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桑玉成
桑玉成，法学博士，政治学者。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现马克思主义学院）主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等职。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政党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自治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权力素描像》等；代表性论文有《廉价政府:一种新的廉政观》、《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论政府成本意识的确立及其意义》、《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论政治发展的规划与预期》等。
编者按古往今来，政治学被视为一门有关治国安邦或治国理政的学问。在当下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那么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政治学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政治道德与政治价值的关系是怎样的？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基础和理想目的是什么？构建良善政治生活的要义有哪些？
本文经桑玉成和陈家喜两位老师授权，转载自《学术月刊》2012年8月号《政治价值观与优良政治生活的构建——桑玉成教授访谈》，采访者陈家喜（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与受访者桑玉成教授围绕政治学的主题及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度探讨。桑玉成教授认为，探求、引领、塑造人类良善的政治生活是政治学说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理由，而当下的政治学研究中，有一种淡化政治学基本问题、忽略政治价值的倾向，这将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于政治之基本问题的认识，从而阻滞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桑玉成教授强调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始终需要围绕其主题及其基本问题来展开，这不仅是回应国家政治发展现实关切的需要，更是探寻能够改善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正确道路。政治学人平台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问：桑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规模、很高层次的发展，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其他方面，似乎还有很多不了解甚至不认同的地方。首先 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的? 人生之路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从我的经历来看，走向政治学之学术之路还真有些偶然性的因素。我是在我国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但由于多年的“失学”，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结果考上了个警察专科学校，专业是公安管理。“失学”多年重新回到学校，对于知识的渴望之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三年时间，我一头扎进书堆里，外语和专业知识齐头并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感到，警察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结构，其从事的绝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抓抓小偷、维持维持交通秩序之类的“简单劳动”。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警察是与国家一样古老的”。通过学习和研究，我逐步喜欢上了“警察学”或者称“警政学”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学理论、宪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等等相关的学科。
警察学校毕业后留校当上了教官，那是1982年初。当时要我准备讲授的课程就是宪法学。事有凑巧，正是1982年的春天，当时的学校领导得知在复旦大学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讲习班，就把我送到了这个讲习班上，跟来自全国各地60多位学友一起，开始了政治学的“启蒙”。
应该说，我就是从这个讲习班开始，走向了政治学的学术之路。后来又分别攻读了政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进入了普通高校从事专业性的工作。
问：国人大多熟悉“政治”这个概念。那时候全国人民讲“政治挂帅”，要求“突出政治”，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还有“讲政治”之类的活动。我们大致上从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直至研究生，都有一门或一类所谓“政治课”。即使是在当代高等教育分科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学文的还是学理的、学医的、学农的，你都得学习“政治课”。不知道你们所研究的“政治学”之 “政治”与我们大多数人谈论的“政治”是不是一回事? 桑玉成的确，“政治”这个概念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正是由于“政治”在中国的泛化和普及化，所以我现在跟很多人说我是搞“政治学”的，似乎都会使人产生一些迷惑和不解。“搞政治学的? 政治，我们都学过的呀。” 诸如此类。 其实，我们搞的“政治学”，与通常人们理解的“政治”有很大的不 同。“政治学”，或者也可以说成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是以国家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著有《政治学》一书，堪称政治学说之经典。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视为一门“治国安邦”的学术，是追求人类至善的学术，也是所有学术中最为复杂的一门学术。 孙中山对我们政治学之所谓“政治”作过一个非常精辟也非常浅显易懂的解释，他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就从孙中山的这个解释说起，集三十来年我在政治学领域的探究之心得，以及我的教学、管理等等的经历，我的一个最大感悟就是：如果把人视为一种对象的话，那么人就是所有对象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对象。所以如孙中山说的“众人之事”之复杂性程度也就可想而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够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说政治学术是一切学术中最复杂的学术了。当代美国政治思想家萨拜因著有《政治学说史》，影响颇大，我国也有中译本的出版。根据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学说就是人类提出的用来解决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的思想和主张。大致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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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 注定是要过集体生活的。而集体生活又是非常复杂的。从您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积累来看，您觉得政治学所谓要解决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其主要是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桑玉成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强调政治的阶级属性，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就是暴力，政治就是一定的阶级对另一些阶级实施统治，诸如此类。所以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统治等等。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日前我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论坛的发言中也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立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都说，他们的学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条件的学说”，因此，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可以注意到，关于政治、关于国家、关于权力等等的解释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同样是有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的。