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学科分化中的学术综合——专访浙江大学朱天飚教授 | 内附书单
本期嘉宾·朱天飚
朱天飚，1968年生，北京人，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系副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国际关系系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以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和副院长。教学和研究方向包括国际与比较政治学、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编著有《Business, Government and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译有《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等，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多篇。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源于“特殊时代”的学问，它广泛、古老而经典。发展至今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兼容多种分散的学科切入视角，常使初习之人难以把握其本质与内涵。本期专访我们将跟随朱天飚老师，一探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切入视角、分析方法、学科意义，以及具体到发展问题上的中国研究现状。最后，本期专访还在文末与读者分享了朱天飚老师推荐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单。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其实是因为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上了一门课，这门课叫做《国家与经济发展》（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当然是在悉尼大学上的。从上那门课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所以说呢，我是对政治经济学更感兴趣，而不是专门的政治学或者经济学。上了这门课，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我就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学科和课程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当时在本科是选择了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科目。在政治学里，选择那些靠近经济学的课，如《国家与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在经济学里，选择那些靠近政治学的课程，如《政府与商业》和《公共财政》。我虽然本科学位拿的是经济学学位，但其实我上政治学的课还要比经济学多一些。
在本科之后我直接申请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读的是政治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感觉也没有那么多元或转向。它还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本科主要的课程是政治学，次要的课程是经济学，再加上其他的一系列的课程，结束之后直接去美国读政治学的博士，所以也算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刚才说的那个主题一直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整体的思路。我为了学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够找一个相关的科目，所以经济学我也学了很多，同时也促成我在政治学博士毕业一年之前去剑桥读一个管理学的学位。因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是政商关系，我比较希望深入地了解商业的运作是什么样子。希望从商业的学习（管理学）这边，也能有政治经济的视角。所以说它们这三个不同的学科基本上是被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对，你说得非常对。我是在中国上到高中，我其实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尤其那个时候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感兴趣。但我高考的时候（北京的高考是要先填志愿，然后再考试）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经济法，父母觉得这个以后比较好找工作…学了一年我就出国了，也根本没有开始学经济法，你知道大学第一年都是基础课程。出国之后尽量按照自己的选择做。我当然最喜欢中国历史，悉尼大学的中国历史是在东亚系里教的，东亚系的课程除了中国历史之外还有东亚历史、文学等等，是要打包在一起上的，所以我还用英语上了几门中国古典文学的课，哈哈哈！悉尼大学是通识教育，所有的课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来安排。你可以自己选一个major，一个major上到头也就8、9门课就够了，你只能选1-2个major，剩下的课你愿意选什么就选什么，人文选工科、理科都可以。我选择东亚研究是为了我的兴趣，还选择了经济学因为父母说可能对就业有好处。还选了政治学，觉得可以更多地了解国家和国际事务。
于是上了三种课，东亚系的，经济学系的和政治学系的。上着上着我才发现，其实我喜欢中国的历史，主要还是政治史。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学很弱，到了国外才知道政治学是什么。后来我逐渐就专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放弃了东亚系。是不是兴趣上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呢？其实也不全是，我感兴趣的历史也是政治史，所以我感觉政治学在这方面更有意义，特别是二年级上了《国家与经济发展》这门课之后，就觉得与经济相关的权力斗争更有意思。我就一直把政治学和经济学坚持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是经济学的学位，但我政治学的课程学得多一些。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呢，都邀请我去读他们最后一年的荣誉学士学位，但是最后我权衡之后呢我选择的是政治学，因为政治学给予你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更加广阔，经济学基本上就是沿着经济学的工具，某一个思路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在政治学，你如果喜欢，仍然可以沿着经济学的思路走，但也可以有社会学的思路，历史学的思路等等。有意思的是从大学到今天，我几乎没上过一门社会学的课，但是我现在却落脚在社会学系里。不过发现很多都是相通的，特别是历史社会学这部分。社会学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熔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研究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我早就接触到这些历史社会学者写的东西了，其实到今天都还在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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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讲，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时代的学问，这个时代主要是在西欧持续的军事竞争。因为持续的军事竞争不像是打一两次仗，打一两次仗呢你就是把军队组织起来，把财政都弄好，甚至把社会抢一次。但是西欧大概有一千多年的分裂，是一个持续的战争状态，那就变成并不是在打军事了，其实是在打财政，打资源。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起来，你的国力持续地跟别人作斗争，保证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打败别人，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政府或者国家如何管理它的财政。所以到今天，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书还把这个当做政治经济学主要的定义，就是国家如何管理经济事务，或者国家和经济、社会的互动。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起源于政治历史，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到了19世纪，科学的观念开始渗入到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之后，政治经济学差不多就成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的一个代名词。政治经济学是先于社会科学其他各个学科独立之前产生和发展的，那么它的流派呢最早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重商主义、亚当斯密之后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自由主义，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以社会（阶级）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都在20世纪之前就形成的。那么后来，它又形成了两个新的流派，一个是制度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一个是以理念为中心的视角（20世纪8、90年代）。大概政治经济的发展历程，一开始就是一个囊括社会科学几乎所有主题的一个学问，到了19世纪下半叶逐渐开始分科，出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分出去之后呢，等于说政治经济学就空了，它就融在了这些学科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经济学、政治学里面，都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广泛的学科，是一个古老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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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受学科的左右非常强。