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当自树其帜——对话南开大学李春福副教授
学人专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比较政治、威权体制比较研究、转型政治学、韩国政府与政治、中等强国外交研究、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东亚政治与安全秩序。代表性作品包括《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东亚领土纷争与国际合作》，《金大中与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比较》，“Reactive Nationalism and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on China and Japan”等。
编者按
在赴韩十年的中国学者眼中，韩国政治学研究有何特点，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又将如何？在国内首次开设“中等强国外交”课程的海归学者如何自树旗帜？近年来国内比较政治学、转型政治学的发展态势及课程设置情况怎么样？本期政治学人微信平台专访南开大学李春福副教授，希望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政治热点问题，为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借鉴与启发。
李老师：我本科毕业时，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和中国建交都有几十年时间，国内相关研究已有很多。中韩1992年建交，时间较短，而且在我们的一般认识之中，韩国是小国，在周边国家中重要性不大，所以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韩国与朝鲜半岛的研究尚处于薄弱阶段。我决定赴韩留学，也是希望能为朝鲜半岛领域的研究献上绵薄之力。另一方面，我对韩国政治本身很感兴趣。国内视角来看，韩国实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作用，这导致其国内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国际视角来看，韩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又夹在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中间，受大国关系影响很大，国际关系因素又对国内问题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在韩国攻读的是政治外交系，力求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之中全面理解和研究韩国与半岛问题。
政治学人：您多年来一直在韩国求学工作，阅读并翻译了很多韩国政治学著作，对韩国政治学了解颇深。我们非常想请您能谈谈韩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
李老师：当前，韩国政治制度实行的是西方民主制度，崇尚的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但从文化认同层面来看，还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很深，深刻影响着韩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尊老爱幼、尊重师长的传统礼仪等等。东西冲撞的矛盾是韩国社会重要特征之一，也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上。一直以来，韩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受美国影响很大。韩国主流高校的教授大都毕业于美国著名高校，或曾在美国任教，治学态度严谨，方法论倾向西化。中国崛起以后，韩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新变化。虽然美国方法论仍在社会科学体系占有很大比重，但话语权朝逐渐下降的方向发展，国内围绕韩国未来发展战略如何定位同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成为韩国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界普遍争论的话题。韩国正逐步加强自身的话语权建设，尝试从本国的视角与尺度出发，观察中国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韩国国内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朝着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韩国社会尊重学术和知识的浓厚氛围很值得我们学习。
政治学人：2016年秋，您开始在南开大学教授“中等强国外交”课程，属国内第一次开设，得到同学们广泛欢迎。请问您为什么开设这门课程？韩国属于中等强国吗，当前文在寅政府外交有没有体现出中等强国外交的典型特点？
李老师：过去西方G7集团主导世界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明显感到力不从心，G20这一新的国际治理机制应运而生。G20由几种类型的国家组成，一种是传统的G7集团（包括欧盟当年主席国），一种是新兴的金砖五国，剩下的七国可以定位为“中等强国”，还有其他中等强国。这些国家中有美国的盟友，有些是我们的邻国，寻求他们的支持对于我们确保战略主动、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等强国在规模、实力上虽达不到大（强）国，但从其推行的外交政策效果及持续性来看，往往不亚于强国。中等强国在外交上具有其独立性和独特影响力的特征。独立性表现为具备对“大国说不”的拒绝能力和抑制力，影响力表现在依托其国力和魅力在所在地区和围绕某种议题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其影响。强调主张重视多边、规范、议题特色、联合抵制大国霸权的理念对我们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也有启发意义。当前，中等强国的概念还在成型之中，开设这门课也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韩国是中等强国的典范，用中等强国的外交视角分析韩国外交，结合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看待韩国政治发展、政治转型与政治文化层面，有利于对韩国与半岛问题形成更深入、更系统的理解。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历史要追溯到其1987年外交政策的转型。