从政治科学的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政治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下三个: 一是构筑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蓝图并推进其付诸实践。政治学说要承担人类政治社会“设计师”的功能。马克思曾经说，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这个主观能动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就有事先的构想、设计和安排；我们在建设一个政治社会的时候，更应该有一个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设计图”。政治家通常是实干家，而且，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制度体系下，由于政治家的“非常任”体制，所以政治家通常只顾干事，只顾眼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不大注重去考虑“我们究竟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政治生活”之类的宏大问题。这样的宏大问题需要政治学者来研究。 二是找到科学有效的方法以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政治冲突和政治矛盾的有效性。我们之所以说人的复杂性问题，主要是说人的差异性。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人给出的评价不一样；同样一个命题，支持的、反对的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说公有制好，说私有制是人类之万恶之源；有人说私有制好，公有制才是人类之万恶之源，诸如此类。这种意志的冲突往往就有可能把人类分化为“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还有，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往往都会因为什么的问题而导致纷争、冲突甚至战争。于是，如何找到科学有效的方法，使人类能够用非暴力的手段在非暴力的状态下解决矛盾和冲突，就是人类秩序和安宁的一个重要基础。说国家的本质是暴力，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而且，暴力是国家的最后手段，但不是、也不能是国家的经常性手段，国家的存在和延续，非暴力应该是一个常态。因此，政治学要研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提高用非暴力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 三是设计科学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存共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极富思想性的著作，叫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根据卢梭的说法，人类在其原始的状态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什么地方圈了一块地，然后振臂一呼，说这个地从此之后就是我的了。卢梭说，这个人既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人类不平等的制造者。所以卢梭是一个辩证主义思想家。然后，逐步逐步地，人类就有了国家，有了政府，有了法律，等等。基于这些政治性结构，人类的不平等得到强化。这种历史的和逻辑的推论是否有道理姑且不说，就说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社会，人类千差万别已经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认同的基本事实。有的人为官，有的人为民，有的人为富，有的人为贫，我们也姑且不论这为官为民为富为贫的角色分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反正现实社会中的贫贫富富官官民民几乎已经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如何让人类各得其 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存共荣？这就需要科学合理的组织和制度体系。而研究并设计科学合理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也应该是政治学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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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政治领域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最具敏感性、复杂性的领域。以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一定是与其他学科一样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 桑玉成 譬如说，与医学相比，通常而言，如果我是一个医学家，我今天跟你谈学术，或者著书立说，明天就轮到我在专家门诊，或者在手术台主刀。就是说，一个医学家和一个医生，是可以一身而二任的。但是，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往往是分离的。你研究政治学的，就不大可能同时做政治家，反之亦然。 再譬如说，与数学相比，数学通常注重其精确性，以及答案的一元性，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没有调和或者商量的余地。在数学上，你要是算错了，有些领域即使是一丝一毫的差错，那也可能导致某个仪器的失灵。但政治学就不一样，在政治学的很多领域，恰恰忌讳“精确性”和“一元性”而强调灵活性、模糊性、妥协性和多元性。在政治学上，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譬如说我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位置，你说放到这个位置不大好，影响到你的视线，那我就稍微移动一下，移动到你我都能接受的位置，于是我们就获得了共识，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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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照您这么说来，政治学似乎非常注重一种价值，或者说一种理念? 桑玉成完全正确。不过还不全面。近年来，我将政治学的主题或者说政治学的要义概括为四个方面八个字：价值、知识、智慧、技艺。一种良好的政治，应该是集价值、知识、智慧和技艺为一体的政治。 这里我要稍微阐述一下。所谓价值，就是我们对于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对于实践家来说，注重的是实干，是探索；而对于政治学者来说，注重的理想，是价值。譬如说，当年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鼓励大家积极探索、努力实践，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对于我们政治学者来说，我们要研究这 “河”对岸的“美好情景”，以使我们“摸石头”有方向，有目标。两者有机统一，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关于“河对岸美好情景”的构想，那我们就没有“摸石头过河”的动力；如果我们对于“河对岸”是什么样的情景都不清楚，那我们就不知道该不该、值不值做这种“摸石头”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政治学中，价值非常重要，价值就是理想，就是目标，即使这种价值和目标还很遥远，但我们不能放弃价值和目标。
知识应该很好理解。当今时代是一个所谓知识的时代，知识的爆炸已经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体，其知识的拥有总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有人说，过去是 “资本家”厉害，现在是“知本家”厉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政治已经与知识须臾不可分离。政治需要有知识的基础，需要有知识的支撑。 政治还要讲究智慧。前面所说的所谓灵活性、模糊性、妥协性和多元性等等，这里就是智慧的体现。当然我们不是说政治就没有原则，就没有准则，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人类的一种协同生活，在很多程度上反映了妥协、让步的特性。我们说政治上的“多数人”的意志，其实就是多数人的协调意志或者说妥协意志。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智慧在政治中的运用都非常重要。 所谓技艺的问题，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有了价值、知识和智慧，需要通过技术和方法等等的手段去推进去实现。这也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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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讲的这个政治的“四要素说”，能够给我们对政治产生一种非常清新的认识，对政治也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如果仔细想想，我们社会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恐怕都与这四个要素的缺失有关。