张梦晨

基层治理与新旧价值观碰撞

首先，这件事让我想到“后殖民主义”思潮，虽然真正意义上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精神文化的腐蚀是否已经终结。为什么媒体们会把这些事件当成正面来宣传？居委会这次成了民众对长期双重标准治理下不满情绪的集体宣泄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背后的成因有着复杂的历史、制度、文化、经济等因素，需要时间去慢慢修复。其次，此次处于风口浪尖的居委会背后映射的正是行政学领域“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基层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两面性、伦理困境以及效率与公平权衡困境。由于存在权变因素和困境，基层官僚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偏差。此次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基层官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与民众认知产生了冲突，居委会主任的决定虽然合规，却超出了民众所理解的“合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我想我们应该在如何完善权责对等责任机制、提高基层官僚的行政素质等方面予以规制，使基层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发挥良性作用。最后，无论是官媒的报道，还是自媒体的批判，从此次事件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的价值观也在激烈碰撞着，相信政策的公平、基层官僚的公正以及思想上真正的平等会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实现。

学术争鸣

1.抗疫中的媒体角色

胡松

这次抗疫中，媒体经常报道老外，但我们的社区为国人也有这样的服务。

个人感觉媒体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引导作用很大，而片面报道则会引发大众不满情绪。这次我国抗击新冠肺炎并使疫情得到快速抑制，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发挥着独特作用。一是信息旋涡现象突出，央媒权威作用凸显。在本次疫情期间，各路专家众说纷纭，大部分是正确和准确的，但有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公众选择相信谁？无疑还是更愿意相信权威。二是官媒和新媒体平台共同成为大家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目前看来，微博、微信、资讯客户端和短视频成为四大主平台。信息多样、渠道复杂、观点千奇百怪，也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不同人的价值观。三是我认为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低级红”和“高级黑”的现象。虽然有所不足，但同时也在提醒我们，需重视时间、环境、背景及公众反馈，只有从公众的心理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真正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张梦晨

胡松

对的，我也觉得问题出在网络媒体。正如我前面提到网络是个“无知之幕”，媒体的误导及其相对隐匿的身份，让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消极的言论。关于“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这次疫情是极好的献身说法，我们作为学者，需要借着这个东风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并认同，制度优势背后的本质“道路”和“理论”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媒体真可谓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将疫情控制得这么好，与传媒资源力量的互补式联动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比非典时期进步飞速的地方。国务院客户端在本次疫情中有效地调动体制资源，央视推出“共同战疫”病患求助信息平台，武汉地区非新冠肺炎危重病患的求助信息也会转交相关政府部门核实解决，尽可能让所有病患的求助得到有效回应和救治。腾讯新闻“疫情实时追踪”H5、“健康中国”在权威防控、一手信息通报方面作用显著，“丁香医生”提供科普，还有民众自发地通过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发布救助信息，以及政府做出的及时回应和政策调整，这种新时期的网络媒体传播力既是求救力也是救助力，可以说这次疫情将促成我国政务信息化和透明化的质变。

张梦晨

2.民族主义/种族主义vs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子谦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此次全球抗疫中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问题。

可以啊，我在观点阐述里面就提到了“后殖民主义”。

张梦晨

王子谦

在国外，对中国的有些歧视从疫情最开始在中国爆发就出现了。从德国《明镜》周刊“Made in China”的封面，到近期特朗普Chinese Virus的污名化，都体现了种族主义在这种时候的抬头，我们应该大力谴责这样的行为。不过，民族主义并不是对此进行回击的武器，也不是使用的借口。相反，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全球合作、共同战胜疫情。反观这个话题中的社区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被指责为“奴才”是很无辜的，他们很可能只是出于中国人的热心和热情。

3.中国抗疫经验与优势

胡松

作为一名党校老师，制度自信也是这次疫情中我深入思考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个在宣传“群体性免疫”国家留学的人，我个人认为我们当然应该有制度自信。我和一个流行病学博士一直在深入交流疫情的问题。她向我科普：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群体性免疫其实并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这一直是人类对于流行病的方法，除非能有疫苗。但中国政府秉持“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态度，对个体的生命更加保护与重视。当然这需要特殊的政治制度并且愿意牺牲经济去拯救生命。我们这样看似“笨”和“不划算”的做法，其实为别的国家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贡献很大，所以我为祖国感到非常自豪。

王子谦

张梦晨

我们国家这次确实做得很好！

4.抗疫与基层治理

王子谦

我觉得基层在这次抗疫中承担了很多责任与压力，也是此次抗疫能够取得现阶段成果的重要推动力。所以在疫情过后，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英雄里面也有千千万万基层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提升基层人员的水平，加强培训，提高工资福利等等，不能“打仗”的时候才想起他们，“和平时期”又忘记了他们。基层工作人员在抗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恰当行为，有些可以理解为个体差异，但有些也是需要制度完善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包括提高待遇以吸引人才、留住基层人才。

