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要立足于古今中西的大视野 ——对话同济大学政治学系孙磊教授
本期嘉宾·孙磊
孙磊，1978年生，山东枣庄人，复旦大学法学博士，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儒家政治哲学，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等。近年研究兴趣在于儒家治道传统的现代转化。著有《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史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自然与礼法：古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行动、伦理与公共空间：汉娜. 阿伦特的交往政治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德文 Handeln, Urteilskraft und republikanische Politik：Überlegungen zu Hannah Arendts kommunikativer politischerPhilosophie, Verlag Dr. Kovac, Hamburg, 2010。译著《人文学习之声——迈克尔﹒欧克肖特论教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项目，发表论文数篇。
当前，中国政治学界中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对立亦愈演愈烈，为什么说中国“经史合参”的政治学传统不失为化解这种矛盾的利器？“研读经典，读圣贤书”这一最古老的自由教育传统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有何重大意义？为什么政治学研究要立足于古今中西的大视野？本期政治学人专访同济大学孙磊教授，希望能使读者从中获得新的思考。
政治学人：孙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注意到您的研究方向一直聚焦于政治哲学，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对这一领域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此外，我们还了解到您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求学经历非常丰富，求学阶段是否有一些老师影响了您？我们非常期待您能与我们分享。
我最先在华东师范大学法律政治系就读本科，那个阶段就开始喜欢哲学，不过只是旁听了哲学系的一些课程。真正对政治哲学感兴趣，则是在复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当时我的硕士导师洪涛教授开设了一年的《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读》，在这门课上我通过对一本本著作的研读，进入了政治哲学的世界。记得当时很多书都晦涩深奥，初学者理解比较浅，但每当产生新的想法、有自己的新体会，就会特别高兴。除此之外，我还听了复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的很多课，张老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他开设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原著精读，我后来选择去德国读书，也是受张老师的影响。复旦的读书氛围至今仍让我怀念，我当时参加过两个读书小组，一个读西学，读施特劳斯的《论僭政》的原著，当时政治哲学界刚刚出现施特劳斯热，我们的老师也深受影响；另一个读中学，读《论语》和《左传》。后来我去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仍然坚持读书，这个习惯是在复旦养成的。那段时间读德文书，学古希腊文之余，还会读《左传》，我们在慕尼黑的中国留学生有个《左传》读书小组。当然，术业有专攻，在德国读书学业压力很大，我的导师Henning Ottmann教授是德国黑格尔与尼采政治哲学的研究专家，是非常典型的勤奋严谨的德国学者，当时正在撰写六卷本的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我的博士论文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得到了Ottmann教授的悉心指导。
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在每个阶段都受到不同恩师的指点，但所有老师共同的教导就是读书，尤其是研读经典。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博士后，就是这么读书读过来的。因此我当老师以后，也像我的老师当年一样，继续教我的学生研读经典。我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学习离不开与经典大师的对话，读书是一种生活模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变革，以政治哲学为业的人总会恪守最古老的自由教育传统——研读经典，读圣贤书。
政治学人：在您的相关著述中，我们发现您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为西方共和主义代表人物的阿伦特上，其无疑在学界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选择阿伦特做研究的原因吗？
我选择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源于我进入政治哲学世界的初心。硕士期间，读阿伦特的《人的条件》，颇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在导师的指导下，我试着去翻译《过去与未来之间》中的几篇，立即被阿伦特所描述的古希腊罗马世界深深吸引。当读到《论革命》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决定将此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与阿伦特的机缘就在于——她点亮了我心中对理想共同体的憧憬，使我身处在日益剧烈的现代性危机中，能重新思考政治存在的意义。我所理解的阿伦特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捍卫者，与剑桥学派的公民共和主义有很大差异。国内学界对阿伦特的解读过于偏向当代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理路，忽视了阿伦特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总之，对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研究是我进入政治哲学研究的开端，也体现了我寻求理想共同体的初心。
政治学人：在后来的研究中，您又从阿伦特这一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家，转到了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对于一般的研究者而言，从现代转到古典是颇为不易的，是什么促使了您发生这样的转向？您选择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动力何在？
孙磊其实对我而言，从阿伦特转入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阿伦特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她给我打开了通向西方古典思想的大门。我最初是通过阿伦特、海德格尔进入古希腊的思想世界。当然，影响我转入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人物是施特劳斯，尤其是国内刘小枫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我一直在思考施特劳斯“古今之争”的问题，我的书《自然与礼法：古希腊政治哲学研究》就是在与施特劳斯对话。研究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政治文明，理解其古今之间的变易与不变。我希望中国未来的政治哲学研究，应更重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早期现代政治思想的形成。这有助于我们突破从现代启蒙哲学传统与现代自由民主的基本视阈理解西方，以及以此来评判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价值。
政治学人：您最初的研究都聚焦在西方政治哲学方面，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逐渐转向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您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在一般人眼里，从西方政治哲学跨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是让人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非常矛盾的，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转变？您的近些研究多次强调儒家治道，在您看来其意义何在？
