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田野，拓荒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下）——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汪段泳副研究员

Original 政治学人政治学人 2023-01-18

热点访谈栏目

本期主题：阿富汗的塔利班问题

本期嘉宾

2018年在乌干达中资工业园区调查（赵裴摄）

汪段泳，男，经济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最近十年，长期驻扎于非洲、中东、南亚地区，持续进行关于中国海外利益领域的田野调查，着重于海外投资和公民安全问题。

编者按

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出现戏剧性突变。重掌政权的塔利班，将会如何治理这个饱受兵燹、灾害蹂躏的国家？阿富汗的政治局面、民族关系、宗教影响、文化政策、性别平等、教育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态势？2021年11月到12月，汪段泳与研究伙伴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期29天的田野调查。从2022年2月中旬开始，汪段泳只身重返阿富汗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历时两月余。

汪段泳老师第二次在阿期间，接受政治学人邀请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线上访谈，和我们分享了独特的阿富汗田野调查经历。现将访谈录整理为上下两篇专访，上篇是热点速递，我们基于老师在现场的百日亲历，走近观察塔利班重装上阵后阿富汗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本篇是心得分享，在继续交流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将看到老师十年田野调查的经历和心得体会。现在，让我们跟随汪老师一起走进田野。

注：（上）篇请关注今日另一推送。

问：汪老师，我们这一部分主要和您聊一聊田野调查。您长期致力于海外田野调查研究，您认为田野调查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是什么？

汪段泳：

依我个人经验来看，田野调查的“上线条件”是相当狭窄的，仅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适用性之狭堪称刃锋条件。具体来说，第一，有些关键信息必须到现场提取。这里暗含了一个前提要求——大部分科学研究首先要依靠案头分析，即文献工作。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案头工作能够解决我们所必需的信息，但是当有些关键信息没有办法通过已有的文献反映出来时，研究的证据链必然不完整。第二，案头工作有时候不能够发现事件发生的充分可靠逻辑。这是因为科学规律存在相当的或然性。在某些条件下，仅依据已掌握逻辑来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只是一种概率——即理论上存在若干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或是什么因素导致发生，我们是不确信的，只能做合理推断。这种情况下，通过贴近现场观察有助于发现实际上究竟是哪种或哪些逻辑在起作用，甚至还可能观察到一些之前未曾发现的逻辑。这些就要求到实地调查，解决案头工作未竟之问。所以，田野调查应用范围有限，并非开展一项研究的必要条件。即使进行，在多数情况下，也并非一个充分条件，并不是做了就一定能发现问题。第三，一般来说，相比案头工作，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本支出是比较高的，时间耗费更多，因而机会成本更大，因此研究者要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衡量田野调查与其它方式相比是否合适。但最为关键的约束条件，是田野调查总是带来高度不确定的安全风险。只有在生命安全有充分可靠保障的情况下，田野调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们必须高度严肃地剖析清楚“田野调查”这一概念，不能只看到修饰语中的“田野”两个字，更要关注中心词“调查”。调查是科研工作不可缺的部分，有诸多作业方式，田野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大调查，小田野”。

问：那根据您的经验，田野调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汪段泳：

第一，去现场之前，要有相当的准备。首先要尽可能掌握当地的基本信息，准备可以进入现场的人脉关系，这都是基本要求。有条件的话，最好还能有当地的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基于前期知识的预设问题，这就需要有相当充分的文献准备。田野调查不能只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是要通过个案观察，有所抽象，提炼一般。这显然要有专业储备，对田野中可能遇到的各类现象、问题，要尽可能有预见、有针对地提前准备到一定程度，这才有可能在调查中穿透表层，深度挖掘。如果出发前的案头工作不做足，那么到了现场可能也如同“睁眼瞎”，不能理解也不能发现，更遑论透过现象看本质。

