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与悟道|政治学人专访札记（二）

为更好的推介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他们从事学术研究背后的酸甜苦辣、心得与体会，2016年政治学人平台首创学人专访部门，推出学人专访栏目，推介一批优秀政治学者，以崭新的视角切入政治学研究。

        2016年8月，政治学人平台推出了第一篇原创专访文章——《反思政治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 对话武汉大学刘伟教授》。

        截至2019年6月，学人专访栏目已推出共计28篇专访，仅在政治学人平台便已经获得约20万+阅读量，专访推出后被其他媒体和公众号相继转载，影响力持续扩大。

本次政治学人专访札记以“识道、拾道、思道、悟道与释道”为主题，共分为三期，我们提炼出历次“学人专访”国内外政治学学者关于政治学研习的心得与建议，听诸位老师畅谈研究基础，在磨砺学术思维、探寻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感悟学人情怀，勇担学科使命。

 在第一期识道与拾道 | 政治学人专访札记（一）初探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了解了如何建构和夯实学术研究的基础，如何从经典中汲取灵感与力量等内容。

本篇为深入探索政治学研究，如何为政治学研究增加思想厚度，如何把握和选择学术研究方法，我们一同来细细品味。    

01

政治学人思道——

心中有丘壑，磨砺新思维

对于“我应该如何思考”的思考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向来认为所谓学习方法的借鉴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的文章通常以“问题”为切入点，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吸引了我，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子里，甚至让我寝食难眠。为了解除困惑我会去读相关的文献，但最终的思路则往往来自于灵光一现，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顿悟”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会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理性，做哲学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讲道理。政治哲学不需要过多的文采，伟大哲学家的著作大多很枯燥，其魅力在于理性的力量而不在于绚丽的辞藻。在进行哲学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把讲清楚、合逻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为了主题的宏大、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等等不相干的考虑而浪费笔墨，把读者绕道云里雾里，以显示自己的深刻。这一点与许多文科生的写作方式是相悖的。

寻求逻辑，独立思考——包刚升

多元思维——也可以叫做批判性思维。它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学生学会不盲从、不迷信，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多元思考。同一个事情、同一个议题，他应该能够进行正方与反方这种辩驳式的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们需要养成这样一种思考能力——每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相信某种所谓主流的观点，某种所谓权威的观点，或者某种多数大众更乐意接受的观点，而是我们能不能按照这个问题本身的事实和逻辑，去进行独立地思考与判断。

因果思维——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寻求政治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提供基于因果关系的解释。其实，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不在于提出语出惊人的新观点，而在于严谨地论证一种观点。这个论证，就是寻求事物之间相对比较确定的一种因果联系。

战略思维——政治学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重大问题。如果读政治史，你就更会发现，政治学常常涉及到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身处其中的政治家、政治精英们是如何做选择的。这里的选择，其实就是重大问题上的取舍，就是处理优先次序的问题。

“最强大脑”的精要不在于让自己变成百科全书，更重要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寻找清晰的因果关系，把握背后重要的机理。那么，比较直接的做法就是“读为什么”，“问为什么”，“写为什么”。通过阅读“为什么”的论著，你会领略他们的推理过程，乃至挑战你的思维极限；通过问“为什么”，你会给自己制造难题，让自己带着问题思考；通过“写为什么”，你会解答这些疑惑，锻炼自己的思维。当然，这些“为什么”，都需要有一根拐杖辅助，这根拐杖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政治学正在经历一个由大到强的转变，能否顺利实现转变，关键在于青年政治学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青年政治学人受到系统的政治学训练，有良好的学科基础。但一利必有一弊。过于专业化、规范化，很容易将自己的思维锁定在既定的框架内，将既有的学说视之为唯一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人很年轻，但思维已老了；有的人已老了，但思维还年轻。无论什么人都需要解放思想，从一切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想象力。想象不是乱想，更要通过扎实的论据加以证明。政治学既是理论学科，又是经验学科。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容易流于空谈；没有足够的理论概括力，只是一堆毫无关联的事实经验。

