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导向、实践品格与立体图景式 —— 对话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

学人专访

本期嘉宾 · 任剑涛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集刊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等。主编“政治哲学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丛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现代”集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采访人：陈华文，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编者按

本期政治学人平台授权转载《学术月刊》微信平台对任剑涛教授的专访全文《重绘现代政治的立体图景 —— 任剑涛教授访谈》。访谈中，任剑涛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研究经历，阐述了自身对政治哲学研究、比较政治以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到理解。为何要拓深政治的研究领域，什么是“中国在德法处境中的英美企盼“？如何理解政治学的实践品格？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学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中，任剑涛教授向我们展现了当代政治学人的独特魅力。

陈华文：任老师，您好，谢谢接受访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任剑涛：说起来我做专业研究已经超过30年时间。1978年上大学，由于年龄小，对未来缺少职业规划，处于好学而不知前景的状态，根本不打算以学术为职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仅仅因为对工作分配地区的不满，考到中山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留校任教。最初也很难说因为在大学教书，就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既属偶然，又属被动。

        20世纪80年代末，我一位师兄要编一套丛书，邀我编写一本相关论题的著作。于是，我撰写了《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当时心怀一腔热忱，要把握中国文化的总体状况，如今看来显然学力不逮。但是，这本书出来后，在当时风气下，反响还算不错。于是，我受到巨大鼓舞，开始发愿要从事学术研究，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选题时也颇为茫然，后决定研究中国文化形态学，论证伦理是如何政治化、政治是如何伦理化的。经过三年的阅读和写作，撰写了《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这篇论文出版以后，还颇得当时学界的认可，觉得我是可以从事一点原创的学术研究。

        随着这本书的写作，得缘访学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年促使我的学术研究有了三个转变。第一，有了国内想有却很难具备的世界视野。在哈佛听最前沿思想家的讲演，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真正要把中国现代变化放到世界大局中去审视。第二，在知识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追求，不再以近代以来梁启超先生奠基的散文笔触、文人思维看待和表述中国问题，不再带强烈的个人感情、个人经历、民族处境和国家处境去意气化地研究学术问题，而是严格按照问题进路展开。第三，不再满足就中国问题谈中国问题，而是希望实现两个突破：在中国经验中发现它的世界内涵，在中国实践中发现它的理论内涵。就世界看中国，就理论看实践。这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缺少的理论视角。回国以后，我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致力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从那以后，我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上：公共理论与国家理论。

陈华文：您的研究重心在政治哲学，其实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经历和面相，广泛涉及中国政治现实、比较政治学、政治制度与政治史等等，这在政治学者中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面是否有某些理论或方法上的考虑？

任剑涛：我的研究确实有一个演变过程，从具体问题到国家处境、基本政治理论、比较政治视野，再落实到中国政治的现实针对。这里面当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方法自觉，就是总结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学研究在知识上的成长，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上的推进，以及二者怎样才能做到很好的伴随问题。

        近二十年中国政治学的知识演进，可以说浓缩了自晚清以来政治学引入中国的基本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们提出要走出80年代的空疏学风，不用动辄就是比较文明或国家民族发展的前景问题，强调扎实的学问功夫。这种追求的第一个落点是“点”的研究，也即针对一个人、一本书的深入挖掘。“点”的研究是基本功夫，但若只是如此，则是见树不见林，政治学知识的总体状况和政治实践的宏观谋划，基本上就被遮蔽了。如果满足于一人一书的点式研究，汉语政治学就只能是说处于起点阶段。

        “点”的研究后来走到“线”的研究，也即以历史为线把几个人或者一个问题串起来，譬如现代基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历史演进。这种方法可让人们看到同一主题在古今中外的演进线索，也有其重要性。但是，这仍然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且只是刻画出与其他重要问题的发展脉络没有太大关系的单线性研究，无法让人们窥见政治学真正的宏大图景和立体图景。