第二，田野之后的准备就更多了。调查采集的资料大多是不能直接用在论文里的。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并不是指在现场访谈中得到的数据和案例等。要注意口述材料大多精确度极差，基本上都不能直接采用。访谈对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给出不准确的信息，但往往并不是有意欺骗。其一，可能是其本身记忆错误；其二，在现场对谈的具体环境中，受访者有时会感受到某种激励或是心理暗示，于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期待方向来回答问题；其三，其会受自己的知识、经验、见解所限，给出偏差信息。要把田野采集材料用于研究，必须经过严格的验证和高度萃取。事实上，我自己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基本不会直接使用在调查中得到的数据，因为多数不严谨、不可信，进入论文的数据主要仍是专业部门公开发布的权威资料。

围绕一项田野调查，之前、过程中和其后所取得的大量资料，都需要用海量的时间来整理、加工、验证、分析。其实，“田野之外的工作时间”和“田野之内的工作时间”完全不成比例。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在国内外做了三十余年乡村田野调查的前辈专家——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教授，对他说自己田野调查与案头工作的时间比大约是1:20，老先生答曰：这个比例可能说明你功夫还是没下够。

最近这些年，国内政治学界特别喜欢讲研究方法，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好像掌握了某个看上去很炫酷的研究方法，不少问题就迎刃而解。以我个人经验而言，很少感觉走到了必须得靠某种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地步，做出不来东西基本都是因为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引入一个新的方法，并不会让研究更轻松，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工作负担、更大的成本，使成果出现得更慢，甚至更难解读。总之，田野调查是一项有一定专业性要求的学术活动，需要相当的投入和积累。当然，近年来国内出现的一些用“田野调查”包装非学术调研的活动，则另当别论。

总结一下，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都是以文献研究、案头分析为起点和基础的。所谓田野，仅仅是一种溢出效应而已，它仅仅具有边际价值。特别是一次性的田野，其效果相当有限，效度和信度都是值得存疑。长期的跟踪调查、比较研究，可能效果才会好些，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长期在不同的国家做海外田野调查。但是到现在来讲，我认为自己还不能算入门，仍然处于摸索之中。

问：我们了解到，您最早开展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近期您从非洲地区转向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地区？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转变？希望老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汪段泳：

其实每一步都具有偶然性。我从2008年开始关注中国海外利益问题，那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主要的海外投资方向集中在亚洲（其实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其中东南亚地区尤具潜力。因此，我最初是计划到东南亚做一些田野调查。同时，也根据中国海外利益风险的地理分布情况，集中于非洲方向做案头研究。2011年我参加了一个小型国际会议，与国外的一个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当时对方正密集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中非关系研究的实地调研。根据实际情况，最终我们双方商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

当年9月，我和同事到了刚果（金），这是我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此前在我撰写的中国海外利益报告中，曾对中-刚“资源换基础设施”项目做了极为简单的案例分析。我依据开源信息，得出结论认为外部势力阻挠是导致该项目发展遇挫的重大风险来源。这次实地探访，让我有了直接检验自己结论的难得机会。这一次偶然的“走入非洲”，也开启了我此后至今十余年的海外田野调查经历。因为这一次五十天的刚果（金）之行，基本摧毁了我之前所有关于非洲的知识储备和想象，让我初步认识到田野调查的科研价值。但搞笑的是，过后许久，直到一位真正的人类学博士，我的同事余华教授来了解此行作业情况时，我还都不知道这次经历算是个“田野调查”，至于田野调查应有的科学规范、操作流程、知识准备，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毫无概念。然而更强烈的冲击是，当时在刚果（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投资项目的学者都来自欧美，其中多是为完成学位论文而来的博士生。这让我很不忿，为什么中国事却没有中国人来研究？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没有话语权的重要原因吧？这次经历也让我直接了解到这个领域的科研活动应有的工作规范，起码对这些欧美博士生来说，实地调查是完成他们专业论文不可缺的流程。