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制度中、我们的法律中、我们的政策中以及我们的政治行为中，能够充分体现价值、知识、智慧和技艺。我注意到您的相关文章中，还涉及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这是否也能理解为您对于政治价值的具体解析? 桑玉成严格地说，政治价值应该是建立在政治的道德基础之上，或者说，政治价值是政治道德的结晶。 将人类的道德关系视为政治问题的基础，历来是中外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题。事实上，所有的政治学说或者说政治理想，都程度不同地具有道德主义的基础。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善”，一直到近代的自由、平等，乃至于到当代罗尔斯的《正义论》，毫无疑问都这种道德主义的倾向。 根据一些思想家特别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的概括，政治的道德基础或者说道德准则大致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人类社会原本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即道德秩序。这或者是一种无须证明的真理，或者是一种理论前提或理论假设。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概括了这种自然秩序或道德秩序的十多条准则，并指出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这是由人的平等这样的客观基础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发现，在一些政治社会化程度很低的一些地方，如那些山沟沟里，那些偏僻的小山村，人们甚至不知道国家、不知道法律、不知道政府为何物，但却能够保持有良好的生活秩序。维系这种生活秩序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自然秩序或道德秩序。 第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道德准则的升华，是类道德秩序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从人之善推出国家之善，因为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因此国家的目的就是人类的“最高的善业”。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体现，同样是一种道德至上主义的视角。 第三，法律等等政治统治的手段不能违背人类原本的道德秩序，制定法必须服从自然法。很多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的道德秩序先于并且高于人类的政治秩序，因此，政治秩序的确立必须以道德秩序为基础。在一些持契约论的思想家看来，社会的原理基本上以自然法的某些概念为基础；而所谓自然法，实际上是一种运用理性去发现的、有关人类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被认为是高于“实在法”的普遍适用的一套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 第四，政治的目的应该是促进人类道德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类的文明是从国家的产生开始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而且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国家的产生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保持在了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可以认为，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秩序”，显然包含了人类的某种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从积极的层面来说，政治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人类的道德秩序，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人类道德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努力塑造好公民并营造良好的社会人伦关系。 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对于现代政治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罗尔斯的正义至上主义或者说正义优先原则就反映了这样的取向。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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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在您上述的谈话中，注意到了您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政治理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应该有一个价值的基础，有一个理想的追求。从一种实践意义上来说，您认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基础和理想目的是什么? 桑玉成我一直认为，正如经济学的研究致力于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以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质量和水平，政治学的研究应该致力于社会的政治发展，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政治生活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政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 或许是由于过去很长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长期低下的缘故，所以人们往往主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容易忽视其政治生活。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以及必要的环境，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以及不断提升的政治生活需求；二是，从国民的角度来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国民也没有积极的意识来提出政治生活的诉求。因此，我觉得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通过认识的提高和制度的建构，来努力营造人民政治生活的空间，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求。 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由于长期以来国民有序的公共生活实践不够充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 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分析起来，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由于直接参与乃至主导公共生活的广泛实践的不充分，所以造成了很多国民关于政治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这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了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一个良好政治生活的构造需要其参与者的知识和素养，而这种知识和素养又应该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环境中逐步养成的， 所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第二，国民对于社会政治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从而使得其关心政治事务的热情也在降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但是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由于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很少能够以主体的地位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所以使得其对于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 第三，国民对于公共责任的忽视，使政府管理的责任日益强化、政府官员的压力日益增大。国民缺乏对于公共事务的责任，对任何所谓公共的事务均有可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与此相对应，政府及其官员的管理责任却日益强化，并且日益受到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稍有管理上的疏漏或者不当，就会受到社会的质疑。 第四，由于普通民众不能有效地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所以一些人往往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府的公共管理，从而使政府管理出现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但成本上升的趋势。