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如何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话东北大学颜德如教授
学人专访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学者”讲座教授。曾执教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为吉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中国政治等研究。
编者按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找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合理研究路径？本期政治学人微信平台专访我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颜德如教授，希望通过与颜教授的对话为青年学者和学生拨开学习与研究中的迷雾。
政治学人：颜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注意到您近些年一直坚持在做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术研究，请问是怎样的机遇与动力促使您走入并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呢？
颜德如：我个人学习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已经20年。回想20年前，有三个人和三件事促使我步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位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当时主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张丹竹老师，大力支持我创办学生刊物《行政之光》（该刊连续办理至今），使我的阅读所得有表达的平台，也显示了我的研究潜能。第二位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宝成关教授（当时已任吉大图书馆馆长）想招一名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助手，希望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就手把手地指导。宝先生从张丹竹老师、潘洪洋老师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者又极力向先生推荐我。第三位是当时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张志尧副院长（后来移居加拿大）。当时我考研究生的总成绩上线了，但是英语分数差2分。在张院长的积极推动下，我后来是破格录取为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如愿拜入宝先生门下。这是我大学生活的第一次破格（后来还有两次破格，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也是最为关键的破格。
如果说有动力推动我从事学术研究，那么有两个动力是不容忽视的：一是我贫寒的出生，我来自地道的农民家庭。在我1993年入读吉林大学之时，我的兄长正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我的胞妹正在读高中。家中的收入完全靠农产品和饲养猪。父辈的艰辛可想而知。我本人七八岁就开始干农活。考上大学算是跳出了农门，但还没有摆脱贫困。要想摆脱贫困，只有好好读书，好好研究，此外身无长技。二是业师宝成关先生的耳提面命和殷切期望。第一次去先生的家中，情形虽不能与梁启超去拜会康南海先生的情形相比，但我着实忐忑不安。这些都写入当时的日记中了。先生每有事情需要交代和办理，总是让我到他的馆长室，言语不多，但直命要害。先生还总是请我们到他家去“打牙祭”（四川方言，就是开荤），并且亲自下厨。在先生众弟子中，我是口福最多的一个。因此，与先生的交谈机会就多，自然也受益最多。虽不能以先生的衣钵传人自居，却也多少有这样一些期许。如果说，前者是原始或本能的动力，那么传承并弘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就是我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根本动力。
政治学人：“一论两史”（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您觉得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研究中有怎样的意义？您觉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建设的贡献何在？
颜德如：所谓“一论两史”，也可以形象地表述为“一体两翼”。如果说《政治学原理》教授给学生一些观察政治现实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话，那么政治思想史就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这面“历史之镜”是多维的，内涵丰富多彩。它既可能呈现了古人所面临的集体生活的种种难题与忧患，又表述了古人对这些难题与忧患的种种沉思和言说。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一方面表明古今有一贯的东西，有一致的政治社会存续与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地将之融贯起来；还有不一样的思路与应对之方，这便突出了时代问题与时代特色。《政治学原理》或者宽泛地说，政治学学科以理论立其大体，但又离不开思想史之根，离不开每一个民族的思想之“统”。有了“根”，学科才有不灭的源；有了“统”，学科才有传承与创新的依托。古人强调读书，最初这个“书”，是有所指的，就是《书经》。《书经》是一本什么书？记述夏商周三代起兴衰败之治理陈迹，也不乏治国理政之思想。中国人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于构建政治学学科体系（课程、学术、话语）很重要。它最能体现“中国本色”、“中国精神”与“中国情怀”。