2011年汪段泳（左）和同事赵裴（右）首赴刚果（金）进行田野调查

后来的感受就更震撼了。之后我又在美国接触到大量国别问题研究专家，比如几位非洲研究的权威人士，他们都有超过二十年以上的非洲生活和工作经历；中非关系研究领域的权威、《龙的礼物》的作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给我看了八十年代初她读博士时在深圳农田里的照片。这都使我如芒在背，深感惭愧，不得不反思自己跟国外同行的“硬”差距。

我感受到的冲击并非只来自外国，国内优秀学者同样给我重要教益。我年轻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企业工作，做的都是短平快的研究项目（如果那些能称之为“研究”的话），所以当时觉得世界那么大，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涉猎广泛，不断拓展兴趣点。后来又读博士，毕业后到了上外国关院工作，时任院长苏长和教授经常和我们说，人这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儿。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认为是学者视野狭窄，心灵封闭。后来才慢慢理解他话中的道理——做有质量的学术研究要专注，想追求深度就要有定力。所以尽管中国海外利益覆盖全球，但过去十年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仍集中在非洲。随着研究挖掘，我还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目标太大，注意力分散。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某些时候，也的确是人在四海，身不由己。比如最近两年开始转向巴基斯坦，近期又到了阿富汗。对我而言，这既是新机遇，也是无奈被推着走的结果。所以，我再次强调，我的研究方向不是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而是中国海外利益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案例，这也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失焦。

我这么多年在国外跑，外界总以为是拿了很多研究经费，或者得到了国家、企业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包括最近某国驻华外交官来信询问我的海外调研情况，说根据他们的经验，我肯定也是这么回事儿，我回复说那看来你对中国还是不了解。我的确是中过从国家社科基金到省部级的一些课题，自己学校上外也直接提供过调研经费，另外还通过一些横向课题以及和国外学术机构合作得到过资助，这些对于短期、单次调研的确都直接发挥了支持作用。但我们这些文科的资助额度到底是什么规模，是否能支撑长年海外工作，想必大家都清楚。而非洲的消费水平是怎样的，可能又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事实上，过去我能长年待在非洲，主要是因为考取了国家公派教师，以汉语教师的身份得以派驻埃及三年，把这几年间的假期都尽可能利用起来，前往其它非洲国家进行田野。在当汉语教师的之前之后，我也多次前往非洲。算起来，前前后后在非洲的时间将近四年，走了十个国家。应该说，这个过程中，得到诸多方面的巨大帮助；而支撑起我非洲长期经历的，则主要是我当汉语教师的岗位和这期间的工资。

汪段泳注：刚果（金）“资源换基础设施”田野调查的年代对比。左图由赵裴摄于2011年，彼时尚为一个巨大积水坑；右图在同一地点由汪段泳摄于2016年，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矿场

回顾一下过去的十年，第一次去非洲是受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新鲜感的鼓励。而一路走下来，主要就是基于自己知识积累被摧毁的幻灭感，对比国际同行的羞耻感，以及看到受过良好学术训练青年一代优秀学人们后浪崛起的压力感。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曼德拉有个著名演讲题为“自由之路无坦途”，我套用一下说是“田野之路无坦途”。从驻埃及公派教师离任后，我还是一直在寻找去非洲的机会。2019年，正好有个机会去非洲的中资企业打工，这就意味着长驻了。为此，我权衡再三，忍痛放弃了已经入选的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就在出发前夕，多种意外因素并发出了问题，随后不久又暴发了新冠疫情，于是就算是两头踩空，哪里都没去成。

就在我处于这种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时，一位好友兼研究伙伴提供了一个赴巴基斯坦的长驻机会，问我愿不愿意来。虽然中巴经济走廊也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点区域，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但我此前对巴基斯坦从未涉足，转移研究对象的学术前景本就不可知，况且是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环境极不稳定的国家。但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可启动崭新田野调查的诱惑，也是几经波折，最终在2020年中成行赴巴。在此过程中，也同样是得到诸多方面，特别是所在学校上外的谅解和支持。所以，我是一边通过网络给本校学生继续开课履行教师本职，一边在巴打工支撑在当地的调研，就这样到现在待了近两年。

