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文明与东西方政治实践——对话复旦大学王正绪教授

本期嘉宾·王正绪

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英文双语学术期刊杂志《视界》（Perspectives）联合主编，现兼任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今日亚洲”系列图书编辑顾问，亚洲公共舆论研究期刊（Asian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创始编委，亚洲比较政治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创始编委。主要从事比较政治、政治观念等研究领域。在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Contemporary Politics、The China Journal、《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学评论》、《社会科学前沿》、《开放时代》等国内外期刊发表40余篇论文。
编者按目前，政治科学研究依然由西方主导，主要强调自由民主的框架。然而放眼世界，“民主-专制”的二分法思维模式早已无法解释不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和趋势。从政治文化的中西比较视角来看，中西方政治学研究在方法、政治观念、人才培养等方面究竟有何不同？东方儒家文化究竟何去何从？本期学人专访对话复旦大学王正绪教授，希望通过中西政治学研究对比的视角，透视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实践。1

政治学人：王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的访谈！我们注意到您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学院，2005年获得了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育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尔后一直从事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请问是什么契机和原因使您转入了政治学的研究呢？

王正绪感谢政治学人平台的邀请进行线下访谈。我的经历受到了时代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学从50年代开始，专业性特征就很明确。教育部每年确定哪个大学开设什么专业、招多少人，这是很固定的。中国的本科大学受到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在当时的资源配置模式下留给个人选择专业的空间比较少。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很多是关于陈景润、居里夫人、詹天佑等内容的，周围的人大多热衷于报考理工科。在我们中学，往届考前几名的基本上报的都是理工科的顶级高校。对我自己来说，我当时一方面不太想去上那些专业，另一方面高三学习阶段获取的信息其实也有限，所以上大学选专业其实是比较偶然的。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清华北大基本都是机械、热能、物理、化学这些，我不太想去这些专业。当时觉得中国人民大学听起来还不错，于是我就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分给广西（我是广西生源）最好的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信息管理，我被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录取。后来到了学校才知道，这个专业主要做计算机和信息应用。在国外，这个专业的名字叫管理信息系统（MIS），一般在商学院开设。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开办信息专业的大学，后来很多学校效仿。前几年我还回学校参加了庆祝信息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的活动。进入这个专业后，发现不少同学报考这个专业，都有点类似我的想法，是想选择一些偏经济和管理类的专业。到了学校发现我们的课程很多还是数学、计算机之类的，就有点不喜欢。那个时候大学里要转系、转专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系里不少同学就准备大学毕业时再考经济和管理类的专业去读研究生。大学毕业时，我身边同学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去了从事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类的工作，大约四分之一的人继续在计算机、信息领域读研究生，还有大约四分之一则考到经济、管理、金融之类的专业去读研究生。我当时选择了留校工作。那个时候是90年代，出国读书的风气比较浓厚。我留校工作后，也开始准备出国读书。我考完托福和GRE后，准备申请美国的学校。因为当时我的工作是一个大学里的行政工作人员，所以我就申请了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最后也拿到了奖学金。我读了高等教育的硕士后，继续到密歇根大学开始读高等教育管理的博士。读博士期间，我对学术、思想的兴趣越来越浓，觉得自己越来越intellectual，就觉得自己应该走学术的道路，而不考虑去从事管理、商科之类的职业了。读博士期间，我越来越对政治、社会和国家感兴趣，所以就想一边读教育学的博士，一边打算再读个政治学、经济学硕士，开始去别的系选课。刚好在密歇根大学，学生相对比较自由，有很多跨学科联合培养的博士。后来通过努力，在教育学院和政治学系两边导师都同意，我最终转成了教育学和政治学联合博士。

我在政治学系开始选课的时候，先是选一些和中国有关的课。多数人知道当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研究中国政治的是叫李侃如（Keneth Lieberthal）。我开始在政治学系选课的时候，他正好被克林顿选去，在白宫做了两年的特别事务助理。当时系里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课是一位以色列老师来代课上的。他叫Ellis Joffe，是解放军研究专家，擅长对于我国党和军队关系的研究。他的爷爷是早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Joffe那个时候译名为“越飞”，1922年7月，越飞被任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曾经和孙中山一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个现在网上都还查得到。他本人就则是三十年代出生在上海的——上海虹口曾经有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区域，他应该就是出生在那里面。后来他长大了就从事中国政治的研究。上Ellis课的过程中，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可以说，我走上研究政治、研究中国政治的道路，跟Ellis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博士论文致谢部分特别致谢了他。