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基层组织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也需要看到积极一面，城市中的各社区仍处于初创阶段，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同时，社区承接了街道办、区一级行政部门的行政职责，存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不足，可以说是任务繁重。但是，就这次疫情来看，社区在落实封闭隔离等方面的工作效果有目共睹。因此我的结论是，居民自治是一种制度创举，它打破了过去“皇权不下县”的痼疾，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未来可期。另外我认为，目前我们对基层治理已有了足够重视。第一，学界一直在研究基层党建等方面，理论成果很多。第二，在实践层面，精准扶贫、某些地区提出的联村党支部、城市中的各个社区，都是我们国家努力把执政能力由县乡向村镇街道的延伸，当然，这个重点还是突出党的领导。作为亲身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人，我认为这次疫情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正是这十几年间基层执政能力的进步，中央的决策能够确实落实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从上到下的决策、落实的效率是我们国家制度优势的本质原因。

胡松

张梦晨

我个人觉得这次事件背后的根本冲突是基层治理不完善以及新旧价值观的碰撞。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居委会主任其实也处于两难的境地，他在拍脑袋做决策的时候，既担心在抗疫中犯错，又担心没有处理好事件被上级问罪，因此，他正为化解了这场危机而窃喜，但没想到此次决策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这其实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不同情况导致发展状况有较大的差距。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自治性、草根性不足，自主性欠佳。不过我相信，这次事件引发的舆论会促使我们的基层组织更好地自省和发展。就事论事，这个主任这次的做法以及他还沾沾自喜地写那种报道，他心里一定是觉得自己解决了这件事，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个人觉得这与这次疫情中大家都不想“犯错”有很大关系。

你提到自主性、草根性不足，在我看来，我们国家的国情还是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需要指出，中国和西方基层组织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各方优势在此不做讨论。因为我觉得外国的基层组织多以自愿者为主，相对松散（当然我没做过考证），我们这种党组织领导的居民自治，优势就在于组织力和执行力。当然，制度初创肯定是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明确，这个需要时间，我去调研的时候也深感这两点。

胡松

张梦晨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我国的组织力和执行力一定是第一。国外的基层组织的确是自发的，相对松散，而且极其强调个人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疫情中发生了外国人违反国家规定的诸多事件，比如拒绝隔离、闹事、要求人权等。

这就是体制和道路不同，学术语言就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二元对立，相关论述可以看万俊人教授等的相关论文。需要指出，基层行政压力特别大，要落实诸多行政职责，但却没有相应的行政和执法权限。

胡松

张梦晨

是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事件不能完全怪那个主任，他自己也很害怕来自上面的压力，也就是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层级制度。

对的，有作为是好的，但媒体为了博眼球突出“外国”，这个做法欠妥。

胡松

张梦晨

是的，参见我上面说的高级黑，低级红。另外这次“洋女婿”事件也凸显出当前基层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我们应该重视起来。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统领基层工作能力不强，一些组织成员思维方式、工作作风和服务能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适应，与群众的利益诉求不适应，这也是我认为该事件不停发生反转的原因，导致新旧思想和价值观在发生着碰撞。二是基层治理主体单一。目前居委会仍然是社会事务的主要管理者，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度仍然不高，没办法倾听群众的真正诉求。三是基层组织行政负担过重。社会矛盾纠纷压力大、人口管理压力，这些都需要对基层治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5.全球抗疫与全球格局

张梦晨

我个人觉得这次疫情会成为中国国际口碑和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

我个人甚至会觉得，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次疫情将会成为全球霸权轮转的一个重要节点。

王子谦

胡松

我个人也认为是转折点。从国内看，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已经深入民心。但外国人如何看这次东西方政府的处置，以及他们对我们派出医疗队的看法，是我特别想知道的。英国同学（嘉宾王子谦）能有答案吗？

我一直在观察英国媒体对于各国疫情的评价，看到他们关注了前期抗疫的国家和地区，介绍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但是却没有很多文章正面评价和介绍中国大陆的抗疫。直到Boris首相决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Lockdown等才开始讨论中国的抗疫经验，并有了正面态度。相反，WHO等国际组织，柳叶刀的主编Richard Horto等知名的学者等对中国的措施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比如WHO的谭德赛总干事，一直认为需要test，test，test，柳叶刀的主编Richard Horto也一直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抑制疫情。

