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专访 | 缅怀“世界体系理论”代表学者沃勒斯坦
本期嘉宾：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国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当代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倡导者。2000年，他以高票当选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成为当今最具创见的科学家之一。其三卷本的鸿篇巨著《现代世界体系》把整个现代世界作为分析单位，考察全球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兴衰变迁及其与世界各国或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积极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前沿领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鞭辟入里地反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的元认识论根源，批判19世纪社会科学兴起以来所依赖的“发展主义”和“进化论”形而上学假设，揭示现代学科建制、专业知识分割体系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关系，为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新的历史视野。
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9岁。政治学人在郭台辉教授的授权和支持下，节选《世界体系分析与历史社会科学——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部分内容，以纪念与缅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自己认为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形成与变迁；二是当今世界结构性危机的构成与后果；三是知识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如何演变成结构性危机。他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学术研讨会，为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探索各种可能性，并诊断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局部性或结构性影响。
本访谈交流的内容集中在他当前高度关注的两个主题，即世界体系分析和历史社会科学。沃勒斯坦对百年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制与发展极为不满，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未来深表堪忧，但对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
郭台辉（左）与沃勒斯坦（右）
元认识论
您的比较是一种客套的溢美之词。当然，我不想讨论这些比较，但可以讲一下你所称我的认识论是元理论这个问题。然而，在开始之前，我先表明，我的研究不叫世界体系理论，而是世界体系分析。我写过一篇很长篇幅的文章专门讨论为何不是一种理论，即“世界体系分析法的发展历程；或者为何不能成为一种理论”。虽然别人称之为一种理论，但我不是。
不错，世界体系分析包括一种元认识论的立场。我一直认为我的研究有三个领域，其一是阐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二是探讨我视之为当今世界的一种结构性危机；其三是我称之为一种知识体系，分析知识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为何如今处于危机中。我认为，认识论议题对于所有的讨论都非常关键。在《世界体系分析》的第一章，我已经解释了处理认识论问题为何很重要。我合作完成的一本书叫做《开放社会科学》，已经翻译成三种中文版本，香港版、北京版和台湾版。我还写过许多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并且现在仍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如今使用的知识结构源于过去几百年的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产物。然而，如今的知识论陷入危机中，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处于危机中，二者是互为因果地关联在一起。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危机在认识论的危机中反映出来。我希望，我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将对学术界的讨论有一定影响。
是的，的确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又不仅限于此。如果你问我“是否同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否定的。卡尔·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存在一个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你可以回去看看他自己写的东西。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之后就是共产主义。有关过渡阶段的所有观点都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发明的，以此作为评判一种既不是共产主义但又是他们所追求的体制。人们都可以创造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至少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不是与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的一种体制。相反，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体制，包括德国阶段存在的真正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和其他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追求一种经济撤退的模式，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中的临时撤退。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经济的体制框架内强化其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以另一种模式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竞争罢了。我的观点是，至少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郭台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正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崛起，但在过去二十年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国内的社会矛盾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呢？