这两次来阿富汗的机会又是必然中的偶然。早在2021年上半年，我根据数据分析发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存在高度联动的特点，于是从6月份就开始申办赴阿签证，希望到当地做直接观察，但当时战事正酣，签证事实上已经停办。直到11月份，我的学术伙伴动用了极为重要的资源才办签成功，于是我们成为阿富汗“变天”后第一批进入该国的中国研究者。这是我第一次赴阿，用尽签证有效期的极限，在当地待了29天，发现了一些与之前想象不同的观察点，但因为我自己的知识准备有极大差距，其中不少所见未能充分理解，一些现象也有待反复校验，因此期待能重返阿富汗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其后又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准备和周折，终于得以重返阿富汗。这次其实不仅是田野调查，也是受到国内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会”的委托，来执行一笔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

问：您提到本次回阿富汗还受到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会的委托，执行一笔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可以和我们谈谈这个项目吗？具体内容是什么，目前执行情况如何？

汪段泳：

多年来阿富汗都是世界上粮食不安全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可以说没有之一。去年剧变之后，国际报道更是盛传该国人道主义危机风险剧增。这正是我这两次田野调查的工作目标的重点之一。上次调查时，主要是了解情况，其实没有准备好具体怎么做。那次我们去了南部重镇坎大哈，造访了我国在1975年援建的大型医院——米尔瓦伊斯医院，也是在整个阿富汗都享有盛名的“中国医院”。一方面是当地直接提出了求援，另一方面也是行走海外时理所当然对中国元素的天然情感，所以我们从自己的私人旅费中挤出仅存的三千美元，捐助给了医院70名生活困难的医护人员和工人。我的伙伴回国之后就一直在积极奔走，最后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会这一民间组织慷慨提供了援助。经过调研和反复论证，最终我们决定主要面向中小学老师提供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这是因为阿富汗的新学年马上就要开始。在教师群体中，中小学老师工资原本就相对较低，仅有大学老师的1/3左右，剧变后受普遍欠薪影响尤为严重，导致大量中小学教师流失、解雇，对正常教学造成了极大困扰。所以，基于我身为一名教师的共情和同情，以及对阿富汗情况的初步了解，我们制定了这样一个精准援助的计划。

这次重访阿富汗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访问了现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讨论援助事宜。对方交代具体负责部门，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提供了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中小学教师名单，这个效率很出乎我的预料。在对名单进行初步校核后，我发现一是校工占了三分之一，而我们最初的计划中并没有考虑到工人，且根据这次的实地调查，一般中小学里工人占教职工总数不超过10%；二是名单中女性只有40%，而根据塔利班提供的官方数据，当地中小学教师中女性占比为80%。所以，对这份名单的人员结构我们认为不够科学，因此向主管官员提出希望进行调整，但被对方当面拒绝，回复说：你们要来帮我们就有诚意一些，不要提那么多要求。由于对方不肯配合，我们只能自行通过实地调查来检验名单的合理性。为此我们走访了不同类型的几所中小学，还从名单中随机抽取了受助老师，跑到对方位于当地最大贫民窟最深处的家中探访。调查的结论仍然支持我们要求的合理性，但接受援助的具体学校和个人却表示，性别、教职工比例都不那么重要，只要能拿到物资就行。既然如此，再加上时间紧迫，最终我们还是依据这个未经修订的名单提供了援助。