举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来说，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最能体现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的现代交通文明已经建立起来，因而用来治理交通秩序的投入就呈相对下降趋势。然而在我们的大城市中，随着机动车的大幅度增长，交通秩序问题日益成为政府管理的难点和重点。为治理交通秩序，政府大幅度增加警力的投入，不断地配备交通协管员、社会志愿者。而这既说明了政府管理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了政府管理成本增长的事实。 第五，由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影响，政府与普通民众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这样一种垂直关系状态之中，中间缺乏一些成熟而运作规范的社会组织，必然使得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与追求富庶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一样，追求优良的政治生活也是人类社会的一贯理想和憧憬。优良的政治生活包含了优良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包含了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等的政治理念以及保障这些理念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也包含了如一些思想家所说的“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构建优良的政治生活，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要，不仅是我们政治学者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是社会各界人士需要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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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多少年来，我们似乎确实有一种重经济生活而忽略政治生活的问题，直至到现在，我们非常强调“民生”问题，但所谓的的“民生”主要还是讲人民的物质生活，至多还涉及文化精神生活等等，就是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一些领导人也总是觉得，我们的人民吃饱喝足睡好玩好就天下太平了。其实不然。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特别是在物质文化生活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还有政治生活的需求。追求优良的政治生活，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任务。在您看来，什么才是优良的政治生活呢? 桑玉成上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优良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要义，这里还是可以再提炼一下:首先，优良的政治生活始终与知识和智慧相联系。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与社会生活的矛盾需要通过知识和智慧来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知识和智慧，其本身就是达成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更是良好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以知识即美德作为他的核心命题，提倡用良好的教育来改造人性，以实现他的理想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启蒙运动，借助于科技发展的思潮，致力于唤起人民的知 识、智慧和良知，从而开启了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先河。特别是现代以来，政治的发展总是与政治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科学的发展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在现代政治相对发展的一些国家，其政治科学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群中的一门非常重要的科学，并凸显出了政治知识对于推进政治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政治实践上来说，愚昧总是与专制主义相联系，而教育总是民主政治的先导。在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中，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抑制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霍布斯就说过，说对于“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原理，如果它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的话，那么统治者总会竭 尽全力甚至不惜用销毁所有几何学教科书的办法来抑制这个原理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其社会知识和政治知识向无产阶级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和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和革命道理。 在当代社会，在人类的政治知识以及基于政治知识基础上的政治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的条件下，知识和智慧在实施有效统治的过程中已经越发重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现其统治，其基本的手段正是知识和智慧而不是国家强制力，尽管国家强制力依然是国家实现其有效统治的最后手段。 其次，根据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 种优良的政治生活，还应该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一是存在着一种建立在以全社会利益为基础的统治宗旨。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政体分类时，就把统治者的统治宗旨作为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说以全社会利益为统治宗旨的政体是正宗的政体，而以统治者自身(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乃至于多数人)的利益为宗旨的政体就是一种变态的政体。 二是存在着一种合理配置权力的政权组织结构和原理。亚里士多 德说，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应该分别设置，并且要形成相互独立、互相制约的关系，他说这是一切政体所应该具有的合理结构。 三是遵循一种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定理，即:同意生活在这种政体下的人要多于反对生活在这种政体下的人。这就类似于当代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之类的问题。 当然，人类优良的政治生活还有很多可以分析的视角，我认为这些应该是一些基本的方面，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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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是否请您就年轻政治学者如何治学提点建议? 桑玉成对于年轻政治学者来说，我认为首要的还是要坚守价值和理想。我们说了，政治学研究要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政治发展、政治进步和政治文明，要提高人民的政治生活质量和水平。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价值、理想和信念，为国家的政治发展、为人民优良的政治生活来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其次，要善于学习、研究人类一切政治知识和政治文明的成果，来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服务。我认为， 人类所有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文明进程，可以概括为两大体系，一是知识和思想体系，一是制度体系。把握这两大体系的进程和成果，是我们政治学者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再次，要充分体认并准确把握在全球化、知识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既要研究何者政体为最优的问题，又要研究能够适应于我国政治生态的优良政体的问题。最后，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学者，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信念和抱负，要通过我们的知识创造，以及通过我们的政治实践，来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原文采访：陈家喜 本期编辑：李佩倢
审 核：大 兰
来源：《学术月刊》2012年8月号《政治价值观与优良政治生活的构建——桑玉成教授访谈》