        “线”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到“面”的研究。“面”的研究就是我们选择一个社会结构要素，譬如政治，结合从古至今重要人物重要著作对它进行还原。面上研究有助于刻画在宏大的历史图景中，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实践家对人们生活改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因为它仅限于某个面相，只是勾勒出政治的平面图，无法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比如政治与经济、文化、科技、产业、社会、传统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点、线、面的研究都面临方法上、思维上、研究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我自己追求的是重绘现代政治的立体图景。所谓立体图景，就是从点出发，勾画历史线索，进行政治面相的刻画，但不满足于仅限一个学科范围内的点、线、面的勾勒，要结合其他重要的学科、重要的历史面相，对政治学进行多维度的研究。

        首先是在知识上拓深政治的研究。既要深度挖掘政治领域本身的问题，让政治这个世界能够撑开，又要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种因素在这套政治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要从对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来把握不同国家进入现代状态的实际情形。不能以为总结出几条原则，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就对现代政治图景有了很好的勾画。现代政治图景是有实质内容的。再次，政治学的研究要有现实针对，要解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使政治世界进入所有重要学科、所有历史面相，变成真正丰富的、立体的、多元的因而也更真实的理论图景和实践样式。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这样才真正跟人类真实的政治生活是吻合的。最后，要重绘现代政治的立体图景，就一定要投向思想史，寻找理论提炼的丰厚思想资源。

陈华文：从您的学思历程中可以看出，您研究的重心在政治哲学，尤其关注公共理论与国家理论问题。关于公共理论这个问题，您最近出版了《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为什么要研究公共问题？

任剑涛：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只有从公共出发，才能理解人们何以要建立现代政治共同体。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就不能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目的。第二，公共的问题是区分人类政治活动基本边界的问题，其中古今边界与中西边界尤其需要厘清。古代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是粗放的，现代政治共同体才凸显了共享的公共目标。中国确实有天下为公的说法，但此公非彼公，究竟有什么区别，也是要去处理的。第三，围绕公共问题，中国学界有很多需要廓清的理论疑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以公共性来替代公共。“公共性”指的是一切政治体建构在形式上的共性，但这些政治体不一定具有实质性的公共结构。实际上，哪怕专制政治在形式上都有基本的公共特性，因为它要维护自己稳定的专制统治，也要对臣民施以恩惠。现代国家必须以公共作为它的鲜明特点，是大家共享的政治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关键是建立一套体现人民主权的国家制度，而这实际上是以自由为基础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在这点上，哪怕是讲民主的希腊化国家、讲法治的罗马、王权和教权相互斗争的立宪体制的中世纪，都是不够的。这是绝对的现代世界，因而要廓清公共性不是公共。

        二是以古典公共来替代现代公共。这个思路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古典公共更完美，现代公共有严重缺陷。实际上，古典公共的演变结果才是现代公共。因而，在时间维度上、结构维度上和功能维度上来说，古典公共与现代公共乃是不可逆的关系。因而无所谓回归古典公共，这种流行的命题实际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三是要清理来自上帝、哲学王、人为自己立法的三种公共建构进路。人们怀疑公共不是一个共同体的普通成员所能够参与建构的，从深处质疑从现代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原则：也就是人为自己立法的原则。有宗教背景的学者吁求由上帝重新提供共同体；也有一些学者对哲学王有特别偏好，希望由一个英明领袖提供共同体，大家再来参与分享。二者都严重违背了人为自己立法的现代原则，在汉语学界却非常流行。公共的建构进路只能落在现代民主体制上，只能承诺这个发展的结果，那就是所有成员共享的公共，也即由共享公共政治体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创造的公共，这才是我们面对现代公共的必然结论。因此，要能够捍卫公共，就只能面对现实，来处理公共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陈华文：您对公共问题的清理指向了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有其实质的内容。那么，公共的实践问题可否理解为建国？依您看来，现代国家是一种怎样的国家，又是如何建立的？

任剑涛：要在实践上解决政治体的公共建构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众所周知，研究国家如何建构或者政治体如何生活有三种进路。一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它对未来期待的理想政治生活做出规范描述。还有一种是落定为法制状态，当然这种法制还是君王的法制，不是现代的法律主治，但毕竟是按法定规则（哪怕是君王个人的规则）来生活的体制。但实际上，面对理想生活和面对现实之治，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柏拉图鲜明提醒的另一种状态，既没有达到理想国，又还没有落定到次好的法治国，这就是悬而未决的建国状态。这种悬而未决的建国状态是对进行中的国家建构的一种描述。