沃勒斯坦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是的，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方面在世界体系中的确已经成功崛起。它不是成功崛起的唯一一个国家，但却是以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现在中国大陆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这并不奇怪啊。因为，就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一样，经济的增长必然同时带来国内的两极分化。当然，这种贫富的两极分化拉大，必然导致很大的社会冲突，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一样的。那么，国内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影响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延续长期有效的、充满智慧的民族政策，其国内的政治矛盾将必然持续。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在民族政策上都是“雅各宾派”，换言之，都是尽力迫使每个国民进入一个单一的政治心理模式，并且通过一个国家政权创立一个单一的民族。当然，几百年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成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继续这样做就将产生负面效果，当今处于全球价值观的转型时代，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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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中国的发展是否以及如何改变当今世界体系的结构呢？
沃勒斯坦这与前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当然，相互之间有所影响。几百年来，美国与西欧都是资本原始积累蓄水池，但如今已经破旧不堪了，几十年来开始出现一个相对衰落的趋势。新蓄水池的兴起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以前出现过很多次，现在正处于再一次出现的时刻。如今，我们提到新兴权力的兴起，尤其是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以及更次一级的南非。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新兴的地区都是以国家集群的形式出现，但并不是唯一的几股力量，因为我们还可以加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其他一些国家。称之为新兴国家，意味着他们实力的增强是运用各种不同的经济增长策略，而且，他们是在美国和西欧并没有明显增长的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这必然改变世界体系的当前地缘政治结构，但并不能根本改变世界体系的深层结构。真正的大问题在于，世界体系处于一个结构性危机中。就像此前多次出现的危机一样，并不在于谁处于这个结构的上层、中层和下层，也不在于哪些国家简单的重新结盟，因为我们无法完成地理学转向的进程。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运转，是因为它能够把剩余价值从诸多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少数几个国家，达到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平衡。那少数几个国家从未出现过结构性问题，充其量只是利润分配的小问题。在这些国家，许多处于上层的人们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如果继续转移有意义的剩余价值，甚至中层的人们也会过得不错。我认为，这些新兴国家并不可能有能力长期维持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相反，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信号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减退。
知识的不确定性
郭台辉：根据您对知识和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反思，我们正处于一个基于知识不确定性的不确定世界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如何才能重建本体论的安全、信任和自信呢？
沃勒斯坦毫无办法！简言之，如今根本就不存在本体论安全、信任和自信的东西。虽然很多学者都在努力构建本体论的安全感，但这都是徒劳，为读者提供一种幻觉和安眠药。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以后也将永远如此。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的状况共处，而不是去如何创造确定性。根本就不存在诸如确定性的东西，未来也不可能存在。在这里，我只要你去参考一下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的著作，他非常详细地解释了确定性为何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冠名是书为“知识的不确定性”。6
郭台辉：您是一位非常罕见的社会科学家，成功构建起自己独特的认识论、宏观分析范式与方法论。对于憧憬未来的年轻一代历史社会科学家而言，如何创建属于自己的理论或方法，您有何建议？或者研究者应该如何推进既有的研究？
沃勒斯坦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的工作中，人们应该做他们自己感到舒坦的东西，不同的人对做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舒坦感受。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所有学者都应该尝试去理解深藏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但紧接着，有些人喜欢关注大问题，有些人喜欢做适中的问题，有些人想关注他们自认为是小的问题。每个人都认真、小心、持久地扎根其中。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研究活动都同样是有用的，只要他们首先看到了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尽可能使自己的研究转化成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总体框架。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制定规则作为他们应该做的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让自己感到舒坦的东西去做。学术界应该让所有学者都感到舒适和满意。所以，我不会把人们往一个方向推进，但我主张，每个学者对自己和别人所研究的东西应该某种理解水平。个人而言，我们似乎一直想追求一副巨大的图画。我可以把这种宏大理想的梦想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时期，所以，我跟随我自己的步伐和道路，而其他人也走他们自己的路。7
这是最有挑战的问题。在知识结构中始终存在两股力量的斗争，一些人想维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种文化分离的观念，一些人要求克服认识论的人为分割。在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范式中，我们也正在进行这样一场斗争。有些人想朝一个方向拉大分化的距离，另一些人想朝另一个方向推进整合。我称之为“达沃斯精神”（the spirit of Davos）与“阿雷格里精神”（the spirit of PortoAlegre）两股力量的较量。但是你也可以给它们取你喜欢的名字。我无法预测这两股力量谁可以占上风，或者在知识结构的哪股力量，还是另一种整体结构体系的力量。实际上两股力量是彼此关联的。解决其中一种力量的问题就需要解决另一种力量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努力推销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这就是我现在所能做的。
原文采访：郭台辉 本期编辑：徐佳怡
审 核：大 兰
来源：《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第一篇《世界体系分析与历史社会科学——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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