政治学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西方思潮的不断输入，这使得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您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怎样看待当前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颜德如：你说的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被框定在“体”与“用”的关系之中。当代学者则多用“传统”与“现代”之关系来界定。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少人坚持从“传统”到“现代”或非“传统”即“现代”的看法。个人以为，这些看法都有失公允，应该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坚持和葆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敬重自己的文化思想，这是体现民族“自性”和自信的根本。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继续挺立前行，又不能迂阔自闭，还要具有包容性，善于捕捉变化不居的世界中的新事物、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使之逐渐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对于自己的思想传统、风俗习惯，当然要批判，但不是无畏或无情地批判，应该是自省的、建设性的，应该为“成一家之言”而冷静地批判。对于中国政治思想，我也不认为是“例外”，它应是世界文明史的“典型”，具有东方民族的特色与个性，它是人类思想家园中的精神标尺之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伟大，其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其灿烂多彩和传承不息的思想。
政治学人：其实可以看到，当前有很多青年学人对于我国中国古代经典的研读是很有很大热情的，但是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应该如何研究可能有很大的困惑。您觉得思想史研究应该怎样处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关系？
颜德如：其实，对“国学热”、“文化热”现象，我们不宜不加分析地热捧。对青年学人诵读古代经典表现出的热情，也不宜太过乐观。这些看起来的热闹表象，我们应多一些冷静的、平心的观察与思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常态化发展，总应该呈现为许多常态性的现象。如果我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常态化的推进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又何来这些“热”呢。文化思想化人于无声之中，那才是文化思想建设本有的境界。研究和传承中国政治思想，要面对的直接问题就是“我”与“文本”（如“六经”）的关系。个人认为，“我注六经”就是以文化人、以文树人，这是立人的第一步。因此，阅读经典必不可少，要成为生活的常态化内容，不需要用外力来强加，也不宜用各种喧闹的活动来助推。读经典，应成为家教和幼教的常态化内容。“我注六经”也可以说是“以道弘人”。“六经注我”是在“我注六经”基础之上的对文化思想的提升，是对文化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人能弘道”。我的这个理解可能与有些人不一样，不能说是错误。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应该有多样性的理解。
政治学人：看到您的思想史研究，有一部分较多关注某一主题的思想流变，如《从君民关系之"取譬"省察民本思想》；也有一部分是专门对某一政治思想家进行深度的剖析，如《孙中山对革命建国受挫原因之反省》。您觉得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应该有怎样的递进顺序？或者说您认为对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是否都存在一个相似的学术训练过程？
颜德如：你说的这个问题，关涉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或下手处，需要处理“小”与“大”的关系。起步之时，多从小处来。积小成大，这就需要长期就某一点、某一时段、某一领域耐心耕耘。“小”显示精微，显示学术功底。汇众小以见其广大，突出思想与识见。“小”与“大”是相对性的，我们大力重视细小之研究，才能驾驭更广阔的领域，审视更重大的社会问题。无论“小”与“大”，“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才是最难的。游于“小”“大”之中，才是最高境界。还要处理“纵”与“横”的关系，“纵”是历时性的、延续性、累积性的问题，“横”是共时性的、共振性的、综合性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要出入“小”“大”之内、捭阖“纵”“横”之间。这是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想境界。吾辈能不奋勉乎？！
政治学人：学术研究总是在“博”与“约”的相对论中生长。所谓博，是指读书宜广博，数量宜多，种类宜宽。所谓约，就是精，是指读书宜专精知守，不宜泛而无归。历史给人的感觉总是既广博又深刻，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中如何处理好阅读与研究中“博与约”的关系？
颜德如：你说的这个“博”与“约”是古今学人面临的共同议题。我也常常和研究生讲这个问题。就个人的体验来说，总结为几个连贯的过程：由“约”起步，致力于“约”，以“约”通“博”，由“博”返“约”，亦“约”亦“博”。在这个“约”与“博”互动过程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说，还要把握“史”与“论”的关系，这也是亘古常新的问题。研读基本文献史料是根基，从繁杂的史料中悟出某一人、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思想、观念或思潮，那就使“死的”史料，显现出“活的”灵魂来。
我曾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体会总结为以下几句话：潜心阅读是基础，多维审视是方法，中西比较是借鉴，古今贯通是寻根，以点带面是突破，扎根现实是求新。
我常对新入学的研究生讲，要读好书，做好研究，其实就是要处理好以下三者的关系：生活、读书与新知，要力求三者互联互动互通。
以上仅供各位先进、同仁、同学参考和批评。谢谢！
本期采访：吉先生 ； 本期编辑：张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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