        因此，我在分析公共的建构中，没有落在规范国家的描述上。乌托邦对我们政治哲学研究的实践导向、或者说实践哲学的定位来说，已经不是重点。另外，法制的落定、尤其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落定，对于我们转型中国处境中的学者而言，那还是另一种理想。我们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是很清晰的：放弃以前的道德理想国，逼近法律主治的现代国家。但问题是，我们在疏离理想国目标、进入法治之前，怎么处理悬而未决的建国状态。我的国家理论研究是从这个知识切口进入，最近十年集中研究两个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建国技艺，以及针对中国问题展开的中国现代国家构造的研究。

        在悬而未决的现代建国情况下，领袖和普通公民共同被称为建国者。在这个基础上，立国即国家挺立的问题一分为二。建国同时需要治国，而在治国当中也在不断重建国家。因此我的研究分为两个大的构成：建国技艺与治国技艺。建国技艺，指的是建国领袖与普通公民们如何敏锐地抓住机遇建立有秩序和能富强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可靠的精神根基是法国大革命书写的人类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与博爱。投射到建国问题上时，则起码体现为三个重大的建国时刻：国家必须统一，这是现代建国的根本前提；国家必须强大，以对内能够提供基本的物质资源和社会福利，对外能够抗御强敌来维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必须规范，一个国家若不尊重公民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前程堪忧。因此，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所展现的三个建国时刻，就要求我们去聚集这三个建国时刻所具有的重要资源。

        比如说，必须探究现代建国如何夯实工业民族根基，如何建立更稳定的市场经济结构，以解决国家聚集财富的基本方式；捕捉整个农业国家如何转变为工业国家，乡村国家如何转变为城市国家这样一些现代国家生成的重大转机等等。这就不像一般研究者那样，认为制定宪法那一刻就解决了建国问题，把建国技艺微缩为立宪技艺或是宪法的政治博弈。如此把问题收缩得太小了，不足以解释任何现代国家兴起的重大机缘，而且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现代建国的重要资源究竟有哪些。

        在建国的同时也就要治国，治国本身的细节决定了建国大事处理的成败。因此，我的立国技艺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治国技艺。治国的技艺当然就是要凸显政治家自身技艺的重要性。比如说，从起点上来讲，能否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采取简约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而不是繁复到不可控的复杂国家，导致国家的崩溃和衰退。以及政治家能否综合整个国家现代建构的资源，经受住国家建构中处在治国十字路口时的严峻挑战，从而把现代国家推到更稳定的框架中，而不仅仅是展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和非凡气势，结果耽误整个国家现代建构的历史进程。这都是一些治国关键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内部结构才不那么容易被撼动。

陈华文：您在《建国之惑》中，从中国留学运动的两面审视现代政治引介的正见与误解，从而在对中国留学史的爬梳中引出您对现代政治的宏大叙事。为什么会选择留学运动作为审视中国现代转向的切入口？

任剑涛：我写《建国之惑》确立了个人经历和宏大考虑的双重视角。在个人经历中，留学生做出的表现刺激我去检讨一下留学生为何会有这样的人生决断。另外，自现代留学以来，正面阐发留学运动积极作用的研究居多，但从正反两面反思留学运动对现代中国建构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共同影响的几乎没有。于是，我试图以晚清、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留学群体的代表人物为分析对象，反思留学英美德法日俄的留学精英，在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每每都将国家往歧路上引导和推动？

        中国政治学界流行的一个看法是：我们要拒斥德法，学习英美。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德法处境中的英美企盼。我们是后发现代国家，却期望原生现代国家的发展奇迹。这是非常错位的想法。这就导致留学生群体和国内研究群体在国家建构中，都共同心存急功近利的国家建构意欲。留学生群体对所在国有一种偏好或者期盼，他们的现代经验要比国内公众深刻；但由于他们的中国关怀脱离了中国经验，让中国关怀搭上了西方现代化这趟快车，因此他们更为急迫地推进中国的模仿建国。

        我在《建国之惑》中描述和分析留学六个国家的留学群体，如何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模仿建国思路中，罔顾中国的特殊处境，力图将中国推向其留学国家的那条道路。留学俄国、法国和德国的留学生，最羡慕的就是这些国家能够迅速现代化，所以他们回国后提倡专制主义的不在少数，而且一部分人推崇以民主命名的专制主义。这显然是对现代国家建构的不理解。更关键的是，我们不总结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建国道路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不反思它们的教训，只颂扬它们的成功，力图模仿它们的成功，岂有不受挫折之理。