那个时候，我对民主和民主化也比较感兴趣，于是就去修了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课程。他在政治学系开了一门叫“全球民主化研究”之类的课程。上了他的课，我就开始关注现代化、后现代化以及二者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我们这一代人对“现代化”是有很深的情结的。现在一般的叙述是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与前进的道路。但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提法是在1984年之后才出现、形成的。而现在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只是包产到户、四个经济特区等很具体的改革和开放的措施或尝试，当时还没提出“改革开放”这个整体的概念。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1984年左右，国家主要的提法其实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最早一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天天听到、讨论的，主要是“四个现代化”。所以“现代化”和“四个现代化”对这几代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读英格尔哈特的同时，我读了更加多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比如说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还读了很多思想类的著作。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是非常大的理论叙事，和马克思一样描绘了一种宏大的图景。它的理论实际上是目的论，很简单甚至有点天真，但对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因此我开始以现代化、后现代化如何影响社会变迁（通过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变迁）为主要研究方向。
2政治学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是较早转入行为主义流派研究的高校之一，有浓厚且前沿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传统。您能介绍一下在密歇根大学的求学经历及对日后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吗？王正绪密歇根在量化和科学主义方面是最有名的，后来像斯坦福、普林斯顿、哈佛等也相继向量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密歇根的教育学院读书时，我学会了回归等方法，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截面数据等也都学到了，所以开始政治学的研究时，很自然地选择了密歇根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当时基本上是用问卷数据来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现在的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实证化。2000年之后国内基本是在补这方面的课，多数实证研究主要是做问卷。研究问题也主要是跟着美国行为主义的思路，议题如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政治文化、社会资本等。这些东西在我博士毕业之后也玩了很久，我早期的一些研究对该领域后来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觉得这些东西不够了。因为量化方法越来越复杂，对于数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现在做量化研究，不懂如何使用面板数据就不行了。一般的截面数据，比较难解决内生性的问题。一些学者都引入了实验的方法，还有就是在做研究的时候，尽量要规避用态度性的变量做自变量，尽量使用一些可以用客观测量的变量来进行解释。现在方法上的变化其实很多，没必要所有方法都掌握，如R语言、爬虫等。还有质性研究或小样本的比较研究、但案例的内部过程追踪研究也可以。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来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回顾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我觉得跨学科学习是有帮助的。比如涉及到人类学、部分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讲究很多相互性和视角转换。就是说，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会影响到你的研究问题选择以及你如何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化、如何叙事，所以要对不同的视角都要有所准备。现在政治学研究的量化趋势越来越强，计算机的理工科背景对于学习和研究政治学是有用的。3

政治学人：您在上文提到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师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因而对政治观念、政治态度等领域的研究颇为深入，也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您如何评价政治文化领域的研究现状？您认为未来发展前景和前沿议题有哪些？