此次受援的一所女子学校，课间小姑娘们趴在窗口向外看热闹（汪段泳摄）

由于始料未及的这些情况，使我不得不对向阿富汗提供援助进行反思，并随着后来参与援助活动中不断增加的新观察，持续加强对这个问题及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实际情况的认知。其实，后来的援助活动中出现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一直萦绕心头并感到困惑难解的问题集中为两个。第一，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有效性、匹适性、满意度的标准是什么？以此次援助为例，我们提出性别比例要求，是依据于当地的实际情况，自认为足够公平合理，同时也是出于对塔利班治下女性政策的隐忧，因而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尽可能保证女老师的应有权益；但塔利班官员却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固有观念，拒不配合，我们其实没有更有力的手段予以纠正；而作为具体的受益人急着等米下锅，不会纠结于是否平权。所以，我们自认为公平正义的立场，在当地朝野却都得不到足够的认同和支持。那么，我们是需要努力说服对方，还是要改变自己？这就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供援助？或者说，援助要满足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要确实帮助到对方，还是要达成我们自己某种基于想象的道德满足感？但即使是要被帮助的对方，往往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多个不同的利益体，比如当局往往有人道主义目标之外的其它诉求，特别是希望借外援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具体的受援对象有几乎无限的求援诉求；这中间还总是免不了有企图借机捞一笔的各种中介机构和掮客。实际上，在这次援助过程中，我发现当地社会已形成了将国际援助视为一种生意的普遍共识。即使是我的大学在当地的留学生，也说刚开始以为提供本次援助资金的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是个营利机构，因为阿富汗当地的NGO就是公开宣布为营利和不营利两种，这种自相龃龉的定义是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地人认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就是借此来赚钱。这让我直接体验到，为什么一直都说过去二十年来阿富汗的国际援助中有严重腐败。这也让我意识到，就如同十多年前那本著名的《援助的死亡》用非洲案例所揭示的，阿富汗接受的巨额外援未能有效帮助这个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根据在阿富汗的田野调查，我以为不能仅仅归罪于给援方。因为，没有任何历史经验表现有国家单纯依靠外援实现有效发展，更为根本的成长动力一定是如林毅夫教授所言的“自生能力”。然而，不仅是过去二十年，事实上阿富汗接受大量外援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这种数十年来的经济模式使得国民心态早已严重败坏。因此，面对亟需重建的阿富汗，我们一定要认真思考，究竟怎样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才是对双方都健康有益的？

但阿富汗当前仍迫切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也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此次的援助资金相当有限，为了尽可能做到有质有量，在当地采购物资就必须多方比价。我们通过几个不同的渠道，包括通过私人朋友关系询价，还跑了多处批发市场看现货，最后选出一个报价相对合理且可以提供全程运输服务的粮商。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正式下单时这个粮商报价比前一天略有上涨，我们质疑对方无信，对方说这是因为当天爆发的俄乌战争导致进口粮油全线上涨，但我们付了定金后就保证价格不再变动。几天后正式结账时，粮商说这几天价格一直在涨，我们这笔物资事实上是让他赔了钱。这话当然就是听听笑笑，没想到我们这次小规模的援助活动，与国际大战还有联动。

最终方案是向每位受助教职工提供一大袋面粉、一桶食用油，都是在当地口碑较好的进口品牌，基本够一个家庭二十天到一个月之用。由于受助对象覆盖了喀布尔市全部16个学区的263所中小学，为了方便各位就近领取，我们根据整个城市的布局和学校分布位置，选了位于不同方向上的四个学校作为发放地点，特意定下其中两所是女校。物资发放时，要求严格按照名单核实身份，签字领取，当时未能到场的也要由发放地学校负责到底，最终把本人领取的签字拍照发来。因为只有当地两三个中国同胞，再加上自己的翻译、司机、小伙计等，人手极为有限，所以只能辗转各处，顺次进行，前后持续了两天。入冬以来，来自中国对当地民众进行的援助已有多次，但搞成这么繁琐的恐怕还是不多见。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不要把援助搞成是施舍的感觉。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横幅挂在活动现场，上面用英语、达里语、普什图语三种语言写上“感谢老师”。四场下来，每次我都当场对大家说明：第一，本人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次是受另外一所中国顶级大学的校友会委托，这说明，我们中国社会各地各界都在关注阿富汗邻居；第二，同样，中国人对阿富汗的帮助也是不分地域、阶层、种族的，但本人身为教师，请允许有点小小自私，所以这批食品专门面向我的同行们，因为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如果老师们都活不下去，那么孩子们的前途该怎么办？第三，同为教师，非常能理解大家的艰辛，也极为敬佩各位在如此艰难时世下的坚守，我们是出于敬意勉力提供一点力所能及，所以这不是通常的“International Aid”，而是“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与君感同，共度时艰。