        反过来，留学生群体虽羡慕英美的发展，但对现代建国的英美状况也不见得了解。他们一方面试图模仿美国的建国道路，另一方面又推崇美国例外论的说法。对英国的情形也不加深辨，上个世纪初，英国社会主义风气非常浓厚，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很多留英精英，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混合起来，一种拉斯基式的拼盘性现代理念随之传播开来。这对民国晚期，中国的现代建国走向和民国退出历史舞台，发挥了相当负面的作用。这些模仿建国，说到底确实没有处理好现代建国基本原则与中国建国实际需要之间的巧妙平衡，从而是需要告别的。中国的现代建国，要由现代建国基本原则引导，根据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来展开现代国家、而不是反现代国家的面相，最后落定适合中国的政治结构，推进中国的现代发展。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可能我们的留学运动会进一步对中国发挥负面的影响。

陈华文：就宏大叙事而言，中国学者难免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您的政治学研究也有着这方面的思考，而且明显指向现代，可否详细谈谈您对中国现代国家如何有效推进的理解？

任剑涛：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推进如何有效，这个从晚清、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都聚焦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晚清以来，在政治学界都有相当的紧迫感和焦虑感，但往往却把这个重大严肃而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化解为紧张地寻求国家前途的历史叙事和理想表达。政治学界的历史叙事，总体上围绕晚清怎么失败、民国怎么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建立现代国家，而这又是如何困难等等问题展开，老是坠入历史的悲情当中。而在表达理想国家建构时，又一再重复英美的现代叙事，对这些国家的建构表示羡慕，就出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三条标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人们认为中国就应该按此发展。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挂空的研究，历史可能会让你忘了现实，理想表达也会让人遗忘当下。如此一来，政治研究就只会挂空。但政治学研究是不能挂空的。以空对空，不解决任何问题。

        我觉得需要确立研究中国国家建构的总体政治理论思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花了大功夫，大概耗费了15年左右的时间，撰写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国家构造》，从国家结构、国家治理与国家转型三大论题，具有现实针对地展开中国现代国家构造的宏观思考，应该说在学界，以政治学进路关注中国现代国家构造是最系统的。第一卷解决国家建构的基本结构转型，描述从古典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建构，再由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而成为一个政党国家，政党国家的双重挣扎怎么样落定到现代规范国家的平台上。第二卷主要处理国家治理的问题。国家治理常常被认为是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学者研究的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政治理论必须要把国家基本理论落到国家治理的进程中。第三卷专门研究国家转型。中国作为三重国家转型的政党国家，必须承认有它迅速动员起来的优势，但也需要注意到动员成本过高，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弊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就有必要进一步通过权力的周密分化与制衡，来使国家权力更有效运作，释放社会能量，使国家能量逐渐显得疲乏之际国家还能够有新的发展动力，逐渐使整个国家运行在一个现代法治平台上，通过现代民主和多元的国家治理来保障现代国家基本形态的健康转型。我们的渐进转型已经收效很大，但渐进转型如何落定为一个国家的现代结构，可以说是中国国家转型的现实命题。

陈华文：您在前面提到政治学研究需要有比较的视野，那么中国比较政治学目前处于怎样一种状态？

任剑涛：对于中国而言，比较政治研究目前可以说陷入了三重困境，甚至有学者挑战来自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的合法性。第一，比较政治学以政治发展作为基础理论，而政治发展的导向就是所谓的民主导向，而很多人把这种导向说成是西式民主的导向，因此说比较政治学只不过是西方人诱导后发国家的学术研究。第二，比较政治学常常陷入比较两者或多者、两国或多国政治发展的优劣好坏，并没有考虑到要借助比较对象的发展优势。先进国家的比较政治主要在说明落后国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那就变成了落后国家如何向先进国家单向学习的问题，比较政治的互为典范就不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就缺乏积极性。第三，比较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到今天也不凸显，因此往往变成国别研究，比如描述英、美、日各国政治制度，而没有比较，变成了平行描述的结果。

