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生于1943年，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终身教授，以研究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等人物而见长。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主义理论》(1994)，《媒体文化》(1995)(以上两书均有中译本出版)、《2000年大劫案》(2001)和《9·11”与美国媒体政治》(2002)等。凯尔纳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以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时整合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并且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凯尔纳的文化批判理论。
编者按
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现了各种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解读版本。诸多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 本雅明、萨特、马尔库塞、阿尔都塞还是詹姆逊和齐泽克也都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态的过去与未来，分析它们的生产、它们与经济和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作为社会生活之构成要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2011年1月至7月，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张秀琴与凯尔纳教授进行了数次访谈。凯尔纳教授认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活动家倾向于聚焦经济和政治；以后在俄国革命后的欧洲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则是文化理论、国家、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等主题，以期用更新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论者所处的时代。道格拉斯·凯尔纳教授的观点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英美的阐释传播及其现实意义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政治学人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问：您好，凯尔纳教授。您一直在美国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并有很多相关成果见诸英语学界。根据上述研究，您如何看待和评价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实践旨趣?
你好，秀琴，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有时间在一起聊天了。你知道，在考察近代社会的源起与形成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关于社会与历史的新唯物主义理论，即引入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等核心概念来理解社会和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是建立在生产方式的不断更迭基础之上的，正是生产方式的更迭导致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生产方式的更迭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社会历史观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在那里，他们以鲜明的叙事风格勾画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而在《资本论》等其他经典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则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表现在一种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之中的社会主义观和革命设想。其所涉及的理论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历史和政治学。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却基于上述不同的理论视角，出现了各种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不同解读版本。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活动家倾向于聚焦经济和政治; 以后在俄国革命后的欧洲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关注的是文化理论、国家、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等主题，以期用更新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论者所处的时代。诸多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本雅明、萨特、马尔库塞、阿尔都塞，还是詹姆逊和齐泽克都无不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式的过去与未来，分析它们的生产、它们与经济和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作为社会生活之构成要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最初是被苏联官方用来斥责西欧出现的黑格尔主义化的和具有批判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贬义语。但它却很快被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用来指代一种更加独立的和更加具有批判精神的(术语) 。 佩里·安德森(1976) 曾将这一从经济和政治分析到文化理论的转向视为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欧洲革命运动失败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所经历的一种挫败感的理论表达。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中很多人一直都保持着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研究的兴趣，如卢卡奇、布洛赫、本 雅明、阿多尔诺等人。
问：所以就像上次交谈时您说到的，您所从事的是一种“批判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且是在美国开展这样的研究，您认为自己的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学术移民”马尔库塞之间有关系吗? 我知道，您是六卷本的马尔库塞著作和生平文集的主编。
是的，我属于“左派”也即批判学派或激进派，实际上它也被称之为人道主义学派。 你知道，在我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我的合作导师罗伯特·布伦纳是“右派”或传统派，也称之为科学主义一派。刚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的佩里·安德森则属于中间派( 笑) 。 说到马尔库塞，实际上，在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我都一直在致力于研究马尔库塞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知道，马尔库塞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到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之父”。当然，他也是一个有着很多著述的大学教授。他因其对新左派的影响和捍卫而成就了其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和地位。实际上，他也因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性的批判而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就在其最有影响力的这段时间，他来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从1965年直到70年代退休) 。在加州，无论是他的著述还是他的课程都受到了青年人和学生的热烈追捧。他不仅在全世界讲学，而且也成了大众媒体热议的人物，这在美国学术界是很少见的现象。他本人也一生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革命观，并影响了一代美国青年学者，今天他的学生们已在美国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研究力量，每两年召开一次的“马尔库塞双年会”就是一个例证。 我在《马尔库塞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984年) 一书中就介绍他的生平和他对批判的社会理论以及今天的激进政治的影响。1979 年马尔库塞去世后不久，受他家人的委托，将他生前未发表的著述整理成集出版，这就是你说到的六卷本马尔库塞文集，其中前五卷分别是《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走向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新左派与 60 年代》、《艺术与自由》以及《哲学、心理学与解放》，我不仅是它们的编者，也给每卷都写了导言，而第六卷也即最后一卷目前正在整理中，其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革命”。但愿这些文集(还有我自己写的其他一些关于马尔库塞的研究性文章) 能成为国际马尔库塞研究同行们的兴趣。
问：如何理解您在美国语境下所从事的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呢?