本次向阿富汗中小学教工提供援助的物资发放现场（汪段泳摄）

我们这次援助的总体规模不大，受助群体也比较“小众”，但还是引起了阿富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发放物资的第一场有二十多家当地和国际媒体到场报道，驻喀布尔国际媒体人说这个规模的场面还是比较少见的。随后很快国家教育电视台又邀请我到演播室做专访，主持人说，前两年你们国家疫情严重时，我们什么也没帮上，现在我们有难，你们却慷慨出手，为什么呢？我先是用了他们也知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来回答，说根本不必在意，我们充分体验过并理解生计之艰难，因此愿自发助人而不在意往来能力，这是我们中国人起自内心的温良。

本次援助吸引大批当地和国际媒体到场报道（汪段泳摄）

我们的援助并不是物资发完就算结束了。过后我们随机选取了两位受助对象去家访，一位是女老师，另一位是女校工。事前我们到贫民窟去访问的是位男老师，要爬山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他家，一家五口，包括妻子、两个女儿，以及老父亲，他们都只能挤在一个炕上。就这么糟的住房条件，还欠了几个月房租。这两位女教工的家计情况也没有好很多。女老师说，领到物资当天就给两个孩子做了馕吃，大家很久没这么放开肚皮，所以都很开心。但她已被欠薪数月，身边不断有同事被解雇，不知道何时会轮到自己，丈夫从塔利班进城后失业至今，生存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她自己已不在乎死活，但一双子女尚幼，其中一个还是唐氏患儿，如果自己死了，孩子们肯定也难以存活。说着就声泪俱下，听着备感压抑。女校工原本收入尚可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全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此前从未得到过任何外来援助，这次收到的物资固然可解燃眉之急，但未来不可知。

喀布尔市内一处贫民窟，物资发放前走访的一位受助老师租住在左上角最高处一土坯房内（汪段泳摄）

就我个人而言，当前最受刺激的感受，更多集中在具体援助工作的技术层面。第一，援助应该是一个科学、精细的工作体系，并不是仅有爱心就足够。我们这次援助从各方面报道出来后，有不少同事朋友直接打钱过来提供私人资金，我都一概回绝。因为一方面要严格遵照法律合规；另一方面，我们目前还处于摸索经验的过程中，担心处理能力跟不上较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要求。第二，援助应明确目标，首先是给援方自身的目标。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就明确宣称，日本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给援方不必缚自己于道德绑架的高台，而要理性认识到没有任何理由无缘无故地给予，上至国家应根据自身的海外利益诉求，下至民间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有自身具体的目的。第三，援助要坚持原则，这是保证援助落在实处，避免产生腐败和其它非意图后果的基本前提。我们的援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间也遇到了一些不顺利。最近拟援助的一个外省就很不配合支持，不仅效率太低，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提出腐败要求。这样我们就果断叫停，经过仔细调研，决定改向另一个省的公立孤儿院提供援助。即使在喀布尔，之前曾配合我们进行学校援助的一个塔利班官员，在后来的一次援助活动现场突然变脸发难，我们并没有纵容忍让，而是不惜与之发生肢体冲突，以维护受助者利益和我们自己的尊严与安全。