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称呼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political economy，也有一些人称political economics，这样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就可以被放在经济学里面。你去美国大学里面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系和学位被称作political economy的，也是这个道理。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了跟政治相关的内容。主张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学者把自己做的研究称作“新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政治现象，他们把这个叫做政治经济学了。它与渗入到社会学和政治学里的政治经济学的脉络是不一样的，后者还是沿着最古老的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国家如何组织管理经济事务或者财政事务，把它延伸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或者是国家、市场和利益集团的互动。所以说政治学和社会学其实是一直延续着古老政治经济学的脉络，而经济学因为它的学科的方法论的倾向（特别是用演绎法）十分之强，所以他们将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用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政治现象。比如说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面，研究选举，这个一般都不算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因为选举在政治学里面是个纯粹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一般不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但是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研究选举，个人投票、个人理性、集体行动……经济学呢就把它归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于说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下面，政治经济学就变成纯粹用经济学的工具研究政治现象，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面仍然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当做主题。当然，它们是有交集的，但是也有不同，这就是学科对他们的影响。等于说散到各个学科之后，各个学科对它的理解可能就不一样。
在美国，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经济学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研究他们传统上比较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社会学里面，我个人感觉它仍然是在多元发展，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比较历史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研究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的互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是在社会学里面。
它是这样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这个词汇也是在那时兴起的，然后逐渐成为课程，逐渐就为大家所熟知了。它们的发展都源于70年代美国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是形成了两极的国际世界，两极的国际政治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事安全的问题。两极和三国演义不一样，三国中弱的两方总会结合在一起抵御强的一方，三国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容易平衡的，而两强呢只要对方稍稍有一些变动，就可能出问题。所以学者说“冷战”最后没有变成“热战”主要的原因是核武器，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可能战争早就爆发了，因为当你感到对方实力已经比你强的时候你就要赶紧去发展，比你弱了，那就要赶紧去发动战争把对方给灭掉。但是有了核武器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即使在军事实力上能把他给灭掉，但是对方要是用核武器把你的城市给毁了，基本上你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对吧。所以是核武器基本保证了两强的稳定。但是无论怎样你可以想见，从冷战开始那天起，在政治学的学术界，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安全问题。那个时候，安全问题叫做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与经济相关的政治叫做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因为生存最重要。
70年代改变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7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下半期出现了两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对整个西方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安全以外还有这么大的厉害，而石油危机是和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直接相关的，所以从那时开始，政治经济学又逐渐被重视起来。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展开的。他们的不同也展示出美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的不同思考。
国际主要是说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是怎么样的，你要是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互动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国际层面上体系之间的互动，比如国际市场和国际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当时的核心问题就是：两次石油危机展示出美国已走向政治和军事上的衰落，那么衰落之后到底国际市场还能够保持开放还是走向收缩？这个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核心问题。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答中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当时有两派人在回答。一派是现实主义，一派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是悲观的，认为国际市场的稳定必须依靠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大国去维持，当这个大国衰落了，国际市场的稳定就难以维持了。而自由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国际合作等制度来维持，也就是说：即使是大国的实力在下降，大国建立的这套秩序仍然约束着国际行为，这样国际市场就仍然能保持稳定。
同一个现象也开启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序幕。刚才说了国际层面上是这个系统怎么维持稳定，那么同时人们发现西方不同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特殊事件（石油危机），它们的应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人在研究国际市场的稳定和不稳定的同时，平行地在研究什么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开始。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体系的互动，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国内体系的互动，就是对不同国家国内体系的不同表现的比较。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脉络展开的，虽然他们的主题和问题都很清楚，可以看出都来源于同一现象，都来源于现实的考虑，就像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产生是基于现实考虑一样。但是他们的命运很不一样，这个命运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经有人去这么做，它就被国际关系学者（谁研究国际体系最强啊，就是国际关系学者）纷纷涌入，将国际关系的思考全部带入到这个分析当中去了。在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基本理论是一样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你到哪儿基本也都离不开这些，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马上就成型了，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就已经开始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出现了，就沿着这些已经成型的理论，再把它推论到政治经济关系就可以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沿着国际关系发展出来，而比较政治经济学则是沿着比较政治学展开的。不过，比较政治学没有统一的理论，研究主题也非常多样化。比如，研究德国劳工问题的人是没法跟研究缅甸农民问题的人相对话的，也没有太多对话的空间和理论基础，所以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整体框架，一直到今天，我们其实在西方都很少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你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七十年代末就开始有了，到今天已经太寻常了对吧，写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算什么了，但是到今天写一个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在西方几乎仍然没有，在我出《比较政治经济学》（2006年出版）之前，国外还没有类似覆盖面和理论总结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虽然这两个领域都来源于同一个历史现象，都有很多人在做研究，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的课程，特别是研究生的课程，但是他们命运很不一样。