陈华文：那您认为，比较政治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任剑涛：前面提到的平行描述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比较政治需要在比较中完成两大使命。首先，在比较中互相竞争，大家要对国与国之间的现代竞争心怀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发达国家来说，不应只是以优势心理来面对自己的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是在比较中越来越没自信而自我摧毁。因此，要有一种寻找共同典范的努力，这是一大使命。其次，无论是在优势立场，还是弱势立场，比较者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完善自我。比较政治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开拓人们的视野、提升人们的眼界、丰富研究的论题、提升学术的品质，在比较中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更为理性的眼光和更为妥帖的结论。

        此外，比较政治研究有助于勾画出人类进步的总体政治蓝图。这种总体图景能够诱导人们在深怀政治期望向前努力迈进时，不走或者少走弯路，不付或者少付代价，逼近一种相对规范的现代政治的总体状态。因此，勾画这种总体的政治蓝图就变得十分重要。比较政治研究较为充分体现出政治研究的实践品格，促使人类在政治实践中提炼合意的政治蓝图。其他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就显得稍欠，不太足以告诉人们在政治生活的总体规划中究竟应当避免哪些陷阱，如何以更小的代价逼近更为满意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政治学其他领域所能替代的。

陈华文：对于中国而言，比较政治应该如何展开才能凸显出其重要意义？

任剑涛：比较政治的极度重要性，首先在于它能拓展人们对现代丰富性的认知，无论是国别描述层面展开的比较政治，还是在政治价值、制度安排、日常政治生活等方面对两国或多国展开的全方位比较，都有着这方面的意义。但是，要充分认识到现代的丰富性，我认为不仅需要与发达国家比较，也需要与落后国家比较，以便了解一个国家何以发达以及因何落后，因而在发展的先进性与滞后性之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发展位置与进路。这对中国而言尤其重要。我们今天已经免除了国家危亡的重大危机和挑战，经济增长也领先于世界，但未来怎么办？这就需要总结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从国家自身建构来说，局部规范的国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规范国家。怎样真正落在现代民主、法治的国家平台上，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因此，要在比较中寻求出路，这种出路不是一种逆转性的比较，认为发达国家已衰败，要依靠中国拯救世界。这也是中国比较政治学最新的一种苗头，这种苗头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犹如前面所说，这还是以先进比落后，先进傲慢而落后萎靡的极化比较政治研究的投射或者现实版本。比较政治的重要，体现为对比较者政治的推进，政治发展没有单一的价值导向和单一的制度格局，而是在竞争思维中去推动人们有一个更优的政治决断。

        比较政治展开的幅度当然相当广泛。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讲，感兴趣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拓展开来看人类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二是要落实在多元世界中的中国决断。就前者而言，我们的眼光当然还是要针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上说，我们要从马基雅维利宣告现代政治起始，一直落到今天由弗朗西斯·福山所刻画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中知晓，发达国家也有可能衰败，更有可能灭亡；发展中国家也可能进步，亦可能停滞。进而以宏观的视野筹划国政，免除失败国家的发展歧路，即对比较者自己国家自身发展所可能诱导的歧路。比较政治告诉我们，国家发展的歧路往往存在“前车之辙，后车不鉴”的状态。本来应该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但结果某种发展道路，比如军国主义道路，德国人失败了，日本人前仆后继；日本人失败了，苏俄又踏上这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所谓军事强人治国的拉美和非洲也非常流行。血的教训为什么没有让人们觉悟呢？这就需要比较政治加以总结和归纳，以免缺乏比较，陷入要么自美、要么自卑的政治极化情形、极化情绪和极化结局。总的说来，比较政治是一个提升人们政治理性的重要研究领域。

陈华文：您的作品里凸显出政治学的实践品格，有四五本著作都是对中国政治的跟进性研究，且重视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年度性观察。您是如何理解政治学的实践品格的？