问：您在海外田野调查会组织团队吗，怎么挑选成员、进行分工的？

汪段泳：

有些人想象中的调研团队应是堂堂之阵，队伍严整，经费充足；访谈对象俊采星驰，口吐珠玑；大家分工明确，妙笔如椽，回来后很快就高效产出成果。但我自己经历的田野调查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我并没有能力执行这样水平的工作。我所进行的海外田野调查，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一个人，这主要是经费和财务报销制度所限。少数时候有团队，但加上我最多也就两个人，而这另外一个小伙伴儿通常也不是我选的，主要是跟经费来源有关，事实上多数情况下我是被人家挑选的。但我合作伙伴的经济状况一般也不会比我强到哪里去，大家不过是丐帮结伙，凑经费走江湖而已。

比如当年曾有一个合作伙伴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带着我一起申请国外研究项目。事成之后我们一起去非洲中南部，乘小渔船沿刚果河进入大西洋，结果船坏了，就在水面上漂了73个小时。这个船吨位很小，空间极有限，没有多余的铺位。前半夜，渔工在船员舱内休息，我俩只能坐在驾驶室；等后半夜他们起来工作了，才腾出铺位给我们换进去眯一会儿。但因为那个铺位长度不够，我腿伸不开，结果就只能天亮后睡在船头的山字铁锚上，就跟练少林武功似的。“行得虎狼路，吃得猪狗食”，这可能才是田野调查的另一种真相。

本次在阿富汗山区进行田野调查时途中进餐，大家把随时携带的馕饼在溪水中泡软后下肚，水中赫然漂浮着垃圾，只能视若无睹（汪段泳摄）

如果是和伙伴共同在一个田野现场，通常我们都谈不上有非常具体的分工，有什么信息、资料都是共享。做访谈时，根据情境会临时默契分工，一人主谈，另一人就辅谈，大家都自觉做记录，过后双方先各自整理，然后交换，汇总复盘。其实，相比工作上的划分、合作，在田野过程中，生活上的相互照应可能更为重要。海外田野调查面临环境高度不确定状态，团队人员必须始终保持健康和安全，这才是完成工作的首要前提。在照料好自己的同时，也分出余力帮助伙伴维持状态，哪怕是帮对方洗衣服、做饭，对于实现团队目标都极具意义。即使不能直接帮伙伴做什么，至少也要在饮食起居方面管理好自己，不给伙伴添麻烦，减轻团队负担。因此，掌握尽可能多的生存技能，对于完成田野调查是完全必要的。许多国人完全意识不到水、电这些基本生活资源，在不少国家并非“理所当然”。阿富汗的电力供应缺口高达50%，上次我们去访时，即使住在条件比较好的社区，每天也是基本从凌晨五点到傍晚一直停电，同时去年至今又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全国性大旱。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洗衣服，不仅要掌握节水技巧，还得能熬夜。做饭也并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吃好，以前在非洲多年的经验让我发现了一个秘笈：能烧出一个哪怕只是不糊锅的中国菜，也是在华人圈迅速拓展人脉关系的社交利器。当时在非洲田野，不少地方都是靠好心的同胞和中企收留，很多人愿意帮助我，后来还能记得我，甚至还主动邀请我重返，应该说我那糊弄级的一手中餐厨艺有力焉。