王正绪政治文化的研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政治文化始于一个地方民族性、当地人政治观念的研究。阿尔蒙德和维巴使得很多对于观念的研究可以进行相对客观的测量。在阿尔蒙德和维巴之前，政治文化研究（如白鲁恂）是没办法证伪的，研究者个人的偏见会很大，有时会成为一种非常种族主义的视角。阿尔蒙德和维巴这一套“公民文化”范式的研究，到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研究对全球的观念研究影响很大。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又发展了几个跨国的政治观念、政治文化研究的长期、多波次研究项目，包括我们熟悉的几个全球地区的“晴雨表”研究。这种搞法好处很多，但问题也不少。它的不足首先体现在观念的定义上面。就是说，被测量的概念是否是可以跨文化转移的，在标准化的要求之下，测量的工具是不是可以转移的。比如，你在欧洲测量政治信任，同样的东西在中国是否也可以测量到、可以使用同样的问卷量表来测量呢？这是这种研究方法第一个层次的不足。第二层次的不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是整个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目前的政治科学是由西方主导的。现代的政治科学研究强调自由民主这个框架，很多实证的研究问题背后，其实预设的价值观偏好都很强。近代以来形成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冷战期间被神圣化，深刻地塑造了政治学的研究议程，这是很多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同事未能意识到的。中国社会的很多价值观念如强调社会和谐、强调个人责任和忍让，这些价值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冲突的，在自由民主价值预设下，每个人争取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体现了中西方传统哲学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背后也涉及到现代性。步入所谓“现代”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两大影响，一个是民族国家体制，一个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客观而言，这些现代性的要素对中国摆脱愚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很多价值可以说是普世的，但这只代表了一部分的价值。自由民主相当于青少年的反叛，强调对父母、家人的叛逆，来获得自我的身份，成长为一名成人。它对于政府的预设是“政府是坏的”，不承认政府可以是具有良好意愿的政府、为民谋利的政府，这未见得是唯一正确的构建良好政治秩序的政治哲学。东方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观被归入到了专制主义价值观，好像全世界最终都要走向同一个结局，这是最大的问题。另外，我们从整个政治文化研究的历程来审视，跨国的人类价值研究只做了30多年，可以明显地发现问题的定义和量表都比较欧洲化。另一方面，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只有80几个国家涵盖在内，因此我认为这个框架还是比较简单。因此，就政治文化研究的议题而言，现在需要把东方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带入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议题里边。东方的传统价值当然存在一些不太适应时代发展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值得采纳的方面。比如儒家传统价值观中的男性主义、压迫和限制个人的东西可以抛弃。但是，东方政治和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强调社会的总体性和权利、自由等的相互性和关系性。个人价值和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的和谐与共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和谐必须要在群体中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东西方的超越。赵鼎新就说英格尔哈特的框架是非常naive的，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图景。当然，英格尔哈特的贡献也要肯定。他提供了后物质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信心。总而言之，我认为儒家的民本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的政治哲学是不同的。儒家的民本主义不是反民主的，而是亲民的。东方社会、以及其它具有自己深厚的历史传统的社会，在实现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发展之后，所建设的不是另一种现代性，而是东西方具有各种有差别的文化的地区，都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说现代性和自由民主是欧洲所独有的，肯定是有失偏颇。未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沿应该是东方的儒家传统、民本主义传统、善治和良治政府等传统如何现代化、如何将其代入到现代的政治学中，如何在超越西方民主-专制二分的基础上来贡献东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意义。

4政治学人：您在复旦大学开设《东亚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等课程，如今发达国家研究热潮不褪，东亚、南亚、东南亚等也成为重点研究区域。近些年，非洲地区的研究也逐步浮出水面。请问您是如何评价当今的区域政治，可否给读者一些研究建议？王正绪大体来看的话，目前中国还没有比较好的比较政治研究。所谓的区域国别研究一直都有。近年来，由于国家外交的发展对知识产生了新的需求，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迎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我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所生产的地区研究、国别、国际研究成果，普遍比较缺乏理论基础。同时，很多研究也是缺乏实证和田野研究的基础。很多研究，仔细看后会发现，基本都是在观察某个国家表面的一些事实，对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研究很少，尤其是进入到某个国家的内部和运作过程。对于好的比较政治研究而言，不仅应该有“理论”，而且也要有非常详实的实证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不仅仅指量化数据。目前很多的所谓比较政治研究也没有理论，缺乏严格的研究设计，对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贡献很小。这主要因为我国目前从事这些研究的同事普遍都没有经过正规政治科学的训练，对于研究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基本属于空白的状态。因此，要将重点放在下一代人的培养上面。以美国的培养模式为例。美国在培养下一代学者时有其固有问题，比如说在方法上过于强调量化和形式模型。但是美国博士生训练的严格程度是其它国家的博士生教育无法企及的。从我的观察和经历而言，美国开设两种课程。一类是研究方法类的课程，使学生能掌握科学方法和严谨的研究设计；另外一类是读基础的文献，对某个领域的重点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把握，在阅读讨论过程中熟悉该理论流派和理论线索。这个学习过程至少需要2-3年。然后要通过非常严格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或叫综合考试）的难度和价值，几乎达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美国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在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完成开题报告的答辩后，一般第4-5年用来做论文。如果你是研究比较政治或国际研究的话，这其中一般第四年是要去田野，进行7-8个月、乃至12个月的田野工作，才回到学校进行论文的写作。从咱们国家这边来看，一方面，很多领域我们没有老师能开出足够水平的课。而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如果要求学生要出一趟国或到国内的田野，进行相应的田野工作，我们的体系中也缺少相应的资金保障和人员指导。归根到底，我们的博士生教育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模式，即希望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来做“学问”。虽然近年来一些博士生由于自己导师的一些课题的要求，在读博士期间也有机会参与一下田野工作，但相对而言，这类田野工作依然是很单薄、于学生做出以理论建设或理论检验为目标的博士论文而言，还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中国如果要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国际研究或比较政治的学术工作者的话，就真正意义的田野研究和实证数据的搜集而言，在博士教育阶段应该达到美国的博士生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从学制来看，中国的硕士学制一般为三年，这个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三年硕士其实有点长，中国的硕士相当于高级本科，其实可以对硕士学制进行区别，一部分走学术的可以静心积淀为读博做准备。一部分不走学术道路的，可以缩短学制，为就业做准备。综合起来看，不从事学术工作的硕士生，两年结束学业为佳——美国的硕士一般是两年读完，而英国的硕士一般是一年。而博士教育，最好以五年为正常的学习年限。2019年9月20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咖啡厅开展线下访谈（左起：张兰、王正绪、夏飞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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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您曾在在不同的学术会议、研讨会上提到过国内外人才培养方式的差别。请问您觉得国内政治学人才培养的方式存在哪些问题，您觉得解决的方式或方向有哪些？