1987年前韩国推行一边倒的韩美同盟政策，随着冷战阴霾散去，韩国开始注重南北（朝韩）关系的缓和，实行以韩美同盟国际轴和南北关系民族轴间平衡的外交政策。这之后，韩国历届进步政府大多推行对朝和平、共存、和解、合作的政策，发挥着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正能量，韩国中等强国的重要意义便在于此。中等强国概念是在李明博时期提出，朴槿惠时期正式纳入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文在寅上台后虽未明确提这一名词，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金大中、卢武铉进步政府时期的中等强国外交理念。文在寅政府作为进步政府，与10年前的卢武铉政府一脉相承，文在寅也成为了承接卢武铉未尽的历史人物。重视改善南北关系、推行均衡外交、强调自主国防、致力于构建半岛和平机制、逐步系统减少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等，这些均体现文在寅政府外交的中等强国色彩。
首先，重视南北关系，推行和平、共存、和解、合作的政策。文在寅政府继承金大中、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这不同于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把统一作为对朝政策的目标，结果导致南北关系恶化。文在寅一再强调，没有意愿推动对朝鲜的吸收统一，不予考虑对朝非正常的手段(包括对朝鲜军事打压、让其政权崩溃等），而是把改善南北关系、恢复政治信任、构建半岛和平机制作为当前南北关系的首要目标。文在寅去年5月10日就任，上台刚满8个月。朝鲜已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11次发射弹道导弹，去年11月末发射的火星15号更是号称‘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即便面临如此危局，与以韩美同盟为主轴、施压朝鲜的保守政府相比，文政府仍然认为解决半岛问题的基本轴是改善南北关系，明确重申无法接受半岛重燃战火；其主张也给了朝鲜更多的宽容与等待。
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平昌冬奥会，作风强硬的金正恩在过去新年贺词中也曾出现“改善南北关系”一类的表述，今年的不同之处在于，金正恩明确提出“参加冬奥”这一实质性措施。1月9日南北双方举行了首轮会谈，达成了朝鲜派高级别代表率团出席平昌冬奥会、召开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南北军事会谈、为改善南北关系开展包括高级别会谈在内的各领域会谈、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南北关系中一切问题、为此在多领域接触往来交流及合作等多项共识。
其次，外交上文在寅政府也逐步摆脱过去保守政府一味加强韩美同盟的做法，在“萨德”部署问题上一直都在苦心挣扎。文在寅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构想，体现出其外交认识由“向美国‘一边倒’”转变为“美国对半岛的政策是‘双刃剑’”：一方面，韩美同盟抑制了来自朝鲜核导弹的威胁，对防卫韩国国家安全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朝混乱的政策讯息加剧了半岛紧张局势，这表明美国希望维持半岛持续、可控、适度的紧张状态，符合其维护霸权的战略地位。文在寅在去年815光复节讲话等很多场合提到，没有韩国的同意，谁也不能在半岛挑起战争，这同时给予朝鲜和美国以警告。文在寅政府均衡、等距离外交的理念，是对不加入美国旨在牵制中国的印太战略的明确表态，就萨德问题提出的“三不政策”也表明韩国正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这对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有积极的意义，体现出文在寅政府外交的中等强国外交色彩。
最后，文在寅政府大力倡导自主国防。文在寅会在其任内加紧筹备部署，构建韩国主导的韩国型防空导弹防御体系（KAMD）。构建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将与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一道，增加韩国自主性，强化对朝遏制能力，相应地，萨德的效用会逐步降低，这对中韩处理萨德问题也有积极意义。朴槿惠政府接受部署萨德是一种政治选择，是其与中国政府在解决和应对朝核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导致的，也是自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以后韩国国内政治逐渐保守化、和平势力失势的结果所致。李明博上台后在“无核开放3000”和ABR（Anything But Roh Moo－hyun，凡是卢武铉的政策都予以否定）的基轴上实施对朝政策，全盘否定了其前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推行的阳光政策与和平繁荣政策等对朝包容政策；天安号、延坪岛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导致韩朝军事紧张升级。朴槿惠政府更是关闭仅存的南北经济合作的开城工业园区，致使南北关系濒临完全中断、破产；这反过来又导致韩国国内更注重安全，趋于安保化。文在寅政府主动迎合朝鲜的和谈建议，借奥运改善南北关系、重塑和平，这对于改善巩固中韩关系，发挥其中等强国作用有一定积极意义。
政治学人： 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文在寅自上任以来，国政支持率基本都在70%以上，最高时达到80%以上。针对该现象，联系文在寅上台后的相关举措，您有什么看法吗？
李老师：朴槿惠任期未满便遭弹劾下台，去年五月韩国的选举实际上是总统补选，这反映出韩国总统制的一大缺陷。总统制的一般情形下，总统遭到弹劾后，可以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完成剩下的任期，这是因为副总统和总统一样由选民选举产生，具有执政合法性；但韩国并未设立副总统，只能由总统任命的总理短暂代行总统职权，提前进行总统补选。副总统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韩国总统任期的不稳定性。