王子谦

张梦晨

对，我觉得在中国把国内疫情控制好了以后，中国的外交形象就会大幅提升；然后配合中国在重点国家重点支援，比如对塞尔维亚、意大利的援助，这也会引导国际舆论；再通过国际组织开展以疫情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及医疗体系援助等；最后包括在疫苗等生物安全领域的合作，国际中心可能就会发生转移。

所以我们的国民更应该在这时候展现出民族自信，体现出对“他者”的包容，在精神上也做到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40余年，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水平在物质上的全面提升，人们的精神风貌更应该要发生改变。

王子谦

胡松

那就今天的讨论我想简单总结一下。1.媒体应发挥社会责任，有正确的舆论导向；2.疫情下中国的“四个自信”深入人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也获得国际认同；3.基层组织的执行力和组织力量作用凸现，现存的不足需要时间完善；4.西方黑中国根源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疫情下的中国经验在西方学界获得一定认同，民间如何看待还有待考证，政界偏见则依然根深蒂固，但总体上我支持这次疫情将会成为一个“转折点”。

学人点评

王伯承

关于“外籍女婿事件”，本期论坛主要围绕“基层做法”、“媒体作用”、“全球抗疫中的民族主义”等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包括主持人和嘉宾都进行了很好的分享。子谦博士重在对事件引发热议的机理进行了剖析，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一听到“老外”享有特权，民族情绪就会受到感染；然而“特权”并非真正的特权，而是一种选择的方案，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肆意的情感宣泄。胡松老师赞同子谦博士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网络世界的隐匿化，充斥着相对过激、未经核实、不负责任的评论，由此才进一步引发“政治正确”、“民族中心主义”等问题。梦晨博士则进行了学理上的相对提升，认为此次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基层官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与民众认知产生了冲突——居委会主任的决定虽然合规，却超出了民众所理解的“合理”。后面，主持人和嘉宾又都谈到了基层治理的问题。毫无疑问，本次疫情防控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展示，同时也敲响了警钟——暴露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短板，特别是基层出现的识别和应对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外籍女婿事件”呈现出的基层自主处置、灵活应对不啻为一件好事。自然而然，不应该成为键盘侠“网络暴力”的对象。

此外，我的另一个关注点则在于新媒体一方面为社会公众的信息表达成功地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开放了社会文化心态氤氲的话语空间，成为推动“社会不和谐因素”自主生产的动力。诸如微信平台上流传的一张聊天截图：美国准备在中国采购一批医疗器械产品，对此有人建议弄一批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卖给美国，让他们测不出来，然后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染。再如沈阳一家叫做“杨妈妈粥店”因悬挂“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横幅而成为网红……现代新兴媒体倾向于流量导向、哗众取宠。某种极端信息一旦曝光，在媒介共鸣效应的影响下，事件经特定媒体报导后，会迅速地被其它媒介采用类似的方式，甚至是渲染的方式加以报导，进而戏剧化地将特定的个别问题沾染民族情绪，或主动迎合民众的普遍心理诉求，进而将某一区域的个别现象或个人问题变成全社会的公共话语，或转移事件本身的导向，加剧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持续助推社会不公正情绪的蔓延，等等。因此，我认为针对这一事件应加强媒介的专业主义素养和民众的文明素养，将关注点聚焦于全人类的疫情防控事业和全世界携手早日战胜疫情上来，其格局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宣扬差异、制造矛盾，抑或其他。这才是大国情怀，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气派。

主持人总结

王子谦：

此次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英雄的故事：医护人员、武汉人民、承担社会责任的每一个中国人以及基层工作人员和媒体，但和歌颂可以同步进行的是反思。在疫情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的很多，这个“洋女婿”故事折射出来的问题至少有两点：我们的基层组织是否需要完善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在精神上实现“改革”与“开放”。后者的主要意思是，我们是否能对他者理解和包容，对外克制民族主义的情绪，对内理解、包容自己的同胞。这个问题也反映在近期出现的其他一些热点事件中，比如：我们可否客观评价而非妖魔化他国的抗疫行为；能否尊重各方说话的自由；是否可以包容留学生的回国；是否可以包容湖北人民畅通无忧地回到自己在外省的工作岗位上等等。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全球抗疫能否取得胜利，并不取决于做得最好的国家，恰恰在于努力不足或者不具备抗击此次新冠病毒的国家。因此，全球必须团结，在医疗资源共享、物资生产与调配、疫苗研发等领域通力合作。现在不是筑墙的时候，而是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在这一方面，中国，而不是美国承担了更多全球领导者的责任。中国在稳定本国疫情的前提下，以派出医疗团队和捐献物资等方式帮助其他国家进行抗击疫情。我相信这可以成为改变世界权力格局的重要节点，顺应权力中心转移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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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负责人：张   昕

编    辑：马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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