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使命感的政治学研究者——对话南开大学郭道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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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政党政治研究。代表性作品包括《“以社会制约权力”——民主的一种解析视角》，《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政治吸纳与空间拓展——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分析》等。
编者按
政治学研究者应当具有何种使命感？如何推动NGO、社会组织等不断发展， 塑造良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通过探索与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相同之处， 如何完善我国政党体制？国内政治学研究又面临着何种困境？本期政治学人微信平台专访南开大学郭道久教授，希望借此传递青年政治学人之使命感，做有抱负、有公德的政治学研究者。
郭教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主要跟当时南开政治学的专业设置及本人上研究生时选择导师有关。1995年我上本科的时候，南开刚刚设立国际政治专业不久，政治学专业（现在称政治学与行政学）和国际政治专业之间还没有像现在这般形成清晰的区分，有很多老师同时负责两个专业的课程。当时的保研形式也不是像现在这样有明确的保送方向。加上当时我个人也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或规划，并没有像现在很多同学一样，明确地说要做国际关系研究。保研之后面临着所谓“研究方向选择”，基本上也就是选择的导师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因为我坚定的要选择朱光磊老师做导师，而朱老师是研究政治学理论的，我自然也就走上了学习政治学理论的道路，包括到了博士阶段也是跟着朱老师继续从事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也觉得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之间不存在什么鸿沟，做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也需要政治学的知识，而做政治学研究的老师也不能说完全不懂国际问题。人为拉大二者的距离 42 36127 42 15263 0 0 3574 0 0:00:10 0:00:04 0:00:06 3575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不利。
政治学人：您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涵盖NGO、社会组织、政治团体，还包括政党制度等。我比较好奇，您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并且就这些涵盖面极广的研究兴趣，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呢？
郭教授：我所关注的这些研究领域实际是逐步扩散而成的。坦白来说，我认为研究政治学的人，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理论的人，最初或多或少都有民主情结，对民主问题有所向往。在硕士期间，我也有意识的看了一些关于民主的书，包括达尔、亨廷顿、萨托利等学者的著作，并对民主问题产生了兴趣；到了博士阶段，我确定的研究方向还是与民主紧密相关。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也与西方的有所不同，如果单纯做民主理论，其实很难跳出西方的框架。当研究兴趣与实践难以契合时，我们自然会想要去探索解决的途径，一般来说会退而求其次。后来我在看相关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西方民主其实是两条线，一条是从洛克等人的思想出发的自由民主理论；另一条是从卢梭等人的思想出发的，强调主权在民，更重视人民的权力。后者其实跟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民主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实际上给了我将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结合起来的新思路。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体现这一思路呢？刚好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开始有所发展，我就想把这种社会力量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在人民民主的政治框架下，如何将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与民主政治、民主发展结合起来。
我最初的想法是借鉴西方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路，推动社会组织成为表达民意、制约权力的重要主体。虽然这个思路并不是直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切入的，但它与中国政治发展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在后来的研究中，我逐步将重点落到探讨社会组织在现实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管理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刚好2003年前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提出，使得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升；探索社会组织在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与政府建立其什么样的关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属于政治学关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一类特殊的社会组织，即人民团体。它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紧密，又兼有社会组织的属性。这些组织如何利用自身与党和政府的紧密关系，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更涉及这些组织自身的发展问题。至于政党，是因为人民团体和政党的关系非常紧密，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看作党组织的特定部分，于是政党也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当然，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党研究自然非常重要的内容。
总的来说，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政党，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序列的组织，都是社会性的组织，只不过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与体制的远和近有所不同。
政治学人：您认为研究国外的政党制度及政治团体，对于我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建设有什么启示？中国的政治体系又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制度或理念？
郭教授：任何研究都需要有现实关怀。我觉得，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大方向上差异显著，但有也存在一些相通地方，包括技术层面、操作层面上更微观的措施，我们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比方说，研究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的，选举是不可避免的议题。以选区划分为例，目前我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下的选区划分主要以行政区为依托，且关注度不高。随着基层选举的竞争性提高，对于选区划分的关注度也会相应提高，因为选区的划分势必将会影响选举结果。再比如2001年后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在政党的阶级基础之外对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予以关注，这与西方国家政党强调代表公众利益的广泛性以获得选民支持、巩固执政基础的情况，道理是一致的。
当我们找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运行中的相通之处，而我国的做法又是成功的，那就可以实现输出，就会有国家主动来学习。这从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先学西方、再学苏联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应证。
