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观察 | 张飞岸：如何让幸福来敲门？
政治学人·学术观察
张飞岸，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文章20余篇。
编者按：本期张飞岸老师结合当下社会现实，尝试通俗、风趣而又深刻地解释马克思“异化”、“物化”等概念，并基于此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深入准确的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观点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必修课，而高深的理论如果能够从生活处谈起，又能最终改变我们的幸福观，这无疑是另一种收获。
我曾听一个大款朋友谈论他太太指责他买了个小米牌的登机箱，调侃他说：“我只要不管你，你就会买掉身价的东西，你为何不买日默瓦的登机箱呢”？朋友说，他觉得日默瓦不实用，因为外面没有前开盖。朋友太太说：“你用什么东西是你身份的象征，实用能值几个钱”？
朋友太太代表了我们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在这些人眼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背的包、他开的车、他住的房子。所以，我们会看到满大街的姑娘背的都是LV的包，会看到有人会为了买个iphone手机卖掉自己的肾，更极端的，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肉体、灵魂和爱情，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恰巧看到娱乐新闻里报道说：吴佩慈晒微博表示，她已经到了肚皮比脸重要的时候了，因为她准备生第四个孩子，尽管她孩子的爸爸仍然拒绝跟她结婚。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因为孩子能换来男人的钱，钱可以用来买各种奢侈品，于是，我们看到吴佩慈在微博晒闺蜜聚会图片晒的并不是人像，而是彼此背的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把品牌看得如此重要？这背后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在人类基本物质需求已经满足的今天，商家如何能不断调动人的消费欲望，把一代代的新产品卖出去呢？这就要制造消费！消费如何制造出来？首先要把人变成消费动物。于是，娱乐圈、商圈、广告圈、媒体圈齐上阵，以时尚和品牌为名不断地打造你的价值观、你的审美意识，用广告制造你的自卑感，人越自卑就越找不到自我，越找不到自我就越是按照商家给你设定的人生路径不断地攀登物质高峰。
可惜，这座高峰以欲望为指向，永远看不到终点，因此，也永远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人，就在物欲横流中陷入了终极的不幸。因为，当幸福是某种外在指标时，人的幸福是不自主的，只有向内寻找幸福感，幸福才具有稳定性。以功利主义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也只有向内在寻找幸福感，幸福才具有扩散性和普世性。因为，外在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攀比心理上的幸福感，在本质上，一个人的幸福是以他人的不幸为前提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每个人都背得起爱马仕，爱马仕能带给人的外在幸福感就消失了，爱马仕要想生存，就要以大部分人背不起为前提。品牌商的营销理念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每个人都想让幸福来敲门，关于幸福的课题一直以来也备受关注。我在上大学时读过赵汀阳教授的《论可能生活》，他以哲学家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财富、物质和所谓的知识，还产生了结构严密的各种制度，宣布了更多权利和自由，可为什么就是不能增进幸福？赵汀阳认为：“财富、技术、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错误的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在他看来，幸福和命运是哲学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两个问题垫底，其他问题，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分析的还是解释的，建构的还是解构的，制度的还是文化的，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命运危机和人的幸福危机。
关于幸福危机，朋友圈多年来一直疯传一篇文章，文中说，为了破译人的幸福密码，1988年4月，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霍华德金森将《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他向市民随机派发了一万份问卷。问卷中，有详细的个人资料，还有五个选项：A、非常幸福 B、幸福 C、一般 D、痛苦 E、非常痛苦。历时两个多月的调研，他最终收回了五千二百余张有效问卷。经过统计，在5200多人中仅仅有121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然后，霍华德金森对这121人做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他发现，这121人当中有50人是这座城市的成功人士，他们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事业的成功。而另外71人，有的是普通家庭主妇，有的是卖菜的农民，有的是公司小职员，还有的甚至是领取救济金的流浪汉。这些职业平凡生涯黯淡的人，为什么也会拥有如此高的幸福感呢？通过与这些人的多次接触交流，霍华德金森发现，这些人虽然职业多样性格迥然，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对物质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平淡自守，安贫乐道，很能享受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这样的调查结果让霍华德金森很受启发。于是，他的论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一种是澹泊宁静的平凡人，一种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如果你是平凡人，你可以通过修炼内心、减少欲望来获得幸福。如果你是杰出者，你可以通过进取拼搏，获得事业的成功，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毕业后，霍华德金森留校任教。2009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翻出了当年的那篇毕业论文。