文在寅政府的高支持率与其推行的“清算积弊”举措密切相关。清算积弊，即清算积累的弊端。李明博、朴槿惠执政期间，集中力量加强国家情报院的对内监视作用，利用视察、监听、跟踪、查账号等非法手段监视反对派及普通民众，违背了民主法治的原则。文在寅上台以后提出将国家情报院的对内监督作用最小化，建立透明廉洁负责任的政府，旨在修复朴槿惠弹劾事件中“元气大伤”的政府道德和信誉。现在看来，文在寅顺应民心的新政措施的确取得了良好反响。另一方面，韩国最大反对党自由韩国党的低迷和无所作为、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令民众彻底失望，转而更加支持执政党的统治。当前在韩国，自由韩国党的支持率很低，和第三四名政党的支持率不相上下，这在实行两党制国家十分罕见。文在寅政府国内执政方面的支持率较高，外交层面，在处理南北关系、韩美、中韩关系问题上仍有待克服一些困难。上个月文在寅访华时与中方达成四大共识，即绝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坚定坚持无核化原则、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改善南北关系。近日举行的韩朝板门店高级别会谈中，双方也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达成多项共识。朝核问题是朝美敌对关系和南北关系断裂的产物，文在寅试图通过改善南北关系来降低朝美之间的敌对，通过润滑南北关系小齿轮来带动朝美关系大齿轮，这具有正面意义。
政治学人：针对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处理与韩国、朝鲜的关系呢？
李老师：中国应该掌握半岛问题的主导权，对半岛问题南北两手抓：对待萨德问题既保持原则，又保持灵活性；在改善中韩关系的基础上，还应该努力探寻增加中朝政治互信、改善中朝关系的切口。
当前，中韩关系逐渐进入改善的时期。但中韩两国在对萨德问题的理解上存在温度差，韩国认为萨德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中国认为三不政策只是突破口，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半岛局势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况下，韩国能否摆脱来自同盟国美国的压力和束缚，进一步维持现在的三不政策，我们还要听其言、观其行。上个月文在寅总统访华，重在恢复两国政治信任、修补中韩关系结构性脆弱，补充战略性短板，客服减少影响双边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为中韩关系的结构性重组奠定了基础。双方就如何合作发挥半岛问题上的正能量作用做了更深入、更实际的探讨，就共同致力于半岛维稳防战、劝和促谈，努力成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压舱石达成共识。
就朝鲜而言，我们现在对其国内政治的研究比较少、不够深入，容易低估朝鲜经济的韧性及朝鲜主体的凝聚力。我去年11月应朝鲜社科院邀请参加了平壤的国际学术会议，发现与去年相比，来自国际社会的制裁对朝鲜政治、经济、社会全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经济方面。但朝鲜为了应对制裁，政治上变得更加凝聚、一致对外，前几年实行的经济革新政策也开始初见成效。近年来朝鲜国内改革的重点在农业和企业两方面。农业实行莆田担当制，粮食生产明显提高，过去“苦难行军”中崩溃的国家配给制相当程度上得到恢复，粮食基本上自给自足，除小麦从俄罗斯进口外不需要外部进口。企业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性，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高。面对制裁朝鲜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国家主导、市场导向的国内统一的生产、流通、消费网络初步形成。
国内革新初见成效的基础上，朝鲜实际上加大了其对外的强硬程度；一方面，由于朝核导危机的影响，当前国际上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强程度，这种一味的制裁反而让朝鲜更加凝聚，对国际社会更加仇恨。这说明解决朝核问题不能只采取简单的施压、制裁措施。有关各方应多做有利于缓和局势的事情，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并积极复谈，通过对话和平方式解决当前危机。当前需要关注的是“火星”-15洲际导弹发射以后，朝鲜借俄罗斯转达与美国对话的意愿，要求美国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应该也给予积极回复，认真考虑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双轨并行”提议，短期内先管控和缓和当前僵持危机螺旋上升的局面，积极复谈；中长期在充分关注和理解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最终构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和平机制的框架。
政治学人：据我们了解，您的研究方向还包括比较政治学、转型政治学等，能谈谈近年来这两部分内容在国内的发展态势及课程设置情况吗？
李老师：2015年回国以后，本人在南开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相继开设了《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研究》等课程，其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介绍当代比较政治学学科的总体性和基础性、一般概论的通俗教材。大多数同学普遍不太清楚比较政治学具体指什么，认为其比起其他学科更难。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并不是很难的学问，学生们有如此认识，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内开设比较政治学相关课程较多，名称不统一。二是教材和教学上研究对象要么过于抽象化，聚焦难以理解的理论与方法；要么过于狭隘，主要聚焦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
当前国内比较政治学的教材主要分为四大类。一是关于比较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主要聚焦正式的政治过程，以政治行为者为中心，分析对象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课程如比较政治制度、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政府与政治等。二是比较政治经济层面，主要聚焦重要的宏观、结构性政治变动，宏观行为与结构间的相关关系，包括现代化、依附理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转型理论。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以分析对象，课程如发展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发展等。三是偏重于公共政策的，如比较公共政策、比较行政学等。四是以比较政治学命名的课程，主要聚焦于方法论、学科议题和理论层面。