实际上，我在另外一本专著《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民主》(1989) 中就总结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我和许多和我同代的美国和欧洲新左派激进知识分子转向由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弗洛姆、洛维特以及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所引领的理论和政治观，因为他们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有助于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的压抑的社会状况和问题，并为我们拒斥资本主义社会和要求激进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由。其结果就是，批判理论推动了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诞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述开始在美国被翻译成英语传播，批判理论也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新左派理论和政治论争的话题，而且，我认为重建后的批判理论也一定能够继续成为激进社会理论和政治的核心话题。 你知道，我的这本书写作时(20世纪80年代) 正值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气氛十分浓重的时期，而对批判理论的深入研究则有助于在那样一个时代保持一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激进立场，也为那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论调和保守主义霸权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新的变化，但我依然相信批判理论可以为新时代下的“左派转向” 提供理论和政治视角，即既能重新激活60年代的政治理想，又能克服80年代的失落。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 具体说来，我感兴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介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期提供一种现代的或当代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是一种马克思时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理论，特别是从市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20世纪3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进行重新阐释的学界热潮，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正是在此时提出系列新理论如新工业国家理论的、技术和大公司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作用问题、大众文化和交往在重建当代社会中的关键性功能、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个体的受压抑等理论的。构成批判理论之思想资源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包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尼采、弗洛伊德和韦伯等人的相关理论。他们力图在困难时期以跨学科的方式重新激活激进的社会理论，即以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和批判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状况。 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所致力的“文化研究”指的是对规模或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化过程以及其商业驱动力的揭示与批判，即指出文化工业化就是要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倡导的个人生活方式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外衣。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是最先开始考察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对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影响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群体。他们甚至还为抵制和变革这一负面影响提出了政治斗争目标。此外，他们也是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的肇始者，并因此与后现代理论有了丰富的话语链接。这就是上次我们交谈时你提到的已经有了中文版的我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评论和研究的那些著述的写作初衷。为在英语世界传播和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我还和另外一位同行合作编辑了一本《批判理论和社会读本》。我很高兴我的那本《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将有中文版面世，我希望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能了解批判理论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
问：所以，您这是在完成马尔库塞“未竟的事业”，在美国推广欧陆特别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像佩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借助于《新左派评论》在英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中所尝试的突破性努力一样，只不过佩里更感兴趣的是意大利的葛兰西，而不是马尔库塞。您刚才提到了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主题，那似乎是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兴趣领域。
是的，佩里曾在英国致力于推广和介绍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关于文化研究，近些年，这个领域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就在其全球扩张急剧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常被等同于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从事的文化和社会研究。然而，其社会学式的、唯物主义的和政治的文化研究路径，不过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遗产。这里所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20世纪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詹姆逊和伊格尔顿) ，他们都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文化形式、现象及其生产过程和对人类生活的构建和影响等。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追寻文化研究的踪迹和了解其在当代所表现出来的 各种样式和类型来说十分重要。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涉及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详细论述，但在马克思的笔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如曾提及小说、大众媒介以及英语的和其他非德语世界的媒体等，而且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指出荷马史诗表达的是人类的幼年期等，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文化文本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20世纪20年代，在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出现了佩里·安德森所说的文化理论转向。