他很好奇，当年那121名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的幸福感还像当年那么强烈吗？他把那121人的联系方式又找了出来，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对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年那71名平凡者，除了两人去世以外，这些年来，这69人的生活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们有的已经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有的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也有的人由于疾病和意外，生活十分拮据。），但是他们的选项都没变，仍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而那50名成功者的选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有9人事业一帆风顺，仍然坚持的当年的选择——非常幸福。23人选择了“一般”。有16人因为事业受挫，或破产或降职，选择了“痛苦”。另有2人选择了“非常痛苦”。看着这样的调查结果，霍华德金森进行了反思，以《幸福的密码》为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霍华德金森详细叙述了这两次问卷调查的过程与结果。论文结尾，他总结说：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霍华德金森教授是否真有此人、真有此事，我们不必纠结，只是，“持久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宁静”这种一半真理一半鸡汤的结论在今天这个鸡汤泛滥成灾的时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们随便上上网、翻翻报纸，就能看到关于极简生活、自在人生的各种规劝。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意识到了被名利所累，即使我们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关注内心、追求幸福的人，我们仍难逃脱被物质引导、被商业利用、被幸福遗弃的命运。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预告了这个难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是大师级的学者，尽管青年时期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始终没变，但他并不会满足于在个体调研基础上的鸡汤结论，他既要探寻导致人类不幸的原因，也要追究制造人类不幸的罪魁。
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阻止人类追求幸福的罪魁是资本，因为资本把营利作为终极目的，它必然不能把人当做人，而是把人当做资本增值的工具。并且，人被动做工具是不安全的，还要成为自主、自觉的工具。所谓自主、自觉的工具，就是像李宗盛的歌里唱的“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人搞丢了自己，自然无从听到灵魂的召唤，只有外在的驱壳不断地驱使你成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和商品拜物教的奴隶。这个搞丢自我，自觉做包奴、车奴、钱奴的过程，被马克思称作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就是指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奴役主体的现象。比如，包本来是人生产出来服务于人的，可为了追求名牌包，我们反过来却被包所奴役。尽管从初中到大学的马原教材中鲜有提及异化这个概念，然而，人类要想让幸福来敲门，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最大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错把自我作为实现他人或者社会强加给我们需求的工具。
异化这个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最早的时候，奥古斯丁曾用异化描述人与神、人性与神性相互转换的关系。其中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基督为了拯救人降临人间，由于顾全人性而使自己取得了肉体化的人形，这导致了基督神性的丧失；然后，信奉了基督的教徒虽不是神，但通过虔诚的信仰和遵从戒律，可以使自己脱离肉体的束缚，升华到与神一体的境界。在奥古斯丁之后，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使用过异化这个词，但是马克思使用这个词最主要是受到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费希特的影响。其中，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最形象、最好理解。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源自对宗教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不是像《圣经》所说的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创造了上帝却对上帝顶礼膜拜，上帝的存在就是人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从宗教异化入手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人的全方位异化，提出了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物化等异化现象。所有这些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都是由资本性压迫人性造成的。