任剑涛：关于政治学的实践品格，要说明它不是什么要比说它是什么，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它的实质性含义。第一，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不是实用品格。人们若从政治学研究有什么用来理解政治学的实践品格，那就是一种误解。实践科学常常是面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渐进改善过程，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即刻改善。第二，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不是指脱离理论的、专门指导人们如何活动的研究。这是另一种误读。实践哲学本身的理论性很强，但它指向实践理性。第三，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不是单纯理论规范的表达过程，而是指向人们现实活动改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政治学的实践品格必须在不同的人类政治方案中以深入比较来凸显，这中间当然对人类政治实践的不同模式有一个相互比较、寻找出路的功用性质。它不是实用的，但有致用的导向。

        政治学的实践品格强调必须针对人类既有的政治实践活动方式展开思考，不能完全疏离于人类实际政治实践和实际政治能力，去设计人类的政治蓝图，譬如彻底遏制人性恶，以单纯的向善性来谋划人类的政治生活。这种基于人性改造的政治方案，会因其完全违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超越人类的政治能力而变成一场悲剧。因此，要着重承认人的现实人性基础上政治活动的基本品格，不要期望以改善人性来优化政治。

        政治学的实践品格就是与研究者实际生活的政治处境有紧密的扣合。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绝对没有能力超出他实际政治生活经验去谈论问题。人们往往援引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却没有考虑到他后边的实践背景是希腊民主政治，生而具有公民资格的人是无法排斥政治生活的。但是，对于一个古典专制主义的国家来说，你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生活的时候，那么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人天生就不是政治动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只是一辈子为了谋取物质生活资料而打拼的艰难生存者，政治事务离你非常之遥远。所以，政治学的实践品格就要从研究者自身的生活实践出发，尽力免除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以政治关怀来引导政治研究，而必须以政治经验来引导政治研究。这样的政治学研究才能真正有利于切近人类深刻的政治生活体验，从中归纳总结出人类政治生活某个被人们忽视的政治面相或理论论题。

陈华文：中国政治学界似乎也一直渴望着能够培育出“中国的”政治学，其中一种做法是力图关联西方学理与中国经验，您认为这种将西方政治学学理融入中国现实的进路是否有效？若非如此，那么如何才能创制一种“中国的”政治学？

任剑涛：所谓“中国的”政治学命题，源于20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一个争论，也即关于“属于中国的”政治学与“在中国的”政治学的区分。“属于中国的”政治学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强调是这门学问仅属中国。“在中国的”政治学指的是在人类政治现象趋同性的基础上，来自西方的政治学结合中国的政治现状而产生的学理论述，就是你提到的西方学理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这两种路径基本上成了近代以来，政治学乃至所有现代学科传入中国的两种学理建构模式。

        其实，严格来说，这两种学理建构模式都不成立。“在中国的”政治学强调的是西方学理，而“属于中国的”政治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政治学是引入学科。处理这个问题必须重视三个前提。第一，政治学是专门学科，必须承认它的希腊规范模式源头，其他所有民族的政治学都是引进的，并不只是挑战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第二，政治学在各个国家得到验证，只要是处在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与专业化的社会，它就是一个专业领域，因此政治学的研究只能是结合源自西方的学理和所在国的经验。第三，政治学的研究如今基本上是跨国界的，世界研究共同体已经形成。“在中国的” 政治学比较容易跨过这个边界，“属于中国的”政治学基本上是自言自语、自得其乐。

        如何在自得其乐与跨国界的共同话语之间，建立一个有贡献于人类理解他们共享的政治世界和政治现象的政治学，是对中国政治学界的严峻挑战。以我之见，中国今天尚未走到一个超越西方政治学的学理输入，原创地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的阶段。不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急速的步伐，已经在中国呈现出改写现代政治学知识状态的动力。这个动力在哪里？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惊心动魄的现代国家转型，它完全不同于既有的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记录。因而，这些记录需要身处其中的中国学者深刻总结其中的理论内涵、重大命题。我们不是说要去取代西方的政治学，以前在中国对政治学完全缺乏知识贡献的情况下，受制于赤贫的现实，改写政治学知识地图绝对有心无力。现在有如此深刻的体验和空前的历史记录，因而必须做出相应的政治理论总结。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目前仅仅能够记录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力提炼出全球政治学同行认同的政治理论命题。