王正绪除了前面讲到的一些培养方式的差别，我觉得在学制方面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普遍来说，中国大学的学期太长、假期太短。我们的学期一般都是18至20周，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呼吁对此进行改革。美国实行学期制的大学，每个学期多是是14-15周——包括期末考试时间在内。英国大学则一般是12个教学周加两周考试。我在北美、亚洲、英国都待过不少学校，还是比较喜欢密歇根的模式。它春季学期、即每学年的第二学期，从一月初开学，到四月的最后一周结束，期间二月底放一周的春假。每年四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所有课程的考试或期末论文全部结束，到周日的晚上，所有老师必须将学生成绩上传到学校的系统。因此，五月第一周即进入暑期，到九月第一个星期二开学，足足有四个月属于所谓的“假期”。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什么呢？四个月的“假期”，并不是学校关门，而是变成两个小学期，每个小学期两个月。这样的小学期里，老师可以选择空出时间做研究，也可以选择开课，而学校也统一安排博士生在这样的小学期开一些课，给学生来选。小学期的课，虽然只有八周，但每周内授课的密度比普通学期里的课要高，因此八周年的授课量相当于普通学期十四周的授课量，因此一门课的学分与普通学期里一门课的学分是一样的。低年级的学生，因为需要尽早修完学分，一般都在暑期的短学期里修一些课。一般暑期里两个小学期里，可以其中一个留在学校里修课，另外一个小学期，足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实践、实习，参加志愿者工作、打工挣钱，等等，也可以去玩。这样，学生每个学年都有2-4个月用来深入社会、增加能力，或参加老师的课题、实验室的工作。这与我们模式中学生头三年完全在学校里学习，大四了再拿一个学期去实习，是很不一样的。上述这种学期结构的另一个巨大的好处，是老师的工作时间组织更加合理。在保证学期中完成授课任务后，每年有四个月左右时间，可以大部分时间用在科研上。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将学期缩短，暑期拉长，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传统的思维，觉得一放暑假的话，学生不学习、浪费时间，而老师一放假了也不工作。也就是说，大家意识中还是觉得暑假是纯休息、玩乐、不工作的时间。实际上，按上面那样的安排，学期缩短了（授课和课内学习的时间也未减少），学生有整块的时间参加实际的工作，而老师有整块的时间进行科研，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对大学教师科研产出的要求提高了很多，现有的把老师一年10个来月的时间都规定在以教学为主的学期里的模式，似乎应该加以改变了。是现在各大学的老师在需要开设完成多少学分的压力之下，其实上课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学期时间把全年时间基本占完，其实会影响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工作这一首要任务。目前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往往第一个月老师要参加很多学会会议或讲习班、出外调研等。第二个月往往要赶写文章、专著、课题、或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这样的暑期时间，且不说教师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光是用来田野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时间都不够。这种存在的困境，其实和路径依赖有很大的关系。但不管怎样困难，先将问题提出来让大家看到，有这个意识总是好的。
6政治学人：据了解，您在授课和科研之余喜爱跑步、踢足球等运动，并保持乐观的心态。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学术和生活的？在科研压力日趋加大、社会焦虑日益蔓延的“后科研时代”，您有哪些心得感悟想要和广大的学生（尤其是学术青椒）分享呢？王正绪前两天我刚刚看了北京大学潘维老师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他说，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压力还是要有的。没有压力，就没有进步。但是生活还是需要平衡。所以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给自己的家庭一些时间、要给自己的业余爱好和兴趣一些时间。咱们这边对于学生的培养，从中学开始便一直过于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大学相对好一些。从欧洲一些国家来看，国外从中小学开始，学生会正式参加一项运动，很多成为一种乐趣都会一直坚持下来。相反，对于中国孩子来说，体育是一种恐惧。美国泳坛明星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就是在高中擅长游泳这项运动最后进入密歇根大学的。对于他们来说，有兴趣、愿意付出，有一种很好的参与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大学之前没有培养成一种习惯，体育没有融入生活。在我的课堂中，我也尝试给学生创造一种文化。在复旦书院，通过音乐欣赏、开读书班和多元著作阅读，来丰富大家的生命体验。我也很积极地参加学生的体育活动，积极带到认识我的学生、同事、朋友逐步爱上运动和其它的爱好。从这个视角来说，大学也要致力于主动创造这些环境和氛围。有这些爱好，生活会平衡很多。另一方面，这种焦虑也体现在某些机制的激励导向上。所以还是要努力改善学校的质量，如教学量、科研指标等方面。对于学者来说，还是要有兴趣爱好，对未来、对美好的生活事物抱有坚定的信念。当然，也要培养良好的心态，凡事要看得开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王正绪老师2009年参加伦敦银石半程马拉松）