政治学在二战以后不断演化，现今大致形成五个专业方向，结合国内现状可以分为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世界政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五大领域。除比较政治学之外，其他领域的二级学科都有较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稳定的理论框架；而比较政治学，顾名思义是以比较为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跨国、跨时段的比较方法其实在上述政治学领域里都有应用，几乎涵盖了政治学的全部。由于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尚不明确，几乎涵盖了政治学所有内容，导致比较政治学泛政治学化，目前对于比较政治学的定位和概念化比较困难。
我觉得杨光斌老师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其外延和核心内涵，即比较政治学是“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而得出一般性概念和理论。理论因其解释力（expalnatory power）而有用，理论具有实践解释力时才具备意义。比较政治学以“纵跨时间、横跨空间（民族国家）”比较的方法构建理论，解释当今世界政治，但跨时空的比较只是一种方法而非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缺少比较和归纳的纯思辨不会催生新知识。因此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是理论（方法）与国别政治研究的结合，一方面，明确理论化、方法论指导下的国别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的核心、生命力在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各国政治案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政治，用理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实际上才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议题。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时，不仅要纵向比较该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情况，还应注重该国和其他国家政治的横向比较。
比较政治学要回归世界各国政治，放弃“分析典型国家方法”。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应该尽可能囊括所有类型的国家，或至少是所有分类的特征。但目前的研究更多介绍西方民主政体，忽视了威权政体、混合政体、王朝国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等多种类型的介绍。混合政体即两不像政体，既不属于西方民主范畴，也不属于完全威权范畴，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实际运行机制带有浓厚的威权色彩。就西方民主政体内部而言，不同国家的政府形式也各不相同，像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半议会制、委员会制等等，这方面研究暂时只停留在介绍的层次，实际上做的深入分析还远远不够，很少有为什么不同国家会选择不同政治制度这样具体的案例研究，以及西方国家政体自身的进化过程分析。过去总讲议会制国家政府任期得不到保障，不如总统制稳定，但德国首相默克尔在任期超过十年，德国政府内阁相对稳定这一政治现象却冲击了我们的传统认知。德国实行均衡型的首相制度，首相权力小于实行霸王型首相制的英国，其维持政体稳定基于总理统辖权、部长负责制、内阁共识权、建设性不信任制度四个制度性措施。议会制运行机制千差万别，总体特征还是政党政府，首相权力再大，根基也在政党，准确说是政党在国会中的议员；没有政党作为坚强的后盾，像当今安倍这样的强势首相任期仍无法保证，因此我们不能叫安倍政府，准确说法应该是安倍自民党政府。近年来国内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开始运用量化等前沿方法，忽视了自身的基本学科建设，导致引进不够、自我消化不足的现状，这是需要我们改进的。比较政治学要加强各国比较历史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实现各国案例分析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防止比较政治学一味地由行为主义方法论泛滥和主导。
关于转型政治学，当前政治转型研究过多集中在民主转型，政治制度化层面的研究较薄弱。评价一个国家转型成不成功，不应盲目强调民主转型的形式，而要立足国情选择最适合的转型方式，以达到国家绩效最大化。我们评价政府形式的好坏，大多提民主体制好，威权体制不好，但民主里有人民民主的长处、也有选举民主的弊端；威权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位和历史作用，应该客观、全面的看待。关键看用哪个尺度、指标来衡量。民主转型也可能造成弊端，甚至给国家带来灾难。埃及转型前社会保持有序状态，转型后却陷入内战，导致社会失序，这就得不偿失了。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的转型问题，对于我国自身的政治建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政治学人：最后我们非常想知道，对于政治学专业的同学们，您会推荐哪些专业著作呢？
李老师：古代政治贤人著作基础上，建议认真研读二战以后政治学家们的著作。关于民主与威权的著作：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林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关于政党与政府关系的著作：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布隆代尔《政党与政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关系探析》、《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等。
以上仅供各位先进、同仁、同学参考和批评。谢谢！
本期采编：龙雨葳 ；审校：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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