正是这一转向的上述诸多引领者所构成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在20世纪60 年代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传播最为鼎盛的时代。罗兰·巴特斯在法国开展的文化研究、科莱蒂等在意大利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及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在英语世界所从事的相关探索等，都为60年代的研究高潮推波助澜。随后，全球很多理论家都纷纷开始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开展文化研究，即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文化制品的生产、阐释和接受。而伯明翰学派不过是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研究学派而已，它同样也直接受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影响。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主要致力于讨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福特主义阶段的文化状况，即文化产品批量生产和消费问题的话，那么，伯明翰文化研究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此时先是出现了全球性的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抵制以及革命运动的兴起，接着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也即后福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阶段，这都要求对更为复杂和更具有争议性的社会和文化形态进行新的解释和界定。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英国化研究学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所提供的文化理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英国乃至大部分欧洲国家相关学界依然纠结于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旧文化与以批量生产为基础的新文化之间———而后者正是美国文化工业所导致的大众文化的模型和典范。最初由霍加特、威廉斯和汤姆森所发起的文化研究事业旨在反对工业文化，维护工人阶级文化。汤姆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及其斗争状况的调查、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捍卫，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指责等，都构成了他们的以工人阶级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其基本宗旨就是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一支进步的社会变革力量，可以动员和组织起来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从而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为此，威廉斯和霍加特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教育工作，引导并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政治观，并把他们的文化研究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变革的有力工具。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一样，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并没有适时地参与到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审美活动中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对媒介文化产品以及“大众”的应有关注。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积极参与到现代主义以及先锋艺术的诸多形式中来，这样的做法显然要比英国文化研究内部多数人忽视现代主义并把它视为一种与“来自下面”的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来自上面”的高雅文化观更加具有建设性。在急于赋予大众研究以合法性及其参与媒介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似乎为了支持大众而离开了所谓的高雅文化。但这一转向却让他们失去了洞察各种文化形式的机会，重蹈了将文化划分为“精英”和“大众” 的二元论覆辙。更重要的是，这还切断了文化研究与“历史先锋派”相关的文化研究诸样式之间的关联性。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先锋派运动都旨在发展一种变革社会的艺术，因此它们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当代主导文化霸权的工具。英国文化研究坚持认为，必须在文化得以产生和消费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体系中来开展文化研究，因此文化分析总是与社会研究、政治研究以及经济研究密切相关的。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引导着英国文化研究开始调查媒介文化是如何把主导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样式链接到旨在将个人整合到消费社会和诸如里根或撒切尔主义这样的政治霸权活动中的。这样的努力在很多方面和法兰克福学派类似，从整体来看，两者都是从一种元理论的视角、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下来综合性地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本分析以及受众接受研究的。此外，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也都立足于一种跨学科研究方式，反对壁垒森严的学科划分和由此造成的不合理学术分工。事实上，他们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批判那种将文化从其社会政治语境中抽象出来的错误做法，而后者往往是更加倾向于以单一学科为导向的研究，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包括: 相信文化的自主性而放弃对其进行社会的或政治的解读。与这种学术形式主义和分离主义相反，文化研究坚持要在其得以产生和消费的社会关系和体系中来进行研究，因此文化分析是与社会研究、政治研究以及经济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由此，文化研究沿用葛兰西的霸权和反霸权模式以寻求分析“霸权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文化主导因素，同时也找寻抵制和斗争的“反霸权”因素。这项工作旨在推动社会变革，也试图将统治和抵制力量具体化以便有助于政治斗争和人类解放。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很多文化研究样式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更加强调享乐、消费和个人身份建构，麦克奎根称此为 “文化大众主义”。根据这一视角，媒介文化为身份认同、享乐和授权提供了物质素材，并因此借助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将受众构建为“大众”。这一时期(从80年代中期至今) ，英国和北美的文化研究将焦点从先前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学转向后现代的身份政治以及对媒介和消费文化的较弱的批判态度。要点越来越聚焦于受众、消费和接受，而文本的生产和分配活动以及其如何在媒介工业中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则被忽视了。与更早阶段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也从先前的垄断资本主义或福特主义转向了哈维所说的后福特主义或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后者强调的是在新的信息—娱乐社会中的多元化、差异性、折衷主义、大众主义和消费主义特点。