在美国，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老师一般都会把各个理论先介绍一遍，然后就开始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主要的议题。然而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五花八门了，不同的老师上法都不一样，有的主要比较西方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和政策过程，而有的则讨论国家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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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学者做研究其实不是为了学科，而是要解释具体的政治经济现象。后人把这些学者的研究归拢总结起来，其实目的也不是为了创建学科，目的主要是为了简化信息量。比如当我教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你是要我按照每个学者发表的东西去教吗？就是说我一周教四个学者或者六个学者，把他们的研究都说一遍，显然学生很容易就忘了对吧。那怎么办呢？你要把他们类似的东西放在一起，只要分类就一定要简化，最后就形成只有几个理论走向，根据类似的分析单位或类似的观点等等。这样教起课来就容易了，学生也好记了。于是我们就可以将某一种研究走向叫做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其实无论是教授者还是真正的学者，没有人特别关心这个，学问的核心不是学科，是要研究的问题，至于别人怎么把你研究问题的方法、分析手段、研究对象和这个问题本身归类成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往往这样的归类主要是为了给学生讲起来更容易，让大家更有一个结构化的理解而已。所以这个要先说清楚，其实我不是那么重视这个学科、那个领域的，特别是我现在在高研院（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研院就是一个特别主张跨学科思维的地方来。你看政治学这个领域有多少理论是政治学原生的？它借来了自由主义，借来了马克思主义，借来了制度主义，它后来又从社会学借来了社会建构主义，其实它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融合而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分学科、分领域主要还是为了简化，为了学习的人更容易了解到学术的概况。学术发展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了发展学科，应该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科其实也应该为问题去服务，而且过度强调学科会混淆我们的目的，会把学科和学科之间划出很深的界限，好像你研究的我理应不懂，我研究的你也理应不懂，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比较政治经济学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又有比较政治学的源头。它在政治学里的发展其实很受比较政治学这种分散的、碎片化的影响，但同时在社会学里面它也受历史社会学对政治经济的宏观思考的影响。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整合起来，整合的目的也只是做教学用，我们没有必要要求学者按照某个思维、某个逻辑去做，否则就不认作政治经济学研究。只要我能对一个问题提出比较深入的理解或者好的解释，这样就很好了。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各种的跌宕起伏，各种碎片化，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无所谓的事，我们没有必要过度关心一个领域是否完整，是否有自己核心的东西，这个本末倒置了。
其实越是这样分散的领域，它被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曝光的几率可能更大，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里的学生更容易去学习不同学科的东西，多元和跨学科人才追求的都是那个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思考问题、解释问题，以致达到解决问题的地步。那么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是不敢说的，这个只能作为一个更抽象的目标。但第一步得是理解问题，和解释清楚，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学术发展都得围绕这个方向去做。
这个说起来就有点儿很不幸的事，就是国内学科分化比较强，学科林立的这种状态下，几乎是没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立足之地。连政治经济学相对来讲都不是很容易，更不用说比较政治经济学。比如在国内的政治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沿着两个方向去组织的，一个方向是思想，一个方向是制度。思想的基础课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等等；制度就沿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外政治制度等展开，这两个脉络再加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基本上都已经分开了，都不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了对吧）。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应该放在哪里。而经济学已经几乎全部被新古典经济学化了，也很难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之地。反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很成型的，这你可以理解，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像在西方一样，一上来就被国际关系领域所掌握，而中国的国际关系是独立形成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马上就学了西方，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变成他们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到今天国际关系里面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课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国外，总的来讲，比较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当于比较政治学相对于国际关系，在中国的学科分布里面，连正式的比较政治学都没有，更不用说比较政治经济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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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对中国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的学界都有很多人在做研究，中国本身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国家，中国即使不发展，也会有很多人研究，那么中国发展起来就更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应该说在西方对中国发展的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均匀的，均匀的意思就是从微观到宏观都是有一批人在做研究。宏观就是中国整体的发展状态是什么样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那么微观就具体到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甚至地方的发展。
那么在中国呢，我觉得总的来说研究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倾向于研究某一个局部，整体的研究我个人觉得还挺不够的，挺不够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术融合的效果。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其实是很零星的，发展状态很不好，我都很少听到在高校里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课。
你知道在中国学术界你归在哪个学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包括你自己的晋升，比如说你得评职称吧？评职称往往学校里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得申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或者教育部的基金，才能作为评职称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可是这一申请基金马上就有问题了，请问你是哪个学科类的？虽然基金里面也有跨学科类的，但是那个多不保险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申请的东西被送到谁那里去看对吧，所以你一般都是按照学科走。比如说我个人，很可笑的是我在政治学里面就没有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但是一模一样的题目和内容放到经济学理论里面就申请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的、多层次的对中国发展的研究其实是很不够的，其实从宏观到微观研究我们都不够，但是微观至少很多人去扒数据，很多人去做案例，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到宏观就不一样了，其实宏观更需要不同学科的思维，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思维。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本期采编：徐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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