异化劳动是相对于自觉劳动而言的。自觉劳动指的是人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而异化劳动指的是人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工作。自觉劳动的过程是很快乐的。比如女孩子烘焙、插花、整理房间，画家创作一幅画，作家写作一本书，设计师设计一幅图纸，只要是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无论多苦多累，我们都不会觉得厌烦，这种劳动能带给人过程的幸福感和结果的成就感。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但是异化劳动不一样。异化劳动是我们为了谋生、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不得不从事的劳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本身不是目的，劳动的结果也不是目的，通过劳动赚的钱才是目的，正是因为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成了赚钱的工具，所以劳动对劳动者而言便失去了自觉劳动中的乐趣，劳动被异化了。马克思说：“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作是最典型的异化劳动，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它的交换价值相分离，这种分离状况加剧了劳动异化的感受，使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劳动比前资本主义时代更普遍、更难以克服。举个简单的例子：所谓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相分离，就是说劳动者是用别人的工具为别人劳动，就像一个很喜欢做饭的人去大饭店做了厨师，做好了饭自己不能吃，这种做饭的感受肯定不如给自己家孩子做饭那么欢喜愉悦；所谓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它的交换价值相分离，就像香奈儿服装车间的劳工生产衣服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有衣服穿，而是为了把衣服卖出去为老板赚钱，即使你通过为老板生产衣服拿到了工资，但你肯定不会因此喜欢做衣服的过程，因为做衣服只是你为了赚钱而不得不干的倒霉事，何况你在做衣服的同时还忍受了老板的剥削，你拿到的工资抵不上你做的那件衣服钱。
异化劳动充斥着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生活，使人的幸福感降低，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不是异化劳动，而是人因为深陷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而主动选择异化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异化不仅体现为劳动异化，还有资本逻辑对人的物化。被动的异化劳动是指我必须从事一件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如果不做我就饿死了。主动的异化劳动是指我明明喜欢哲学却从事了金融，不是因为从事哲学会饿死，而是因为从事金融能赚更多的钱，我愿意一边赚钱一边忍受赚钱的痛苦。
物化在马克思那里指的是由商品拜物教产生的一种现象。物化的具体表现方式是物的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人与物主客体的颠倒表现为人明明是物的创造者，却反过来被物所奴役，人不再是人，而变成了他的车、他的包、他的房。物化现象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可谓无所不在、登峰造极。可以说，在今天几乎没有不被物化的人，只是不同的人物化的程度有差别。正是因为人被物化了，人的价值才不体现为他本身，而体现为他穿的衣服、他开的车。物化的产生，跟资本主义形成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可能也会去占有物，有钱的人去买个古董、当官的去收藏个字画。但那个时候，人的价值，或者说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体现为他拥有的这些古董和字画，也不体现为他拥有多少财富，而体现为他的血统或者他的身份。身份和血统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钱也不是拥有身份和血统的人生活的目的。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的有钱人和今天的有钱人就很不一样，古代的有钱人在一起是把酒临风、吟诗作赋，他们收藏字画因为自己懂字画、爱字画，他们向人展示自己的收藏是向人显示自己是个有品位、有贵族范儿的人。今天的有钱人在一起谈的主要是怎么赚钱，买什么牌子的衣服、什么牌子的车。今天有钱人也收藏字画，但是大部分人收藏字画不是因为懂字画，而是因为这些字画有收藏价值，可以证明他们有钱。正是因为这个差异，所以我们古代有个词叫附庸风雅，却没有个词叫附庸品牌。
马克思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些差异，所以他认为物化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特殊现象，要想弄清楚这一现象的本质，必须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与物的异化关系体现的是资本的增值逻辑，而要改变人与物的关系，不能仅寄希望于改变人的价值观，倡导极简生活和回归自我，还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给人创造的交往环境，把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因为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幸福在现代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人们选择何种价值观受限制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所以，17岁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霍华德金森教授那样直接去研究人的幸福，写一本《幸福论》，反而去研究了资本，写了一本《资本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讨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马克思说，商品看上去很平凡，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又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商品谜一般的神秘性质并不来自于作为它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于作为它社会属性的交换价值。“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导致的结果是，物与物之间的虚幻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而商品拜物教还有个衍生物——货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比起商品拜物教来显得更为抽象也更为强烈。因为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而拥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却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物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主体性丧失的核心原因，就是万物的商品化。