据此，媒介文化、后现代建筑、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以及后现代景观文化的大量激增，不断推动和构建着新的技术资本主义的天堂。 实际上，文化研究的这一后现代转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一个反应。麦克奎根认为它是将文化研究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转移开来 的一种“新修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过于去中心化、甚或为强调部分快感和消费而忽视了整体、经济、历史和政治，并力图从大众素材中构建一种杂交的身份。这种文化大众主义又复制了后现代主义理论转向，将其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转移开来，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还原论、一种关于自由与控制的宏大叙事和一种历史目的论。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大规模合并和统合的发展态势，说明大型跨国混合经营的媒体业态对信息和娱乐的控制在日益加强。可以想象，在以单个民族国家或地方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极端情况下，媒介文化的全球化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无论是BBC、CNN、NBC、MTV 还是默多克频道，这些国家电视台和无线传媒网络的传播范围和覆盖率都是有限的，尽管它们已经超越了一国之界限。因此，文化研究的重要传统就是综合社会理论、文化批评、历史和哲学分析以及具体的政治干预，以克服标准的专业和学科分工所带来的研究局限性，利用跨学科的话语优势来对上述新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还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都在从事着这样的努力。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是要深入到文本生产的系统内部，以便发现它们是如何被塑造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的，以及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刻是如何构建一种跨文本的话语链接的。由此，文化马克思主义充实了文化研究的武器库，为后者提供了批判和政治视角，使得个体可以分辨出主导文化形式的意义、信息和后果。而通过赋予个体以抵制媒介操纵的意识和增强他们的自由意识与个体性，文化研究也成为批判的大众传播的一部分。这将为人们主宰自己的文化能力并为推动政治变革提供助力。所以，文化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时尚，更是为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而斗争的一部分。
问：可见，无论文化研究采取何种形式，它都必然包含意识形态主题，这似乎也是您一直很关注的话题。
是的，很高兴。那也是你的理论研究主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形式总是出现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为特定社会经济利益提供服务，并承担重要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某一时代的文化观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为他们的阶级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批判性术语，可用来描述特定阶级的主导思想是如何维护该阶级的利益并帮助其掩盖自己在特定社会中的压迫、不公正等负面行为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在封建时代，虔诚、荣誉、勇敢和尚武等观念都是贵族阶级所借以实现其霸权的主导思想价值观。而在资本主义时代，个人主义、利润、竞争和市场规则成为主流价值观，它们也都是为资产阶级巩固其阶级权力而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话语链接方式。这里的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为自然而然之物，仿佛它们是一种常识，并因此逃离或规避了批判的视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被意识形态的假象蒙蔽双眼，而是开始意识形态批判，以期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如何为特定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自然化、理想化和合法性提供服务的。在竞争性的和原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声称人首先是自利的和天生具有竞争性的这样的观念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在共产主义社会，声称人本性就具有合作精神一样自然。实际上，人类和社会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但意识形态却缓和了这些矛盾、冲突和负面的因素，将人及其社会特征理想化并升华为主导思想和价值观。 很多后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都曾致力于研究这些被升华后的观念思想体系，尽管他们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倾向于赋予文化更多的自主性和重要性。尽管马克思从未提出一种完整而系统的文化分析理论，但他的确在自己的著述中论及文化和文学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活动的主要精力聚焦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斗争，并对如今被称之为“全球化”和“现代性”的世界市场和现代社会的变迁进行了论述。要知道，正是在这些论述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述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至今依然具有意义的批判性研究。可惜，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努力并没有在随后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实际上，包含在文化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几乎被遗忘了，因为他们大多过于看重经济的和政治的层面，而将文化(和意识形态) 仅仅视为作为“基础”的被动的反映的“上层建筑”。当然，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了另外一种含义。可是，从批判性意识形态概念的角度来看，文化马克思主义则进行了扩展性研究，即由马克思开创的关于意识形态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一观点出发，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扩展到种族、性别和性等领域。而所有这些又因为新兴媒体的出现，其扩展力度更加迅猛，尽管过去传统的传播媒介如学校、教会和国家等依然在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曾在西方国家一度陷于边缘化，但即便是在那一时刻，人们也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关于全球化、关于意识形态和霸权、关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等理论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似乎在今天更加明显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并表现出诸多不同的具体形式，它会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如种族、性别、性、宗教、民族主义等话语链接在一起， 并因此打上了不同的记号，而不仅仅是阶级的记号。但只要统治阶级和集团一日不灭亡，他们就会需要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权力和社会控制提供合法性论证，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也就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是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