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有超越时空的普遍公理。即使我们最有中国特色，也要遵循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都会面临具体的政治问题，从而需要相应的政治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范式，因此每个国家的政治理论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应该将译介国外理论与本土化研究截然对立起来，也不应该偏执一端否定另一端。应当将政治科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政治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早在2000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的特殊土壤之中，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学作一门科学，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性公理，离开这些公理，就无所谓政治科学。所以，我国的政治学不应脱离国际政治学，而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20来年前说的这段话，依然是我现在对待政治学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些阶级、有些民族“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尽管我们的认知方式并不一样，但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时，往往不敢表达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害怕说错，被人耻笑，宁愿附和别人已经表达的看法。所以，迈出第一步其实是最难的。当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看法是独特的，而且还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在整体上，中国是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才迈出了这一步，而且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敢迈出这一步。就“势”而言，很多人还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认知方式，自己的认知水平比别人低得多，没有独特性，很多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意识到中国与外国的认知方式不一样，运用中国不同的认知方式看世界，形成独特的看法并表达出来，哪怕不成体系，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已经是中国学派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看起来哪怕非常幼稚，歪歪扭扭不太稳定，但迈出第一步就像小孩子蹒跚学步一样，是最关键的，有了第一步，往后会更容易一点。

在中国做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不容易，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千差万别，想要科学地比较谈何容易。政治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很大一部分要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比较政治学关注其它国家，在根本上还是要回答中国问题，所以很自然拿中国与其它国家比较。这跟托克维尔在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下意识要对比法国政治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就我所知，目前这种情况也在不断改变，许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新秀学者，都有着自己专注的研究区域，比如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我看他们的研究也没有特别去拿中国进行比较。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觉得要敢于开拓自己的领域，现在全世界对中国都很重要，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利益，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比较政治学也是将来国家亟待发展的学科，眼光不要只盯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02

政治学人悟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想说的是，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方法。定性也好，定量也好，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国内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避免伪定性研究和劣质的量化研究。

同时，在选择研究方法时，我觉得三个因素最重要：一个是你的研究对象的性质，一个是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还有一个是研究者的偏好。

研究者自己喜欢什么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喜欢的话会做起来会比较轻松，也容易有灵感。

我以为研究方法是“有法而无法”。

一是“有法”，研究是有方法的。方法是工具，只有好的工具才能产生好的结果，要避免方法虚无主义。

二是“法无定法”，方法服从研究目的。政治现象纷繁复杂，“方法工具箱”里应该有多种方法才能更好从多个面向去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如社会学的问卷方法、人类学的扎根调查方法都有助于政治学研究。

三是避免“方法异化”。方法再好终究只是工具，工具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服从于人的需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追求诸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性，过分看重方法，甚至陷入为了方法而方法的“方法异化”。记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到我们学校讲学，黑板上几乎全部是数字符号公式，让人不得要领。当下，中国的政治学也有这样的倾向，过度关注大数据，而缺乏问题感。

对于学术研究来讲，首先是有个好问题，然后有个好方法，最后有个好观点。

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同时面临理论训练不足和方法论训练滞后这两个突出问题。因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反思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政治学专业学习而言，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政治学基础理论是学习者形成有关政治学专业的问题意识、脉络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关键。通过政治学基础理论学习，学习者了解政治学研究哪些问题，每个问题有哪些重要的学者参与了讨论，形成了哪些有原创性的思想，针对不同的问题，用哪些方法来研究。