赵汀阳教授的疑问因此也得以揭开。为何现代社会缔造了大量的财富、技术、知识，产生了结构严密的各种制度，宣布了更多权利和自由，却没有能够增进幸福？因为现代性的本质特性并不是理性、自由性、民主性，这些仅仅是表象，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是资本性。现代人生活在资本的逻辑结构中，资本的逻辑并没有把人当做人，而是当做利润增值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时代看到大量的鸡汤文章规劝你过极简生活，追求幸福人生，但这些文章的写作动机却是为了增加转发量，打造知名度，最终变现为财富。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必然成为物和金钱的奴隶，因为资本主义评价人的标准不是你有没有幸福，而是你有没有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卡耐基说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意味着，当一个社会认可财富，并以拥有财富的多少去评价一个人时，只有极度自信和自主的人才能超脱于社会评价之外，去做一个以追求幸福为己任的人。
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们把钱看得高于一切，必然会与幸福渐行渐远。因为钱是一个对比性存在，它永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终点，只会把人带入无穷无尽的攀比和竞争，缔造他人即地狱的疏离感。在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世界里没有终极幸福者可言，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家也是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的受害者，因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本性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受资本本性的驱使。不信，我们可以把一个天才哲学家放在李嘉诚的位置，除非他放弃这一位置，否则，他绝对要蜕变成一个以赚钱为目标的人。
我从小就听过一个非常有哲理的故事。一个富人家庭与穷人家庭一墙之隔，富人家庭总是愁云惨淡，穷人家里总是欢声笑语。富人嫉妒穷人的欢笑，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扔了一代金币过去，从此穷人家陷入无尽的争吵，吵着如何投资，吵着如何保值，吵着如何分配。正因为幸福不是由资产来决定的。所以，以实现人类幸福为己任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是为了把资产者变成无产者，让他为剥削付出代价，也不是为了把无产者变成资产者，让他感受钱与幸福的不相关，而是为了让资产者和无产者都清醒意识到资本主义带给人类的不幸宿命，让人们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里有机会自主选择自认为幸福的生活。
至于什么是幸福？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希望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设想，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可以摆脱异化劳动，你可以上午钓鱼、下午听音乐、晚上从事批判工作，这样，劳动就成为了人的第一需要，成了一件幸福的事情。不要说这样的设想遥不可及，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人带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如果人们拒绝反思资本主义制度，那人工智能做到极致，也不会用来解放人，反而成为新的为资本创造利润的工具。更可怕的是，人工智能人的泛滥可能把人完全变成废物，未来的世界，会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预言的那样：“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总是强调，共产主义的出现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过去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马克思的意思，也许未来，人类转变思维，可能会迎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伯恩斯坦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不仅是个生产力问题，还是个伦理问题。要改造资本主义，不仅要回到马克思，还有回到康德。资本主义最大的不道德也许并不在于剥削，而在于虽然高举人权的旗帜，却从来没有真正把人当做人。资本时代的问题不在于不让人自主追求幸福，而在于忙碌的人在物化的状态中根本无暇关注幸福这一带有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资本对人的奴役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韦伯说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全面压制。幸福是过程不是结果，如果我们一边忍受痛苦，一边自以为在追求一个幸福的结果，那我们事实上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不是幸福，是社会认可不是自我认可，当我们赢得一切社会强加给我们的需求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唯一输掉的就是自我，唯一失去的就是幸福。
如何让幸福来敲门？马克思的答案是，这不是一个私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在一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马克思不会去规劝没钱的人淡泊名利，为了幸福向雷锋同志学习，也不会去称赞有钱的人吃饱了撑得学道家辟谷是高雅。马克思从来不抽象谈论道德、操守、极简那一套。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不幸福，那一定是社会病了，要改变这个让人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如何改变？马克思笃定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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