政治学人：相对于如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似乎要“低调”许多，您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郭教授：这种“高调”与“低调”是相对的。我国社会组织似乎比较“低调”，这是从某个角度观察的结果。其中一点，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更希望这些组织发挥实实在在的管理与服务作用，而尽少介入政治问题，这是一种基本导向。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社会组织会更多的关注现实民生问题，以寻求官方的认可，而不是去寻求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为，或是触碰政治议题。社会组织聚焦在微观层面的服务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上，相对的就会显得“低调”。
像美国社会组织影响立法、决策的情况，我国也不是没有。举例来说，2003年下半年，中央对于房地产行业相关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房地产行业商会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4年怒江水电工程从“上马”到“慎重对待”的转变中，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慈善法》的制定过程中，高校智库的角色也不可忽视。不可否认，社会组织对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存在，而且从目前情形来看，社会组织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当然，社会组织自身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提高公信力，也不能回避。
政治学人： 从您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您一直在关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社会力量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出现了诸如“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表述，您认为这是否表明，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的力量？您认为在这样的主张下，社会组织将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郭教授：从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央对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官方是认可的。特别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新提法，何为“美好生活”？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居民来说，这个美好生活自然与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有关。所谓“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光靠政府可能难以实现，就需要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每个人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的社区，要搞好社会服务就需要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NGO等多种力量共同努力；社区社会组织做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微小但非常有必要，比如提供小孩托管、老人关爱照顾等。
至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总体思路应不会变，但在诸如管理办法等方面会产生细微变化。比如以“双重管理体制”代表的强调控制的思路可能会有所缓和，直接登记、强调日常监管会成为主流。目前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会逐渐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在合作的过程中，依旧会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同时强调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但像国外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活跃在网络上的各种虚拟社会组织，如何管理这些组织，需要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政治学人：您如何评价现阶段国内政治学的发展？
郭教授：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认为现阶段政治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以政治学理论、思想史及制度史研究为代表的更为狭义的政治学研究来说，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首先是从1997年开始，行政管理专业从政治学片中分离了出去，形成新的公共管理学科，这实际上较为明显地削弱了政治学研究的力量。目前很多学校大力发展公共管理，而政治学要么取消要么边缘化；其次，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独立，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这可能会导致政治学的力量进一步分裂成两部分；第三，随着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政治学可能会流失部分力量。我国的政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种关系天然存在，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独立学科并快速发展，一些政治学者可能会进入马克思主义学科，这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力量又是一种剥离。当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时，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就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其次，现阶段政治学发展还面临着“土洋碰撞”的问题，即本土培养的政治学者与留学归国的政治学者之间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这并不是争夺主导权的问题，而是在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之间确实存在思路、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可能形成某种“交锋”。这种交锋会推动我国政治学的发展，但也确实也产生一些问题。对于海归学者倡导的新思路及新的方法论，本土学者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尤其对于年纪稍长的老师，接受起来会更为困难。在这个接受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争论与不同看法。这就引发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海归学者倡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如何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对政治实践产生推动作用？我个人的看法，定量统计的方法更规范，更具科学性，但为了便于操作，它需要将宏观问题肢解细化为具体问题，导致其关注的点过窄而难于回答宏观和整体问题，倒是制度主义在这方面显示出优势。
政治学人：从对您的了解中，我们认为您是一个非常具有使命感的政治学学者，这次对话又加深了这种印象。那么您能具体谈谈，政治学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使命感呢？
郭教授：我觉得政治学研究者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使命感。首先，提供价值和秩序的使命。政治学的基本要求是解决社会基本的价值问题及秩序问题。政治学研究者应当为建立良好的秩序、确立基本价值提供选择方案。其次，政治学研究者应当有治国理政的抱负。不是说这些人都应该“当官”，而是他们应该有“入世”的自觉性，主动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思考如何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进而形成基本的政策选择。再次，政治学研究者应当有一种公德心，或者说公共精神。不是说政治学者都要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强调这些人应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尽可能引导公众向积极正面看待社会政治问题，避免偏离和狭隘的观念；同时也要积极影响政府和政治家，从而整个社会政治发展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以上仅供各位先进、同仁、同学参考和批评。谢谢！
本期采访：张紫昕 ；本期编辑：张紫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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