提高学术能力，无非是两个要素：理论与经验。但两个都要严格训练，愿意花时间、用笨功夫就特别重要。吕德文团队的训练是硕士生读书（基础理论）、博士生调研、博士毕业后专业化训练（如果博士训练时间长，可以提前到博士阶段），三个阶段的训练缺一不可。这样说来，快速提高学术能力其实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靠的，哪怕是很早就发表了好文章，如无扎实的基础训练，那也不是研究能力所致，只是运气好而已。至少我和我的学术集体的学术训练是靠“笨功夫”进行的。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规律，算是给有学术兴趣的同学们提供一个参考吧。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两种基本分析途径，它们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定性研究基于价值理性之上，有助于发现政治现象的本质，倡导和引领民主进步的政治价值；而定量研究则基于工具理性之上，有助于发现政治过程的规律和趋势，提升政治学的科学化水平。在对待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吸取“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论的教训，正确看待两者的关系，既不能以定性取代定量，也不能以定量替代定性。正像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两者都不可或缺一样，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政治学研究也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颇。

在方法论上，我一贯主张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适合的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重要。中国学派是否会在逐步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同时，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可能并不重要。方法可以借鉴别人的，只是当你有特殊的需要，觉得借来的方法不适用，才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领域也许并不一样，动画片领域与国际关系领域不一样，国际关系领域跟政治学领域不一样，所以方法是次要问题。如果在没有解决概念问题、理论问题时，就着急去找独特的方法，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学习“根本”，事半功倍

学习方法论的时序大致应该从社会科学哲学入手，了解每种研究方法背后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再到具体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而我们多数人的学习则完全忽略了对方法论背后潜在哲学导向的了解，将重心完全放在统计软件或某一具体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而忽视了其背后所依赖的方法论哲学，此外，在学生时代时机成熟的时候参加一些“合适”的学术会议，也是学习方法论的好法子。

知其所以然，明其优劣处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当然最好，但这似乎对于相当一部分使用定量方法的同学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尽管如此，我觉得有两点还是至关重要的：其一，除了了解之前所说的量化研究方法背后的哲学世界观外，至少得了解具体某种方法或模型设定背后的潜在假设，或者说在哪些情况下使用是合适的；其二，注意每一种方法的效用边界，换言之，不仅要了解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什么，更要了解它难以做什么。推荐：李连江老师《戏说统计》。新方法，精研究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计算能力、数据库建设、统计方法与软件等的发展与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确逐渐进入跨学科整合与多元方法研究的新阶段。如混合方法研究、实验方法研究等。无论是混合方法研究还是实验法，它们的目的都是明确的：更有说服力的证实潜在的因果关系，并努力挖掘其中的机制。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而言，这些方法或研究设计的确可以拓展我们研究的边界，毕竟“技多不压身”。

比较政治需要在比较中完成两大使命。首先，在比较中互相竞争，大家要对国与国之间的现代竞争心怀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发达国家来说，不应只是以优势心理来面对自己的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是在比较中越来越没自信而自我摧毁。因此，要有一种寻找共同典范的努力，这是一大使命。其次，无论是在优势立场，还是弱势立场，比较者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完善自我。比较政治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开拓人们的视野、提升人们的眼界、丰富研究的论题、提升学术的品质，在比较中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更为理性的眼光和更为妥帖的结论。

此外，比较政治研究有助于勾画出人类进步的总体政治蓝图。这种总体图景能够诱导人们在深怀政治期望向前努力迈进时，不走或者少走弯路，不付或者少付代价，逼近一种相对规范的现代政治的总体状态。因此，勾画这种总体的政治蓝图就变得十分重要。比较政治研究较为充分体现出政治研究的实践品格，促使人类在政治实践中提炼合意的政治蓝图。其他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就显得稍欠，不太足以告诉人们在政治生活的总体规划中究竟应当避免哪些陷阱，如何以更小的代价逼近更为满意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政治学其他领域所能替代的。

下期预告

如何进一步加深对学科的思考，如何领悟学科的丰富内涵？如何在浩瀚的学术资料中一击即中？第三期我们将对学者推荐书单进行整理，更多学者研究心得，请继续关注政治学人专访札记。

本期采编：徐红洪 刘洋 罗萍  晏梓 

初审：徐佳怡            终审：张    兰

注释：因篇幅有限，部分学者观点呈现有所缩略，全文请点击题目跳转查看，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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