        我号称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观察者和研究者，所以我会关注演进中的中国政治会提出怎样一些政治学命题。你提到的这几本评论集很难说有理论高度，但它有一个反映中国发展动态以及及时跟进分析的强烈愿望。人们一般认为这样的研究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很多人不屑为之。但在我看来，研究政治学，凸显它的实践品格，记录鲜活的政治经验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记录政治经验的能力都没有，或者现场评论的时代迫切感都没有展现出来，那么研究就很可能落入一种空对空的规范申诉或者原则表达，意义就比较有限。更可惜的是，这就会让宝贵的中国政治现代变迁的经验变得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使中国学者遗失掉人类历史上宝贵的政治转型的动人历史，使中国学者遗憾地缺席对富有实践品格的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提炼和理论提升，让他们继续成为政治理论的跟随者。

陈华文：对理论提炼的追求是否影响您研究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进路？您的政治哲学研究极少单独讨论某个思想家的理论，而是在对多个思想家的比较中得出您对某个问题的理解，进而提炼出自己的政治理论。不知道这个观察是否准确？

任剑涛：你的观察是非常准确的，我的研究不满足于“点线面”式的描述，特别强调立体化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力图将涉及重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都纳入其中进行综合考量。这也是政治思想本身体现其立体感的自然表现。因为，对于政治思想的演进来说，政治思想家们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具有不同的理论兴奋点，会做出不同的政治理论的点状贡献，可能对你深入思考某个点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如果你忘记了那些思考同一问题的另外一个点、描述另外一个线和刻画另外一个面的思想家，就会有遗珠之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必须透过立体性的问题来讨论政治理论问题。

陈华文：可否介绍一下您最近在中西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任剑涛：我非常重视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同时在进行相关话题的探究，基本编撰完成两本专题文集：《博大的现代：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与《难产的现代：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面相》。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中，最重视的是最重要的奠基者，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我之所以把他们贯穿起来研究，是我确定的问题导向、实践品格、立体图景式的研究所注定的。我反对把一个人说成是一部历史，把一部历史的立体图景还原为一幅干瘪的平面图，满足于一个人、一本书、一条线的研究方式。这样的研究定位、研究趣味很难实现高品质的研究。

        我尽力尝试一种立体式的研究。试想，如果不将前述三人连贯起来看建国时刻，在思想史上就无法完整理解什么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发生过程。它纳中西古今的一切政治优势于自身。这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现代国家的坐实乃是人类一场误会的结果。中国的施派就是这样，它老是倡议回到一种更为圆足的古代古典。其实，古代古典的突破，才有现代国家的豁然诞生。相对于古代，现代更为博大。

        对于中国来说，从晚明、清、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就更曲折。这是一个不同于“1840年”起算中国近代史的长程近代史观。晚明以来，中国现代转型就启动了，清将之打断，后经民国和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挫折。以晚明作为中国现代起点，已经晚于现代世界历史进程150年。如从晚清起算，则中国疏离现代世界进程近350年。可见起算点不可小觑。中国对现代反应为何这么迟缓呢？从思想史上看，中国的现代确实是难产的现代。

        为何会难产？一方面由于皇权制度过于稳固，因而不思进取、不思改良，到晚清尚且如此。中国现代转型难产的最主要导因应归咎于权力。从政治思想史来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反思的，只不过是皇权运作的缺陷，并没有一种改弦更张的现代意识。哪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思想家被认为有启蒙思想，实际上都没有政治现代转型的开启之功。康有为虽然特别强调中国现代政治选择的国情基础，但他基本上认可国家的政治现状，羡慕英国可在保皇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政治选择，却没有料到中国的此皇帝不同于英国的彼国王。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以来，一直处在政治妥协的张力状态；而我们的皇帝总是赢家，就必定采取赢家通吃的态度，中国罕有妥协的政治习性。在现代转型谋划上，康有为在20世纪20年代，就没有能够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形成深刻认识，在故纸堆中花的功夫比处理政治事务更用心。直到今天，国人也还在传统当中去挖掘建立现代国家的方案，这是在回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现实问题。这是一种病态的思想方式。唯有切近现实，富有实践针对地提炼和归纳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才真正有助于我们切入政治哲学的堂奥、中国政治的深处、比较政治的幽微、国家发展谋划的中枢。在此基础上，政治学研究的厚度才能有比较充分的保证，也才能期望政治学对中国现代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本期编辑：郑斯尹    本期编辑：吉先生

政治学人 | 学人专访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