孙磊我的学术研究的变化是跟随我的问题与思想而变化的，从来没有固守在某个地方。当然这种“随性”也会造成很大弊病：每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够深入，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此处，我奉劝大家，初学入门的学子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每个人的学术研究应有自己的风格，最终是要解决自己的困惑。在研究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时，我在思考，如何能像施特劳斯一样，激活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传统。古希腊与中国先秦固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更存在许多文化本身的差异。更能够影响当今中国人深层次政治观念的仍然是中国政治思想传统。比如古希腊思想家所重视的高贵的灵魂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更重视有教无类，修德以取位。又如儒家政治传统中的公与私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城邦与家政那样截然分明，由此儒家政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各个领域都蕴含公共的德行。当我最初研读儒家政治哲学时，我非常不适应，因为我无法像研究西方政治哲学一样研读儒家。我所受过的学术训练，都无法在儒家著作中寻找到明确的概念与逻辑体系。儒家政治思想传统是“经史合参”，从来没有独立的哲学。近年来我尝试给研究生开设《儒家政治哲学专题研究》，通过教学研讨逐步理解儒家政治思想传统，每个专题都讨论儒家传统如何回应现代问题，如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法治，现代治理，现代民族国家等。我所强调的儒家治道指道统与治统的有效结合，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先秦与两汉时期。以上这些想法都不成熟，需要深入研究。总之，从西学转入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对我而言，也是极大的挑战，其难度远远超过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转向。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愿以孔子为圣贤师，愿为儒家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与政治中的传播与践行贡献微薄之力。
政治学人：当前，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与量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不少主流期刊也较为偏爱上述文章，您如何看待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之争？是否可以谈谈您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导向的认识？
孙磊目前，社会科学实证化的程度越来越加剧，政治学也在所难免。我认为，实证研究与注重调查研究的实践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对150多个城邦的调查研究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绝不是价值中立的经验政治学，而是有很强价值关怀的伦理政治学。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源于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其注重经验研究的背后，非常排斥伦理的价值关怀。受此影响的现代政治学日益走向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不关心人的教化与人的幸福。另一方面，看似中立的实证研究其实背后体现的是某种流俗的意识形态，比如王绍光指出，西方治理的实证研究背后掩藏着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当下，西方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对立在中国政治学界也已出现。我认为要化解这种对立，应该诉诸于中国“经史合参”的政治学传统。中国政治学确实注重经世致用，但这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治统”秉承“道统”，“道统”监督与教化“治统”的“治道实践”。因此，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学在消化吸收西方政治理论，建构自主性的中国政治学时，应更重视对中国自身政治传统的深入研究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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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目前正是很多高校本科一年级学生的专业分流之际，前段时间高考填报志愿也刚刚结束。很多学生对政治学存在误区，认为政治学就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如何“做官”的学问，并且很多人最终之所以和政治学失之交臂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就业。您认为如果未来选择政治学专业就读，就业中有哪些专业优势？就业前景如何？以您任教的同济大学政治学系而言，您觉得它的特色是什么？对学生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孙磊政治学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非常古老而有深度的学问，学生选择这个专业，可以从事治国理政、行政人事企事业管理、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工作，也可以继续选择在国内外深造，前景是很好的，只是家长和学生可能对此不太了解。同济大学政治学系的特色是比较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一方面给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开设大量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课程，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另一方面注重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构成的多层治理比较研究，拓宽比较政治的研究视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这样能使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深厚，同时又具有对社会强烈的关怀和使命感，以及经世致用的德行与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欢迎更多有志于此道的青年学子选择报考政治学专业。
政治学人：您强调政治学研究要立足于古今中西的视野，这是您自己学术研究的个人体验吗？对于初入政治学大门的年轻学子，您有哪些学习建议？
孙磊我强调政治学研究要立足于古今中西的视野，确实是我自己学术研究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是我个人非常不成熟的冒险与尝试，但这又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许多学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实践这种视野的转变，有人从现代转入古典研究，有人从西学转入中学研究。每个人都不是盲目的，都有自己思考的问题。中国自主性政治学的建构离不开与西方的对话，这一点是政治学界的已有共识，但与中国自身政治传统的深刻对话，却不受重视。目前政治学界更多还是秉承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批判传统以更好地拥抱现代价值。这些都没有把传统理解为中国人生命的文明密码，没有去探寻中华政治文明的根本基因，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对于初入政治学大门的年轻学子，我的建议是多读书，读经典。尤其是在当下政治学专业学习仍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导的情况下，理解中华政治文明的传统迫在眉睫。建议学生精读《四书》，阅读《史记》，或阅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从而体会儒家政治“经史合参”的政治传统。
本期采访：峰 哥 本期编辑：龙雨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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