7政治学人：政治学人从2014年创办至今，致力于政治学学术传播、前沿引领和系列政治学学科讯息推介。平台目前已经有十二万的粉丝群体。不知王老师是否可以给粉丝们分享一下最近的阅读书目和阅读心得呢？王正绪我也一直关注贵公号的推送。我认为方向是很好的，制造政治学学科“社群感”和共同体意识。我最近比较关注儒家的一些东西，看东亚政治哲学如何实现现代化，因为这个牵扯到西方学术界应该如何正视我们东方的思想资源。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这种趋势其实是在逐渐增强，比如说哈佛大学的某些思想类课程，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课程爆满。未来，我认为应该出现美国、欧洲的学生，在高中和本科的阶段生会读到中国传统文本，比如孔子、《论语》、《孟子》、《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只读《理想国》、《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洛克、霍布斯、卢梭等西方的思想资源是不够的。在一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来避免他们片面或者曲解东方的思想资源。近年来，我越来越关注“政治秩序”问题。怎么从存在论、认识论上理解政治秩序，最近才总结清楚。这次去挪威，我主要讲了我对政治秩序的一些新的认识。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逐步了解怎么在认识论上建构政治秩序，比如中国和美国可以在政治秩序的框架下进行比较。一些学者，如王绍光等，也从政体和政道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过阐述。应该说，自由民主有它偏好的价值，如法治、个人权利、自由等等，但也缺少很多，比如国家的责任、官员的品德、社群的团结与和谐等等。在东方的政治哲学中，不讲国家和社会的对抗，而是讲求团结与协同，这些东西是西方所没有或不强调、不重视的。在这些价值观下面，才是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强调代表性，就通过议会制度实现。在具体的制度下面，就是一些技术。总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模式，可以成为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中国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秩序，需要把“民本”和“人民国家”这样的概念放置进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两种秩序双方互为对方的“他者”，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和实践路径。二者其实是非常互补的，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要在这两种和其它政治秩序的相互借鉴、相互竞争中前进。
8政治学人：王老师，我们了解到您最近创建了“江南学派”，您能具体讲一讲创建的初衷和学派主要干什么事情吗？王正绪

其实“学派”是很随意的一个词，主要表示一群比较松散的相互连接的同事。最初的想法，主要是将长三角地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尤其是用英文写作的同事组织起来。在各校之间，相互之间进行一些互相交换安排学术讲座、举行一些小型的研讨会等工作。今年上海市教委资助了一个项目，叫长三角地区当代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有了这一点经费，就正式举行一些活动，建立了一个微信公号，取名“江南学派”。目前这个学术共同体还是很松散的。大体上每年会组织一次会议，2017年在复旦大学、2018年在苏州、2019年在宁波，明年争取再举办一次。2018年会议的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研究的论文编成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进入新时代：连续性和变化》。2017年会议的论文还编成了CPSR《中国政治学评论》的一期特刊在2018年出版了。2019年的会议的一组关于中国国关和外交的论文，也在《中国政治学评论》的审稿程序中。我们也会每年做一些其它类型的线下活动。今年一共安排了5-6次长三角地区内的“研究生学术论坛”，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内交换安排一些学术报告。通过这样的方式从地理文化和学术圈这个视角来为长三角一体化做一些努力。

本期采编：张雪莉  夏飞朋  张  兰 

编      辑：赵文洁             审      核：赵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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