一次比较典型的现场访谈分工。图左是负责主谈的调研伙伴（这次调研经费主要由伙伴筹集，自然要体现金主的尊崇地位），中为汪段泳负责记录，右为翻译（图片取自网络）

问：那您有考虑过培养学生，一同进行田野调查吗？

汪段泳：

带领学生进行海外田野调查，已经有无数人包括学校领导都跟我提过，但我从来都是明确拒绝，因为海外田野调查的风险和代价并非人人都愿意承受。首当其冲的是人身安全，这是大家都能想到的显性风险。在非洲田野调查时，被警察刁难、被海关敲诈都是常事儿，还被士兵拿枪瞄准过，被歹徒持刀挟持过。上次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扣押过两次；这次来还被安全局、内政部“请”去问话。在欧美日做田野调查也许可以带学生去的，但我去的国家，是绝不会带学生去的，因为安全责任负不起。但更多的风险和代价是隐性的，比如机会成本。年轻一代学人大多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专业水平远超前代，阅读文献、外语沟通的能力非常强，写作成文也很快。但如前所述，海外田野调查能力培养要严格受到时间这个“硬条件”的约束，而成果转化“变现”经常是相当漫长的。那么，是否一定要选择田野调查方式来做研究，其“性价比”当然就需精细计算。现在的知识半衰期在迅速缩短，学术体制要求学人快速成长，否则就会丧失机会，渐失优势。年轻一代还是要适应学术主流，精力集中于大量文献，扎实基础，尽快解决在学术界立足的问题，田野可以适当甚至只是少量尝试，逐步积累。这里再次强调，不要迷信“田野”，案头作业也是“调查”，关键是要下功夫。正如我的好友反复批评我“不田野无文章”只是给自己的低产出找借口，其实我是同意的。

问：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曾经提到过“从来没有一次田野调查过程令人愉快”，为什么这样讲？那么，是什么促使您明知不易还是一次又一次走出国门进行田野调查呢？我们也希望借这个结束题，请您为想要探索海外、进行田野调查的学人们送上一些寄语。

汪段泳：

为什么说不是愉快的经历？对我来讲，第一，任何钻研、探索的过程都不会让人愉快，至少不如悠游宴乐能让人感到愉快。访谈一开始我就强调了这个问题：田野调查是严肃的科学探索过程，不是兴之所至的春游踏青。你要投入大量的心力，事前事后要做大量工作。也许在调研过程中，能看到一些异域风情，偶然发现点儿什么古怪好玩的事，觉得好像有点开心，但实际上整个过程中都是极其艰苦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准备永远是不足的，永远会发现意外的东西。对看到的现象不理解、不明白是常态，因此就得不断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得想办法解谜。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困扰多年，都不得其法，如果哪一天突然有所恍悟，基本上纯粹是运气。过去十年间，我在十多个国家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困于知识所限，大部分都没有办法系统整理出来，或者没有办法把它解读出来。我曾经和与我多次在非洲一同田野的伙伴，同事赵裴博士谈起过这些，他说：要准备充分再去做一件事，恐怕永远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都在路上，永远猝不及防，这才是正常。我也深以为然，觉得田野调查就是必须忍着无知的痛苦硬着头皮走下去的苦旅。第三，我自己认为，我去的基本都是一些很难让人愉快的地方。前段时间有位大报记者以“非洲城市之美”和我约稿，我答复说，这种强行问“你幸福吗”的文章大大超越了我的幻想能力，我不可能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低于一两千美元的地方掘地三尺刨出生活的惬意感。记者还启发我要端正心态，勇于发现美好事物，最终我不得不沮丧承认自己心灵可能早已扭曲变态，不够正能量。以我之愚钝，始终不能理解的是，怎么能够把未开化理解为淳朴，简单等同于单纯。我自己的体验，仅仅发现落后必然是愚昧的，贫穷必然产生罪恶。所谓原生态、淳朴的田园风光，真实的情况是，上卫生间都是个问题，喝水都不干净。这个过程又怎么可能是愉快的？当然，也许我和鸡汤友们真的是生活在不同的平行时空。

最后，寄语不敢当，只是分享一点心路：这么多年我做田野调查，并不是因为喜欢，其实基本是比较被动的，其中更多的是挣扎感：因为不想再活在那些愚昧的自我想象中，不想迷失在被外界编织的谎言中，所以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用自己的腿脚去丈量，这才是我理解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永恒动力。

这是2018年在吉布提田野调查时，坐在皮卡车后斗上向盐湖进发（赵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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